这么说，还没有形成真正的决定。相反，迪迪把葬礼的事情完全抛到了脑后。不等迪迪从这里赶到殡仪馆，尹卡多纳太太和她儿子就已经在去墓地的路上了；也许已经抵达墓地，正在往棺材上撒土。心慌意乱的迪迪暗骂自己心不在焉。他（现在）一口也吃不下去了。鸡茸汤看起来就像煮过的鼻涕。聪明、坚强、友好、积极、稍微有点自负的道尔顿·哈伦今天上午在同事面前的表现（现在）显得不可思议；就算是做做样子，就算是一个心里装着正事的人的出色表演，也不可原谅。到此时此刻还能这样若无其事，他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呢？他马上想到了海丝特。迪迪不会改变今晚不去看她的决定。否则的话，连同他居然会忘记葬礼这码事，就会将他薄弱的意志暴露无遗。不过，在咖啡上来之前，他要给医院打个电话，问问她的情况。

这个傍晚，他要给自己一点小小的惩罚。要一个人呆着。不跟吉姆或其他同事一起心神不宁地吃晚餐。他要改变方式，带几块三明治回到房间，去好好地想一想。与自己的内心进行纯粹的交流。他一直疏忽了这件事情；（现在）正为此付出代价。所有的一切都改变了原来的分量。他对严肃的事情掉以轻心，对无所谓的事情却郑重其事。“大傻瓜迪迪”。他得尽力想一想。不是担心，不是焦虑，也不是自责。而是想一想。

尽管独自呆着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担心海丝特会盼望着他，虽然两点钟的时候他跟她通过电话——他们已经给她的房间装上了电话——并对她说他今晚不会过去。没有编任何借口。但是，想到她躺在那里，裹着家常的睡衣，既看不见，又动不了，不得不忍受她婶婶无休止的絮絮叨叨，他心里就觉得难受。如果不是下午打电话时觉得交谈很困难，他（现在）就会给她打电话。最好还是等到见面再说吧。

这时，他突然想起可以打另外一个电话。为什么没有尽早想到呢？虽然没有去参加葬礼，他仍然可以了解一些情况。如果以什么《铁路工会》杂志记者的名义给花园殡仪馆打电话，他就可以询问尹卡多纳葬礼的情况，而不至于引起任何怀疑。如果他仍然想去看看那对孤儿寡母的话，用类似的借口去也不是难事。

您好，这里是花园殡仪馆。

迪迪报了一个假名字，自称是那家工会杂志的记者。“关于尹卡多纳的文章差不多快写完了，”迪迪小心翼翼地说道，“但我还需要了解一点情况。”电话另一端的人说会尽力帮忙。“让我看看。哦，对了，我需要知道”——迪迪想先问一个无关紧要的问题——“他是埋在哪一处墓地。”

“您完全弄错了。他根本就不是土葬。他是火化的。”

“火化！那……那他的骨灰存放在哪儿？”

“送到他母亲那儿去了，他母亲住在——我想想——住在得克萨斯。没错，就是那儿。是死者的要求，都写在遗嘱里。”

这消息让迪迪大惊失色，他一个字也说不出来，更不用谈再问什么问题了。他无言以对，尽力让迟钝的头脑吸收听到的信息。

“您还想了解别的情况吗，道格拉斯先生？”

“哦，是的……是的，”迪迪回答，“我是说，不，我想没什么了。没什么了……对了，我只是想知道……骨灰是不是已经送走了？”

“今天下午晚些时候运走了，一等航空邮件，特快专递，挂了号，保了险。我不介意告诉您，山姆大叔的邮局对这类邮件收费可不便宜。花园殡仪馆没赚到什么，除了火化本身所收的钱之外。而火化又不是太贵。”

迪迪觉得自己再也无法说下去或听下去，于是感谢了对方，挂了电话。

尹卡多纳被火化而不是土葬这件事为什么让迪迪如此惊慌失措呢？因为这样一来，那工人又被扔回了虚幻的世界。一具已经入土并渐渐腐烂的尸体是真实的东西。与死者的生前仍然有相像之处：还是结实、粗壮的身体。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它会保持原样。即使尹卡多纳的尸体可能已经面目全非，在几个月甚至几年之后，仍然有挖出来的价值；仍然可以进行尸检以确认他杀这一事实。但火化就不同了！骨灰可什么都不是。没有身体，没有重量。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挖掘。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与死者的生前发生联系，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检查。

迪迪让一切乱套了。发生了一件神秘的事情。尹卡多纳为什么会要求火化呢？花园殡仪馆的人提到遗嘱里有说明，但也许是他弄错了。一个名叫尹卡多纳的人不是一位天主教徒吗？而他的信仰不是禁止火化吗？也许殡仪馆的那个人——是殡仪员吗？——在说谎。也可能他根本就不知情。还有可能是纽约波士顿标准铁路公司希望将尸体不留痕迹地处理掉。甚至有可能是尹卡多纳的妻子。他们或者她想隐瞒什么，而保存下来的尸体也许会让真相大白。

就算电话里的人没有说谎或弄错吧。不过，一位只受过中学教育、年纪也不大的工人居然会写遗嘱，这仍然很奇怪。除非尹卡多纳预感到自己活不长。而火葬似乎尤其不合情理。尹卡多纳居然会这样处理自己的后事，像他这样的莽汉怎么会有这种故作超然的念头呢？

迪迪的头脑虽然很乱，但有一点已经确定无疑：不能因为相信电话里的声音或标题含混的报道而任事情发展下去。“轻信的迪迪”得自己去做些调查。得去见见死者的妻子、铁路官员、火车上的工作人员，还要尽量多找一些同车的旅客。仅仅是弄清所发生的事情，就需要找一连串的人面谈，而即使这样，迪迪仍然无法准确判断自己到底是有罪还是无罪。但好歹是个开头。迪迪焦虑的心情（现在）渐渐平静下来。似乎有了一点能控制事态的感觉。难道是受挫感才使他觉得少了几分惰性，多了几分活力吗？

可以肯定的是：刚才听到的消息确实让迪迪大为受挫。尽管在向警方自首的问题上一直犹疑不决，但他始终认为，最终一定会对尹卡多纳之死展开调查；而要进行调查，就需要有完整的——或者勉强还算完整的——尸体。因此以为尹卡多纳的葬礼会是常见的土葬。肯定会是这样。那工人的尸体被保存起来。留作将来之用，会有某种作用。

总有一天，如果不是（现在）或最近的话，一定会进行尸检。迪迪始终都这么认为；还清楚地想象过那一幕。解剖室里的难闻气味。一张长长的钢制解剖台。铁柜里的玻璃架上，摆满一排排加了塞的瓶子，瓶子上贴着紫色墨水写的标签，里面是泡在福尔马林里的各种人体组织，有的是残留物，有的是战利品。死于帮派混战的几个臭名昭著的罪犯的布满弹孔的器官。过去十年里几起大型飞机失事所留下的残肢碎片。几排被切成截面的喉管展示出不同的死因：一只虾子，一枚图钉，一块牛排，一枚五角硬币。几排处于不同发育阶段的胎儿。中毒的大脑，被麻醉致死的神经系统，服镇定剂而停止跳动的心脏，煤气熏过的肺，玻璃渣划烂的胃壁。

迪迪等待着。一位白衣白裤、身上散发着呕吐物气味的黑人用一辆有轮子的担架车将一具尸体推了进来，并掀开上面的毯子。四个人等在一旁，他们是主验尸官和三位副手。主验尸官戴上半透明的褐色弹性橡皮手套，拿起一只亮闪闪的金属工具，在尹卡多纳的躯体上竖着切了一刀，从锁骨一直拉到耻骨，然后又在他的肚子上横切了一刀。（现在）他放下工具，站在那儿，双手伸进尸体的内腔，礼貌地移开了自己的视线。其他人都凝神观看着。

任何没有医生在场或没有医疗监护的突发性死亡，任何创伤性死亡，任何可疑的死亡，都应该由尸检部门进行调查。法律上不是这样规定的吗？请继续检查。请大家看看。怎么不看了呢？不要匆忙得出“正常死亡”的结论。迪迪知道，在纽约市，所有提出的火葬要求都还必须有尸检部门出具的证明。他们对尹卡多纳进行过尸检吗？不过，这座城市也许没有这样的规定。正如许多城市的验尸官甚至不需要有医学博士学位一样。

有经验的验尸官据说是凭本能工作。他能嗅出一桩凶杀案。另外也是一个推理的问题，正确的推理。一位验尸官应该是出色的病理学家，有六层楼的实验室作后盾，分别涉及生物组织学、化学、血清学、X光学、粒子物理学和毒物学。但证据实在太多，让人无法对付。通过尸检，可以找出几种可能的死因。除了迪迪那慌张的一击所造成的损伤外，除了被“私掠船”号轧过之外，尹卡多纳还可能有心脏病、肝硬化、没有检查出来的溃疡、梅毒等。哪一种才是真正的死因呢？也许他的死看上去像是谋杀，但其实不然。还可能看上去不像谋杀，但其实是的。如果有人被火车撞死，算是谁的过错呢？人们一致认为不能起诉那钢铁身躯的庞然大物，它只是履行了职责，完全按人类所设计的那样行动，依靠自己致命的车轮在铁轨上疾速行驶。可话说回来，人们也常常用类似的方式来谈论自己，仿佛他们也是由人按要求设计和制作而成；他们也有同样的无需担责的理由。列车长是否多少有几分责任呢？或者说哪一位工作人员？如果死亡的确是谋杀所致，就应该查出并逮捕凶手——除了这个依稀可以确定的问题之外，还有其他方面也受到影响。死者的遗孀和儿子所获得的保险金和抚恤金会因尹卡多纳死因的不同而不同。暂且不说另外一种涉及面更广的情形：查出铁路方面为保护工人而制订的安全规定中存在着疏漏。

谋杀总会留下蛛丝马迹。验尸官移开了视线，是出于怎样一种本不该有的恻隐之心呢？对于职业上的恐怖场面，他不是早就炼成了铁石心肠吗？如果说有人什么都敢看的话，那就非这种人莫属。

不过，眼前的情景看起来很难受。

尹卡多纳躺在那里，脑袋后仰。他已经被开膛破肚，所有的脏器都被小心地掏了出来。他身上的肉掉在金属解剖台的两边，形成两大块棕红色的垂悬物；他的脊骨露了出来，从脖子一直到骨盆。验尸官挥动着亮闪闪的解剖刀……

星期三下午晚些时候，迪迪离开工厂后直接去看海丝特。与她短暂地见上一面，然后再开始晚上的调查。他来的时候两手空空。因为迫不及待而没有买任何东西，只是在医院大厅的小花店里匆匆地随意买了一束花；除了花之外，他不知道该带什么才好。所幸内勃恩太太不在病房。他进门时，海丝特抬起头来。她从墨镜后面能看到什么吗？医生让她接受了哪些可恶的、没有人性的检查呢？她看上去心平气和，但肯定只是表面现象。像他一样，海丝特肯定也是因为希望而微微颤栗，或者因为绝望而懒得动弹。

他把外套搭在床尾旁的椅子上。

“别说话。我知道是你。”海丝特说着，微微一笑。迪迪（现在）心花怒放。快步上前拥抱她，然后将另一把椅子拉到床边，挨近她坐了下来。左手握住海丝特的左手，右手伸向前去抚摸她的面颊。她把他的手移到唇边，亲吻他的手指。他弯下腰去吻着她的头发和嘴唇。

两个人一直这样亲亲热热，即使在他们开始说话之后。海丝特似乎不那么戒备和神秘了。她（现在）坐了起来；曲起膝盖，两腿靠拢，脊背弯得像一张弓。他们似乎在进行一次很平常的交谈，迪迪通常会觉得这种交谈难以忍受，而（现在）却觉得很宽慰，很踏实。他简单介绍了瓦特金斯公司的历史；谈了谈公司目前的形势，既引用吉姆的观点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描述了工厂的样子；回顾了本周头三天的会议，包括各种发言及其潜台词，无聊的圆桌讨论和几乎听不清的勾心斗角的开小会。公司难以预测的命运以及迪迪所干的这份体面的苦差中，有什么能引起海丝特的兴趣呢？

那份由行业发言人起草并于今天上午在会议上散发的关于工艺标准的颇有争议的备忘录吗？

第三季度的财务报表吗？

公司律师加斯·赖克的滑稽动作吗？

里格尔昨天兴高采烈地展示的那份关于军方生物战实验室将使用专用仪器的新的政府合同吗？——迪迪心里现在还想着那件事。

瓦特金斯与里格尔之间的新矛盾吗？

向利马大学出售三十台21号显微仪的生意所出的差错吗？

但就算海丝特只是为了迎合他才认真倾听，才装出感兴趣的样子，他也为她的善解人意，为她想让他高兴的愿望而感到温暖。迪迪多么希望自己安排的今晚离开医院后的计划不要实施；因为它在从中作梗，使他今天下午无法全心全意地与海丝特在一起。向她敞开心扉，并得到她的抚慰。迪迪想让自己全身心地呆在这个房间里，但是他做不到。在内心深处某个隐蔽的角落，他已经在设想怎样进入下一个空间。

快到六点钟了。

“你今天来得早些，是因为晚上有约会吗？”

迪迪的心思被发现了。他的心不在焉似乎总是瞒不过海丝特。“是的，”他回答道。

“是公事吗？”

“不，是私事。要见一位我以前从没见过的人。”

迪迪的回答既神秘又有所暗示，难道他是想让海丝特继续追问下去吗？这是他的意图吗？没错。那么，当海丝特非常坚定而明显地不再发问时，他是不是感到失望？

迪迪开始不安起来。病房里到处都是白色，让人很受拘束；这里笼罩着静寂和停滞的气氛，虽然迪迪明白自己是自由的。他可以离开这儿，对吧？衣冠楚楚的身体走在大街上，眼睛注视着前进的方向。而这个房间却是静止的，是一间隐秘的牢房，是死亡的军械库。星期一送来的鲜花知道这一点：它们开始凋谢了。海丝特能感觉到他的花儿在枯萎、在缓缓地走向死亡吗？死亡到了什么时候才能让人有所察觉？在香味消失、花朵变干发黑之前，这些花儿得走多远的路程才能到达死亡？它的界限在哪儿呢？

六点了。海丝特一定能感觉到迪迪在白色人造革椅子里如坐针毡，一定能领会他汗津津的手心所传达出的无奈——他的手握在海丝特的手里。不过，海丝特能清楚地了解他有多么焦虑、多么烦恼吗？在各个方面都能了解吗？他不知道今天晚上晚些时候该如何行事，而这种惶惑的心理在他搭配混乱的穿戴上反映了出来；因为她看不见他，所以无法观察到这一切。迪迪的领带与衬衣不相配，衬衣与外套不相配，鞋子与裤子也不相配。除了袜子没有穿成一样一只之外，几乎所有可以想象的不当装束都集中到了他的身上。今天感觉什么都不对劲。

因为孤独，也因为（现在）对他有了明显的依恋，海丝特希望他多呆一会儿。迪迪不想让自己今晚难以控制的魂不守舍引发她更多的亲热举动。他不是那种通过装“酷”来摆布自己想要的女人的男人。迪迪倒是很愿意表达自己对海丝特的感情。但现在还不是时候。也许这种感情还只是潜在的，还没有成熟，也许情势要求他往后推延。最好还是离开医院。去实施自己的计划。

迪迪走在一条破败的小街上，手里拿着一张纸条，上面有他从放在钱包里的剪报上抄下来的地址。走过一排排几乎千篇一律的两层楼的木屋。就像透过列车车窗所看到的房子，一看就令人生厌，即使没有看到它们的内部，即使从来没有在里面居住过。迪迪在这样的一所房子前停下脚步，门牌号是1836。就是这一家，（现在）找到了。门铃响后，一个又矮又胖的女人前来开门。她穿着金黄色的拖鞋，色彩鲜亮的花喇叭裤，宽松的黄色锦缎衬衫，手里夹着一支烟。

“是尹卡多纳太太吗？”

“你有何贵干？”女人显然心存戒备。看得见她身后的门厅，从那儿传来一股浓烈的烟雾和油煎食品的味道。

“您是弥拉·尹卡多纳吗？”

“跟你有什么相干？”

“我是铁路公司的，”迪迪取下搭配不当的帽子。“很抱歉打扰您，需要再问您几个问题，关于您……已故的丈夫……”

“哦……”女人松弛的面颊上顿时堆满笑容，露出一口坏牙。“进来吧。”她似乎很高兴。在迪迪之前有多少人来调查过呢？“托米！”她用另一种沙哑的声音喊道，“关上那该死的电视。铁路公司来人了。”然后又转向迪迪说：“好了，你不想脱下外套吗？”迪迪把外套和帽子递给她，她接过去搭在楼梯的扶手上，楼梯通往二楼，没有铺地毯。迪迪跟着她来到摆满家具的客厅。这里乌烟瘴气。难闻的气味似乎把空气分成了三层，可以分辨出香烟味、鱼腥味和食用油的气味。在客厅的另一边，在那最低一层的鱼腥味下面，迪迪看见那孩子跪在图像正在消失的电视机前。如果像《信使公报》上所说，那孩子真的有十一岁的话，那么他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小。鉴于他父母的体型，他显然是太瘦小了。“这位是——”

“道尔顿先生，”迪迪说。

“问先生好，托米。”孩子抬头望了一眼，又马上低下头去，没有跟迪迪打招呼，也许在期待某种清晰的图像奇迹般地重现在小小的电视屏幕上。“他现在应该上床或者是做作业了。你听见了吗？托米？”

“铁路公司会给我们钱吗，妈妈？”

“我的孩子非常难过，道尔顿先生。因为昨天才刚刚举行葬礼。你别在意。”

“当然……没关系。”迪迪有些慌乱地说。这孩子长得不像他父亲，起码不像迪迪记忆中的那个人。他矮小瘦弱，皮肤白净，V字形的长脸上长有雀斑，淡褐色的眼睛明亮有神。而尹卡多纳则体型粗壮，皮肤很黑，厚厚的方下巴，眼睛和头发都是黑色。孩子的母亲看起来是典型的苏格兰和爱尔兰人的后裔，眼睛的颜色很浅，不过她的头发是很抢眼的铜红色，肯定是染出来的；无法判断它原来的颜色。迪迪四下打量着这脏乎乎的房间，希望在什么地方能找到一张已故丈夫和父亲的照片。也许在墙上，遮住了一片花墙纸？没有。也许在壁炉架上，与从世博会上买来的纪念品摆在一起？没有。甚至也不在电视机顶上，与那座名为“布拉格之子”的小石膏像并排放置。

“你如果能闭嘴的话，就可以呆在这儿，”女人说。她朝迪迪一笑。“请坐。”她用被尼古丁熏黑的食指指了指迪迪面前的矮桌。“喂，来点儿草莓冰淇淋怎么样？我的冰箱里还有一些。”迪迪摇了摇头。“真的吗？那行。好吧，我能帮你什么忙？”

女人的友善使迪迪勇气顿失。他恨不得转身就跑。但是还有些问题要问。迪迪必须问得很巧妙。“谨慎的迪迪”。

“嗯，”他开口了，“您也知道，我们的调查快结束了。恐怕我还得问您几个私人问题。”他顿了顿，朝那孩子瞥了一眼。女人的脸上显出恍然大悟的神情。

“托米，上床睡觉去。”

“哎呀，妈妈……”

“你听见我的话了。快去。”

孩子拖着脚，懒洋洋地走出房间，还顺手在旁边的一把椅子上捶了一拳。

“这孩子！”尹卡多纳太太重重地坐了下来。“他会把我气死的。”

迪迪觉得难以继续问下去。这女人的语气、声音以及用词都令人不快又似曾相识。难道他以前见过她吗？

“尹卡多纳太太，我知道您丈夫的工作时间没有规律，而且经常离家在外做工。您经常见到他吗？我是说，当他不上班的时候。”迪迪干吗要这么问呢？想看看尹卡多纳是否真有其人吗？最后一线荒唐的希望。也许这位红发女人只是想象自己嫁给了一位名叫尹卡多纳的铁路工人；而实际上已经多年没见到他了。

“嗯，乔不完全是那种居家男人——”

迪迪迫不及待地打断了她的话。“等一等！您说您丈夫叫什么？”顿时又生出了新的希望。是他弄错了。找错了地方。

“什么？”

“您丈夫的名字！您称他为乔。可是我……我们的档案显示他叫安杰罗。”

是一个错误。于迪迪有利的错误吗？不是。

“哦，他从不用那个意大利名字。只有他妈妈那样叫他。他说他的同伴们总是拿这名字取笑他，因为他的记工卡和工资单上是这个名字。我们从来都只叫他乔。大概是安杰罗的简称吧，我想。”

“我明白了，”迪迪说着，身子又靠回椅背上。这希望来得快去得也快，让他很是疲惫。“抱歉打断您了。请接着说。”

“我刚才说到哪儿了，狄龙先生？这几天我的脑子不管用，总是记不住东西。”

“是道尔顿，”迪迪说，“您刚才说，您已故的丈夫不是，您说，不大算得上是一个居家男人。”

“哦，没错。的确是这样的。我想铁路工人都是这样。否则就不会当铁路工人了。对吧？嗯，你贵姓……”

“道尔顿，”迪迪阴沉着脸回答。的确，这女人真是糊涂透顶。能相信她说的任何话吗？

尹卡多纳太太还在追问：“我说得对吧？你说。”

“我明白您的意思。”迪迪不想被迫就范。

“你问我他不上班的时候是不是总回家。我想你知道他不是的。当然，我清楚是怎么回事。以前也总跟他大吵大闹。可是有什么办法呢？男人跟女人不一样。明白我的意思吗？没有别的办法。”

迪迪叹了口气。尹卡多纳是真有其人，即使用的是另一个名字。“感谢您的配合，”他说。

“哦，我干吗该不配合呢？你倒是说说看，狄龙先生。不配合对我有什么好处？乔已经走了，这是没办法的事儿。哦，我跟你说，我哭过的。你如果昨天来参加葬礼就会看到了。可接着我就擦干了眼泪，我对自己说，弥拉，你得振作起来。乔已经回不来了，我对自己说。事情就是这样。”

女人每次一说到“乔”，迪迪就禁不住哆嗦一下。他很清楚许多人用的名字都与出生证上的不同。但是，眼下的改名难道只是那种毫无用心、司空见惯的情形吗？而且这女人的声音和举止让他有一种奇怪的似曾相识之感，由此带来的惊愕简直不亚于听说尹卡多纳有个新名字，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我哭过的，”那女人重复道。

她在期待他的表扬。“疲惫的迪迪”愿意满足她的期望。“您真是有勇气，”他说。

“麦奎尔神父就是这么跟我说的。他是‘完美心灵’教堂的神父。弥拉，他跟我说，弥拉，你是个勇敢的女人。”

“我很高兴，”迪迪喃喃着，似乎陷入了沉思之中。在某个遥远的地方或很久很久以前，有个像弥拉·尹卡多纳的大块头女人。但（现在）变得很小了。

“嗯，我还能怎么办呢，狄龙先生？我是说道尔顿先生。不活了吗？我才不会呢！我还有孩子得养……而且实不相瞒，说一句仅限于你知我知的话吧，乔就这样离开了我们，未必不是一件好事。尽管我讨厌这么说。”她凑近迪迪，一副推心置腹的样子。迪迪抽出一支烟塞进嘴里，然后划着了火柴；他的手在发抖。但愿那女人没有看出火苗靠近他的下巴时在颤抖。“你知道我想说的意思吧？乔不是个好丈夫。如果我说的不是实话，就让天打五雷劈好了。他似乎根本就不顾家。经常拿着一个木衣架把孩子揍得半死。我的心都碎了。可是我拦不住他。即使我尽力想拦。”

“疲惫的迪迪”意识到这女人的话他一个字也没有听进去。他的大脑一片空白，就像全天节目结束后的电视屏幕：只有一堵闪烁不定的灰白色玻璃墙，发出轻微的嗡嗡声。他必须强迫自己在脑海中把这女人说的最后几个字回放一遍，然后用自己的思想把前后串连起来。想一想她刚才说了什么。她承认不喜欢自己的丈夫。也许是一种动机；能解释那工人被火化的原因。谁也没有掩盖或隐瞒任何东西。只是一种简单的报复行为。是这位怨妇的报复。仅仅是死了还不够。要真正地、一劳永逸地除掉他。不过，迪迪尽管可能真的了解这女人当时的感受，却不知道怎样才能证实自己的最新推断。

她在目不转睛地望着他。不会是看他的衣服，对吧？迪迪（现在）为什么觉得开口说话有那么难呢？

“你真的不想来点儿冰淇淋吗？味道很好的。”她是想让他别那么局促吗？想让他觉得自在一些？

“不用了，谢谢。”迪迪用力吸了一大口烟。他得克服这种无精打采的状态。“尹卡多纳太太，”迪迪决定直截了当地问出来，“我想知道您丈夫为什么会火化。这有点儿不寻常，对吧？”

“哦，看在圣彼得和圣保罗的分上！”女人扬起双手。“狄龙先生，别跟我提这个！乔的遗嘱里写着，所以才会这样。这跟我毫不相干。你现在明白我是跟一个什么样的蠢货生活在一起了吧？哎呀！简直是白白地瞎烧钱！我是说，那么折腾来折腾去又能怎么样呢？只不过是穷显摆罢了。可完事儿之后，你还是活不回来。现在我可明白了，等到我死的时候，才不管人家怎么处理我呢。把我扔到街上的垃圾堆里我也不在乎。我说得对吧？”

她说的是实话吗？如果是的，那迪迪的新理论又怎么办吗？“可您丈夫确实有自己的意愿，”迪迪说，想把弥拉·尹卡多纳的思路重新引回正题，“他希望火化。”

“谁知道他希望什么。从乔的嘴里，你从来掏不出半句实话。一会儿这么说，一会儿又那么说。仅仅是为了让我生气他也会这么做的。然后他就哈哈大笑。”

迪迪有些懊恼。“可他的遗嘱里确实提到火化了吧？”

“当然！而你知道我是怎么说的吗？我对自己说，乔就是这副德性，我说。这家伙一直都是个该死的傻瓜，还有他弟弟也是。唉，他本来可以埋在阿灵顿国家公墓，棺材上盖个国旗什么的，也花不了几个钱。乔可以享受这个，你知道。他是退伍军人。”

这位弟弟又是怎么回事？是另一位名叫尹卡多纳的铁路工人吗？是死了还是活着？但是迪迪千万不能被牵离主题。稍不留心的话，他就会像弥拉·尹卡多纳一样，脑袋里一塌糊涂；被每一句随口说出的话以及它们的相关意思所骗。她（现在）说什么了？哦，对了。“那么，您认为您丈夫为什么选择火化呢？”迪迪问，“似乎很奇怪。”

“这还用你说？岂止是奇怪。要我说简直就是发疯。唉，当我听说乔在遗嘱里的要求时，我大闹了一场。我想让他们改变这种安排，可他们不干。说什么我不能违背遗嘱，弄得它很神圣似的。我想他这么写就是为了让我难受。完全是恶毒。他知道我会难受，因为火化为教会所不容。”她望着迪迪，似乎期待他（现在）的回答。“不过，也许你并不了解我们的信仰。你不是天主教徒吧，道尔顿先生？”

“不是，”迪迪说，“我是新教徒。”

“哦，这没关系，”女人说，“在所有的民族中，都有好人和坏人。我认识的人当中，有许多人都认为只有天主教徒才是好人，而其他的人都要下地狱。我可不信那一套，我想让你知道。”

“我很高兴，”迪迪说。他松开领带，解开领扣。

“哦，这里有点儿热吧，”女人说，“要不要喝点儿什么？我可真想来点儿了。”

“您自便吧，”迪迪说，“不过我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