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哥哥在农业学校的三年里，同样留下了许多班级照片。在第一张照片上，小伙子们个个都敞开着衣领，挽起了袖子，并且穿着齐膝的深色围裙。他们站在一条宽阔而阳光灿烂的林荫道上，并且在那里安营扎寨。两边都是果树，鲜花盛开，连一片树叶都看不到。背景是一片枝蔓还很小的坡地葡萄园，一行行垂直的葡萄架通到坡顶上的小教堂前。繁花似锦的果树白茫茫一片，与春天的云彩相映生辉。阴影是短暂的，正值午间休息，哥哥甚至连梳一梳头的时间都没有了，一束头发挂在他的额头。一照完相，人人都立刻又开始干活了。这一班人紧紧地站在一起，有几个人把手臂搭在旁边人的肩上，不过哪儿也看不到有人对这种姿态作出回应。有一个，也就是那个最年轻的，将自己的身子撑在旁边两个人身上。由于阳光强烈，看不到一个同学的眼睛。哥哥站在最后，要比其他人略高一些，也许只是由于头发又密又厚，看上去才那样儿。惟独那张脸被前边的脑袋挡住了，看样子，仿佛他是到了最后一刻才站进去的。在后面的林荫道上，有一个衣着宽松的女人远离去。

在另一张照片上，很少认得出环境来，而更多是这个班的形象。地点是一排松树前的道上，不是树林，而同样是一个林荫道的部分，前面是一根电线杆，后面是一排瓦屋顶。他们个个都身着西服，有些甚至打着领带，领结像一个嗉囊大小，有的表链从马甲扣上吊到下面的衣兜里。前面有一个盘腿端坐着，怀里抱着一个小酒桶，手里拿着一只倒成水平位置的酒瓶。这张照片有点秋天的景象，也是因为路边的花已经凋谢。可首先看到是，有个小伙子在别人塞手绢和插钢笔的位置上捧着一根鸟尾一般长的谷穗。哥哥坐在第一排，属于敞开着衣衫族。他的西装翻领奇大，没有塞手绢的兜，也没有纽孔。他双手交错搁在膝上，从一边朝着照片以外望去。他挺得直直地坐着，同时看上去又无拘无束：他不摆什么架势，总是这个样儿。和去年不一样了，他们都不再是青年了，而是生龙活虎的男人了。那嘴唇不是首先为摄影师闭着的。有一个已经将双手叉在腰间了。

最后一张上，他们站在学校大楼正前方，人数变少了，只看得到学校的院墙和窗户的断面。在他们前面，老师们坐在圆椅上，除了那个面色苍白的神父，他们更多都有点像富裕的农民、年长些的亲戚或者坚信礼教父。每个毕业生都系着领带，再也没有一个人把手臂搭在别人的肩上了。他们是成人了，哥哥也一样，二十岁了，他把两手交在背后。这样，作为年轻有学问的农民，他将会回到一个不是讲他的语言，而是讲另一种语言的国家里。他的目光投向了南方，而不是他家乡所在的北方。1938级所有那些斯洛文尼亚农民都在望着前方，连下巴也不用抬一下，仿佛他们虽然代表的不是一个国家，不过作为替代，是别的什么东西。经过了这么些年，我哥哥的脑袋变得沉重了，那只健康眼睛变小了，眼角犹如刻上去的。惟独那只瞎眼鼓得又圆又白，仿佛它向来都看见的更多。

我们这个家很奇怪，听到的几乎只是父亲的童年故事。说来说去（尽管没有人亲身经历过，一切无非都是道听途说来的），要么是那个如今已经变得老态龙钟的孩子当年夜游时如何出洋相——一天夜里，当其他人还坐在桌旁聊天时，他从床上爬起来，夹着被子走到桌前，把它放在那里，然后又回到床上，开始大声嚷嚷着好冷啊；要么他常常接连几天没有记性，四处跑来跑去，最后终于找回家了，然而却不敢进屋，而是黎明时在屋外打扫起院落，这既是周日之前的习惯，又成了他回来的信号；或者他还幼小时动不动就发起怒来。有一次，他被一个人激怒了，从房间里跑出来，抱起他几乎都拖不过门槛的半根树干，直冲那个人而去。当然，接着他把树干砸向人家两脚的架势，就更加让人可怕了！更奇怪的是，父亲喜欢让人给自己叙述关于自己童年时期的这样一些传说（往往是他的女儿扮演叙述者）：这时，他不是露出会心的一笑，就是眼泪汪汪的，或者又紧握起拳头来，仿佛当年的愤怒还一如既往地持续着。最后，他就像那个赢家一样，目光扫过这一圈人。

与之相反，关于哥哥的童年，我的脑海里仅仅留下了一个轶事的记忆：据说有一次，他和姐姐肩并肩跑过林肯山村长长的街道，从头到尾，没完没了地给她讲着屁话，一刻也不停息。再说吧，也就只有那桩伤心的事：他失去了一只眼睛。到了十七岁，他才作为行动者出场了，动身进了边境彼岸的农业学校。然后在第一个假期里，他就像个发现者一样，迎向这个家了。他不单单发现了种植庄稼和牧草的新方法，而且首先发现了一件事：斯洛文尼亚语。这种语言被德语潜移默化了，到那时为止，不过是他的方言而已——这整个地区的方言。然而，它现在成了他不仅仅在自己的工作笔记里，而且也在书信和便条上习作的书面语言。为此，除了小折刀和扎绳，他总是随身带着一本夹着纸条和铅笔的小词典，即便是后来从一个战场到另一个，这本词典也依旧与他形影不离。而且其他家庭成员要与他同心同德，不管在城里，还是面对当局，或者在火车上终归都要遵守自己的出身。父亲当然不愿意，母亲也不可能，姐姐当时一声不吭，因为失恋痛苦而心不在焉，而我自己还没有出世呢。尽管恰恰是亲生母亲对斯洛文尼亚语几乎一窍不通，然而，就在最初从马堡写来的那些信里，这种语言对他来说则意味着“母语”，而且他给这个词前也加上了“我们的”（“我们的母语”），并补充说道：“我们该是什么，就是什么。谁也不能规定我们是德意志人。”几乎已经成人的他离家出走了，况且是自觉自愿，和我不一样。他在外国找到的根本不是异国他乡，而是“我们自己的土地”（信），他的语言。经过了十七年的沉默和屁话以后，他作为具有自觉意识的发言人登场了。真的，就像他在一些零散的便条上写的，作为一个随随便便的文字游戏者（有一张相片与之太相配了：他站在村子中间，礼帽歪戴在脑袋上，一条腿支撑着身子，另一条伸得好远）。就这样，他也是这个家第一个不思乡念家的人，无论如何，在南方上学期间如此，紧挨着“大城市马堡”的学校成了他的另一个家。而且也正是他，从一次游历斯洛文尼亚的旅行中带着那个后来被处死的造反农民格里高尔·柯巴尔的故事回来了：“柯巴尔”，一个刻写在柯巴里德公墓里最常见的名字，立刻就被他在当地教父院落中那些古老的洗礼书里查找到了，追根溯源，直到17世纪末，上面记载着那个人的身世。他后来确定这个人就是我们的祖先。

当然，哥哥从来也没有变成叛逆者，而总是濒临叛逆的边缘，即便后来在战争年代里也是如此。他更多被视为我们当中的温顺者，甚至是一个笃信的人。从他那些信里所流露出来的某些东西，我只是在几个孩子身上亲身感受过。对他来说，如此经常使用的“神圣”这个词并不意味着教会、上天或者别的什么虚无缥缈的地方，而始终是那平平常常的东西，通常总是与闻鸡而起、下地劳作、一日三餐以及林林总总周而复始的日常事务息息相关。“说起家来，那里的一切被料理得如此生气勃勃，如此神圣”，从俄国写来的一封信里这样说。家就和那次观看复活节焰火以后的散步一模一样，是“最神圣和最快乐的东西”——而圣灵降临节对他来说就是那样一个节日，“人们一大早拿着大镰刀，出门去果园里，在神圣的时刻割草，简直太美妙了”。一条白巾，战地祈祷时铺在一张桌子上，就是“献给那可怜心灵的礼物”；哈利路亚，他在家里大声唱过，和别的人一起合唱过，又在前线“喃喃自唱”，“静静地让自己听”。他还在最后一封信里写道：“我认识和经历了这个世界的肮脏，没有什么比我们的信仰更美好了。”（照他看来，信仰当然只有在母语里才变得富有生气。这是因为，在第一共和国结束后，在教堂里也只允许用德语来祷告和歌唱，而在他听起来，这再也“不是什么神圣的东西”了，而是一种“独一无二的、让我无法理解的呻吟”。）他的虔诚也与那真挚的讽刺相辅相成，借着这讽刺，他从远方呼唤着家园和田产：他称那几公顷地为“不动产”，或者：“柯巴尔不动产”；家里的房子称为“贵室”，连厨房，牲口棚和谷仓都算在其中；要“研读”他的信，大家只能够“围坐在桌旁”，作为那个“阁下之家”。

战争期间，这样的讽刺也阻挡住了他采取暴力反抗的行为。他只是在信中的言词里表达出了愤怒。当他得知邻居一家迁居到说德语的外国时，“惟一的愿望就是要把那个家伙……撕得粉碎，恨不得自己非动手不可。然而，对父母和姐姐的思念克制住了这样的愤怒”。这样一来，如果说母亲要自己的儿子在度过了所谓的“农忙假”以后参加游击队，成了一名战士，这便更多是一个传说了。在我的想像里，反正他就是这样失踪了，谁也不会知道去哪儿了。不可思议的是，说他曾经扯开嗓子一起吼着那些令人毛骨悚然的游击队歌——更不可思议的是，说他和别的几个人一起，突进一片隐蔽的空旷地里，来到一片掩蔽的田地前，十分轻蔑地向那帮战争先生发出了这样的喊话：“我现在告诉你们那句话，那就是在家里玩保龄球时，当球击中的不是瓶柱，而是瓶洞时，它常常会吊在人们嘴上！”——在他从前线的一封来信里，用“该死”这个说法取而代之了。他的确是一个歌手，但不是一个执迷不悟彻头彻尾的歌手，而是一个歪着沉重的脑袋、和两三个志同道合的人围坐在桌前的歌手。他也是一个舞伴，但不是一个跺脚的舞伴，而更多是一条腿搭在舞池边上愉快活泼的人。

他失踪以后，村子里的人都以为他死了。像村子里所有死去的人（除了这个或者那个神父）一样，他很快就被人遗忘了。有几个或许能够念起他的同龄人差不多都没有从战场返回家乡来。那个曾被视为他未婚妻的姑娘嫁给了另外一个人，无声无息了。他也过早地离开了家，有谁还想得起一个五月树的攀登者或者教堂里的一个独唱者呢。回来后不久，那个穿着围裙的年轻农民就变成了那个“名叫格里高尔·柯巴尔的士兵”。按照他文字游戏的说法，“不是原野上一个天蓝色的使者，而是一个军灰色的影子”。

然而在家里，人人都尊重他。在我童年时，大家都如此不厌其烦地说起他，现在让我觉得他无时无刻不在我们身边，我甚至仿佛听到了每次谈话都附加了一个声音；仿佛那一个个脑袋都一再转向那空荡荡的暗室里，望着那个不在场的人的身影。母亲总是首先把话题引到他身上，而父亲则是他事业的守护人，不仅守护着那片果园，而且也守护着那些衣物和几本书。难道那仅仅是我后来的幻觉吗？父母亲在病房里额头贴着额头的情形与其说是夫妻恩爱，倒不如说是相聚一起为那个最心爱的儿子而哀叹，两个额头要为始终还期盼着他的归来架起一座桥梁。毫无疑问，丈夫和妻子以各自的方式，都在兴奋地爱着那个失踪的儿子，正像这个不信上帝的母亲说的，他是“为人之子的榜样”。妻子一听到他临近的消息，立刻就会给他准备好“居室”，洗一洗门槛，给大门装扮上花环，而丈夫则会套上从邻居借来的白马，坐上那擦得铮铮发亮的四轮单驾轻便马车，鼻子上挂着幸福的泪水迎着他赶向空旷的天边去。

惟独姐姐一再反对这样的神话（像父母亲认为的：因为她把自己爱情失败的责任怪罪于他了）。她反驳说，他肯定把自己那一只独眼投向一个个女人了，只是由于破相而没有在她们那里找到幸福罢了；他没完没了地咒骂干农活，尤其在炎热时，在陡一些的坡地上则更为甚之（讨厌的差事！）；他作为讲斯洛文尼亚语的政治家从农业学校回到家乡，在家里和村子里挑起了事端；他尤其是犯了亵渎圣灵罪，因为他早在战争爆发之前就对一切灰心丧气了，比如说那个姑娘简直不得不求着结婚却被他拒绝了，理由是他反正会早死的。

说实在的，从哥哥的信中和便条里，也流露了一种随着岁月的流逝越来越多地表现出的绝望。首先是那些机械，它们“看样子反正要不了多久就会替代了我们，因此我根本就不用再回家了”。然后他在战争刚开始时认为，当“一个永久的士兵”。他的书面诅咒越来越频繁了。恰恰“在这美好的季节里”，行军数日，他听不到“一声鸟叫”，看不到“路旁有鲜花”，并且害怕变得不会说话了：“一年后，我就再也不会说话了。我们现在已经如此怕见人，犹如山上的动物一样，一看到有人来，立刻就溜不见了。我们的情感需要和谐，没有什么别的东西能够让我们开心的。”天天都一个样，感受不到周末或者节日的气氛。他没有能力回首往日了，“恨不得把一切都给颠倒过来”。到了最后，他不仅诅咒这场战争，而且也诅咒这个世界：“这个该死的世界！”

当然，就我本人而言，不管是作为听众还是读者，我也从来没有可能怀疑过一个绝望的哥哥。难道始终不就是表象（“菲利普·柯巴尔就醉心于表象”）比每个依然那样确定无疑的事实更强烈地控制了我吗？那么这个表象到底是什么呢？姐姐那突然的沉默，那变得越来越从容的神态，那深思熟虑的样子，这一切不也属于表象吗？即使她对这个失踪的人持反对态度也罢。只要一说起她哥哥，她那做鬼脸的习惯立刻就停止了，平时总是剧烈地眨个没完没了的眼睛也眨得少多了。看样子，仿佛她这会儿苏醒过来了。她说话时的神气也一模一样，刚刚还笨口拙舌，又杂乱无章，像一个沉睡者在说梦话，可现在又是吸气，又是把脑袋从容地耷到一边，倾听着她说出的每一句话。

这样的表象尤其来自格里高尔所书写的东西。这东西给了我一个现时的图像，同时也伴随着抱怨，哪怕有些地方描述的是不可挽回地逝去的东西，比如他不直截了当地说：“当我的情况还挺好的时候……”，而是采用了一种表达方式，直译叫做“当鸟儿为我歌唱的时候……”；他把家乡的春天换句话说成“当蜜蜂穿着（花粉）裤子的时候”；在他那里，“丑陋的母亲，可口的饭菜”替代了我们“不幸中的万幸”；他在词典里为自己的大名找到了附带的意义，那就是让他一看见就作呕的“奶皮”。说到底，首先是他那些对于颜色的表达，本身就生动而形象地描述了一个包罗万象的生灵或者事物的范围：“那个带花斑的东西怎么样？”可以是问一只蜜蜂、一头奶牛、一只山羊、一只鸡、一种豌豆等。

然而，在阅读时，我觉得那些时态独特的句子要比这样的图像影响更加深远——指向也超越了我的现实——，那就是所谓的“第二将来式”。显而易见，哥哥经常运用它，因为斯洛文尼亚语中没有这种时态，所以，他不得不分别把它转换成德语：“我们将走在这绿色之道上。界石将站立在那边缘上。一旦种上了荞麦，届时我将又是干活，又是歌唱，又是跳舞，又是睡在女人身边了。”

我此刻意识到，也是双重的缺失形成了这样的表象：我哥哥那些手稿是不完全的，我对他也没有亲身的回忆。由于他遗留下来的东西那样残缺不全，所以，我觉得阅读起来就像在阅读那些分别由古希腊寻找真理的人（无论如何我想像着他们就是这样的人——又是哀求，又是结结巴巴，最终发出他们幸福的叫喊）零零散散传承下来的残章断篇：比如“女舞伴，女葡萄农”这两个独立的、脱离了关联的词围绕着自身显示出一个晕圈，并且照亮了这个世界；它们的光芒也在于没有进入一个完整的句子里，或者一个“详细的论述”中。特别是由于一想到这个失踪的人时，没有对一个活着的人的想像，没有气味，没有声音大小，没有步伐声，一句话，没有什么特性参与其间。所以，在我的心里，哥哥会成为那个传说中的英雄，那个坚如磐石的虚幻形象。想必他曾经在休假时看到了我，因为他不在场却被指派为我的洗礼教父。可我当时还是一个不到两岁的孩子，再也记不得什么真切的事儿了。“我届时将弯下身子看看这个受洗者”，从前线来的信中这样说。

在这句比我的回忆都如此更加唾手可及的话语里，我感觉到哥哥始终在弯下身子看着我。这时，他常常是母亲的对立形象：如果说母亲预见我的未来时恨不得蒙上头去的话，那么哥哥那只健康眼睛则亲切而殷勤地打量着我，并且高兴和我一起沐浴在阳光下，而那只瞎眼也不再有什么感知了：反正是看不见了。一个压得让人透不过气，笼罩着我，另一个是虚幻和表象，二者势不两立——就是到了今天，这依然是斗争。也正因为如此，我把一个与我同父同母的人称为我的“祖先”。是的，我把格里高尔·柯巴尔，那个叛乱者最温和的后人，一个甚至连姐姐都承认“从来都没有带过响鞭走来”的人确立为我的祖先，尽管我自己，无论如何在想像中，却始终在身上带着一根鞭子，以对付这个或者那个敌手。说实在的，恰恰在有些充满冒险的生存时刻，一种宁静便弥漫在我的周围。在这宁静中，我不仅看到这个选择的祖先在亲切地弯下身子看我，而且就代表着他本人。当然，我不可能把他呼唤过来，以便在危险之中找到宁静——恰恰相反，我找到了宁静，而他作为我的坚强后盾到场了。也就是说，要想求助于那些祖先是不可能的（我心里明白，那个惟一起作用的祖先就是语句，它走在我正好要面对的一切前面了）。

然而，这或许也是表象：伴随我心中的一个祖先，我不再只是单枪匹马了，坐得更笔挺了，举止不一样了。在危险中该做的就做，不该做的就别做；该说的就说，不该说的就别说。要对付这种表象，什么是事实呢？“要是我能够成功地把敏锐的思想投向远方的话，”哥哥在他最后一封信里这样写道，“便会出现柯巴尔家族的图像，他们一起坐在桌前，阅读着我这些写写画画的东西。”表象，他活着，而且就是我的素材！

在我的记忆中，沃凯因当时经常下雨，不光是旅馆窗前持续不断的山涧咆哮会使我想起下雨。在一条林间道上，我的两脚就陷入淤泥里，果树上的塑料袋本来是挂在那儿吓唬鸟的，却都被雨水淋得鼓鼓的。我坐在一个凉草棚下，身旁还有度假的一家人，关注着乡间公路上一个农妇，牵着一匹马的缰绳，马儿拉着一辆小车：倾盆大雨那样猛烈地从柏油路面上弹起来，只见农妇就像没了两腿，马儿就像没了蹄子，小车就像没了轮子在移动着。大白天里，闪电照亮了房子的墙壁。然后，太阳又出来了，过了好久，已经平静的湖岸边，从灌木丛里落下来的水珠依然还在闪烁。

尽管如此，我每天下午都要出门去那个地方，始终有一个确定的目标，去一片平展的高地上，就像家乡雅恩费尔德那一大片松林。这地方叫“多布拉瓦”（意思是“橡树林区”），可是几乎光秃秃的，只能看到零零星星的松树和橡树，没有人烟，几乎荒芜了，看样子——离山谷高地近在咫尺，令人感到奇怪——像一片被遗弃的高山牧场。

在这片高地上，我完全醉心于自我之中，然而并没有脱离这个世界，因为在每个地方都会感受到文明就在眼前，甚至要比笼罩在山涧咆哮的旅馆里更加强烈：林子里的拖拉机、割草机、木材烘干机的鼓风；到处烟雾升腾，汽车玻璃的反光闪耀到山上来；下边湖面上，一条孤零零的船满载着人；连天上的鸟儿和身旁的蜜蜂也像电线杆一样给我指向了冰川堆石脚下一群看不清的人。犹如动都没有动一样，我不知不觉地顺着一条条道儿上走上来了，先是一条不再通车的老公路，已经连沥青路面的裂缝里都长满草了，然后沿着一条当年的、而今已经被那又矮又软的高原牧草覆盖的小河床走上来了。到了这儿，我也得首先找到自己的位子。像口头语常说的：高处的位子嫌太高，低处的又嫌太低，阳光下嫌太热，阴凉处又嫌太凉，避风的地方又嫌太平静，有风的地方又嫌太迎风向，岩石嫌太古怪，倒塌的小蜂房又嫌太美妙。最后，我坐到草丛里，背靠一个田间谷仓的厚板条。那是朝南的一面墙，不只是当太阳照耀的时候，我感觉到那被日晒雨淋成灰色的木头里正好散发出“真正的温暖”来。同样这整个地方也正好是适当的地方。棚屋的挑檐向外挑得够深，我可以伸开两条腿也不会淋着雨。那些也许会飞溅过来的水珠不禁使我想起了父母家里那个露台。在那里，像此刻在这里一样，我的座位就在里外分界上——不同的是，坐在那儿的木箱上，因为露台的尽头就是厕所，有一个竖坑向下通到粪堆前，所以，充斥着另一种气味，而且苍蝇要比这片平展的高地上多。

我随身又带着一本书，哥哥的大词典，它是这个被清空的海员背包里惟一的东西。这背包是不怕雨淋的。那本关于果园的工作笔记很适合于在房间里，在四堵墙之间阅读，而一个个单词则会在露天里充分展现出来，并且在这里派生出所有箭头似的意义符号来。一个二十来岁的年轻人，身在他乡异国，天天下午就躺在一个偏僻的野外小棚前，沉浸在一本词典里，一页纸里，甚至一个词里，然后从中抬头望去，摇摇脑袋，笑出声来，又是用脚跟叩击着地，又是鼓掌（蝗虫闻之嗡嗡飞开，蝴蝶闻之颤抖着离去），期间也跃起两脚，在雨底下跑上一圈，这样的表演可谓滑稽透顶。旅店里和地方上的人，他们看到我背着包，每天行走在这条道上，还当我是一个“未来的学者”或者一个“年轻的画家”（19世纪，沃凯因连同那个湖和那座孤零零的教堂曾经是一个常常谈论的风景话题）：然而，这个小伙子如今拿着那本书，待在自己的位子上，蜷蹲着，突然间扯开嗓子唱起一个词，这无非就是一个脑袋有问题的人，一个白痴吧。

与此同时，我在自己身上感受到了几乎从来都没有过的洞察力——洞察的目光与敏锐的听觉融为一体——，就像当时阅读那些毫无关联的单词表时一样。难道这就是一种阅读吗？难道这不再是一种发现，一种与之相应的惬意吗？我呼喊着那些陌生的词语，让它们融入这片天地里！可是这其中会发现什么呢？

童年时期，我恰恰对外语很着迷。家里有一个咖啡盒，上面贴着一个个披着黑鬈发的女舞伴，数年以后，它导致了我学习那个美人的语言，也就是西班牙语的尝试。从那本匈牙利语语法书里，我至少把前几课都抄下来了。那是从寄宿学校里带来的一个小礼物，就在接触那神秘的文字图像之前，它的气味已经吸引住我了。与之相反，每天在村子里听到的斯洛文尼亚语却更多是让我厌恶。这并非来自斯洛文尼亚语的音调，而是那许许多多的德语词汇，它们一再破坏了那个音调。因此，我听到村民的方言不是一种语言，而是一种惹人嘲笑的大杂烩。在牌桌上，父亲常常学着他们说话的样子，把一个个牌友都给吓住了——又是喃喃低语，又是发出汨汨的喉音，又是猛地冒出后腭音，就像出自天生的一族——，之后，他就只说出一个纯正的、富有韵味的斯洛文尼亚语句子（因此他又一次表现为这一圈人的主宰）。可话说回来，无论在哪儿听到有人“按照文字”来讲这种语言时，回响在我耳际的通常就是一种威胁；首先是讲这种语言的那些地方更多地让人想起官方公告，而不是信息传递。广播里插播每日外语新闻简要，像恐怖新闻一样；学校里那些意思空洞的句子纯粹是用来灌输语法的；教堂里布道的神父常常不由自主地换着讲起德语来，它好像远比前者更适合于这样的场合——他泰然自若地接着讲下去。可他开始却不得不用斯拉夫语吼叫着，一句接一句，拖着兴师问罪的讲话腔调。

只有在连祷时，我才洗耳恭听，比在唱颂歌时还要专注。在救世主和那些圣人的所有呼唤中，我完完全全融入其中了，因为救世主会可怜我们的，圣人们会为我们说情的。在昏暗的教堂大堂里，挤满了那些变得无法辨认的村民的影子，他们口口声声念叨着求助于前面的祭坛。从另一种语言的音节里，从领读祈祷文的神父那变换的音节和教徒们千篇一律的音节里弥漫出一种炽热，仿佛我们全体都躺在地上，恳求着大门关闭的上天，一声接一声地呼喊着。这些外语音节永远都不会使我觉得够长；它们应该始终继续下去；连祷做完了，我随之感受到的不是结束，而是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