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后来，恰恰在教会寄宿学校里，我遗忘了这种感受。在那里，有几个讲斯洛文尼亚语的人激起了其他人的不满和怀疑。他们讲这种语言，和学校、广播和教堂这些机构不一样，总是轻声低语。他们聚集在大教堂一个偏僻的角落里，几乎是在窃窃私语，因此，对于那些不理解的耳朵来说，传过来的无非是嘶嘶声。他们也会背向大家，仿佛故意躲开似的站在讲台的四方形场地里。这样一来，他们就有点像一个阴谋策划者小集团，而那些从四面八方传来的干扰叫喊更是支持了他们的阴谋计划。而我呢？我妒忌他们相互交头接耳吗？我妒忌他们显而易见的共同目的吗？说来更深一层，是一种厌恶：讨厌看到在这个我——孤独，被挤出来了，又再挤回去，惟独被课桌那蓝色的洞穴和睡眠温暖着——不得不把自己也算做其中的大多数人群里，有这样一伙自高自大的人物从我们之中分离出去。这帮斯洛文尼亚小伙子应该立刻保持沉默，应该从他们那见不得人的阴谋角落里爬出来。他们个个都和我一样，就请乖乖地蹲到那些指定的座位上去吧，身旁有一个偶然的、身上散发着臭味的、喘息着的、抓耳挠腮的陌生躯体，然后同样一声不吭，别一个个像同谋者似的亲密无间，窃窃私语，一门心思地听着寄宿学校喷水池里那哗哗的水声就是了，该放风时就放风去，像这个菲利普·柯巴尔一样。比起那张口结舌、意见不一、没有方向、耷拉着脑袋和紧握着拳头无所事事四处乱跑的多数来，你们这个抱成一团的少数更加让我恶心！

好久以后，我才从其中一个讲另外那种语言的人那里得知，他们根本就没有搞什么小集团，结盟来对付我们其他人。他们相互围着站在角落里，更多是他们惟一的可能，那就是一整天不得不用外语舌头说话以后，终于能够从对方的嘴里听到母语的声音。这种语言不仅被那些讲德语的同学，而且也被那些监护人嗤之以鼻。他们之所以如此轻声低语地相互交谈，是因为不愿意刺激任何人。而且他们之间说来说去，无非都是些无关紧要的事，要么是天气，要么是学校的事，要不就是从家里寄来的香肠和熏肉面包。当然聊聊这些事，就可以深深地舒口气了：一个把熟悉的声音直截了当地传递给另一个，“就像在举行圣餐仪式时一样”。在一天的几个瞬间里，他们能够聚在一起，讲一讲他们那遭到禁止的方言，这对他们来说“简直太开心了”，即便他们有意识地把话题都局限在平平常常的事情上。“不管我会说njiva，而不说Acker，或者jabolko，而不说Apfel”，那位提供信息的人大声说，“这难道有什么区别吗？！”

然而，对这个成长中的年轻人来说，只有在昏暗的教堂里举行的连祷和失踪的哥哥，也就是他心目中的英雄的身影，阻挡着他没有把在这个王国里的第二语言——对不少人来说是第一语言——理解为针对他个人的敌意行为。然而这种情况对讲德语的大多数人来说，却一如既往，就是到了这个世纪末也没有两样，而且常常甚至也没有什么恶意。

后来，那本老词典才把我从自己的狭隘中解救出来了。它出自上世纪末，也就是1895年，父亲出生的那一年，是一部力求完美的词典，收集了来自各个斯洛文尼亚语地区的表达和常用语。此时此刻，一抹接一抹的阳光正好又漫游过写字台对面那夜色降临的风景图像。凭借着阳光，我随之感觉到那些最微小的事物和形象连同它们的空间间隙都显现出来了——那个坐在河边的姑娘，一只手弯曲着，地平线上那棵弯曲的树，三岔路口那个小伙子脑袋扭向姑娘。同样，当时在野外谷仓的屋檐下，借助文字图像，我认识到了那一个个独特的细节。如果要我想像出自己的童年来，那么我迄今几乎始终缺少的就是这样独特的词语。事情是这样开始的，词语一个接着一个——哥哥把某些词语画线标出来了，因此我可以跳过许多——，在我眼前聚合成一个民族，家乡的村民清清楚楚地出现在其中。然而，与此同时，他们就像四处流传的故事和轶事中所说的一样，并没有萎缩成类型、角色和角色承载者。我从那些人和事物身上，看到的只是他们喜形于色的轮廓。那些词语描述的是一个乡村农牧民族，其中连一个个比喻都出自农牧范围：“他像奶牛摆尾一样鼓弄自己的舌头”；“你迟钝得就像无风的大雾”；“你们家里冷得就像在失火现场一样”。此外，城市也吓不住人，而是等着被人去占领：人们可以赶着马车“丁零当啷地闯进去”，或者乘着雪橇“滑进去”。骂起人来五花八门，死亡换句话说叫做：“他骂人骂到头了。”如果说这个民族对弥留之际拥有不计其数的说法的话，那么要说起女人的生殖器来就多得数不胜数了。从一个山谷到另一个，苹果和梨子的名字也是千变万化，同样数不胜数（有按农具命名的，有叫“割草女人”和“收割者”的，或者干脆就像七女神一样，称作“天女散花”的），像天空中似锦的繁星一样。这个民族从来就没有建立过自己的政府，因此，一切政府的东西，一切官方的东西，也包括一切抽象的东西都不得不引用统治者的语言，即德语和拉丁语逐字逐句的译文，这看上去同样不自然和古怪，似乎就像这位读者在这里找到的不是像Substanz（事物的实质）这样一个词，而是一个Unterstand（风雨棚）。然而作为补偿，它干脆就赋予那唾手可得的东西——一个个事物，而且不只是有用的事物——以爱称。在这件事上，一切家中的东西都好像以女性命名，而一切家外的东西都好像以男性命名：比如一个在热灰里烘烤的面包翻译过来叫做“Unterascher”（灰鬼），与之相应，一种梨子则叫做“Fräulein”（小姐）。一个特有的标志是，那些表示广大区域的词语仅仅加上一个音节就够了，而不需要第二个词，这样就可以生成缩小词形式。这种形式是这个区域里的事物称呼，而这个区域又为它的事物形成了这样一种栖息场所：比方说，在“Wald”（森林）一词里就隐含着“Wälderin”（森林之花），这不仅意味着居住在森林之中的女性，而且也意味着森林草，一种确切的森林花，一棵野生樱桃树，一棵野生苹果树，一个传说形象和仿佛是森林心脏的“冷杉山雀”：通过一个与习以为常的名称截然不同的名称，这位词典读者才晓得了那些事物的意义所在。

这时，在我眼前出现了一个如此充满深情却又如此粗俗无礼的民族，在许许多多行为中嘲笑思想上的敏捷和行动上的迟钝。勤劳（“干活时我们远在前面”，哥哥一封信里这样说）；成人的语言中交织着儿童的表达；绝望时寡言少语，几乎一声不吭，高兴和渴望时，说个没完，简直就是欢欣鼓舞；没有贵族，没有一致的步伐，没有地产（地只是佃租来的）；惟一的国王就是那个传奇英雄，被美化了，四处漫游着，短暂地显现出来，又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尽管如此，思来想去，这个民族压根儿也不是那个特有的斯洛文尼亚民族，或者那个我凭着词语感知的世纪转折时期的民族，而更多是一个不确定的、永恒的、超然于历史之外的民族——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一个存在于永恒不变的、惟独受到四季调节的当下的民族，存在于一个听凭于天气、收获和牲畜疾病规律的此岸之中的民族，而且同时存在于任何历史的彼岸，或者之前，或者之后，或者一旁——此时此刻，我意识到了，连哥哥那些画叉的标记也帮助形成了这样一个永恒的图像。你怎么会不愿意把自己算作那个不为人知的民族的一员呢？就战争、贵权和凯旋的队伍而言，可以说她只有借用来的词语，然而却为那些最不显眼的东西创造出一个个名称来，不管是为屋子里窗台下的空间，还是为野外田间道上的石头被刹车的轮子磨得闪闪发光的地方。她最有创造性的就是为那些只有孩子们才会梦寐以求的避难所、隐蔽所和活下去的场所取名：低矮丛林里的掩体、洞穴后面的洞穴、森林深处肥沃的空旷地——而她同样从来也没有必要去反对其他民族把自己当作那样一个上等民族而隔离开来（因为她真的居住和耕作在自己的土地上，在每个词语里都显而易见）。

如果说哥哥的工作笔记直截了当地通过另一种语言立刻就转化为他的事业，也就是那个果园的话，那么他这本词典则超越了果园，转化为全部的童年情景。童年？是我那特殊的童年吗？是我凭借着那些名称发现我个人经历的地方和事物吗？毫无疑问：情节就发生在父亲的庄园里。火炉后面的空间、地下室里果子酒桶的支架、炉灶里的灰洞、牛棚里用石头围起来的水槽、突现在花园里的葡萄叶、耕地时的最后一道犁沟，从这一个个表达的词语中，我在我们家里分别都看到了那个相应的事物。真的，那一个词才把光明投向了“我们的”大镰刀那壮实的末端，“我们”那与果核分不开的桃子，“我们的”李子那蓝蓝的色彩；自个儿把我们的底土——腐殖质层下的鹅卵石层，萝卜坑——抬升到一个虚幻和光明的空间里。

然而，不是也有许许多多的词语，我从中看出了我一辈子从来也没有碰到过的，而同样只可能属于家乡，属于我们的图像吗？我们的马从来就没有过那样的“鳗鲡条纹”。可是现在，就凭借着这样一个为之确立的表述，我在家乡的围牧场里看到了那匹马具有一模一样的条纹。之前我也从来没有听到过蜂王的声音，而它现在通过那个拟声动词从父亲那个被遗弃的蜂房里回响在这位读者心灵的深处，伴随着家乡一大群蜜蜂的嘈杂声，“像从沸腾的泥浆里发出来一样”。是的，那个“用桦木声管吹奏出乱哄哄的声音的人”就是我，这个拿一个个词语来表述这一切的读者。而同样也是这个读者，他沉浸在那根“上面长着一排排草莓的草茎上”，立刻又把它拿在手上，从七峰山后面，走出那片共有的森林里。

在这里，我想起了那位老师，那位童话诗人。在旅行过程中，他正是作为不在场的人成了对我的一种支持。他写的那些童话从来都没有一个故事，而是对事物的描述，并且分别涉及的也只是一个独立的东西，自成一体。当然这个东西作为情节背景或者发生地在民间童话中肯定是不陌生的。可在他那里，出现的无非是森林里的茅舍，没有女巫，没有迷途的孩子，也没有火光（至多不过是从烟囱里喷出烟雾来，在冷冰冰的空气中立刻又消散了）；在七峰山后面，不过是一条小溪，清澈见底，让人看上去分不清是河床还是路，可在那深暗而微长的路石上，只见鱼鳍动来动去，终于也可以听到水声了，流水在冲过一块突出的圆形岩石时发出了永不停息的响声。他的童话中，惟有一个可以说其中有故事发生了，它描述的是一个荆棘灌木丛（当然其中并没有那个会分身术的邪恶犹太人）：这个灌木丛位于一片不可穿越的荒漠之中，周围被一道宽阔的沙圈包围了。在这个沙圈里，随着结尾一句话，突然出现了一个我——叙述者，并且把一大把沙子扔进那稀疏的灌木丛里，“接着再来一把，再来一把，永不停息地如此扔下去”。按照作者的说法，他那“一个事物的童话”应该是个“阳光童话”，不用那习以为常的、阴森森的月光陪衬就足够了。“阳光和事物”，他认为这就够神奇了：这就是“事态”。哪怕只是朝上望一眼树冠，也会产生出童话的氛围来。

与之相应，这本老词典现在作为一个词语的童话集，借助世界图像的力量影响着我，即使这个读者并没有亲自经历过那些图像，犹如没有亲自经历过那根结着一串串草莓的草茎一样。真的，围绕着每一个我一看到就会陷入沉思的词语都形成了世界图像，无论是那“空李子壳”，还是“那留在烟斗里潮湿的烟丝”。就是那赤裸裸的“晴天雨”和那同样意味着“一个美丽而唐突无礼的姑娘”的白鼬也没有什么两样。如果说哥哥有些信的片断在自身周围营造出一个晕圈，可以与古希腊的真理寻求者那些残章断篇可以比美的话，那么，这一个个独立的词语现在就画上了一个个圈，它们不禁使我想起了一个史前的人物，一个尚在那些初期收集者之前而无法确定的世纪里的人物，想起了那个传奇式的俄耳甫斯：人们也只是收集了他几个与众不同的表达而已，并没有把他的诗句或者歌唱看做值得流传的东西，而流传下来的是，他把耕田的垄沟称做“经纱”，把犁称做“弯曲的织梭”，把谷种称做“线”，把播种时机称做“阿佛洛狄忒”，把下雨称做“宙斯眼泪”。

从这些词语圈里弥漫出童话的力量，也影响着我，因为在这其中虽然出现了相当多令人恐惧的东西，令人厌恶的东西，邪恶的东西，但不过是如此当一当陪衬，在整体中占上自己的位置而已，永远都不会占上风的，无论如何在这本词典里是如此。对我当年写的那些故事，老师常常指责说，我不但对阴森森的东西缺乏抵抗力，而且恰恰热衷于昏暗的东西，令人恐惧的东西。与之相反，写作的原则就是，要字字句句有板有眼地去创造光明中的光明；连临终的一息也一定要塑造成生命的气息。而现在，这位读者沉浸在那“血雨”、“鼠粪”、“恶心的唾液”、“蚯蚓的粪肠”、“角落里发霉的鞋”、名叫“石下虫”的动物（蝰蛇）、名叫“田鼠之国”的地方（坟墓）等一个个名称里，觉得自己脱离了对恐惧以及不幸的东西的沉溺。他在观察这些名称时，认识到了这个世界里的一个模式，也就是一个意图。这个意图从一开始就把乡民和村舍变成了世界民众和世界城市。每个词语圈就是一个世界圈！在这里，具有决定性的是，这个圈分别都来自那独一无二的、陌生的词语。当一次经历不愿意s倾诉衷情时，你不是一再会听到“哪怕为之只要有一个词语表述就好了！”的抱怨吗？而认识的瞬间不是更多地伴随着“是的，事情就是这样！”而不是“是的，这就是那个词！”吗？

可是，这个读者不就是在袒护另一种语言，而反对自己的语言吗？他不就只是赋予斯洛文尼亚语“那种一个词语的魔力”，而把他的德语排除在外了吗？——不，这两种语言的确在一起，左边是一个个词语，右边是一个个改写的形式。这些改写形式一个符号接一个符号，使得空间弯曲，形成角度，进行比较，突现轮廓，实现建构。照这么说来，有各种各样的语言，这多让人开眼界啊，那个传说如此具有破坏性的巴比伦语言混乱是多么有意义啊。那座塔不是秘密地建造了吗？它不就是虚幻地够上天了吗？

我天天抱着越来越有兴致探险的心态，打开这本智慧之书。是否存在着一个能够描述我所经历的那些探险的表达呢？怎样能够表述童年与环境融为一体的经历呢？就是有这样的表达，它是德语，叫“子女对父母的关系”！既令人恐惧，又让人拍手叫绝。

这位读者一个个下午待在那平坦的高地上，一再向一个个词语的史诗表示了新的赞许，而且也笑出声来：那不是借以开心的笑声，而是借以去认识和参与的笑声。是的，词语一个接一个地出现了：布满云层的天空上一块晴朗的地方、大热天被牛虻叮得来回奔跑的牛、突然从火炉里迸出的火星、烧煮的梨汤、公牛额头的花斑、伸着四肢从雪堆里爬出来的男人、穿上夏装的女人、半满的挑水桶里噼噼啪啪的泼溅声、果实从荚壳里纷纷落下的响声、扁平的石块滑过池塘水面时的蹦蹦跳跳、冬天树上的冰柱、煮好的土豆里的夹生块和黏土地上的一洼水。是的，这就是它，词语！

可这个意图到底还有效吗？那个表述打谷连枷交替打击的词语不是已经失效了吗？因为那些相应的农具已经长久不用了，走进博物馆了。那经久流传的东西不就是描述着“一个坠落物体回响”的词语吗？那个在过去的世纪里还纯粹表示“移居国外”的表述，不就是因为上次世界大战的事件把它重新解释为被迫“移居异乡”而已经失去了“它的纯洁”吗？在这本老词典里，缺少的不就是那些抵抗战士，那些游击队员吗？对这些人来说，“矛”，这个退役的古老武器也不可能成为替代了。是的，就在当时收集词语的时候，不是有许多地方名称引人注目吗？那儿曾经存在过某些东西，而如今再也什么都看不到了吗？有“昔日生长大麦”的休耕地，有“昔日坐落着一个谷仓”的广场，还有“昔日长满灌木”的石头地。莫非人们当年就对一些特别发现的名称标明它们会变得无用了吗？而研究者们不是一再也把那些连它们的渊源，也就是山谷最深处的原始居民只不过当作一种音节字谜使用的词语收入到这个词典里了吗？难道我不更应该把一个调查表的作用，而不是童话力量赋予这些词语吗：我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的情况怎么样呢？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呢？

然而，这同时也是童话；因为作为对每个询问我的词语的回答，即使我从来都没有看到过相应的事物，即使它早就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但从这个事物中始终会产生一个图像，或者更确切地说，一个表象。

后来，有一天下午在这片高地上，我偶然发现了哥哥给我画上叉标注的最后一个词语。像许多先前过目的词语一样，上面也注了一个日期，并且附加了一句：“在战地上”。战争初期，他还始终把这本词典带在身边，只是到了战争快结束时，它才和那套西装一起“作为洗礼赠物”留在家里了。那些更加广泛的剩余部分就再也没有了铅笔标记，似乎永远封存起来了：书页之间再也没有了战前的草茎和战争的苍蝇。

我坐着，注视着这一个词语，又翻回到其他词语上：意图是要表述地球空间呢，还是仅仅将它们留作记忆，或者干脆就是它们的悼词呢？这期间，在我生存其中的时代，也就是在我的时代，人类的语言如此的无表现力，致使我们这些说话的人不得不一再强调某些东西。这难道仅仅是那些战争造成的吗？为什么这个二十岁的年轻人，哪怕只要一想到任何一个面对面的人会开口说话时就已经疲倦了呢？为什么讲话，也包括自己讲话如此经常地把他放逐到一个密不透声的市民房间里呢？（就那些习以为常的盲窗而言，作为另一种表现形式，“聋盲”适合于这里。）为什么词语什么再也表达不了呢？为什么他只是在那少有的、真正的词语上感受到寓于其中的灵魂呢？

在走过来的路上，我在村子里每次都要经过一座房子。它的一面墙壁无缝无隙地对接到一块漂砾岩石上。当我从那些古老的词语里抬头望去时，我现在也以同样的方式看到这本词典的上棱则直接与那空间毗邻。从这里开始，目光以这本词典作为舞台前沿，径直远远地被引向地平线，引向南部山脉脚下（它有个斯洛文尼亚语名字，直接翻译过来叫做“在翅膀下”）。那里显现出一面光秃秃的陡坡，已经隐隐地笼罩在远方的雾气中。然而透过这片小高地边上稀稀拉拉的松树，似乎仅有一步之遥。那面坡地被草覆盖着，当年山间小道在上面形成了一个密密麻麻的图案，印出了一道道阴影，直延伸到圆圆的山顶上。这道道阴影看上去有点像阶梯，占去了前山的整个横面，不过也一再相互交错，因此又形成了一个个网状。宽大的水平图案被一个由垂直的地面沟槽构成的小图案撕裂了。在这些沟槽上，下午的雨水此刻呈现出土黄色流向山谷里。从远方望去，如此缓缓地蠕动着，不禁让我想起了垂悬的钟乳石凝结的样子。说到底，想像着奶牛从前在这里上上下下，那整个不复存在的山间牲口小道斜坡便显现出一幅惬意的图像：一个个身躯慢慢悠悠，走走停停，一口一口地吃草，无论如何也跳不上一层层阶梯，也许不像羊和狗那样能干。身躯下的乳房掠过草茎尖，蹄子常常陷在淤泥里。有些牛从一层滑到另一层，因此才害怕下雨后流水的沟槽。一头牛趴到走在自己前面的那头身上交配，在其背上被拖着走了一程；一头牛翘起尾巴撒尿了，如此猛烈，我确实觉得听到了响声，接着又是一摊牛粪的噼啪声。之后，我也看到小道上方尿汽升腾的情形。牛群如此慢慢悠悠，它不禁让人想起了要越过一座巍峨的山峦的情形，想起了从远古以来就发生的民族迁徙。恰恰这空空如也的形式——空空如也的网状构造，空空如也的道路交织，空空如也的盘山小路——连同其微小的不规则性增强了那迟钝和可悲的印象。与一座矿山或者鹅卵石开采场的梯地上不同，这里没有头戴钢盔、扛着枪支的人四处巡游在峰巅与谷底之间，而是一群无目的的生灵没精打采地慢慢移动，几乎原地不动，耷拉着脑袋，四肢爬行着，或者用臀部滑行着。一群由苦力和奴隶组成的生灵，不知从哪儿上的路，也不知去往何方。对这些生灵来说，这山坡甚至连个驿站都不是，除非腿骨折了，被迫屠宰了。

在这里，我又想起了那位老师。作为历史专家，他表现出了对那些从地球上已经消失的民族非同寻常的偏爱。他简直以十分隆重的方式，从自己对玛雅人的研究成果中拿出一个例证，开始讲起课来（他因此在同学们那里有了一个相应的绰号）。在大学期间，他就对尤卡坦考察了数年之久，他为之的格言是：“作为地理学者，我变黑了，而作为历史学者苍白了——今天依然如此苍白。”他认为，玛雅人从来就没有发展到形成一个国家的程度，因此他们生存的半岛上就“没有形成国家的河流”。“与之相反，人们关注的是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和尼罗河！”轮子对他们来说始终是陌生的，同样也包括滑轮和卷扬机。惟一的轮子形状是在一个很小的儿童玩具上发现的。当然，之所以没有建立国家，是因为玛雅人没有建造拱顶的能力。他们只知道“想像的拱顶”，容不得任何大堂或者大厅。这个民族的惟一支柱就是宗教。没有轮子，没有路碾子。路碾子是用来专门为宗教仪式修建通往热带丛林深处圣地道路的。可是每座农舍本身也被视为庙堂。主宰的东西就是天体。天体被当作神圣的东西，因为从它们那里可以看出每天生活的行为准则。在人们为太阳建立的石碑上，太阳同时也指示着播种的季节：那些刻在石头上的象形文字似乎起着像时钟一样的作用。在这样古老的铭文上，也有崇拜祖先的。属于这个民族宗教的有，每一个家族都知道自己的根源，大家共同的祖先是从玉米中产生的。当每个人的祈祷排挤了大众的崇拜时，玛雅人的灭亡便开始了。就像老师说的，家庭本来“更确切地说就是不合群，相互保持距离”，仅仅通过约定俗成的礼拜维系着，各自为政，随意袖手旁观，逐渐过渡到建立自己的小教堂——忘记了家本身就是某种神圣的东西的理念——，联盟便解体了。这可以从石碑图像文字的突然中断再次感受得到：“公元900年”，他说，“在离那片后来被西班牙人称为自由热带稀树草原不远的地方，有一根柱子上刻着最后的铭文。此时此刻，你们想像一下从用作石碑的主要材料，也就是火石里迸溅的火星吧，可接着就熄灭了！”尤其显而易见的是，这个民族的命运会发生在一个金字塔形的阶梯上：一级挨着一级，依然用神圣的浮雕和雕刻的石头装扮得很华丽，那是晨星的符号，使所有的村民能够乘凉的大树的符号，共同意味着“时间”的太阳和白天的符号——然而，在最上边一级，仅仅只留下了“几道模糊不清，十分粗糙的雕刻痕迹”！

我觉得，这个阶梯就出现在那空空如也的山间小道的斜坡上：与家乡果园里的斜坡相比，这斜坡大得无与伦比，它的的确确具有金字塔的形状，由于数以百计的阶梯往上变得越来越狭小，看上去像天一样高。这时，我看到那些被哥哥画着标记的词语攀级而上，然后就中断了。那斜坡上的每一道阶梯都是一个被推倒的铭文柱，面朝下趴在淤泥里。一条条夹带着泥土的小溪从地面的疤痕里涌出，彻底冲刷走了一个接一个的音节，直到整个地区都弥漫在雾气里，像一片废墟一样，没有了从前的样子，甚至连樱桃树都不生长了。一种哀伤的需求攫取了我，于是我拿着哥哥这本词典站起身来。在那空空如也的梯田上，再也没有什么动来动去了，连草茎也没有了，甚至连水都凝固了。能够与那潺潺流水，与那飘拂的牧草，与那繁茂的树枝同呼吸，这种完美无缺充满活力的生存不是曾经一直存在吗？然而，我要哀悼的不仅是一个孤零零的亡灵，而且是某种超越了这个亡灵的东西：一种毁灭。毁灭，这就是说，拿这个不同寻常的人也要把那赋予这个世界核心支柱的东西从这个世界里清除出去。要除掉像哥哥这样的人，就意味着灭绝语言本身——这普遍流传下来的东西，这传递和平的东西——，因为与那些不计其数的代言人和墨客迥然不同，哥哥具有唤起词语，并通过词语唤起事物生机的天赋，他在其中也坚持不懈地磨练自己，并且指出了一个个范例，犹如现在对我一样。灭绝语言本身，这就是不可饶恕的罪行，是所有世界大战中最野蛮的。

然而，这种所希望的哀伤并没有如愿以偿。取而代之的是，惟有那个表达始终萦绕在我的脑海里：“古老的权利！”在那次最早的农民起义中，这曾经是他们的口号。是的，我们自古以来就有一个不该失效的权利。一旦我们放弃要求这个权利，它就失效了。可是究竟该向谁要求我们的权利呢？而我们为什么总是向一个第三者要求它呢？一个是向皇帝，另一个是向上帝。为什么我们不能掌握自己的权利呢？它本来注定就是要自我保护的，而且不允许任何人插手其间。终归是一场比赛，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似乎没有必要同任何人较量，一场孤独的比赛，一场野蛮的比赛——父亲，那伟大的比赛！

我从那空空如也的山间小道上又回到这本词典上，以便静心地想一想。我拿着它在野外茅舍前踱来踱去，光着脚板，像蹲着和站着时一样。那个被哥哥画叉标记的最后一个词语具有双层意思：翻译过来的意思是，既是自强不息，又是吟唱诗篇。（沉浸在这一个个独立的词语里，与我通常沉浸在那些所谓的“扣人心弦的故事”里形成了截然的对立：它始终让我抬头远望。）这位读者停住脚步，抬起头来，就像穿过了一道河里的浅滩，由那棵树做标记，又进入了斜面书桌那浅蓝色的洞穴里，洞穴的后墙就是那条条槽纹的山侧面。太阳斜照在上面，像是快要落山了，透过那棵未被映照的松树，山前更加明亮了。阳光十分精细地勾画出了斜坡上哪怕最细小的形状——一堆草、一个畸形的蹄印、一个田鼠土丘、小溪旁一群鸟儿，旁边有一只真正的野兔——并且通过相互之间的空间把各个形状连接起来。我继续阅读着，两眼同时停留在这本词典上和山边。从目不转睛的注视中产生了期待的守望，就像你在一个陌生的人群里，却认识这张或那张熟悉的面孔。在阳光里，当年在昏暗的教堂里信徒们鸣响的连祷，此刻在这些如此多义的词语无声无息的连祷中继续着。强烈的呼吸就是渴望，就是绷紧最强健的肌体。强烈的愤怒就是抽噎，那些萤火虫就是六月，就是一种樱桃。那收割者就是水蛸，就是猎户星座的衣袋星。蝗虫就是一个琴马，就是一个坚果的隔膜，就是一根鞭子的梢尖……通过交换一个字母，从那个表述微风的词语里就滋生出一阵强风来，再交换另一个字母，就成了同样也是飞沙走石名称的暴风……无声的呼唤终于形成了人物形象，我看到那些不在场的人出现在阶梯上，被词语的光芒勾画得清清楚楚：母亲是个“从姑娘走过来的人”了；父亲是个“永远当奴仆的人”；姐姐是个“神经错乱的人”，通过一个小小的辅音转移就变成了“有福的人”；那个女朋友是个“从容不迫的人”；那个老师是个“辛酸的业余爱好者”；那个村里的白痴是个“走起路来一阵风的人”；那个敌人的样子像“脚后跟上一块磨破的地方”；而走在大家最前面的是哥哥，他是一个“虔诚的人”，同样也是一个“镇静自若的人”的名称。那我呢？——认识到融读者与旁观者于一身的自己是个事情取决于他的第三者，没有他就没有游戏，而且他如此在自己身上一并经历了每个游戏者的主要轮廓：父亲一双白晳的奴仆脚和哥哥被撕裂的眼角。

当然，这个图像文字只是瞬间闪现在那山坡上，然后又是那没有地势起伏空空如也的形状；太阳落山了。可是，我知道，我可以决定返回了。返回与哀伤不同，只要你想就可以：那些空空如也的形状，无论是那些山间小道还是那些盲窗，它们都是我们权利的印记。“哥哥，你将会行走在那儿的蓝灰色之中！”

我闭上眼睛。我现在才觉得它们湿漉漉的。然而，这并不是为我自己或者我的家人而痛哭，这泪水来自那些事物和它们的词语。

在这紧闭的两眼后面，出现了那些山间小道的余象。一个岩灰色的图案。在四分之一世纪的时间距离中，我在那儿桌面似的高地上看见了一个年龄无法确定的人。这人光着脚，披着一件深色的、过于宽大的长袍，开始在空中挥舞着手臂。这挥舞成了有规律的动作，它似乎并没有发生在整个手上，拳头上，而是好像在写写画画什么。这是“他”呢，还是我？这就是我，一如既往。不像孩童时期了，我也不再在空中写来画去了。而是在一张平放在岩灰色阶梯上的纸上画着阴影线，既像一个研究者，又像做手工活的人。那是我确定为自己叙述的动作。一个字母接一个，一个词语接一个，在这张纸上，应该出现那自古以来就雕刻在石头上的铭文，然而只有通过我轻轻画上的阴影线才可以辨认出来，传承下去。是的，我那柔和的铅笔印记应该与那强硬的东西、那精炼的东西连在一起，以我祖先的语言为榜样，在那里，那个用来描述“无聊而轻浮的燕雀鸣叫”的表达就是由仅有一个“字母”的词语派生而来的。因为，没有这词语的隐含，这个地球，不管是黑色的，还是红色的，或者是绿色的，便是一个无与伦比的荒漠。除了关于这个可爱的世界的事物和词汇——关于生存的——戏剧以外，我不愿意再承认任何戏剧，任何历史戏剧。那威胁着山间小道金字塔的炸弹应该在那里以那个表述“长形梨”的词语形式软着地！我将会给白色的李子花深色的内在、湿漉漉的积雪之下黏土的黄色、苹果上花的残余、河里鱼儿跃起的声音找到表达。

我又睁开眼睛，又在野外茅舍前踱来踱去，越来越快，看样子，仿佛我要助跑似的。我又停住了。我觉得胸腔变成了乐器，于是我呐喊起来。这个菲利普·柯巴尔，他向来就是由于自己声音太小而被人听而不闻，而且在教会学校里受到了监管者的训斥，因为他的祷告“没有穿透力”。他呐喊着，所有认识他的人从现在开始似乎都会对他刮目相看了。

可以与之相提并论的事迄今只发生过一次，正是在寄宿学校里。他向来深信自己不会唱歌。可有一天，老师要求他唱歌，于是他惴惴不安地站起来，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并且当着一班面面相觑的同学，开始从自己内心深处唱起一支奇特而轻柔的歌。这歌先是让这帮听众哄堂大笑，然后奇怪的是，他们受惊似的把目光移开了。从此以后，这唱歌的人就心想着，他的歌唱肯定是与生俱来的，深深地埋藏着。此刻在这高地上，他独自一人，却唱不出来，也吼不起来，或者哪怕是一声呼唤。那是一种清清楚楚的呐喊，一种简直是盛气凌人地寻求自己权利的呐喊。他从心灵深处喊出了哥哥词典里那些言简意赅或者回肠荡气的、单音节的或者多音节的词语。这些词语回荡在大地上，并且在那山间小道上产生了另一个名字，叫“世界之音”的回声。每呐喊一声，我就发觉那些祖先在洗耳恭听，喜上眉梢，心旷神怡。

我把这本词典举得高高的，用嘴唇吻它，面对这个地方鞠躬致意。然后，我从茅舍角上的榛子树上割下一根主干，在上面刻上了这个地方的名字和年份——“多布拉瓦，斯洛文尼亚，南斯拉夫，1960年”——，宣告它为我们家族的墓碑，依次向前推算。——此时此刻，这位二十岁的年轻人对未来多么不抱希望（他的国王似乎永远也不会出现了）；他对现在的期望多么不可动摇；那个回应他的声音是多么微弱，或者多么小心翼翼啊。它不是早就被那些来自四面八方——所有的山谷，从一个个兵营里回响在这平展的高地上的命令呼喊，练习射击的岩灰色士兵和地区公墓里掘墓铁锹刨挖——的声音淹没了吗？不，一如既往，不管我在哪里，那盲窗和那空空如也的山间小道就像一个王国重现的透明水印花纹。面对这一切，火车的汽笛同样会变成和平鸽的鸣叫，像印第安人的呐喊一样。我始终感受到里面装着那本词典的海员背包带系在我肩上。母亲，你的儿子依然行走在天底下！

我一下子扑倒在地上，永远感受到了什么是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