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我就待在那高地上，直到太阳余象从我的视网膜中消失。仿佛觉得在我的心里有一个轴心在旋转，越来越慢。凭着它，我也观察到了自己背后的事物。在北面群山之后，天空浮现出一片火云，想像中正好在我们家的上方。谷仓西墙上，有一个锯成红桃、方块、黑桃和梅花的图案用来通风，而透过那黑乎乎的洞口，飘散着我父亲那百年之久的孤独。

我背对着离开这地方，后来也是边走边转过身朝那儿望去。一只小鸟从高地边上直飞云天，就像刚从下面那个侏儒手里溜脱似的，它要这样来赢得与巨人的投石角斗。随之，它又从空中俯冲下来，就像被击落了。在白日的余晖里，后面谷地深处旁的湖面上显现出透明的胶体色彩。这时，我心想着那全然是一片被淹没的蜜蜂在旋转着透明的翅膀。

每次去的时候，我都耷拉着脑袋，回来时总是挺胸昂首。在村口一座房子的墙上，有一块纪念碑，上面说的是，1941年的某一天，人们第一次聚集在这里的地下室里，抵抗法西斯主义。（在斯洛文尼亚每个我后来还要去的地方，我都碰到了墙上镶着相应铭文的房子。）我也想进行抵抗，而且下定决心抵抗，不是在哪一个地下室里，而是在大庭广众之下，在和平中，没有集会，就我自己。“用战斗造一个句子吧！”我对自己说，然后我才发现，这可就是那样一个句子，像甲骨文一样多义。有一次，我乘兴拐进一个木棚里，随手抓起斧子狠狠地劈在砧板上。一个妇人走过来，要我把一堆锯成一截一截的木块劈开来。我使劲地劈起来，木块四处乱飞——我现在还觉得额头上就有一块——，过了一个钟头，我就赚到了一顿晚饭和几个新词，比如用“分裂光明”来表述“制造麻烦”。另有一次，一个皮球滚到我脚前，我一脚踢得那样精准，人家就邀请我一起玩了（就是到了今天，我有时还梦想着在国家队里当个前锋）。一双鞋合力抱着脚腕，而父亲的皮腕带使手臂强壮有力，也不再仅仅是个腕套了。

一到晚上，菲利普·柯巴尔就坐在“黑土地”旅店拐角的位子上。谁也不问他的名字，甚至连那些不断巡视的警察也不闻不问。在所有人那里，他只是被称作“客人”。连这里照片上的铁托都转过身离他而去了，朝着天空望向一个轰炸机中队。

餐桌上，没有放满各种各样的，时而令人想起万人坑里那一具具头朝前栽倒的尸体的奥地利烤点心，又是简简单单的一摞白面包片，放在桌布上，那桌布自古以来就叫做“面包布”。

时值盛夏，有时候坐在房子外边热得要命。返回时，我通常甚至会很热，感觉山涧的空气吹拂在脸上，犹如扇起令人惬意的扇子。在通往餐厅敞开的窗户前，放着一个有几级台阶的踏板，服务员每次都要踏上去，以便从里面的厨师手里接过盛菜的盘子。在托架旁边，是一片水泥地，上面布满深深的条纹，看上去有点像一排钢琴键：自行车存放场，大多数时候空空的。避雷针从上面引到这里：也真是的，这地方几乎没有一天不下雷雨的。夜晚一到外面，到处都是闪电，这个中学毕业生索性用上了“宇宙眼”这个古希腊词语。因此到了七月里，那些萤火虫刚刚还在灌木丛里飞来飞去，转眼间就钻到草地里消失了。

那个服务员比我还要小一些，或许是刚刚从学校毕业来到这里。他个头儿不高，瘦小，长着一副狭窄的、近乎三角形的棕色面孔。在我的眼里，他只会出身于人烟稀少的深山里，是一户平常人家许多孩子中的一个，生在四周都围着石墙的独门独户里，小的时候不是牧童就是森林野果的采集者，知道每一个哪怕再隐蔽的角落。那个女朋友，向来只有别人说她长得漂亮——他可是我自个儿用这个词语描述的第一个人。和他说话，从来都没有超出问候、订餐和道谢之类。他不和客人交谈，一句多余的话都不说。这人身上的美更多则来自一种坚持不懈的专注，一种友善的警觉，而不是他的形象。你从来都不用去呼叫他，或者哪怕只是挥一挥手：他站在餐厅或者花园里最后边的角落里，那儿就是他闲时歇口气的位子。看样子，他像沉醉在对哪个远方的梦幻里，然而却眼疾手快，哪怕是最细微的神色都逃不过他专注的目光，甚至抢在每个神色之先，以特有的方式显现出一个“彬彬有礼者”的图像，是行为模式的典范。一到上午，即便已经雷声阵阵，他也要摆好李子树下的餐桌，然后还要在第一滴雨点掉下来之前就又把它们收拾好。他就是与众不同，有时候碰到他独自一人在餐厅里，给每把椅子都寻找着各自的位置，好像这关系到给一群喜庆的人排座位似的，一场洗礼仪式或者婚礼，因为所有的客人毕竟在这样的场合都特别挑剔。他对那些一点都不值钱的、已经磨损不堪的物品（在这家旅店里，几乎只有这样的物品）所表示出的小心仔细，同样也与众不同：他把金属餐具摆放得工工整整的，把调料瓶上的塑料盖子擦洗得干干净净的。有一次，傍晚时分，他站在那寒碜空荡的空间里，一动不动地直看着前面，然后走到远处的一个壁龛前，给放在那儿的大肚子玻璃瓶上加了一个小小而温馨的变化，顿时让这整个房间充满了宾至如归的气氛。又有一次，餐厅里坐满了人，吃晚饭时常常就这样，他把就要送到客人桌前的一壶咖啡放到柜台上，小心翼翼地将把手弄直了，然后以一种夸张的架势抓起那微小的容器径直递给了要咖啡的客人。尤其引人注目的是，他自己给那些醉酒的人点烟时十分一本正经，他也始终只需要做一个动作。此时此刻，我看到他那半闭的眼睛闪闪发亮。

白天里，独自待在房间里或者去野外时，我更多思念的是那个服务员，而不是父母或者女朋友。我现在才明白，这就是一种爱。我并不是想去他那里，而是有意要在他近旁。一到休息日，他不在了，我便觉得若有所失。一旦他出现，他那一身黑白装扮顿时让满屋的各个角落里充满了生气，我也获得了色彩感觉。或许这样的爱慕也来自他始终保持的距离中，而且不仅在上班时如此。有一天，我碰见他身着便装，站在汽车站的快餐铺前，自个儿成了客人，而且旅店里那个服务员和面前这位身着灰色便装的年轻人之间并没有什么区别。他把雨衣搭在胳膊上，一只脚撑在下面的横杆上，慢条斯理地吃着香肠，目光落在来来往往的车辆上。或许就是这种距离感汇同那专注和平静的神气一起形成了那既震撼着这位观察者，又获得了典范力量的美。直到今天，我依然处在一种不得已的境况中，还在回想着那个沃凯因服务员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这在通常情况下虽说无济于事，然而，他的图像毕竟又回来了，至少在这一瞬间，我可以心平气静了。

在“黑土地”旅馆停留的最后一天里，快到午夜时分——所有的客人，也包括那个女厨师都已经走开了——，我回房间时经过敞开着的厨房，看见那服务员坐在满满一大木盆碗盘前，用一条桌布一个接一个地擦着碗盘。后来我从上面的窗户望出去，只见他站在下面的山涧桥上，穿着裤衩和衬衣。他那弯曲的右臂上托着一摞盘子，他一个接一个地拿下来，又一个接一个地让它们漂到水上去，像一堆飞盘一样，整齐，优雅。

这个年轻的菲利普·柯巴尔在“黑土地”旅馆四人间里度过的夜晚几乎完全是没有梦的。几年前，被关挤在寄宿学校宿舍里，让持续的头痛牢牢地钉在枕头上。我常常想像着，独自在自由的天空下躺在自己的床上，躺在一片广袤的平原中间，暴风和雪片席卷扫过，我暖暖和和地裹在被子里，直到耳根，惟独我的脑袋冻得都要炸裂了：由于这咆哮的山涧，这样的想像现在成了现实；山涧推移了这位睡眠者房间的墙壁，替代了他的梦。

仅有一次，他梦见父亲了（他当之无愧地享受着山涧工人的养老金），或者其实只是梦见了那个父亲可能要把家史写上去的本子。它变成了一本书，和实际不一样了，不是一行行写得歪歪斜斜的，记着哥哥的战地邮政编码和菲利普的衣服的数字，满本子都是文章，不是手写的，而是印刷的。这位山涧工人成了农民作家，世纪转折时期斯洛文尼亚农民一个合乎时代的继承人。他们的作品被收集起来了，按照他们习以为常的叙述时间，他们被翻译过来的意思叫做“夜晚之人”，这在他们登场之前也可能就是晚风或者晚间飞蛾，而在他们离去之后无非就是那“晚报”了。这本梦中之书专心致志的读者就是那个年轻的服务员。

我背着那蓝色的海员背包，拿着那根榛子树杖，站在波希斯卡-毕斯特里卡火车站的高台上。这时，刮起一阵徐徐的晨风。我打算继续南行。从发车轨道处望去，穿越群山的隧道在背面那儿依稀可见。像边境那边的米特尔一样，这里也是楼房第二层用作住宅。像那里一样，天竺葵的花也从小木盒里飘落到鹅卵石上。这期间，我觉得气味都变得让人惬意了。这两个国家的小火车站，连搪瓷牌上的文字都是共有的，上面都标的是“超越亚得里亚海的高度”，显示的是同样一个基本图案：昔日帝国的图案。一道石门通往旁边的厕所里，门上涂的是蓝色，就像家乡圣像柱上的苍穹一样（里面仅仅只有一个坑是用来大小便的）。一间木屋上，钉着一个个牛角，巨大无比，像是水牛角。那个归属车站的菜园子顶头呈现出一个三角地，被豆蔓围起来了，其中一个调料作物菜畦里覆盖着郁郁葱葱的莳萝菜。三角地尖上长着一棵樱桃树，地面上留下了黑乎乎的果实痕迹。在站前广场的栗子树上，燕子叽叽喳喳叫个不停，一个也看不见，只听到它们在树叶丛里持续不断地扑棱来扑棱去。候车室里铺的是木地板，镶着黑色的缝条，连同高高的铁火炉一起，看上去和家乡汽车站的木板棚一模一样。候车室两面开着窗户，像几乎始终空着的样子，笼罩在一种住家的光亮中。在水泥地面上已经半是沉陷的入口旁边，有一个脚踏垫，是由皇家铸钢做成的，像一把朝上翻起的刀刃，左右镶嵌着有装饰图案的小画像柱。整个建筑显得如此宽敞，同时每个细节又那样精雕细刻。在这里，我感觉到一种宽厚的精神在呼吸着，那些当年在帝国时期曾经构想并使之充满生气的人，他们的精神在呼吸着，而且连这个现在正在思考着这一切的人也不是什么恶人了。

在我旁边，一队士兵等待着，鸦雀无声，胡子拉碴的面颊上，留着汗水干结的痕迹。靴筒上满是泥点。我的目光从他们身上移向南面的群山，山顶已经映照在阳光下。沃凯因的上空终于露出了笑脸。在这一瞬间，我下定了决心，徒步翻过这座山脉，说着就上路了。（“再也不过隧洞了！”再说：“我有的是时间！”）随着这个决心，大地猛地一动，看样子，仿佛伴随着它，白天才来到了。而在那个另外的语言里，这“猛地一动”不也同时意味着“战斗”吗？

直到这时候，我知道的惟一山峰就是拜岑山峰，比这里的山还要略高一些。在背阴的围谷里，就是到了夏天，有时候也会看到雪景。不过，你慢慢悠悠地攀登上去，更确切地说，那是一种漫游，而且我常常和父亲一起登山漫游。到了半山腰上，我们就在一个谷仓里满是尘灰的干草上过夜，过后我的眼睛因此而肿胀得无法眺望四周。只要我们一走到一户人家附近，通常都有一条狗扑过来，主人紧随其后，一边跑着，一边又是吆喝，又是挥舞棍杖：山民从骨子里就怀疑这些来自平川的小民，因为这些人踩踏了他们的牧草，使他们的牲畜受到了惊吓，采走了他们树林里的蘑菇。等你走到近前时，他们才会和缓下来；一看见这些陌生人中有那个远近有名的木匠，自家的屋架也是出自他手，又是叫你吃熏肉和面包，又是让你喝果子酒。有一次，到了再往后就是南斯拉夫的山脊边境线上时，父亲叉开两腿站立，一只脚站在这边，另一只踩在那边，然后给我来了一次简短的演讲：“你来看看吧，我们的名字意味着什么：不是两腿叉开站立的人，而是边缘人。你哥哥是个中间人——而我们俩就是边缘人。一个柯巴尔人，既是那个用四肢爬行的人，又是那个步伐轻盈的攀登者。一个边缘人，这是一种边缘生存，却不是一个边缘形象！”

上山时，我不时地回头望那片他国之地，像出于感激之情一样。在那个与家乡如此不同的地方，没有人用怀疑的目光看着我，人家对我提出的几个问题，无论如何不是什么狡诈的问题。通常情况下，我总是低着头，面对夏日的草地从我的下方无声无息掠过，思念着开往战争前线的哥哥，他再也听不到鸟叫了，再也看不到“路边盛开的鲜花”了。我浑身都感到，这坚持不懈的攀登使得身子骨作好了应对秋天的事情的准备，不管是服兵役还是上大学，作好了应对下一个敌手的准备。那些蜥蜴要么变换成滚动到一旁的路石，要么像鸟儿一样在灌木丛里刷刷响动。我久久感受着最后一丝人气：山村尽头一户人家门前一堆湿漉漉黑乎乎的衣服（这时，我心想着，斯洛文尼亚语中有一个独特的词语表达这样一户“尽头人家”）。然后，我就一个劲地顺着草丛里那一道道证实就是把人常常引到无路可走的野兽足迹行进。我所听到的一切是一种和谐的昆虫嗡嗡声，像一群离得越来越远的人的声音。在我背后，那片谷地沉没了，取而代之的是，在尤利安山天际线上，浮现出了那三头峰，也就是南斯拉夫的群山之巅特里格拉夫峰。我身前身后无非都是荒野而已。

我又一次抄近路走去，打算走一条直道，可是由于有水阻挡的缘故，也根本不可能有什么直道。我如此深思熟虑地开始了，又如此不假思索地赶忙奔个不停。我觉得有必要勇往直上，穿过矮木丛林，越过卵石沟槽。到了树木线上，光秃秃的山岗临近了，本来齐膝高的草丛也变得低矮和稀疏了，我看到面前是一片纹丝不动的阴云。就在同一时刻，阴云里开始电闪雷鸣了。我并非不在意，甚至害怕起来了——正好在昨天晚上，人们在旅馆里还说起一个在雷雨中丧生的人——，同时毫不犹豫地继续往上走去。我倒常常像被那危险吸住了一样，径直奔它而去，绝对不是轻率，甚或开心，而是惊慌失措，要么结结巴巴地哼着一首流行歌曲，要么就数着数。真的，这个翻山越岭的人是如此害怕，他把自己裤子发出的哗哩哗啦的响声都听成了雷声。被他在远处当成山顶石屋的建筑，一到山岗上，原来是一个战争要塞的遗迹；一个可能的栖身之地的窗户原来是要塞的射击孔。不管怎样，这个废墟给了他一块遮风避雨的地方。猛地一下，他完全平静了：他心平气和地注视着远方一片草地，四周都在下雨，惟独那块地方被大冰雹覆盖，白茫茫一片。这时，他已经精疲力竭了，目光连那远景都忘记了，在那片白茫茫的地方，看到的是一条床单放到场地上曝晒漂白。他坐在那儿就倒下了，像昏过去一样。哥哥在一次急行军后写的一封信里称这样的昏昏沉沉为“无意识睡眠”。

当我苏醒过来时，天色已经变暗了。在那些射击孔首先瞄准的南边山谷低处，星星点点地亮起灯了。我在外面雨里走上走下，然后决定留下来。在白天就要消失的时刻，要塞那些蜂房简直显得太诱人了，如同酒店的小房间一样。雾蒙蒙的东西笼罩在山岗上，就是云彩：我第一次觉得自己投身于这样一个景象里，下面的草地格外清晰，一朵朵小山花被笼罩在雾霭中，闪闪烁烁。一只老鹰飘浮在移动的云层里，翅膀一动也不动，像受伤了一样。我在碉堡里安下营，躺在一层旧报纸上，品尝着我随身带来的干粮。无论如何我今天不会再出什么事了——此时此刻，我想起了那个关于地灵的传说，他从自己栖身的石窟里把舌头吐出来给那些神灵鬼怪看。结果他抵不住一个居心叵测的人的诱惑，最终还是被雷劈死了。

夜晚还远未降临，黄昏的轮廓只是融化成了一种越来越无形的光亮，其中惟一的轮廓就是那个蓝色的背包：“山岗上的海员背包”，这个昏昏欲睡的人感到奇怪。然后，他在冰冻的海里游了几个时辰，他四周的海都结冰了。突然间，一把指尖浮现在他的脸上，一种不会比这会儿再温暖和真实的触摸，而且伴随着一个熟悉的声音说：“我亲爱的！”然而，当他在黑暗里睁开眼时，周围连一个人影也没有，只听见越来越响的沙沙声，而且越来越近了，啪地一声，不是野兽来了，而是那个海员背包倒在地上了。

当第一缕晨曦到来之前，我就上路了，顺着山岗，一步一步地走去。我就是要这样走一走。终于又要像当年那个光着脚的孩子与父亲并肩走在田野上一样，在这夜晚的尽头，来辨别那个既意味着白天的开始，同时又意味着一切的细节，终于又要经历“生存”这个冒险了。然而事与愿违：当初，清晨淅淅沥沥的雨点，滴在路上的尘土里，溅起一个个微小的火山口，恰恰伴随着这雨点，那远古世界才让人刻骨铭心了。然而在这里，一切立刻就是那远古世界——雨水就像自古以来从黑压压的天空里倾泻，从黑黝黝的大地里直上云霄，雾霭就像从火山口里喷发出来一样，湿冷的岩石灰上加灰，匍匐的灌木给脚下设起一个个圈套，平静得连一丝风也没有——，因此，没有什么东西会形成尘土里那样的图案。再说，或许也缺少与另一个人牵手的感觉，而大地的亲近，惟有这位叙述者现在才会回味过来。然而对于那个孩子的继任者来说，当时处在那儿的山岗上是无法企及的。照这么说来，有些东西是可以重现和恢复的，更多是靠着描粗和勾画，而不是仿效和学样？这个独来独往的人，无论他怎样企盼也好，可他感受到的不是从那些尘土火山口里升起的闪光，仿佛太阳就是从这个星球里升起来似的，而是一种赤裸裸的、麻木的曙光，一切形状，甚至夜晚的形状都在其中融化了，并且压根儿就没有感觉到一个还那样遥远的太阳的存在。黎明时刻，他跌跌撞撞地跨过一块块岩石和一条条根蔓，又是发冷又是出汗，浑身上下都湿透了，背上湿成一团的海员背包成了越来越沉重的行军背囊。这时，他重复的不是同父亲一起走过的童年之路，而是当兵的哥哥拖着艰难的步子穿过不毛之地，去参加一场预先注定要失败的战斗；重复的不是田野之路，而是行军之道。虽然我确信向西走去，可我愤愤不平地想着，像哥哥当年一样，我似乎被遣送去东边了；虽然我明明白白地朝着自己向往的目的地走去，可我的思想抱怨我，随着每一个步子，我越来越远地离开了那个对我意味着全部的地方。这第一声旱獭警叫，与其说是冲着自己的同类，倒不如说是冲着我来的？那只雪白的山兔从草丛里尖叫着擦我身边闪过去，它不就是勾画出了一幅不可挽救的逃亡的图像吗？

我心想着这一切，既愤愤不平，又惴惴不安，同时又坚定不移地继续走下去。天亮时，雨变小了。我顺着山坡向下，朝着依然看不见的伊松佐河谷地走去。这里没有可以看得见的路，可是，我会给自己开辟一条路的。我在自己身上真的发现了父亲在山顶演讲中所说的灵巧敏捷，均匀快捷地从一块岩石跳到另一块上，不停止或者不歇息。此时此刻，我甚至感到了惬意。当我在一个地方不得不成为会爬山的人时，这惬意就越发强烈了：这时，我四肢趴在岩壁上，父亲，然而身子挺得直直的，并且感觉到指头尖和脚趾球之间在共同行动，绝对不像在干那些你命令我要干的体力活儿时的感觉！我十分活跃地踩到了小岩壁脚下，就像沐浴在阳光里一样。不大一会儿，太阳也真的出来了。

于是，我来到阳面的树木线上。我依然面临着一段虽说漫长，却不用着急的旅程。在继续行进中，当然是某种异样的东西，侵袭着这位漫游者，不是害怕暴雨、野兽或者悬崖。那位老师叙述他作为年轻的地理学者独自探险的经历时说，每当他过了“那些最后的猎人标志”时，才会觉得自己自由了：我则与之相反，远离开任何一户人家，置身于一个地方，几乎不用置疑，除了我，好久都没有人闯到这里来了（谁也真的不知道我在这儿），现在害怕起来了，害怕一个庞然大物——这个庞然大物就是我自己。世界的任何线索都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片苍白。这个名为“孤独”的庞然大物被从心灵深处突然扑出来的猎狗追赶着，盲目地在这苍白中瞎跑。又是猛地一下，它同时也是知觉。是我不得不给自己猛地一下呢，还是它发生了？它发生了，他，给了这个瞎跑的人猛地一下，这个他就是我。有时候，这个年轻人就是这样来对待自己的，通常是在清醒情况下，然后总是在他自己认为遭到某种东西威胁时才这样。这害怕先是突转为恐惧，仿佛已经到了如此地步，而恐惧又突转为毛骨悚然。他抱着这样的心境一动不动地等待着它被驱除，因为它不过是一个畸形物而已。然而，这样的驱除却没有发生。相反存在的是一个不能再陌生的陌生人，这人就是我。这就是我，而这个我是大写的我，因为它不是任何一个人，而是凌驾于他之上，巨大无比，并且控制着空间，使他有话说了，四肢灵便了，是他的书写名字。于是毛骨悚然变成了惊叹（对此，修饰词“无限的”再也合适不过了），邪恶的精灵变成了善良的精灵，畸形物变成了创造物。在我的想像中，不是一根预示不祥的指头，而是整个一只祝福的手指向这创造物——当这个我出现时，情形的确是这样的，仿佛你刚刚获得新生似的：眼睛变得又圆又亮了，耳朵变得又聪又灵了。（今天，这些东西当然不愿意再显现给我了；对于那个难以置信的“整体我！”的惊奇好像离我一去不复返了。这也许与那个责任难解难分，它成为这个四十五岁的人的一部分，使之孤独地陪伴着他那常常哀伤的理性，而我则看到这个二十岁的年轻人尚沉浸在天真烂漫的疯狂慈悲状态里，疯狂？当时在那个荒无人烟的地方，它治愈了害怕。）

我镇静地继续走着自己的路，背负着我自己，不是当成负担，而是护身。一到树林里，我的身后就响起了爆裂声，一块岩石随之从树木之间滚下山谷。苔藓里响起一阵嗡嗡声，像是来自一群受到惊扰从粪堆上飞起的苍蝇。这嗡嗡声来自一条直挺着脑袋、苔藓般的绿蛇，它向我发出咝咝声。这时，我如愿以偿地欣赏着它。干树枝堆下那个骷髅是一只雄狍的，犄角还连在脑壳上，我连同脑袋拿着走了一程，然后又扔掉了。到了一片林中旷地上，没有路可走了。旷地上密密麻麻长满齐胸高的蕨类植物。穿越时，我从容不迫地倾听着那些平常无声无息的、看不见的鸟儿在蕨类植物下面飞过发出的嗖嗖声。与这样的无忧无虑相映相衬，我接着高兴地看到了一条长满青苔的山间小道，通往山下时变宽了，成了一条老路。而更高兴于路上出现了刚刚驶过的小车的印子，绿色的草带上留下了刹车的痕迹——下山的坡是那样地陡——这时，我甚至觉得，仿佛伴随着这印记、被刹车榫头拔起的草团、深深切入的、油光闪亮的、积满了油乎乎的水的车轮沟、马蹄印和在一旁同行的人的靴子留下的印记，伴随着足底下这清清楚楚的文字映像，开始了一场完美的交响乐，而且这种最柔和的方式就是我迄今对音乐的理想所在。然后响在耳际的就是麻雀鸣叫和狗叫。虽然天又开始下起雨了，可我坐到树林边上，享用起黑莓来。这里和阴面的山谷不同，已经有了成熟的黑莓。我脱去鞋，让“天水”冲洗那疼痛的双脚。我累得身上直往外冒气。在手电筒的镜子柄上，我看到了一张脸上沾满松针。由于黑莓不解渴，继续行进时，我便享用着温暖的雨水。村口那棵接骨木也已经泛起黑色的斑点，旁边是第一棵不寻常的无花果树，果实好像直接长在树枝上。村子梯田脚下是一片白茫茫的石头荒漠，一条呈绿色的彩带蜿蜒穿过，那就是索卡河或者伊松佐河。

我四处乱走了两天，一到安全地方，于是就心想着，我走错的路还是太少了。后来也一样，只要一遇到这样的情况，总是同样的想法。安全地方？在我一生中，我还没有一次觉得在哪儿是安全的。

当时，这个二十岁的年轻人在伊松佐河上游山谷里只停留了一天一夜。他是在这个山谷的中心地托尔敏镇上过的夜。在这个地方的徽章上，那条河蜿蜒流过，上面交叉着象征那次伟大的农民起义的长柄叉和斧子。他在一户人家里找到了住处，租了间半地下室。天花板上布满了蜘蛛网。过了午夜，地下室的空气里充斥了一股强烈的呕吐物臭味：隔壁同住的一个人扯开嗓子一言不发地吐个没完没了，直到黎明时分。我起来时，只见上面的厨房里坐着一个一声不吭的孩子，怀里抱着一只猫，父母亲已经出门上班了。我往桌子上放了些钱，在客店里用起了早餐，望着面包，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梯田上有一条老公路穿过，那里坐落着一个个村庄。我沿着梯田逆流而上，朝着柯巴里德或者卡尔弗莱特走去。伊松佐河先是在山谷深处，然后越来越近了。在对面放牧的草地上，有一个个用来堆放干草的石房子，没有窗户和烟囱。在公路外切道和河流弯道结合的地方，我下去走到河岸边，在雨里脱去衣服，从一块突出的石头上下到河水里。水流从表面看上去那样湍急，而此刻并非那样激烈地在我面前分成两股了。河水直没到我肩上，十分冰冷，因为刚刚才从山里流出来。我下水的一瞬间，冰冷直钻到五脏六腑里了。我立刻鼓起全身的力量，逆流游去，可划动了数百次之后，却发现那块上面放着我衣服的石头依然在同一个地方。于是，这位游泳者停在原地，脑袋正好露在水面上，观察着这个地方。从这个视角望去，它属于一个陌生的大陆，独一无二，闪烁流动，从四面八方汇聚而来，惟独被那些舌头状的卵石滩划分开来。河面上笼罩着一团团雾霭，水平线后与一片覆盖着黑油油的针叶林山脉相连。山脉雨蒙蒙的，是这一条条无名的河流永不停息的源头和后盾。索卡河？伊松佐河？荒无人烟，从我的下巴尖直延伸到一座船首似的、被遥远的太阳照亮的山峰，只有那冰冷的波浪和那温暖的雨水，这更可能使人想起一个太古时代，它也不需要去描述，而自成一体存在着。可后来，在河中间，我先后碰到了三个游泳同伴，显然——从那栗色的胳膊上留下的内衣印记看得出来——是几个工人在午休：匆匆忙忙地赶着趟儿，同时又欢呼雀跃的样子，一个比一个声音洪大，很快又从那图像里消失了（然后我看见他们站在河岸公路上一个载运碎石的车队里）。索卡河或者伊松佐河？是用这种阴性的斯洛文尼亚语表达还是那个阳性的意大利语表达更适合这条河呢？我心想着，在我看来，更确切地说，它应该是阳性的。而对那三个工人来说，它应该是阴性的。——在河岸公路上继续行走时，我感到一只让人温暖的手搭在肩胛骨上，一双鞋子变成了慢慢划去的独木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