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当我第一次听到一个当地人说出“柯巴里德”这个名字时，它听起来就像出自一个孩子之口。真的，名字会一再使这个世界焕发出青春来！接着，和在家乡不一样了，我面前没有了村庄，而是站在一座大都市的残垣断壁里，森林突伸到有书店和花店的市中心，紧靠外围圈上的工厂旁边是一样被淋湿的奶牛。虽说在阿尔卑斯山余脉前，可在这位年轻人看来，柯巴里德或者卡尔弗莱特就是南方完美的代表；门口两旁长着夹竹桃，教堂前有月桂树，到处是石头建筑，路面铺着色彩斑斓的圆头石（当然走不了几步，它们就通到中欧那茂密的松林里去了）。

人们既讲斯洛文尼亚语又说意大利语，混乱一起，同房子的风格一模一样，杂乱无章，密密麻麻，有木头的，有石头的，也有大理石的。这一切闪烁出一种粗犷的情形。在那个同样按照山脉来命名的客店里，坐着一个玩牌的人。牌局结束时，他面带短暂的微笑，向自己的对手出示了赢来胜局的一张牌。在一个呈弧形的平台上，一个女人从那排与墙壁一般长的天竺葵花里，用手指弹去凋谢的花朵，最后又把一个红光闪亮的花盆摆上去。“这里就是我的祖籍地！”我就这样确定了。

从北方来的公共汽车开到拐弯的地方了，我坐在一张长木椅上等待着它的到来。然而却不是这辆车。与南斯拉夫的汽车不同，这辆车的车身漆面锃亮。车停下来时，里面映现出月桂树的影子。而当我此刻抬头望去时，只见车里端坐着我们村子的全体村民，一个接一个窗口显现出一副副熟悉的侧影。我不由自主地给自己寻找一个离得远远的地方，一个让人看不到的地方。难道端端正正坐在里面的真的是那些村民吗？他们更多不就是蹲伏着吗？当他们现在挺起身来时——那更多不就是吃力地站起来吗？他们伛偻着身子，非常艰难地从车里缓缓地移动出来，许多人还得要司机扶着从踏板上走下来。下了车，他们聚集在一起，站在公路拐弯的地方，目光相互寻找着，仿佛生怕丢掉自己似的。虽然是工作日，可他们都身着节日盛装，甚至是一身乡村的传统服装。惟独那位带队的神父穿着黑色旅行制服，领子是白色的。男人都头戴礼帽，在棕色的西装里面，全都是带金属扣的丝绒马甲；女人都披着带着缨子的五颜六色的披肩，每个人都在手腕上挂着一个超大的、可掀开的手包，而且全部一个样式。就连那些年龄最大的女人也梳起了一条辫子，并且将辫子在脑袋上盘成花环状。我拉开距离，躲在一个室外楼梯下，坐在一个砧板上，半掩着身子。肯定有几个人朝我望过来了，却没有人认出我来。惟有神父愣住了，而我想像着，一看见这个陌生的小伙子，他或许一下子想起了那个逃课的学生和宗教叛逆者柯巴尔·菲利普。他现在究竟会在哪儿呢？

他们始终是一个跟着一个走进客店里，久久停在那里。我打算等他们都进去。晚些时候还有一辆公共汽车开往喀斯特方向，那儿应该是我寻根问祖的目的地。我身旁有个柴堆，底部有个锥形洞口，像是一个狗洞。洞口上有句拉丁语壁文的残迹：“时机是不会让人知道的。”我想像着从这些村民的一举一动里看出了我母亲的情况挺好的。仅仅看着那些熟悉的手包就让你放下心了。

我坐在自己的位子上，也没有人来打扰。我如此显然地不用着急，看来证件足够了。当那些林肯山村的人走出来时，连老人的面颊都发红了。他们并没有醉酒，却全都被一种奇异的、迟钝的兴奋劲攫取了。我听到他们在讲国语，第一次讲得如此纯正，声音清晰，也没有村子里那习以为常的大杂烩和含含糊糊的发音了。这时，他们像是听到一声命令，在上车之前一起转过身去，面朝客栈墙壁。墙壁在这个地方没有窗户，只是一块上面开着一条条横道的黄色大平面。这墙壁把村民们那深暗的背影衬托得清清楚楚。我看见几个女人也不分年龄大小，相互手拉着手，男人们把两臂交叉着抱在胸前。没有一个人不屈着膝，于是我恍然大悟，不仅我们柯巴尔家的人是被逐出家园的，而且所有这些有房无地的村民都一个样；整个林肯山村从太古以来就是一个流亡村；人人都一样奴颜婢膝，一样不幸，一样不合时宜；在我看来，连那个神父也不是什么教士了，在这儿的编队里更像是一个被剪短头发的、瘦骨嶙峋的囚徒。即使他们因为在这里受到了友好而廉价的招待而对着客栈抬起头来，可在我眼里，他们如此站在那里，的确就像站在一面哭诉墙的横道前一样，这些远足者同时也是朝圣者，那严肃的发型与打扮也与之般配。在这里，我第一次看出了民族服装里的名堂（就像后来又一次在那个老妪的照片上看到的一样：她几乎紧闭两眼，站在自家喀斯特茅舍前，胳膊上搭着黑白两色的寿袍，也就是当年的婚礼服）。这队伍里也有一个小孩。这时，他敏捷地攀爬上外墙台，从那里用指尖和脚尖继续交替着向前移动，并且从墙壁一半的地方，在观望者的喝彩声中，轻盈地跳到地上：旅行的结束和返回的信号。

那辆远足汽车拐了一个之字形弯后向北离去，驶往那个所谓的阿尔卑斯山共和国。这时，在我的眼里，它越来越小了，和在疲惫不堪的目光里非常相像，发出嗡嗡的响声而去，变成了一个玩具小汽车。随之，一群乡巴佬奴仆永远消失在从祖国被遣送到流亡地的途中。我觉得，那群无望的人是多么灵巧和高贵啊（就连手上的血管都显现出一种高贵的图案），而这些自古本乡本土的南斯拉夫居民现在看上去多么粗笨和世俗啊，不是一个劲地抽烟，就是四处吐痰，或者给自己的生殖器挠痒。

我穿过空空如也的广场，走到那面墙跟前，事后才加入到那个行列里。从外面看去，我是帝国时代一个建筑物的观察者，一边描摹着那条条横道，一边仰头来仔细观看着屋檐。可在内心里，我把两臂举向天空，同时觉得它们就像是残余部分。在想像中，是诅咒和唾弃：没有什么东西是通向上天的。哭诉墙是幻想，这里只存在着水平线上的平行构造，没有什么准线，而且凹槽里粘满了街道的粉尘和蜘蛛网。房子两边的墙棱角，无论是朝南还是向北，都没有与任何东西相邻。我的祖籍地吗？——一旦这面近看闪烁出一片黄色的墙壁碎裂和崩塌了，肯定就是冲我来的！——可是一边有棵南方的柏树，火焰的余象，被果球照得亮闪闪，充斥在无所不在的麻雀的鸣叫声中——往树木隐藏深处瞪着眼睛偷偷看去——，难道那些闻上去像香子兰的夹竹桃花什么都不是吗？——“夹竹桃”、“柏树”、“月桂树”——这些都不是我的词语——我不是伴随着它们成长的——从来也没有在它们所指代的环境中生活过——我们这样的人所认识的月桂树，最多不过是烹饪在汤里的干叶而已。——由于这样的描述，这个问题也就更加复杂了：如果我要叙述一棵棕榈树，当我站在跟前时，它就成了我的经历，那么此间浮现在我脑海里的就是（棕榈树）这个外来词。伴随着它，这棵树本身，连同鳞状树干和合抱的扇叶一起都从我的脑海里消失了。比如说，我可以一再把正好又从南北窗户前飞过的雪花重新命名为风、草、“云杉”、“赤松”（父亲的可用木材）、“天竺葵”、“莳萝”。然而，又比如说，当这个在内陆国家长大的人物要唤起他后来如此丰富多样地感受过的“海洋”情景时，海洋立刻就随着这个与自己不相干的“海洋”一词从你的视野里消失了。我始终就没有把握提起对那个孩子来说不过是名称或者压根儿就一无所知的事物。真的，连一切城市的东西，无论是“大广场”还是“有轨电车”，“公园”还是“高楼大厦”，这些对那个童年在乡下度过的孩子来说，是实在难以说出口的，比画得出手的。即使为了一个叙述那棵变得让人喜爱的树，也就是“悬铃木”的句子，近距离也是必不可少的，以便克服那自以为是的感觉，因为它那带有浅色斑点的树干和来回摆动的果球如此经常地把他从那乡巴佬的沉思中拖出来，使他喜笑颜开。对他来说，这种树就代表着融为一体的南方和城市——也像我面对柏树时一样，本来它对我来说“什么都不是”，同时却又让我那样感兴趣，犹如从远方看去苍天之下那片虚幻的哭诉墙，并且告诫自己说：“事情肯定就是这样！国外的这些事物与家乡的圣像柱和黄杨树一模一样，都是我不可分割的部分。”此时此刻，我又这样告诫自己了。

能够从容不迫地思考这一切，这就是满足：仿佛在这准要随着诅咒而来的平静中才感受到了自己的存在。——无论怎么说，为每一个所经历的事物重新找到为之命名的规则，这是一次什么样的考察旅行呢！愿你们这些信徒幸福吧！该死的边缘人？！难道说在另一个语言里就没有那样一个词语来表述这个被“无止境地在这个世界上被推来推去”的人，以及相应的格言：“异乡的门将会猛地撞上你的脚后跟”吗？

然后，晚班公共汽车行驶在维帕瓦平原上，穿过最后的山谷隘口，来到喀斯特海滨高地前，早就变成了夜间车。透过车顶窗，月亮映照到车里，几乎原地一动不动。汽车终于直行了。在之前许多盘旋和转弯行进中，我失去了方向感，直到在一个停车站的客店招牌前，才又回过神来。招牌上画着葡萄和鱼，给人一种静谧的生活景象。接着映入眼帘的是第一棵葡萄，犹如黑暗中闪现出的一个标志，随之而来的就是大片斜坡葡萄园边上一行行闪烁的葡萄。在挤得满满的汽车里，人们七嘴八舌说个不停，连司机也和坐在自己旁边折叠座椅上的乘务员（长途公共汽车里特有的人物）说个没完没了。与此同时，喇叭里也播放着广播节目，民间音乐与旅行速度齐头前进，一再被穿插的信息打断了。在这样的场景里，那些士兵扮演了主要角色，他们不是拥在中间走道里，就是挤在后排座位上，一个不时地坐在另一个的腿上，这一站成群结队地上了车，下一站又一窝蜂似的冲下去，随即消失在石墙后面。在长途行驶中，每个钟头都少不了休息。司机时而把车停在客栈前的小酒店旁，并告知停歇时间：“5分钟”或“10分钟”。我每次都跟着一起下车去，尝尝当地人一口就干光的葡萄酒。没过多久，我就觉得，仿佛自己从现在起将永远是这辆夜间长途公共汽车的一员了，是那群喋喋不休的、麻木不仁的、无法确定的乘客的一员了，而且仿佛我在这里找到了自己的生命里程。车里的座位被撕破了，无盖的烟灰盒里粘满了口香糖，一路咯咯吱吱响个不停。在这里，一切既是速度，同时又是惬意。我不是有时候真的就觉得自己到了安全地了吗？

当我们最后一次歇息后上车时，我们之中多了一个陌生的士兵。他身着制服，却没戴帽子。他手上提着一把包扎得严严实实的枪。车一开动，他就把枪竖着夹在两腿之间。他和自己的同伴分开坐着，就在我的前排。我望着他的侧影，而不是那武器，断定会发生什么事。是我们吗？是这个士兵吗？是我吗？注意力本身就是答案了。我注视着他的头顶，头顶旋多处断开了，我从后面在其中看到我自己了。剪得短短的头发，直立在头顶上，呈现出一幅双影图像，一个年轻士兵和一个同龄的无名小卒的双影图像。这个人或许毕竟会感受到他是谁（如果被一个第三者描述，他每次都知道自己不是被低估了就是被高看了。那个自己的图像——如果他如愿以偿地获得一个图像的话——他从来都不会相信的，然而，“我是谁？”这个问题常常变得如此紧迫，就像突发的祈祷一样）。他终于在自己面前看到了来自童年的主角，自己的双影人。这时，他完全确信，在这个世界什么地方，这人与他同样一起长大了，并且完全确定，这人总有一天干脆就会在这里出现，作为好朋友，不声不响地理解他，为他开脱，甚至不像自己的父母那样，只是一味地看透他。反过来，他对他也一样，怀着认知的喜色或者只是轻松地叹口气。他终于看到这个可靠的镜像了！

这个镜像首先向他显现出一个肯定人人都喜欢的形象。一个年轻人坐在那里，一点也不引人注意，从外表上看几乎与他的同龄人没有任何区别。然而由于他独自待着，并没有刻意离群，却显得鹤立鸡群。他周围发生的一切，没有他察觉不到的，可是他只关心与自己相关的事。在整个行驶过程中，他目不斜视，脑袋始终直直地向着正前方，身子从座位上挪都不挪一下；一对眼睛半睁半闭，睫毛几乎一动不动，给人一种沉思同时又警觉的形象。他可能正好在想像着一个非常遥远的地方，似乎同时既不中断自己的想像，又会用一只手镇定自若地接住那个谁都想不到从行李网掉落到旁边人头上的包裹，转眼间又把它放得整整齐齐的。看样子，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他只是眨了眨眼睛，这也许是冲着南极圈里一座山而去的。尤其是那一对耳朵，它们表现出了同时感受在场的和不在场的东西的敏锐，对这个年轻人来说如此与众不同：它们觉察到了行驶中的汽车里的每个响动，同样又可能觉察到了一条在同一瞬间崩裂的冰川，那些在地球各个角落的城市里正拖着步子摸着走去的盲人，或者那条在家乡的村旁此刻一如既往地流去的小溪。与此同时，它们除了薄、透明、纤细和微微翘起外，也没有什么与众不同的特征，同样也一动不动。这时，你会心想着，它们在不受任何影响地行动着。真的，是周围独一无二的行动者，是外部世界与内心世界的集合点，这个人简直整个都成了耳朵。这想法无疑更可能来自那活似雕像般的姿态，一个严阵以待和作好最坏准备的人的姿态，整个行程中保持不变的姿态。无论发生什么事，他时刻都准备好去应对，虽然会因此受到触动，却不会为之吃惊。

这就是行程。到达兵营地时，这个立式雕像自然就失去力量了，只剩下零零星星变换不定的图像，伴随着每一瞥目光，就是另外一个图像。在后来几年里，我经常来到维帕瓦这个地方，并且把斯洛文尼亚“神圣的”纳诺山（白色的、孤零零的石灰石，行人的旅伴，旋转着，变换着形象，同样滋养着心灵，像许多普通国货上的图案和商标一样）山脚下的村庄、城市、“庄园”与同名的水流（许许多多的泉水，一眼挨着一眼，它们完全无声无息地直接从岩缝里汨汨流出来，汇聚成一条条水沟，像小池沼似的，同样无声无息。然后一下子统统聚集成一条独一无二的河流，汹涌澎湃，回响在石屋之间和一座座石桥之下，在水流的风浪里冲卷走岸边树木，也就是野无花果树悬垂的枝条，浪涛滚滚地冲进宽阔的山谷里，随即又在那里平静下来了）连同以其命名的葡萄（白色，像野草，而且有点苦涩味道）一起感受为一个我一再想要看见的地方，越久越好，为了不忘记我会成为这个世界，而且这也正是我对自己本身和这个世界期盼已久的。然而，第一次到那儿时，我只是把目光投向那个士兵了，现在不得不使他蒙上阴影，直到发生不寻常的事件。我很兴奋，同时也很冷静，小心翼翼，像密探一样：这期间，我经历了一些事情——可没有任何事情像我的双影人这样闻所未闻。此时此刻，压根儿就没有必要小心翼翼。我或许都可以把鞋踩到另外那个人的脚后跟上，而他或许连头都不回一下，继续径直走去。他始终用左手紧握着那杆包起来的枪，可在我看来，那空着的右手显得更加重要，拇指和食指形成了一个圆圈。我先是跟着他进了电影院。一到人群里，他一下子成了个喜笑颜开的人。接着来到一家名叫“游击队员”的酒店里，那里只有服务员和我是平民。我假装成什么人呢？惟一提出这个问题的人就是我。士兵们都对我视而不见。

那个士兵加入到其他人桌旁，只是当个听众。在这里，一幅幅图像开始跳跃不定了。我时而在半睡半醒的状态中觉得看到一张脸孔，上面的表情以十分之一秒的频率在变化着：我眼睛一刻也不离开的这个双影人也在这样变换着他的表情。严肃变成了愉悦；愉悦变成了嘲讽；嘲讽变成了蔑视；蔑视变成了同情；同情变成了心不在焉；心不在焉变成了孤独；孤独变成了绝望；绝望变成了黑暗；黑暗变成了幸福；幸福变成了无忧无虑；无忧无虑变成了满不在乎。期间，他压根儿就没有在听，时而让一只苍蝇弄得没有心思，时而被外面楼道里打乒乓球的人搞得晕头转向，时而又被那闹哄哄地响彻大厅的自动投币点唱机牵走神了。当他真的洗耳恭听时，便表现为这个空间的中心人物。引人注目的是，有人从他身边走开了，总是又有新人凑上前来，向他叙述他们的事情。即使他独自一人坐着，周围的人却都注视着他。看样子，仿佛他的同伴们不是等待着他的一个信号，就是更多地等待着他出洋相。真的，在他身上，我看到了一个遭受折磨的人，一个受到别人窥视的人，因为他融一切于一身，然而久而久之却什么都不是。他们的目的就是要这样或那样来和他较量。而他也意识到了这一切，与旅途中截然不同，逐渐失去了那绝对让他出类拔萃的东西，失去了自制力。他觉得再也没有什么东西是自然的。这时，他自己变成了最不自然的东西。他不仅不断地变换着神色，而且也变换着姿态。他跷起两条腿，又伸开它们，再把它们收拢到椅子下，最后又徒劳地试着把蜷起的右腿随随便便地搭在左膝上。从这整个形象中，那曾经把从容、警觉、温厚和首先是纯洁感染给这位观察者的远近并存，美好的远近并存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扭曲的形象和令人反感的乱作一团；两眼呆滞，两耳发红，两肩倾斜，一只手握成了拳头，伸向酒杯，并撞翻了它。那么我是这样吗？是旅程的结束，梦幻的结局吗？这个问题变成了吃惊；吃惊变成了厌恶；厌恶变成了对厌恶的认识（对自己，对别人，对生存的）；厌恶是我们这个家族的病态；对这个病态的认识变成了惊奇；惊奇变成了中断。那么我所遇到的这个双影人到底是什么呢？是朋友？就像那个孩子曾经希望得到的朋友吗？是对手？就像不会再比他更可怕的、从现在起一辈子都陪伴着我的对手吗？——连答案都成了一个变换不定的图像：朋友—对手—朋友对手—对手朋友……

快到午夜时分，客人们都离开了酒店。古朴的沃利策牌自动点唱机靠着后墙，上面盖着一个穹形玻璃罩，里面有一个黑色的圆盘在旋转，弥漫在闪烁的灯光里，被一个抓臂托举起来，直立着像一个轮子。看这景象，如此具有决定性的影响，音乐不管怎么说只是弦外之音而已。那位士兵和我，我们俩都望着同样的方向，目光穿过这又大又昏暗的空间，同时伴随空间尽头轮子的旋转——在灯光下闪闪烁烁的条纹——我又看到了另外那个人的分头线，怪模怪样，像一片三角洲。

我们俩走出酒店，我又跟在他后面，两人站在空空如也的广场上。广场另一边围着一排帝国时期的石质地灵雕像。两人看着沥青地面，我们的祖国，又仰望着月亮，我们的家畜，再望向什么都没有的一旁。噢，斯洛文尼亚语，还有什么更活生生的语言呢？对二人的所作所为来说，它拥有一个特别的表达形式，就是双数形式；其间也在这里濒临消失了；惟独在文字里常用！

我们沿着河绕道去兵营里。这时，我们的距离越来越远了。在一片沙滩前，我看到的不是那个士兵，而只是他系着鞋带的鞋子留下的印记，在这地上纵横交错，一个印记多次盖着另一个，所有的印记都模糊不清了，边上满是泥团。看样子，仿佛在这个圈里刚刚发生过一场生死角斗。

在兵营一扇窗前，我才又看见他了。他站在黑暗里，可是我认得出他的身影。他手里拿着一个圆东西，可能是个苹果，或者也可能是一块准备投掷的石头。当他抽起烟时，瞬间显现出了那张如此熟悉而又可怕的面孔。像在旅途中一样，我又一次感受着那双审视的眼睛。然而，我同时又想起了一个什么都不愿意发现的探询者的眼睛，取而代之的是，让熟悉的东西变得陌生；巡视着那陌生的东西的范围，并且使之扩展蔓延。

那是一个温暖静谧的夜晚，我发现那儿停着一辆车，车门敞开着，顺便就钻进去了。我伸展四肢躺在最后一排长座上，拿海员背包当枕头。起初并不舒服，过了一阵子，这就是我容身的地方了。

尽管如此，我还是无法入睡。汽车发出噼噼啪啪的响声，仿佛立刻就要开动似的。月亮映照在我紧闭的眼睛上，刺眼得就像探照灯一样。我想到了秋天和服兵役的日子，一下子觉得和现在不一样了，可以想像了。一生中的所有努力，我都是独自付出的。而且我向来就是这样，过后又缓过气来，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人是不可能满意地回顾自己的。可对那些士兵来说，我这样想像着，在共同翻越过一座山脉或者架设起一座桥梁以后，才会使另一个确信这些事实，就是因为他们作为团体，躺在路边什么地方，个个都同样筋疲力尽。我想使自己筋疲力尽，一再如此。我已经不再是乡民了，也没有成为工人，所以，精疲力竭是我惟一的自我辩护。

然后，我在思考着服兵役资格考试之后的那个讲话，是一个从边防城市专门赶过来的训练军官讲给这些乡村小伙子听的。这个军官晃动着脚跟，拳头敲击着讲桌，目光凝视着远方，并且在那里觉察到了英雄墓地之间那冰冷的冻原风。他深深地吸口风，接着以独一无二没完没了的吼叫声把它又灌进站在自己脚跟前一伙懦夫和胆小鬼的耳朵里。随之，伴随着破锣似的吼叫，他发出了最后一声令人毛骨悚然的挑战——“任何美好的死亡都比不上战死在沙场上！”——在共同唱了一再为歌词而冷场的国歌以后，他收起脚后跟，用手背轻轻地拍了拍额头，穿过一个活门，急急忙忙地回到自己的地狱里。对这个年轻的菲利普·柯巴尔来说，这是第一次遇上了一个疯子和对公众有危险的人。相反，在他的同龄人眼里，却是一个自然而然的事件。也许直到今日，他们依然惟命是从地臣服于他，就像当年在那个专为一次讲话遮得昏暗的区首府“多功能厅”里时一样。不过，这次对孤独的经历，不也同时放射出了解放的光芒吗？

这个躺在汽车里的人，最后看见自己面前有一个海峡，并且已经进入战时状态了。除了两个岗哨外，这个世界上连一个人也没有，一个在海峡这边，一个在海峡那边，两个都远在外水域里，人人都站在一个狭小的、在海浪里晃来晃去的圆盘上，而且有一个声音说，你立刻就会感受到，为什么战争会是惟一实际的东西。

等我醒来时，不知道自己到了什么地方。没有恐惧，只是陶醉。汽车停下了，然而是一个陌生的、色彩异样的地方。刚才还发着红光的月亮变成了一个淡色的白日月亮，是天空上惟一的云朵，圆圆的，小小的，与又圆又小的太阳正好相对。我不知道自己怎样从一个地方到了另一个地方，至多不过想起了离合器频繁转换和灌木条掠过车窗玻璃的响声。折合门敞开着，一下车，我碰到了司机，他从容地——现在说起这一切来，只会像童话一样——向我说了一声早晨好，并且让这个似曾相识的小伙子来共享他的早点。

汽车停在空旷的路段上，不过有一条田间小道通往一个我从来都没有看到过的村子里。然后，乘车的人们也从那里走过来，大家都一下子出现了，像从同一个家出来似的。这里想必就是始发点。他们编队移动着，穿得像是外出什么地方去上班。其中有一个警察，他身着制服，走在其他人一旁，充当着元帅角色。他们刚一上车，离开视线，那村子看上去就没有人烟了，犹如打眼看上去时一样，一座脱离了历史的浅灰色的石头纪念碑，一座周边地区空荡和多风的纪念碑。我一走进里面时，当然听到了收音机声，闻到了汽油味，碰到了一个丑陋得令人失望的年长女人，她把一封信投进了常见的黄色邮筒里。与此同时，她为什么非要把我当作“终于又一次回家来的那个过世的铁匠的儿子”来欢迎呢？请我坐到院里的长条椅上，四面高墙挡着凤，给我端来一盆水让我洗洗，给我缝好上衣缺失的扣子，为我织补破损的短袜——与哥哥不同，我压根儿就不会爱惜自己的东西。一件衬衣，他穿上十年还像新的，而我刚穿上一天就扯破了——，给我看她女儿的照片，让我住在她家里呢？仿佛童话规则就这样，我一个问题也没提，既不问这个地方的名字，也不问这个虚幻而自由的王国的名字。我在梦里越过了这王国的边界，之前有过渡，而之后就没有了。到了这里，与在路上截然不同，我觉得没有什么东西是不熟悉的，所以我也明白自己已经到了喀斯特。

伴随着铺着漆布的餐桌，沉湎在神话里的惊奇和不安很快就让位于一张报纸的头版头条（通过另外一种语言，再也没有了掩饰），一个地下蓄水池，上面有一块牌子提醒你，在那次世界大战中，这个井状空间曾经是抵抗战士的秘密电台所在地。尽管如此，喀斯特连同失踪的哥哥一起，就是这个叙述的动机。可话说回来，难道一个地方是可以叙述的吗？

早在孩童时，喀斯特虹吸管流一开始就被弄错了。我从小就把哥哥的果园所在的那片碗状凹地当成了一个灰岩坑，因为它是再也明显不过的喀斯特地貌。就是因为有了它，才使得我们这片不起眼的雅恩费尔德平原引人注意了；多布拉瓦森林里的几个弹坑正好够垃圾坑的大小，德拉瓦河如此深深地隐藏着，流动在特罗格峡谷里，既不能行船，也不能载舟（最多不过是游击队员当年划着双把大木盆夜间渡过）。而在林肯山村里，肯定没有一个人曾经意识到生活在一条真正的、十分重要的河边上。这片平地上的凹地是我们这里惟一值得一看的东西，不是因为其形状，而是其独一无二性：这位学生自豪地心想着，这儿如此远在喀斯特北面，像那儿不计其数的地方一样，也有一个地下岩洞塌陷了，土壤从上面垮下去了，从而形成了这片肥沃的碗状土地。在我孩童的心灵里，凡是曾经发生过事情的地方，将来还会发生事情，完全另外的事情。而我望着这片被信以为真的灰岩坑的目光，既是期待的，同时又是畏惧的。

后来，当我受到那位（地理和历史）老师的启发时，这表象，这多年的表象早就根深蒂固了。如果说我有一个想往异地的目标的话，那就是喀斯特。与此同时，除了光秃秃的岩石镶嵌在其中，密密麻麻，除了一个个灰岩坑，坑底尽是红土，我对它压根儿就没有什么概念。在我的回忆中，有一次，那个半大不小的家伙坐在家里的窗台上，神往那群山之后不为人所知的海滨高原时号啕大哭起来，那样猛烈，这哭声和孩子有时候的哭叫不一样，拥有一种惊叫的力量：我现在认识到，那是他未被问及，自觉自愿地从自身发出的最初的东西——他第一句自己的话。

又是那个老师，我现在从他那里继承来这个方法，为我叙述喀斯特的努力开个头（虽然与当年在窗台上的恸哭相应，在我的心里，有一个单纯的“噢，被加上翅膀的岩石！”的声音）。他虽然用一声惊呼开始了他心爱的历史，即玛雅人的历史，但不是从历史事件，而是从地下的演变而来的。他认为，一个民族的历史是由于土地特性预先确定的，只有当土地一同参与到每个阶段时，才可能有规律地叙述；惟一真实的历史撰写必须始终和地理研究同时来进行。他甚至敢于单从一个国家的各种地貌中来判定一个民族的循环，能不能在那儿居住的人群中形成循环以及民族。玛雅人的国家尤卡坦半岛也是喀斯特，一片塌陷的灰岩平地。然而与这个喀斯特，也就是“喀斯特鼻祖”的里雅斯特海湾的高原不同，世界上所有可以相比的地貌或许都从这里获得了自己的名称，是它的“翻转形式”：在地中海之上的地区，到处都是岩灰坑。而在热带地区都会翻转向上形成塔形和锥形地貌。在欧洲这样的地方，少得可怜的雨水以及从大陆腹地流过来的河水被多缝的灰岩就地吞没了。而中美洲地区充沛的雨水则又从岩石孔里冒出来了，甚至成了海滨之前的淡水井，含盐的大西洋中的淡水井，而玛雅人当年就是划着小船出去汲水的。

所以，按照这位老师的学说，生活在原始喀斯特的人无疑就是玛雅人“翻转的民族”。他们不是去田间劳作要下到灰岩坑里，而不是攀上梯田吗？他们的圣地不就清清楚楚地展现在那光秃秃的山包上，而不是掩藏在原始森林里吗？对他们来说，岩洞不就是他们的庇护所，而玛雅人则把人当作祭品呈献在其中吗？他们所有的建筑物——不仅是庙宇，也包括偏远的田间小屋——不就是用坚硬的石头，而不是用木头和玉米叶子建造的吗？无论是主建筑还是鸡舍，是门槛还是屋顶，是这儿还是那儿，甚至连排水管也不例外。

尽管如此，在我的记忆里，那些从田间小道上走向汽车的人和那个招待我的、非常肥胖的女人以及所有跟随她的人变成了一群印第安人。这些人是一个民族吗？是斯洛文尼亚人还是意大利人，这在我看来，无论如何不是他们的主要特征。可要成为一个独立的民族，这些喀斯特人就太少了，尽管他们拥有广阔的疆土和数以百计的村庄。或者也许他们是许许多多的人：无论怎么说，我向来只是看到他们要么单枪匹马，要么三三两两。如果说有许多人在一起，最多不过在教堂里，在汽车里和火车上，以及某个喀斯特影院里。要么一个人站在公墓里；要么一个或者两个（通常是夫妇二人）在自己的灰岩坑下面耙地；要么三个一堆（通常是老兵）坐在石头酒店里玩牌。我从来没有看到过他们同桌吃饭，或者形成一个圈子，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举行集会。虽然这里也不缺少铁托像，可我觉得，仿佛在这片高原上，无论是国家权力还是政治制度，仅仅是形式上的东西而已。在这片不毛之地上，可利用的面积真的是那样稀少和碎小，集体压根儿就行不通的：在灰岩坑底，田块就一棵苹果树的影子大小，远离村庄，只能被单个人占用。那么自然要问，为什么托尔敏的那次农民起义也蔓延到了喀斯特呢？他们在这里不再仅仅为了那“古老的权利”，而是喊着“我们不要什么权利，我们要的是战争，而且整个国家都会加入到我们的行列里”这个口号，为“最终的解放”而战斗。为什么在后来几个世纪里，这里建立的学校比别的地方都要多呢？为什么我在想像着，那个沃凯因的服务员和那个维帕瓦的士兵走在一群无特征的人堆里，相互立刻就会认得出来，哪怕只是瞥上一眼都会作为从家乡高原上溃逃到这里的人相互致以问候呢？在那里，地球依然是个圆盘，而不是新时期的球体。尽管如此：在喀斯特，我没有遇到一个独立的民族（连同循环），相反只是一群对他们来说四面八方不是“下面”就是“外面”的居民，共同概念和地方意识相当于一个世界城市的意识，从村庄到村庄的区别与那儿各个城区之间的一模一样（在哥哥的词典里，整个斯洛文尼亚的喀斯特拥有最多的语言发源地），只是每个城区独立存在，离下一个步行个把钟头远，坐落在真空地带里，而且没有一个城区叫做贫民区、市民区或者富人区：个个城区都通公路，几乎没有一条有名字，同样都是上坡，城南边，也许在高处教堂前长着一棵雪松，替代了城北边那棵栗子树，而城西边，也许在阵亡烈士纪念碑上多了一个意大利名字。无论是临时住处还是别墅都是不可想像的。那惟一的城堡坐落在圆圆的山顶上，孤寂，衰落，像一座荒漠城堡。它是由威尼斯人建造的。他们像之前的罗马人一样，把喀斯特的树都砍光了，用来给他们造船，这样才造就了这吞没流水的灰岩地区。在这从前单调和一望无边的氛围中，那些被锯成弧形的首领帝国的山巅成了与之格格不入的多余的修饰。

这个民族，在家乡一再被一些人引证，又一再被一些人召唤：在喀斯特，我并不因缺少它而感到不幸；也没有找到一个被驱逐的国王来悼念；也不再需要像在家乡时一样，去寻找那山间小道和盲窗，当成那个沉没的帝国的印记。这里的房屋不用基石和装饰条纹就可以存在下去——远望北方，纳诺山山脊上方聚集着我那中欧的云带，我说：他们＜b＞别无选择＜/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