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未到托罗奈村的时候，就已经可以望到山了。山光秃秃的，几乎只有一种颜色；那与其说是颜色，不如说是一种光泽。有的时候，你也许会把云的边线看成是齐天的群山：而在这里却正好相反，那座山峰的光影第一眼看上去仿佛是某种天空现象；这也要归因于那些平行的陡坡和地块上水平延伸的褶皱岩层，它们看起来似乎刚刚才停止了山体运动。人们会有这样的印象，这座山好像是从几乎与它同色的大气圈那里流淌下来的，然后在这里浓缩成了一座小型的外太空山体。

一般说来，人们在远方的平面上往往能够观察到一些很特别的东西：比如，一旦有一只鸟在平面前面很远的地方展翅飞过，就算是那些原本无形无状的背景也会随之有所变化。这些平面让人迷醉，而它们又在逐渐形成明显的影像；眼睛与它们之间的空气变得很有质感。然后，那些已经熟悉到生厌的地步的东西，那些位置固定的东西，那些因为它们的俗名而似乎变得空洞无物的东西，突然一下子都处在了一个正确的距离上，连同它们真正的名字，成为了“我的物体”。在撰写本书的此地，这种观察不仅适用于远处泰嫩山脉上那白雪掩映的高地，还适用于萨尔察赫河畔的那家游客咖啡馆（有一次，因为旁边盘旋的海鸥群，这咖啡馆给人一种类似于“河对岸人家”的印象），同时也适用于卡布齐纳山（那是另外一次，有一只孤零零的燕子从山前飞过。突然之间，山的深度显现出来。它成了一个新发现的熟悉之山，永远开放，从不遮掩）。

17世纪伟大的荷兰王国发展出了“全景画”形式的绘画类型，以便能够将人们的目光吸引入无限的远处。为了达到这一目的，许多王国的画家都采用了在中景部分画上翱翔的鸟儿的手法。（博尔赫斯在一部小说当中这样写道：“没有一只鸟儿能够为他拯救这风景。”）但是，一辆从桥上驶过的公共汽车连同它的车窗框和乘客的剪影一起不也能将远处的天空拉近了吗？树褐色不也足够用了吗，而且从那明蓝的颜色里不也发展出了一种形式吗？虽然我与山之间并没有什么鸟群（或者其他类似的东西），但是圣维克多山同样地引人入胜，而且给站在它面前的我一种更为直接的感觉。

等到过了托罗奈村之后，三角帽形状的山体才出现在了我的视野之内，那是一条东西走向的连绵山体。我走的那条马路在下面的平原上与之相伴了一段距离，一路平坦，再没有蜿蜒和起伏，然后向上延伸进了通向一处石灰岩断层地块的盘陀山路。这地块在陡坡脚下形成了一处平坦的高地，绵延其上的盘陀路刚好与高处绵延的山脊相平行。

时值中午，我登上了盘陀路，天空是深蓝色的。四周的悬崖峭壁像是一条固定不变的浅白色轨迹，一直向后延伸进地平线。一处干涸的溪床上，红色的泥灰沙里有孩子的脚印。没有任何声响，唯有四野的鸣蝉向着山峰发出尖利的叫声。一棵五针松上正渗着树脂。我咬了一口嫩绿的闻起来像苹果的松球，上面早已被某只鸟儿捷喙先尝。树干那灰色的树皮已经龟裂成天然的多边形图案。在我最初在某处河岸干枯的淤泥里发现了这种图案之后，它就随处可见了。从那些断层地块的某个地方传来了一声特别贴近的鸣叫；但那只鸣蝉却要等到它移动身体，倒退着爬下树干的时候才被我发现，因为它的身体是树皮一样的灰色。长长的透明的蝉翼上有许多黑色的凸起。我朝它扔了一块小木片，发现飞起来的却是两只，它们发出鬼魂一样的尖叫，让人不得安生。细看之下，山崖上的缝隙中生长着深色的小灌木，那里也不断有蝉翼的图案出现。

上面，在高地的西侧，坐落着圣安东尼村。（塞尚在一封信中说，晚年的他还曾在这里“迷过路”。）这里有一家小饭馆，人们可以在那里空地上的阔叶树下坐下（“周二休息”）。金合欢树的枝叶芜蔓，在微微透光的山崖的映衬下像是夹道欢迎的队伍。

在高地之上，17号省道继续向东延伸，仿佛通往一处尚未探明的陆地深处。高地似乎很荒凉，上面几乎无人居住。在这个椭圆形的平面上，西侧的巴约圣安东尼村是唯一的村子。下一处地方叫做毗卢毕，坐落在高地之外的一处山坡上，海拔与下普罗旺斯地区的平均海拔大致相当，步行到那里大约要两小时。我把这片巨大的高地，这座水平地悬于周遭之上的平顶山称为哲学家的高地。

马路上空荡荡的，我继续前行。一开始，我还有点拿不定主意（从这里开始就没有返回艾克斯市的公共汽车了）。但是随后我下定决心，继续前往毗卢毕。路上没有车。在寂静中，每一个细小的声响听起来都像是有人在说话。那是一种普通的轻微的沙沙声。我走在路上，总是朝着山的方向；有时会不由自主地停下。在一处槽型的山脊隘口那里，天特别地蓝，我发现了最理想的通行口。干枯的高山草场一直延伸至陡峭的山坡脚下，花枝上凝结着大片大片的蜗牛壳，将整个草场漂成了白色。这些蜗牛壳构成了一处化石地貌。有的时候，乍看之下，山本身似乎也成了这地貌的一部分，因为它有时会突然显露出它的本来面目，一座巨大的珊瑚暗礁。已经是下午了。阳光从一面斜射过来，另一面吹来了轻柔的下行风。那去年被人用犁杖在大地上书写下的东西如今已经绽放，发射出一种强有力的光线。路边的麦秆仪态万方，列队从我身旁经过。在山的皎洁中，我有意识地放慢了脚步。怎么了？什么也没发生。而且什么也不需要发生。我已摆脱了期待的束缚，远离了每一种迷醉。整齐的步伐已经成了舞蹈。那具完全伸展的躯体，也就是我，为自己的脚步所驱使，如同坐在轿里一样。在那个完美的时刻，那行进的舞者，例如我，将“广延的形式和关于这个形式的观念”（按照那位哲人的看法，这两者“乃同一的东西，不过由两种不同的方式表示出来罢了”）同时表示了出来——游戏的规则与规则的游戏，就好像从前上奥地利州马路上的那位甩动裤脚的男人。是的，那个时候我自己也知道了，“我是谁”，并且随之感受到了某种不确定的使命。没错，那位哲人的著作就曾是一种伦理学。

有一张塞尚的照片，画家拄着一根粗粗的手杖，背上系着作画的工具，照片的标题颇具传奇色彩：“向主题进发”。而在高地上，我满心喜悦地行进着，却不必烦心什么进发，或是什么主题的事情——但是我知道，我们的画家也没有使用过任何特殊的“鸟群”来让他画上那广阔的世界集合成一个整体。动物只在他最初的画作中出现过，而且全部都是野狗，它们都以蹲坐的姿态出现在那些恐怖狞厉的野餐或是赤裸图画上。有人将其解释为那些抗拒精神憧憬的愚人。

尽管心情愉悦，但在旅程之后，能够坐在毗卢毕一处普罗旺斯村庄的梧桐树下，并且在一群陌生人当中喝一杯啤酒，还是很令人快乐的。在山的线条的映衬下，这里房子的屋顶显得格外安详。一条洒满阳光的街道名叫“rue du Midi”。一位老兵气质的老先生在咖啡馆的露台上向我们其他人温柔地展示他那根欧洲刺柏木做的手杖，让我想起了电影大师约翰·福特。两位年轻的女士好像刚从大师的老电影中走出来一样，背着背包，穿着钉鞋，正向山脊方面行进，她们打算在山脊上向西漫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