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只是那个印第安女人，而在那数以百计的村庄里，人人都把我当作一个老相识或者老相识的儿子。我也只能是这样的人，因为从来就没有陌生人来过喀斯特。像奥德赛常常喝得酩酊大醉一样，那么后来在寻找他的过程中，我，他的儿子，也有一次醉醺醺地躺在地上了。在我们家乡，人们最多不过是喝喝果子酒，而且仅仅是为了解渴。我向来就远离那些酗酒的同学，也不是打那次一起去维也纳旅行之后才这样。当时，他们中有一个在呻吟和窒息中从青年旅馆的架子床上喷射出一股强大而酸臭的洪流，迎头浇在我身上。光是那酒精味、那奇怪的咕嘟声，首先是酗酒者那一瞬间洋相百出的举止就让我感到毛骨悚然了。要说喝酒，我向来不过呷一口而已。可是在喀斯特，在野外，在阳光下，在充满芬芳的和风里，酒对这个二十岁的年轻人来说开始——那个生动的词汇又是什么呢？——对上口味了。他一口接着一口地喝酒，每喝一口都把酒杯放下，而且常常在喝第一口时，他既感觉到与现实存在的亲密联系，又感觉到了平等，就像在两个终于同等晃动着的秤盘上一样。随之，我看得更确切了，梦得敏锐了，认清了各种各样的联系，拥有了一个个按照层次划分得清清楚楚的空间间隔，它们以顺时针方向给我描绘了一个井然有序的世界，我根本不用自己随之旋转。简直不可思议，人们怎么会把“葡萄酒”诽谤成“酒精”呢。

当我独自饮酒时，感觉就是这样。可是大家凑在一起——同伴们真的都去投奔忒勒马科斯——时，我时常就失去了对度的意识。我虽然不酗酒，也不像别人那样常常一口气干光，可是我把酒喝进去，却尝不出它的味道来，尤其想成为那个最终众人皆醉我独醒的人。一天夜晚，鸡已经打鸣了，同伴们个个都喝得不省人事，我一站起来，发现我生来第一次醉酒了。刚走出几步，我就栽倒了。我面朝下趴在草丛里，连一根指头再也无法动起来了。我还从来没有感受过自己与大地如此地亲近。我闻着大地，感到大地就挨着脸颊，听到地下河在深处汹涌澎湃，并且暗暗地笑起来，仿佛我完成了什么事情似的。当人们后来拽着胳膊拖着腿把我弄到屋里时，我也能够把我的成就说出一二来：一辈子都想要独立自主的我终于表现得像我现在这样无依无靠。这个人终于可以服服帖帖地让人帮助了，他曾经暗地里经常如此气急败坏，因此谁也不会赶去帮他的忙——一种解脱。

第二天，我听人家说，他们之前压根儿就没有看出我喝醉了；我不过是“非常严肃和傲慢”而已；两眼“直冒光”；我在向所有人宣告他们实际上是什么货色；最后我就语法发表了演讲，首先是关于斯洛文尼亚语中不存在的“被动式”，因此可以要求斯洛文尼亚民族最终一定要放弃作为“遭受痛苦的民族”而自我哀叹。

在这同样的时间里，我也第一次看到有人死了。我经过一个村子时，险些被一个女人撞翻在地。她从一户人家的大门里冲出来，在街道上打滚，尖声嘶叫着，两膝蜷缩成一团，仿佛处在分娩时的阵痛里。她被抬到一张长凳上，伸展开四肢，脑袋向后耷拉着。我从来都没有听到过像她最后的气息那样深沉和充满哀诉的声音。死者的下嘴唇还蠕动了一会儿，节奏变得越来越慢，就像是为了这样来吸气似的。等到这种蠕动凝固了，在这简直震耳欲聋的无比寂静中，我想像那嘴唇上还书写了什么东西，而这书写的文字现在已经写完了。我觉得，仿佛我认识这个陌生的女人，而且对家属来说，我和他们一起在灵旁守夜也是不言而喻的，尽管后来在不间断地做十字架念珠祷告时，我两眼都睁不开了。死者脸上没有皱纹，然而那干瘪和变形的眼皮上依旧铭刻着一切痛苦。奇怪，面对这个素不相识的死者，我顿时肃然起敬；奇怪，我发誓要无愧于她。

这样一个忠诚的许诺，当时在喀斯特，这个二十岁的年轻人独自当作自己的“婚礼”来庆贺，后来依然如故。事情发生在一个星期天做完礼拜之后，一家旅馆四面围着墙的大院里，一棵枝叶稀少的桑树下。当时，我正好坐在那里饮酒，大大小小一群人身着节日盛装，从大门走进来，看那高兴劲，仿佛“走向和平”的祝福把他们所有人依然紧密地连在一起。孩子们跑来跑去，大人们不间断地相互转过脸去，有一个独腿男子和一个矮小女人使得这场轮舞锦上添花。他们向我这个素不相识的人打招呼，一副友好且不言而喻的神情，男人们个个都脱去礼帽，女人们个个都面带微笑。他们坐在一张长条桌旁，然后桌上需要铺上几条桌布。桌布在高原风里不断鼓起，又随着时间变红，不仅因为酒，而且也因为那些落下来的软桑葚。这一群人虽然爱说爱笑，可是从中并没有突现出一个代言人更高的声音来。我注意到了一个年轻女子，她从头到尾一声不吭，仅仅是个听众，全神贯注，两眼几乎眨也不眨一下。最后，她微微转过脑袋，打量起我。她神情严肃。随之，这个听众变成了一个发言人，而被问话的人就是我。没有微笑，没有撅起嘴唇，惟有一双一动不动地盯着我的眼睛告诉说：“你就是。”惊恐之中，我险些向一旁望去。然而，我抵挡住了这目光，镇静下来，并且自己找到了一种类似镇静的严肃，如此强大，仿佛这二十年之久我过的是非人的日子，没有意识，没有灵魂，只是在遇到这双女人的眼睛时才醒悟过来了，才获得新生了。果真如此啊；那举足轻重的事件就发生在这里；我心上之人的容貌就显现在这里！于是，这位年轻人就在一种我们两个独自可以感受到的仪式中嫁给了这个女人，仪式详尽，层次分明，隆重，庄严——“以心对天国！”（sursum corda）——，还有喀斯特阳光和海风陪伴，同时又保持距离，羞怯，没有言语或者姿态，在目光中心心相印，没有证人，除了这儿的叙述，也没有任何证明。面对面，冲动接着冲动，一个人如此接近另一个人，直到你是我，我是你。桑树下一个值得崇敬的人。你就是那个独一无二的女人。从她身上让我感受到了她就是我的心上人。

这些日子里，我也两次看到了失踪的哥哥。在火车站低地里的那天晚上教我认识到了，一个地方常常只有通过相邻的地方——刑讯隧道通过先驱隧道——才会成为完美的化身。于是，我现在避开那些在哥哥的信里提到的喀斯特村庄，相信通过探究所有与它们相邻的地方能够更加清晰地描绘它们。

那些童年的地方，虽然它们的名字我天天听得耳熟能详，可是我始终不过是接近它们而已。它们不也放射出比那些我真的已经走过的地方更加强烈的光芒吗？比如在雅恩费尔德平原东部边缘，有个叫圣卢兹亚的小村庄，除了一座孤零零耸立的教堂，几乎什么都没有，父母亲经常提起那个地方，因为他们是在那里结婚的：我从来没有去过那里，可是我把它的周围都走遍了。由于我感知的圣卢兹亚也许无非森林深处一条耕田边缘的犁沟，或者傍晚教堂的钟声和公鸡鸣叫。因此直到今天，我都觉得，仿佛那里开始了一个新的世界，尽管它距离家乡步行不到个把钟头的路程。后来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时刻，又是在一家旅店前，在那样一个邻村里，我看到哥哥从大门里走进来。我觉得他出现在一个拥挤的人群里，因为教区在庆祝他们的教会日，人们从喀斯特高原四面八方来到这里朝圣。他真的进来了吗？没有，更确切地说，他只是站在那儿，站在大门口，站在门槛上，虽然出出进进的人很多，可是在他周围却形成了一个没有人的空间。伴随着这一时刻，他向我再现了他那个时代，也就是世界大战前那个时代。哥哥比我这个二十岁的后人要年轻，并且刚刚经历了他青年时代的最后一个节日。他穿着那套其间已经传给我的宽领西装，而他的两眼——他两眼望去——在梦想着逃离那些深不可测的洞穴，走向无限的广阔。虽然我一动不动地坐在同伴中间，可是同时觉得，仿佛我站起身来要证实我的存在似的。这个小伙子那一双眼睛黑得不能再黑了，犹如那些在夏日里到处都成熟了的接骨木果球的色彩，也绽放出其生机勃勃的光芒。我们久久地、一动不动地面对面站着，遥远，不可企及，无法搭话，在悲哀、从容、坦然和无望中融为一体。我额头骨上感受到了阳光和微风，观看着黑乎乎的小通道两旁的庆典活动，哥哥的形象就夹在其中，知道自己身在一年的中间。神圣的先人，小伙子殉难者，可爱的小孩。

另一次，那是一张空空的床，它向我叙述了格里高尔。我经常乘坐喀斯特火车，或者也只是在那些如此奇特的火车站停留。那些火车站，一般都远离村庄，坐落在荒郊野外，常常只是通过羊肠小道可以到达，也没有标识牌。一到晚上，有些火车站就笼罩在一片漆黑之中，只能摸索着向前才找得到，最好是叫一个当地人当向导。就在火车要到达之前，尽管我作为独一无二的候车人也不是什么稀罕事，可整个站区自然都亮起来了，显现出一片宽阔，有多种多样的设施，像一座工厂大小，像一个地主庄园雄伟：亮闪闪的碎石，雪松下的喷泉，在发出芳香的浅蓝色紫藤丛中闪烁的房屋立面，徽章似的盲窗。在这里，顶层上也住着人。在下面狭小的办公室里，一个男工作人员坐在闪亮的配电盘前，就像是坐在宇航员座舱里。而在他的头顶上方，一个相关的女人穿过房间过道，从许多窗户前走过。在荒漠的寂静中，一再响起刺耳的电话铃声，最后就是预告的排钟，像发号施令似的维持着秩序。条条轨道几乎全部都深深地开凿到喀斯特岩石里，就像切入峡谷似的。与之相应，火车越来越近的响声，嗒嗒声和隆隆声发出阵阵回响，与地铁隧洞里的回响不相上下。外面荒漠中那强大的铿锵声常常直接伴随着车站里的铃声，听上去，仿佛火车瞬间就会风驰电掣般地从岩洞里钻出来，又消失在许许多多的峡谷弯道里，许久之后又从一个意想不到的方向回响起来，伴随着一艘远洋轮船那间歇重复的洪亮鸣响。你还以为是耳朵听错了，喀斯特这个转动的管风琴终于从后面的漆黑里闪现出来了，在所有音区里又是鸣叫，又是呼啸，又是颤唱，又是轰隆。从车头前面那构成三角形的眼睛里可以看得出来，其中额头上那只在靠近时熄灭了。更加离奇的是一列列急驶而过的货车，那巨大的车厢一片黑乎乎的样子，常常是每个车厢都不一般长，其间也立着一排排未装货物的底架，带着高高耸立的支柱，一排看上去无穷无尽的连合音栓，伴随着强有力的叩击、锤打、啪嗒和敲击，在空旷的地方，留下了一条散发着钢铁气味的拖带，嗡嗡和歌唱，仿佛人类世界是不可战胜的。

在这样一个夜晚，我在一个喀斯特火车站里等待着最后一班客车。还要等好久，于是我坐在雪松旁的草地上，又在碎石上走来走去，描绘着候车室桌子上的条纹连同我放在上面的木棍，注视着那个涂成绿色的、缺少管道的铁炉子。外面繁星似锦的天空之下飞动着蝙蝠的影子。一个温暖的夜晚，同往常没有什么两样，紫藤的香味比丁香的柔和。我不禁想起了帝国时期那个计划，那就是把维也纳到的里雅斯特位于斯洛文尼亚的一段铁路线修成地下线，用一条穿越喀斯特溶洞的地下通道连接起来。我走过来走过去，然后经过一个亮灯的地下室窗户。它之前并没有引起我的注意。我弯下身去，望进一间大房子里。里面有一排书墙，一张床，布置得舒舒服服的。床铺得整整齐齐，被子叠着，好像是为使用者准备的。床头灯的一圈亮光照在枕头上。这莫非就是哥哥，那个逃兵哥哥藏身的地方吧！我向后退去，在上层一扇高窗前看到了一个女人的侧影。她悉心照料着他。在她那里，他过得挺自在的。

我看到自己到达目的地了。我本来就没有打算找到哥哥，而是叙述关于他的事情。——另一个记忆攫取了我：在一封前线来信里，格里高尔在一句话里提起了那个传说中的王国，它在我们斯洛文尼亚祖先的语言里叫做“第九王国”，是大家共同追求的目标：“要是我们大家失散后有一天又重聚在一起，乘坐上披着节日盛装的四轮单驾轻便车，前往第九王国，参加第九代国王的婚礼——听着吧，上帝，我的请求！”这时，我觉得他那虔诚的愿望可以转换到人世间来实现：文字。就像火车站地下室里那张空空的床一样，我似乎也把外边车站房屋正面的那个寒暑表（是由世纪转折时期一位维也纳光学仪器制造者制作的）、旁边那个三腿木凳子、候车室里的葡萄图案和蟋蟀的啾啾声转换到我们家的屋子里。就这样，我要乘坐的火车越来越近了，蜿蜒穿越过荒野，一阵阵轰隆，又一阵阵减弱，若即若离，突然又爆发，机车头灯的光芒远远地从一条条深谷里预先扫射过来，然后自己出现了。车头最后停下来，所有那些内部小灯勾绘出了一道道细小的轮廓，一个噼噼啪啪、力大无比和童话般的庞然大物。一节节车厢里坐满了从各个城市、从海滨、从国外返回家乡的人，有打鼾的，有猜纵横填字字谜的，也有编织的。

当时在喀斯特，清醒的时刻，无论是夜晚还是白天，是那样明亮，梦幻是那样昏暗。它们把我从那梦寐以求的天堂里驱赶出来，又把我推进地狱里，没有平日的人群，我既是个该死的东西，又是个顽皮的家伙。我害怕睡着了；因为每个梦都关系到我愧疚自己不待在家里，不留在亲人身边。这时，我在那儿始终只看到庄园，从来也看不到一个人。而且庄园是废墟，屋顶塌陷到房子里，花园里荒草丛生，群蛇乱舞。从家人那里，除了他们越来越远的抱怨声，没有任何踪迹。或者就是几个像是融化的冰块留在地面尘土里的痕迹。我一次又一次醒来后，成了一个堕落的人。就连白天的阳光、洗礼风、行走、院里晾晒在我房间窗下的、不禁让人想起渔网里的一堆洋葱都随着时间的推移失去了它们的力量。于是我下定决心，随时随地朝着家乡方向逃去。

一路上，我才为自己南斯拉夫之行的最后一站赢回了平静。我乘车前往马堡，或者马里博尔，为的是寻找哥哥的学校。然而，寻找毕竟是没有必要的。从火车里望去，眼前显现出那座山丘，上面坐落着那个我从战前的照片上似曾相识的小教堂。近前一看，也好像二十五年过后，没有一丝一毫的变化：没有什么被毁坏了，也没有增添什么。惟独那个涂得五彩缤纷的大蜂房坍塌了，取而代之的是五颜六色的蜂箱散落在果树之间的草地上。我在这片开阔自由的绿色场地上走来走去，注视着主楼前的扇叶棕榈树，注视着缠绕在一棵杨树上的野葡萄，注视着大片蔓生在一棵鹅耳枥那光滑的树皮上的花体字母。许多字母向上通往一座侧楼大门的台阶（“到了晚上，他就和其他人一起坐在那里”）。我事后希望这样的活动、这样的种植园、这样的完美之地就曾经应该是我的寄宿学校。我攀葡萄山而上——这时，脚跟上的泥土变得越来越厚重了——，觉得需要一再弯下身去，用手抓进泥土里，收集起来，随身带走一些。保存，保存，再保存！在这包含着碎煤块的灰岩山里，我挖出碎煤块来。而且今天，也就是过了二十五年之后，我依然用它们在白纸上画起一道道歪歪斜斜的笔画：你们现在才有用武之地了。

小教堂坐落在山丘的一块岩顶上。山下的农业学校如此完好无损——一个个树冠伴随着一片橄榄林的闪烁，灰色的瓦屋顶格外醒目，像一种神秘的文字——，这块小小的圣地是如此荒芜不堪。看样子，仿佛我走进了出现在我那些噩梦中没有屋顶、无人居住的房子里。祭坛石被打碎了；壁画让那些抢占山头的人涂改上了他们的名字（惟独还留下了对圣像柱蓝的想像）。地面上，在十字架下殉难的耶稣的雕像被埋在瓦砾和碎木片里，倒卧在那里，身首分离了，铁丝网取代了荆冠。入口的门槛被树根撕裂了。我并非独自一人待在那里：一个年轻人站到我身旁，两臂交叉在胸前。然后，我听到他只是一个劲地深呼吸。后来还有一队人走进去，看样子，像一群集体出游的人。更加让人意外的是，他们都拐向小教堂，叉开两腿列队站在前面。这片废墟博得了他们彻头彻尾不理解的目光，而这位祈祷者又招来了他们同样怀疑的目光。随后继续走去，这目光变成了一个共同的、呆滞的冷笑，与其说是嘲讽，倒不如说是诧异和窘迫。这时，我才从永恒的梦境里被拖出来，我获得了一个清清楚楚的历史图像，无论如何是此时此刻这个地方的图像。在这里，我并不是不要历史，而是要的另一个。我觉得，这个独一无二的凝神的人就是它的化身，就是它的人民，昂首挺立，意识清醒，容光焕发，聚精会神，坚定不移，不可征服，天真单纯，拥有权利。

然后，在外边正墙上，我找到了哥哥的名字。他以无比优雅的字体，用大写字母把名字刻在灰泥面上，那样高，想必他此时是站在墙脚上刻上去的：GREGOR KOBAL（格里高尔·柯巴尔）。这事发生在他离开学校回到敌视他的祖国的前一天。在这个祖国里，等待他的不是一个心上人，而是那种陌生的语言和那场战争，被小伙子们看成是对手。可在这里，经过这些年，他成了小伙子们的朋友。宁静包围了我。草丛里响起下雨的沙沙声，那是蜻蜓的一对翅膀发出的。

夜幕降临时，我站在下面城墙里，站在德拉瓦河大桥上。这条河在东边距我出生的村庄不到百十公里的地方成了另一条河。在家乡，它沉陷于特罗格峡谷里，掩藏在茂密的野生植物下面，河岸几乎难以到达，流水几乎无声无息。而到了马堡这里，便又露出自己的身影了，成了这片平原上远近可以看见的、闪闪发光的动脉，快速地流去，时而一个个的沙湾已经预示着黑海离得不远了。用哥哥的眼睛来看，我觉得它具有王者的风范，就像插满了无数的信号旗一样。那碧波荡漾的水面重现了那空空如也的山间小道，犹如一个个车厢从平行的火车桥上投下的阴影图像，重现了那个隐秘的帝国的盲窗。那些战前的筏子又顺流漂去，一个接着一个。我悠然自在地走在桥上，人群越来越稠密了，人人都匆匆忙忙地走来走去，睁着在风里眯起的眼睛。球形桥灯散射出一片白色光芒。在这座桥上，左右两侧都是穹顶结构。从那时起，我的目光就在世界各地所有的桥上寻求着那样的东西。身后那些接连不断走去的人让我感到脚底下在震动。我用双手紧紧抓住桥栏，直到我把这座桥连同风、夜晚、桥灯和行人一起转换成了我，并且心想着：“不，我们不是无家可归。”

第二天，在回家的火车上，人们一下子蜂拥而来，车厢里挤得水泄不通，仿佛这是最后的逃亡机会。（之所以这样说，只是因为之前的车次被取消了。）夹在一堆陌生的躯体之间，犹如没有了手臂和腿脚，连下巴都扭歪了，免得撞上旁人的下巴。我逐渐在心里感到了一种越来越多的愉悦。我挤在这群人里。如此挤成一团，这甚至变成了一种惬意，而且不仅仅是我一个人有这样的感觉：比如我看到一个男人在这种迫不得已的境况中居然找到了读书的空间，一个女人在编织，一个小孩在吃苹果。到达边境之前，独自享有这列车厢，这是悲哀的奢望。

我很高兴，又和奥地利久别重逢了。我感觉到了，就是在喀斯特，我也非常迷恋这中欧的郁郁葱葱。这是我天生就注定的。又从那熟悉的一侧观看着拜岑山，“我们的山”，这也让人心旷神怡。想像着在绕口的外语天地里，首先是在困苦中度过了这些日子后，现在又要被包围在那熟悉的德语里，这就足够了，而且获得了安全感。在从边境车站前往布莱堡市途中，我在那被五彩缤纷的云朵粉饰得绚丽灿烂的夕阳西下的天空上看到了第二个更加深邃的天空。这个天空在灵光中红光四射。而这位行者发誓要与人为善，好像那是他不可分离的部分，没有什么奢求，也没有什么期待，是在自己的祖国充当客人而已的那个人。那一个个树冠拓宽了他承载的肩膀。

刚到达这小城里，这位返回家乡的人就陷入了那社会的喧嚣中。他觉得，就是在他离开的日子里，这个社会也一如既往地运转着，寻求着一个牺牲品。而现在，这个不可理喻的人，这个敌人又回来了！就在过来的途中，他们开着自己的小车超越了他，并且告诉其他人，他靠近了。他们的派遣队化装成夜晚散步的人，在等待着他。那些挂在身上牵狗的皮带实际上是枪背带。他们从街道各个角落传来的口哨和呼叫无非是用来包抄人的。然而，在这一天，他们不会动这个敌手一根毫毛。他注视着他们的眼睛，仿佛他在叙述着这样一个遥远的国度，使得他们不是不由自主地问候他，就是看到别处去，比如朝着那鼠疫灾难纪念碑望去。当他们朝着那些动物转过身去时，这更多是出于担忧，既为了自己，也为那四条腿朋友。

事实上，每踏进城里一步，仇恨与厌恶就在我的心里增多。我感到胸腔里热血沸腾，怒火中烧。他们在那儿又是齐头并进，又是迈着趾高气扬的步子，又是小步奔跑，又是慢慢悠悠地漫步，又是吧嗒吧嗒地拖着脚行走。他们在交通车辆的呵护中相互咧嘴对笑。他们的声音不是幸灾乐祸，就是叫苦不迭，或者假装虔诚，驱走了天上的蔚蓝和地上的葱郁。比起这些声音来，树枝的沙沙作响或者木头虫蚕食的响声都显得有灵魂了。他们说出的每句话都是客套话，一句比一句无情，从“停止使用！”到“一首诗等等”。无论是望着或者听着这一切，我都恨不得喷出火焰来烧死他们。这些同代人是彻头彻尾爱干净的人，发型整洁，衣冠楚楚，礼帽和扣眼上别着闪闪发光的徽章，散发出这样或那样的香气来，指甲修剪得尽善尽美，皮鞋锃亮（此时此刻，引人注目的是，他们欢迎的目光最先落在了我那泥迹斑斑的鞋面上）——然而，这整个人流里却充斥着一种简直是有罪的、应该受到惩罚的丑陋和奇形怪状。在我看来，这个中的原因就在于那缺少的目光色彩，它已经被一种冥顽不化的心怀恶意磨灭了。当我思考着这也许不过是我的想像时，就在同一瞬间，有人斜眼瞥了我一下。这目光气急败坏，恨不能把最先遇到的这个人杀死，接着闪着移向下一个人。在这个二十岁的年轻人心里，思考重新开始了。在这群人里，有不少曾经刑讯和杀害他人或者为之至少拍手叫好的人，一如既往地守在自己的圈子里。他们的子子孙孙似乎也会如此忠诚不渝，不假思索地把这传统的东西继承下去。现在，他们作为怀着强烈复仇心理的失败者缓缓走去，厌烦了这简直持续太久的和平时期。诚然，他们一天到晚都在忙忙碌碌，可是，他们的工作并没有为他们带来什么乐趣——他们最多不过是满足于不是把谁送进监牢里，就是向他发出警告——，所以，他们憎恨自己，与现代格格不入。在我的心里，简直就渴望着那一个，真的，我似乎能够回敬的基督徒目光。白痴、傻瓜、疯子，复活这个幽灵队伍吧，只有你们才是故乡的歌颂者。那么后来便是一个动物。由于这个动物的出现是作为小城市所有被追踪的人的化身，它使得我平静下来了，并且为这个乡巴佬在这区区小国的背后展现出了那个最广阔的王国，有草原、海滨和大海。黎明时分，突然有一只野兔出现在城边上，它拐来拐去，穿行在车辆和行人之间，横越过中心广场，谁也没有发现，就又消失了。野兔，被追踪着的徽章动物。

我尾随着它，来到一个下等酒吧里。我所了解的下等酒吧，迄今只是道听途说来的，它因为是酒鬼的聚集地而声名狼藉。在那里，我后来又碰到了来自市民行列的几个人。他们坐在那些堕落和出轨的人之中，像变了个人似的。仿佛他们终于成为平民百姓了，从而放射出善于交往和令人信赖的光彩。他们迫不及待地要叙述，不只是关于战争。在记忆中，我从他们那里听到了一首异常温和的感恩歌和哀歌，关于甜蜜的童年，关于被窃取的青春，看到他们是孤苦伶仃的人，是逃亡者，是被赶出局的人。他们正是那些遭受着身在同类朋党之中折磨的人；他们也正是那些做梦都想得到接纳的人，不是被一个显贵的俱乐部，而是被这个熙熙攘攘的集会接纳。熙熙攘攘？人们也许在七嘴八舌地说这说那，可是我觉得，似乎我听懂了每句话。对我来说，这个烟雾缭绕的洞窟的中心图像就是一个一目了然的秩序的图像。这个秩序是由个体放纵与共同迫切的严肃之间的相互协调来调节的。女服务员去哪儿，哪儿就有座位，厨师的手臂端着菜盘，从蒸汽里伸出来，就像从云里伸出来一样。洗牌时的响声不禁让人想起狗耳朵的抖动声和鸟羽毛的嗖嗖声。滚动着的色子块的响声替代了音乐。只要电话铃一响，个个都抬起头来，期待着去接电话。站在柜台后的女店主睁着一双什么都不会使之吃惊的眼睛。一个农妇进来，在这个环境里显得非常陌生。她把一捆新洗好的衣服放在自己那个趴在桌子上沉睡的儿子一旁，给自己要了一杯烧酒，然后借以慢慢消磨起时间来。我旁边那个人问我是谁，也听到了我的回答。我们肩并肩站着。后面可以看到一片菜园，前面望出去是大街，一辆辆小车嗖嗖地驶过去，一辆未亮灯的公共汽车超越了一辆亮灯的，犹如在一个无名而自由的大都市里。

回家之路穿过没有人烟的平原，笼罩在没有月光的星空之下。一如既往，当我久久离家之后，走近村庄时，总是兴奋不已。我的心简直像过节似的。它拉着我走去，仿佛我被这个地方吸住了。然而，我却一再告诫自己的心灵放慢步子。夜晚暖融融的，在这个地方太少有了，惟一的响动就是时而传来的狗叫声。虽然哪儿都再也没有大户农家了，可这狗叫声不由得让人想起宽敞的田园来。繁星撒满天空，甚或连那螺旋星云都清晰可见。一个个独立的画面相互交织在一起，共同展现出一座覆盖地球的宇宙之城。银河呈现为它的交通大动脉，而周围的群星为那条与之相应的机场跑道镶上了亮边。整个城市都作好了迎接的准备。我想像着火星上那座山峰，它几乎比珠穆朗玛峰还高两倍。山坡上的天空家园绵延向四面八方。

回到地球上吧：远处显现着林肯山村几扇亮灯的窗户，就像镶嵌在那黑沉沉的同名山脊上一样。仿佛这山脊是一座太古的建筑，如今变成了一片现代化的居住群。到了那个设有奶站的、标志着地界的三岔路口，我庆幸自己身上压着里面装着那两本厚书的海员背包。不然的话，我或许会欢呼雀跃起来。屋顶上，首先是那些饱经风雨沧桑的木屋顶上，闪烁出银色的亮光，屋顶在其中弯曲成了尖塔。那个护路人影影绰绰地站在门房入口。他问候我时，声音颤抖，听起来像是从与世隔绝的远方传来的，也不期待着得到回应，带着清真寺里宣礼的人在尖塔上召唤的腔调。在一个远离公路、坐落在一条果树林荫道尽头的庄园前，一家村民悉数紧紧地挨着坐在一张长凳上，沉浸在相互认同的默契中，犹如那个转化到尘世的夏夜的完美化身。我绕道走到公墓前：没有新添的坟堆（我后来一次次回家时才有，自然每次都少不了）。在回我们家的路上，一个女邻居从我身边走过，一声不吭，半挥起手臂，一个深深地印在心里的无能为力的标志。我再也无法辨清响在我耳际的沙沙声是来自旅店的风扇呢，还是我的热血里。

我们家个个房间里都亮着灯，姐姐坐在外面的长凳上，独自一人。虽然她的目光认出了这位来者，可是她并没有欢迎他的归来。她脸上露出了一种绝望的神色，那样无辜，我开始还把它看做是幸福。然而，我过后觉得才弄明白了，与其说是为弥留之际的母亲而绝望，倒不如说是为那个失去的心上人而哀伤，数十年之久，永世永生：“舞伴加哭丧的女人”。这个二十岁的年轻人从来还没有见过一个更美的女人。我想吻去姐姐脸上的悲伤，而此时此刻，出于怜悯，那神秘的东西被激起了，然而，她却无动于衷。

在那棵行道树下，没人采摘，梨子成堆地落在地上烂掉了。我走到窗前，看到父母双双躺在里面小屋的床上。他们紧紧地搂抱在一起，相互侧着身子，男人把一条腿搭在女人腰上。他们翻来滚去，于是我轮番看到了这张和那张面孔。强悍的父亲毕竟表现得力不从心了，最后瘫倒在妻子胸前，把那件他复活节之夜披着的、在教堂地上伸展开四肢朝拜的大衣红红火火地披在肩上。母亲因为对死亡的恐惧而瞪大眼睛，想要靠着丈夫的搂抱继续活下去。——多年之后，在温暖的阳光照耀下，我还在床上那个地方发现了一棵生机勃勃的橡胶树。回想起了当年的痛苦隐秘，才真正地感受到了，并且事先看到了那个时刻，那攀缘蔓生的观赏植物似乎又会屈从于一个弯曲的人性。

无数个夜晚里，我在屋前踱来踱去，直等到我可以进去走到那两个人跟前，我爱他们，因为感谢他们生养了我。——而对接着发生的事情，始终还留在我心里的不是什么别的画面，而是热切和巨大的渴望，我空空的双手、等待着接受父母的目光，永生永世。

我常常在叙述中提起数字、年份、公里数、人数和物件数，为此我始终不得不克制自己，仿佛数字与叙述的精魂水火不容。因此，应该再一次说说我那个创作童话的老师。其间，他已经退休了，我偶尔去看望他。他在城外边修了一个花园，里面有一间屋子，他有时甚至在那里过夜，而且那个苍白的历史家面孔变成了栗色的地质学者面孔。他母亲还活着，一个白发老人，尽管我经常去那儿，可我从来还没有见过她；我向来只是听到她透过门与自己的独生儿子说话，不再像以前那样用言语了，而只是用敲击来交流，儿子一边数着敲击声，一边领会着其中的含义。他已经放弃创作童话了，取而代之的似乎就是数数。据说还在童年时期，他就默默地、常常不自觉地、持续地数着数。他当时觉得这是一种病。可是后来，当他独自在尤卡坦的原始森林里探险时，他自觉地发现了数数，数自己的步子，数自己的呼吸节奏是一种生还的手段；数数常常帮助他克服危险，是比任何童话都强有力的符咒，比任何祈祷都管用。现在，年龄大了，他越来越对与日俱增的公众标识和广告图像敏感，觉得自己就安居在数字之中，连那些价格牌和加油站的夜光钟都不例外。那些远古的诗人不就把数字看成了超越一切诀窍的东西吗？数数，它使他变得温和，让他悠然自在和富有秩序，并且悉心照料着他。他因此也摆脱了那个头版头条世界。他神圣的数字就是玛雅人的数字：9和13。进屋之前，他要分9次把鞋蹭干净；清早起来，他要把自己的枕头抖13次；一定要等到有13只鸟儿从花园上方飞过，他才出门干活，并且要歇息9次；晚上睡觉之前，他要转9乘13个圈。

这位老人就说到这儿了。——与之相反，在这叙述结束时，即使我今天就死了，我现在看到自己还处在人生的盛期，注视着空白纸上春天的阳光，回响着秋天和冬天，并且写起来：叙述，没有什么更现实的东西比得上你，没有什么更公正的东西比得上你，你是我最神圣的东西。叙述，远方战士的守护女圣徒，我的女主人。叙述，一个个宽敞无比的运输工具，天国之车。叙述的眼睛，映照出我吧，因为惟独你认识我，赏识我。天空的蔚蓝，通过叙述，降临到这低地上吧。叙述，参与的音乐，赦免、恩赐和净化我们吧。叙述，生机勃勃地掷出字母，充溢那词句的联系，组合成文字，以你别开生面的图案表现出我们共同的图案吧。叙述，重现吧，这就是说，重新活跃起来吧。一再推迟一个不许存在的决定吧。盲窗和空空如也的山间小道，愿你们是叙述的激励和透明水印花纹。叙述万岁。叙述一定要长存。叙述的阳光将会永远普照在那只有伴随着生命的最后一息才能够被摧毁的第九王国之上。从叙述王国里被驱逐的人，和你们一起离开那悲伤的本都，返回吧。后来者，当我永远不在这里时，你会在叙述的王国里找到我，在第九王国里。在你那杂草丛生的田间小屋里的叙述者，你怀着地方意识，哪怕你平静得一声不吭，也许沉默数百年之久，倾听着外面，沉浸在内心，可是过后呢，王者，孩子，集中心思，挺直身子，支撑在胳膊肘上，微笑一圈，深深地呼吸，再拿起你那调停一切争端的东西开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