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车站斜对面一家饭馆前，孤零零地摆着一张上面什么都没有的桌子和一把油布面餐椅。然后，我坐在那儿，等着天亮。我坐的地方要比铁路地基和那条有人行道的大街低一些。有几级台阶从人行道通到下边那块不大而多角的水泥地面上。因为它的另一边被围在一排排房子的半圆里，每道墙与相邻的墙都形成了一个不同的角度，如此看上去有点像一个四面都屏蔽的海湾，一个受到保护的观景台。在这里，和通常不一样，是从下向上观看，看到的不是什么全景，而是一个近在眼前，因此越发容易记住的周边景象，如同从一片凹地里向上观看。那些房子低矮而破旧，每座都建于不同的时代。房子紧后边就是向上延展的谷坡，在那幽暗的树林里，云杉尖慢慢地显露出来了。

在我的凹地里，依然是漫长的黑夜。上方人行道旁有只小鸟，一个一动不动的轮廓，是不是在做梦呢？我在夜间还从来没有看到过一只白天活动的鸟儿。大街看上去像一道墙，那只鹪鹩此刻卧在上面。酒店很早就开门了，第一批进店的客人都是铁路工人。他们匆匆忙忙喝杯咖啡或者喝口烧酒——我掠过肩膀观望着——就又离去了。天空开始发亮时，好像要下雨了，可现在晴空万里，一丝云彩也没有。一个老态龙钟的女服务员长着一张布满皱纹的男人脸，她给我端出来一壶咖啡，旁边放着一盘厚厚一摞白面包片。咖啡上结起的一层奶皮不禁使我想起叙述过的哥哥，他向来就厌恶这一片片软乎乎的奶皮。当他第一次从前线回来休假时，母亲像平日一样给他送上咖啡，心想着，经过了战争，他所有那些难伺候的毛病都改掉了，可是他把杯子推到一边说：“你是昨天才来的吧！”我眼看着奶泛起波纹，形成一层奶皮，在黑乎乎的、慢慢变得清亮的水域上分裂成一个个小岛。旁边的白面包塔仅仅竖立了短暂的时刻——然后，我一边用力地切，一边又透口气，面包塔迎着这位饥肠辘辘的人隆起来，我趁着新鲜，一口气就把它干光了，消灭了，夷为平地了。从此以后，对我来说，这样的白面包就意味着“南斯拉夫”。

当我吃完面包抬头望去时，上方人行道上，来来往往的人已经成群结队，街道变成了一道堤坝。学校可能还没有放假，因为有许多学龄儿童走在行人中，向前倾着身子，好像迎着风似的。确实也刮着风，堤坝旁那修长而无生气的草茎犹如喜沙草一样飒飒摇动。尽管我还从来没有到过海边，可是我不由自主地想像着，在这铁道后面，向前延展的就是大西洋岸边的沙丘。

一个老人从酒馆里走出来，手里拿着一把餐椅，在不远的地方和我结伴了。他根本也用不着有一张桌面去观看。我们一句话也没说，却共同关注着发生的事。我们两人的眼里都是同样的事情，同样久久地注视着，又同样等待着下一件事情发生。我从此再也没有经历过像当年度过了那个最漫长的夜晚之后那样一致的目光，再也没有过那样一个空间，面对过那样一种视野。像那样的观看时一样，我知道和自己身旁那个人如出一辙。我们专注地望着一只鸽子在下方水泥海湾里迎风飞翔，颈项上微微闪亮，又扭过头去向上望着堤坝。钢铁厂的烟雾从峡谷升腾而起，朝着隧洞飘去，仿佛要把隧洞熏个通透。

在这次旅行前，天空晴朗时，我从家乡朝南望去，在蔚蓝的天空下，在边界山脊的那边，莫非坐落着一个个五彩缤纷的城市，没有丘陵地带阻挡，展开的是一片广阔无垠的平原，向下通到海边去，相互交融在一起。眼前的工业城耶森尼克看上去灰蒙蒙一片，它被卡在一条峡谷的深处，被关在遮天蔽日的群山之间，然而却完完全全证实了那幅展望的图像。上面堤坝上，有一个男人走过去，每只手里都拿着一把闪着红光的锯子，跟在他身后的是两个吃着冰糕的孩子和一个临产的孕妇。孕妇身上穿着宽大的衣服，脚上穿着一双木拖鞋。在车行道一段没有铺沥青的石子路面上，来往的长途载重汽车不断地发出轰隆声，这又不禁使我想起了哥哥，他在战前的那些来信中，提起过马堡-的里雅斯特公路上一个类似的地方。他每次去亚得里亚海郊游时，（校长）那辆小汽车都在那里“短暂颠簸得一塌糊涂”，过后他就觉得“完全沉陷到盐一般的空气里”。

与北方群山那边，也就是内陆故乡之国相比，在南斯拉夫，好像不仅存在着一个不同的空间单位，而且也存在着一个不同的时间单位。出现在我眼前的建筑物，常常是每一座都有自己的名堂，可以与沉积岩媲美，标志着建筑历史的一个个层面，从奥地利皇家时代的基座，经过南斯拉夫王国时期的转角挑楼，再到今天“斯洛文尼亚共和国”那简朴的、毫无矫饰的顶楼，连同屋檐下旗杆的插口。在注视着这样一个建筑物的正面时，我禁不住有一种期望，竭尽我的全力期待着，那个失踪的哥哥随时会推开那半是过时的、用不透明和带着波纹的玻璃包装起来的挑楼门，出现在我的面前。我甚至直言不讳地心想着：“先人，出来吧！”并且看到我身旁这个老人的脑袋也朝挑楼望去。仿佛惟独一声呼唤就意味着如愿以偿：跳跃过一个时代，在能够呼唤中，我觉察到了哥哥的存在，与真人一样高低（我压根儿就没有见过他），宽肩膀，褐色皮肤，披着一头又厚又乌的卷发，梳向脑后，额头宽阔；一对眼睛如此深陷在眼窝里，连那只盲眼，那个白点都给遮掩住了。一阵寒栗袭上我的心头，看样子，仿佛我这时看见了我的国王就站在面前，敬畏的寒栗，然而更多是担忧的寒栗，它驱使着我立刻离开这个凹地上的位子，加入到上边街道的人流里。

这人流也立刻接纳了我，而且那根本不是什么人流，与置身其外的印象如此不同，更多是一种缓慢得让人惊讶的蠕动。这时，没有了我对如愿以偿地恳求祖先的激动，惟独笼罩着我们缓慢行进的现实。

在这样的人流里走动，对这个二十岁的年轻人来说有点新鲜感。那个村子就不知道这样的情况，至多不过是节日或者葬礼列队行进时被延缓的步伐或者原地踏步。在寄宿学校里，只要不是单独行动，大家总是以义不容辞的集体形式行动（星期天散步，也只允许以班级形式进行，排成两队，后边的人紧踩着前边的人的鞋跟。谁要是想离队，只要刚一露出念头，就会立刻被看穿，并且被吹着哨子赶回来）。而在故乡的小城里——我也就只知道这样的城市，在一次学校郊游时，我目睹维也纳的视线被其他人的肩膀和老师们的食指给挡住了——，我至多也是耷拉着脑袋没精打采地在边上慢慢地跟着一起走：在那儿，只要一上街，我立刻就茫然了（比起那个常用的“怯生”来，这也许是一个更为形象的词语）。这就是说，我不知道要朝哪儿看，或者四处张望，惟独不直接向前方望去。和在林肯山村里不同，一到那些奥地利小城里，我的目光要么处处都被那些橱窗、那些广告牌，首先是那些报纸头条新闻吸引过去，或者只要我一把目光暗自投向街道某个遁点上，便径直沦入那目光的陷阱里，于是我至少想像着这时迎面而来的一道目光。这种陷阱伤害了我，它不是目光，而是凝视，或者干脆就是没有眼睛和脸面，比如说从中撅起一个可怕的长嘴巴，作为惟一的器官，一句话，总是三言两语，总是没有声音，总是可以看得出来，哪怕是地地道道的方言形式，死死地缠住我了。是的，在那些故乡城市里，你一上街，不会加入什么行列里，而我觉得，你立刻就成了人家的囊中之物了，被那些长久以来连同他们的狗一起暗中守候，兜着圈子和居心叵测的行人监禁了。他们坚定不移，天生就注定是一帮这样靠兜圈子为生的人，觉得一切所作所为都是合情合理的，无可挑剔的。在故乡之国里迎面传到我耳际的“GrüβGott”，我觉得听上去不是问候，而是一种威胁（“说出密码来，或者——！”），今天也一个样。首先是一听到孩子们吼叫起它，我常常会不由自主地举起两手来。难道这是纯粹的想像吗？从奥地利人中，从大多数奥地利人中，无论是走在一旁还是中间，我都看到自己总是一再被人评头论足，怪罪，并且也总是一再认可这样的怪罪，当然却认识不到我罪在何处。有一次，我走在人行道上，立刻就意识到，正好下一个来自目光捕捉队的目光会在此刻从一侧打量起我，可我抬头一看，我面对的不过是一个橱窗木偶那种无神的眼睛。那可是如释重负啊！

然而，在这条南斯拉夫大街上，眼下就不存在什么多数或少数，因此，也没有谁是少数——惟有形形色色的，同时又步调一致的熙熙攘攘。继耶森尼克这个小地方之后，我后来仅仅在那些世界大都市里有过这样的经历。而我活动在其中，首先是作为外国人，在那些群山之后，在一条条克恩滕大街上，我每次都感激外国人的出现，因为他吸引去了人家对我的注意。然而，在这里，在这人群中，在这些街头行人堆里，他拥有了自己的位置。在那儿，我通常总是不断地变换步子，躲来躲去也躲之不及，免不了与人相撞。而现在，我跟着一起走，尽管对拥挤如此不习惯，可在这柏油路上，我的每一步都有自己的活动空间。终于有一次，我不用没精打采慢腾腾地走了，不用吧嗒吧嗒地拖着脚走路了（就像大家在寄宿学校的楼道里一样），而且获得了属于自己的脚步，踏着让人可以感觉到从脚趾经过拇指直到脚跟展开的脚掌，晃晃悠悠地走去，顺便把小东西踢到一旁去，有一种宁静放肆的感觉。当我再次经历时，我才感觉到这样的放肆当初就是我童年的特性。与我熟知的那群人相比，这群人真正让人惬意的东西首先是在他们身上没有出现的东西，找不到的东西：羚羊毛帽饰、鹿角扣子、罗登缩绒厚呢西装、皮裤子，总而言之，找不到任何地方服装。这些街头行人不仅没有地方服装，而且身上也没有什么徽章，没有社会等级偏见。就连警察的制服也不起眼，有点像公职人员的服装，也很得体。一种让人觉得无比强大的惬意是，从“茫然无措”中解脱出来了，可以昂首挺胸，直面而视，望着一双双眼睛。它们不是在轻视一个人，而只是显现出自己的颜色，并且以这样的褐黑和灰黑的颜色来展现“这个世界”。还让我觉得既新鲜又自豪的是，在这里，外国人这个概念不复存在了。在和人家一起行进的行列里，我认识到了自己的相似性，外在和内在的相似性，仿佛从来就没有过一面镜子会给我映现出这样的相似性来：我的身材和他们一样，体格细长、瘦骨嶙峋、脸面粗糙、动作迟钝、两臂摆动也不灵巧；我的本性和他们一样：顺从、甘愿效劳、俭朴，就是那些数百年来沦为无王的人、无国籍的人、小工、奴仆（其中没有贵人，也没有大师）的本性——与此同时，我们这些蒙昧主义者也共同放射出美好、自信、大胆、造反、渴望独立的光芒，这个人民大众中的每一个都是另一个心目中的英雄。

此时此刻，那些行走的人仿佛成了辅音，加入到那些在我心里唤起了一个个事物的元音，然而并没有因此组成词语。惟独打动我的是那完全独立于自身肺腑之外的第二呼吸，一种令人激动的气息。突然间，凭着它，我可以解读出从我身旁扛过去的报纸标题了，是斯洛文尼亚语，没有头版头条，犹如我的德语，况且让人耳目一新，如同看不到那地方服装的五颜六色，是实实在在的消息。再说这群人里叙述的许多东西，我也一下子听懂了。难道是因为在这儿街头上没有人和我搭话吗？难道是我从上小学以来一直耿耿于怀，就是因为当时出于义务，必须和老师用外语交谈吗——仅仅是顽固不化？和通常一样，jutro就是早上，danes就是今天，delo就是工作，ceste就是大街，predor就是隧洞。连那些商铺的名称我都可以翻译了，它们真的都好简单：在奶站里，与北方或者西方的市场叫卖不同，标识的无非就是个“奶”字；在面包店里，标识的也干脆就是“面包”两个字；mleko和krub这两个词的翻译并不是翻译成另外的语言，它是一种回归到那些图像，回归到词语的童年，回归到奶和面包的第一个图像的翻译。银行，即banka，以此类推，无非又是那习以为常的东西。然而在这里，银行也显现为某些本原的东西，因为它的窗户并不是橱窗，也不是用来陈列展品的；因为在这儿，这些地方什么也不摆放，空空如也。可在我的故乡之国里，比如说，一到这样的地方，那五颜六色的储蓄罐简直堆成了金字塔，好诱人啊。那是一种向我开放的空白，一种我可以向它求教的空白，就像求教行人那一张张空白的面孔一样。在这些行人中，与在家乡不同，我不用去寻找这个家人或者那个同村人，让他们面带洞察的微笑，把我从面具枷锁中解救出来。在这儿，一张张面孔是空白的，这就是说，它们没有面具——这时，我眼前又浮现出那些年轻人的图像。他们挤在一辆拖拉机拖斗里，皮衣直裹到脖颈上，正在前往一座阿尔卑斯山城的途中，要在那儿的大街小巷里，按照习俗，表演他们那野蛮的狩猎情景：直到城边上，那些为此必需的荆条和锁链，他们还没有握在手里；那些即刻就要套在自己头上的巨大而可怕的面具依然放在他们脚下。尽管小伙子们一个个都那样土里土气，可是他们露在外面的一张张面孔连同他们打着褶子的皮领子看上去却多么苗条，多么善良，又多么随和！同样，我也可以看到耶森尼克那一张张面孔里去，仿佛那是独一无二的面孔，仿佛这给了我在国内一次也没有感受过的尊严，无论在自己身上还是别的什么人身上——或者还是曾经感受过，是的，在父亲身上，在复活节的晚上，在林肯山村教堂里，他披着一件拖在地上的紫色长袍，和村子里另外几个男人一起跪在那应该预示着空空的墓穴中有复活者会冒出来的洞窟前，然后猛地一下在前面伸开四肢，五体投地，一动不动地趴在地上，遮盖在那带有蜡渍的红色中，让谁都认不出来了。就像父亲听广播音乐会时列举起一个个乐器一样，那么我现在从交通和工厂的轰隆中听得出一个个响声，并且可以清楚地把它们相互区分开来，火车站里缓冲器砰的碰撞声与超市里购物车的丁零当啷声；烟囱出口蒸汽的咝咝声与高跟鞋的嘎吱声；锤子的击打声与自己吸气和呼气的声音。我心里盘旋着，这样突然会听辨的能力够奇怪了，同样也来自这里不存在的东西，找不到的东西，应该有而没有的东西，在这个斯洛文尼亚工业城里缺少的东西。由于那习以为常的教堂大钟不响了，我才对这周围的一切获得了灵敏的听觉。也就是说，这不是随便哪个国家，而是这个确定的国家，这个有缺陷的国家。让它和我那个习以为常的国家的富裕比起来，才可以辨认它，看懂它是个“世界”。

然而，我如此感知的世界王国超越了当今的南斯拉夫，也超越了所有那些从前的王国和帝国，因为它的符号变得越来越不确定：有些过境旅客报纸的西里尔字母依然清清楚楚；一幢公务大楼上的古奥地利铭文依稀可见；一座别墅山墙上的“欢迎您！”，看上去就像古希腊椅一样。——可是，一家加油站那块透过树枝隐隐可见的加油标牌却显得意义模糊了。它不禁使人想起只有在梦中才经历的东西，想起中国来。而且一片同样陌生的西奈沙漠显现在一座座高楼大厦的后面，连同一辆映入视野的、布满灰尘的长途公共汽车。在车的正面，那个显示目的地的滚筒转错了位置，正好停在两个不可辨认的地名中间。车辆穿过去时，一幅希伯来语字卷片段跃入我的眼帘——真的，“跃入眼帘”；因为展现在这文字图像周围的景象伴随着一种惊恐。

与之相应，一个盲窗的不可确定性也融入其中了。此刻，我的目光被吸引到那里，就像被吸引到这个世界王国的中心。盲窗出现在谷坡上相当高的地方，镶嵌在一座高大建筑物的阳面。一看见它，我就觉得，边境那边，那座与那个小门房成为一体的地主庄园便浮现在我眼前。它坐落在一片开阔的地带，前面仅有一棵孤零零的松树，那闪闪发光的皮棕色使得正面的黄色越发强劲有力。穿过一片草地，一道陡峭的岩石台阶向上通往入口大门，那儿站着一个小孩，背向我，一条腿踩在另一条腿上方的台阶上，像是犹犹豫豫的样子。对小孩子来说，那些台阶太高了。草坡仿佛被特有的横向条纹画上了一道道阴影线，变成一块块长满草的小梯田。梯田精美的阴影图案又重现在正面的横条纹上。这样，在那棵松树后面，这座房子让人想起了与其说是一座建筑物，倒不如说是一个天然的黄色岩石。它看上去没有人居住。小孩站在台阶上，不是在入口处，而是在一个游乐场上。

盲窗远近独一无二。而且它给人的印象来自那看不到的习以为常的东西，来自那应该存在而不存在的东西：那无法透过的东西。凭借那融通于自身之中的不确定性，它把我的目光反射回来了。而在我的心里，一切语言纷乱和七嘴八舌的讲话都终止了：我全部的内在都沉默了，并且阅读起来了。

我似乎从来都不会相信，又会失去这个盲窗。我感觉它的符号是不可动摇的。然而，一看侧面就够受了，从中弥散出的光亮熄灭了：旁边的窗子——可以说是观望窗——推开了，又关上了，虽然是被两只手，可是属于两个不同的人，先是一个年迈的女人，后是一个年轻些的。刹那间，我认识到了，那个老妪不仅仅年事已高，她是一个垂死的人，她正好最后从那个被拘禁的房间里猛然直起身来，想要逃脱死亡，穿过铁栅窗子，躲到外面去。一张被恐惧撕得扭曲的面孔上，下嘴唇收拢，眼睛睁得老大，再也不会自个儿重新合上了。

窗子空荡荡的，清晨的太阳映照在其中。可是刚才还发挥作用的光芒不仅被熄灭了，而且也被吞没了。那个小孩也消失了，仿佛他是一个幻觉。房子和草坡上的横条纹像投影一样击中了我。“菲利浦·柯巴尔醉心于假象！”这就是那个历史老师常常挂在嘴上的一句话，是表扬，又是批评——而这个假象又一次化为乌有了。就在一个号啕大哭的女人的怪脸迎面而来时，在这人群中再也不分什么女人、男人、小孩了。在人行道上，流动的就只有一群长得不够体面的、不苟言笑的、瘦骨嶙峋的、不起眼的粗野之人，相互碰来撞去，抄着近道走动，无论从哪个视角，都被那位国家首脑喷射光芒的眼睛监视着。他现在就是那个凌驾于我们大家之上的独裁者，无论是汽车生产车间里那个年轻的游击队首领，还是理发馆里那个身着白装的海军将军；无论是电影院前厅里那个魁伟的、被同样魁伟的夫人挽着手臂的黑礼服穿戴者，还是校园里那个水泥浇筑的帝王脑袋。当最后一道探寻的目光朝上投向盲窗时，仅仅强化了当局的权力，仿佛我这样看要让自己受到怀疑似的，因为我立刻就被一个警察挥起慢慢弯曲的食指叫到街道另一边，要我出示证件。后来我想起来，这个身着制服的人就是昨天到达时检查我护照的那个年轻人，和我一般年龄——可是在这乌云蔽日的时刻，好像谁都不再认识谁了。看样子，仿佛我们都失去记忆了。

我数着步子走进火车站。一道湿漉漉的楼梯通到下面的卫生间里，就像走进一个地堡里，前面站着一个相应的地堡女人，只不过她的腰带上少了钥匙串。我在没有插销的小隔间里徒劳地寻找着那些习以为常的格言和图画；它们现在或许会进一步帮助我。盥洗盆上方没有水龙头，墙上只有一个洞。上面的候车室里黑洞洞的，很难闻。首先在挤成一团坐在那儿的人身上，我只看到了一片白，引人注目的是，许多扎着绑带或者裹着石膏的肢体。亮光不是来自站台上，而是其间昏暗的走道里。后来，我还辨清了这个和那个罩在受伤拇指上的皮套子以及我身旁那个人头发上的血块。（我一点都不夸张，我的感官被这样的东西吸引住了。）连我自个儿身上，我也独自发现了那令人厌恶的东西：鞋上沾满了泥巴，裤子鼓起了包，指甲缝里黑乎乎的。肯定谁都看得出来，我是和衣过夜了，也没有洗漱，头皮发痒，同样，值盛夏时节，脚趾上长起了像在寄宿学校时一样的冻疮来。我也徒劳地试图在地图上看出我的下一个目的地，而投射到地图上的光线只够你看清灰白色的低地和蓝白相间的冰川。

我出门来到站台上，那儿有一个工人正在用冲击钻挖凿柏油地面。对面轨道上，停靠着那列奥地利早班车，向北方向，准备发车。车厢通亮，干干净净，几乎空空的（这列车还没有被许多南斯拉夫人用于前往菲拉赫购物郊游，在后来的年代里才这样）。那些身着蓝色制服的铁路人员又是在机车头前等待着某个尚未上车的乘客，和那些奥地利边防官员一起——认不出来他们都是这样的官员，因为他们身着便装，穿着长袖衫，外套就搭在肩上。虽然我原地一动未动，可我一下子着急了。下决心吧！返回的愿望几乎不可抗拒，不仅要越过边界，而且要回到村子里，回到家里，回到房间里，回到床上，在那儿美美地睡一觉。可首先想到的安慰，是在机车头侧面可以看见的那个语言，我那熟悉的、与生俱来的德语，无论是在“Heimatbahnhof”这个字眼里，还是——因为不是意义，而只是文字图像说了算——在带着“Arbeitsrichtung”图标的箭头里。

我是多么犹豫不决啊！我想像着站错了地。在冲击钻头撞击的地方，沥青地面上的裂块四处飞溅，就像你走在一摊结了冰的水上时一样，有一块直飞到我的鞋后跟下。我被这砰砰的撞击声震动了，低头望着地面，在这灰色的沥青路上又发现了那样的盲窗，同样作为那个如此友好的、不用着急的符号。难道我不是对自己这个“世界王国”要求太多了吗？我到底是什么人呢？面对这沥青路，我永远认识到了我是谁：一个外来人，一个外国人，一个在这儿也许要寻找点什么，可什么都不能说的人。我没有权利要求所谓的人的尊严，像在家，在国内一样。而伴随着这个认识，我觉得不光是静下心来了，而更多是——处之泰然的状态。

那列奥地利火车发车了。那个列车员不是在疑惑地望着我吗？车站变得明亮和空旷。那些突然落在我脚前沥青路上的麻雀已经飞走了。它们片刻前还卧在一堆林肯山村的灌木丛里呢。轨道碎石上那片椭圆形车前草叶也是从那边飘过来的，一个所谓的花园逃兵。我迈着大步，走进售票厅，买了一张车票，仿佛我就是决断的化身。我又迈着大步，穿过地下通道，直奔最后一个站台而去，就像一个终于明白了他不再只是为自己一个做事的人。我匆匆地在井边洗把脸，一下子就跳上开往西北方向的火车。看样子，仿佛我以此结束了这越过边境的郊游，现在才开始真正旅行了。上了火车，刚一坐到靠窗的位子上，就立刻进入了梦乡。——而我今天一想到这位成长的年轻人，连同脚底下掘开的沥青，那么他也许之所以会获得一个图像，是因为他正好面临着跌倒的危险。就像有些事物，由于它们在最后的关头免遭了坠落的命运，因此在颤抖的双手中成为自由观察的对象，这时才会让你刻骨铭心。

后来几天，我是在波希斯卡这个地方（“沃凯因”）度过的，拜读了哥哥的那两本书。每当我乘车前往那儿时，总是睁着眼睛，怕耽搁了下车。我始终望着立在草地上那细长的、被人称为“干草晒架”的木支架：两根打入地里的木桩（今天也许是水泥做的），之间平行架着许多横杆，顶端盖着木板，每年第一茬收割的草就晾晒在架上。那些割下来的草里夹带着春天的鲜花，灰色的草堆上闪现着星星点点的色彩。横杆超出了木桩，有点像捆在一起的路牌，共同指着一个方向。看样子，仿佛火车就是跟着这一个紧接着一个、从峡谷到峡谷越来越厉害地向西转弯的箭头群行驶。在我的梦乡中，道轨两边的晒草架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承载装置，借助它，旅客们不用花时间就被送到目的地了。

我不再在露天里过夜了，而是住在这个地区中心一家旅店里，叫波希斯卡-毕斯特里卡或者沃凯因-菲斯特里兹。我看到房间价格实惠，数了数自己的钱，就决定住下了。靠着那位老师的接济，靠着给人家补习功课，再加上一篇“自己撰写”的文章上了报纸（“那是你自己撰写的吗？”一个旁座的同学摇着头这样问道）。事后我也想了想，跟他们一起去希腊，这也不是我没能力办得到的事。

然而，正好是这一篇发表的东西，妨碍了我一起去旅行，远远超过了缺钱。那是一个故事，其中描写了一个小伙子，他在一户人家院子里修自行车。这个过程写得很细腻，包括阳光、风、飒飒的树声，雨季开始，到结尾时，主人公听到一声喊叫，便冲进屋里，在空荡荡的房间地上，发现了父亲或母亲——我记不起来了——睁着挤得满满的、最后的瞬间还映现出外部世界的眼睛。当然，跟这样的内容根本不相干。惟独我“写作”了这个事实，使得同学们疏远我了。虽然他们之中有几个人在一个剧组里演戏，然而却有一个写作了，而且凭着这个东西“成了公众人物”，这至少让人很诧异。而且那个女朋友连故事看都没看，几乎连扉页上的题目和作者名也没有瞥上一眼，就投来了一种奇怪的、拒绝的目光。看完以后，这目光转化为一种由不理解、同情、诧异，首先是畏惧错综交织的神色，这让我很伤心。后来，我一再不由自主地想起，当时，我想要把她拉到跟前，可她的脖梗子却挺得僵直。

难道不也是自个儿招致了这普遍的回避吗？难道我不是在报纸刊登的那天，把每一个打开报纸的人都看做是一个立刻会感受到我全部的罪过，并且会继续讲下去来羞辱我的人吗？这篇发表的东西受到了创作童话的历史老师的鼓励，得到了一位撰写地方评论的编辑的提携。尽管我事先也觉得这是无可非议的，（人家终于会知道我是谁了！）可后来我越发觉得这就是一个原罪。庆幸的是，惟一没有被这个穷追不舍的原罪波及的地方就是那个村子。在那里，和今天不一样——其间，村子入口处竖起了那个“林肯山村拜读……”的牌子——，甚至在牧师家里，一张日报都不会引起我的注意。当然，迄今无论怎么说，我毕竟在那里还是土生土长的，坐着汽车和火车来来去去。如今在我的眼里，我永远都不会使自己招人注意了。无论在哪儿，凡是我往日如愿以偿地不招惹人眼了，也包括面对自己，当个无名之辈，而现在，我却在那儿表现为“某个人”。一走出隐蔽，我便因此失去了自己喜爱的环境。在拥挤的人群里，首先是站在火车的过道里或者汽车中间走道里时，一时的惬意感觉为那不舒服的感觉让开道了，变得可以辨认了，我在遭受着一种使我变得孤单无靠的强光线，并且如此——让我最羞愧的——打扰了我那些同行者独自存在的状态。难道在最近几个星期里，我因此才常常骑着自行车去上学吗？这样，我来回几乎需要半天的时间。有许许多多的原因，现在打动了我去独自旅行，然而其中一个是确定无疑的，那就是让自己忘记成了公众人物，我暴露自己了，不管这是想像或者不是也罢。那么，伴随着每一个我又会在其中成为默默无闻的人的时刻，我现在不是感觉到这种忘记强有力地在我周围扩展开来吗？不是感觉到一种随着时间和距离越来越有疗效的恩赐吗？难道不是我刚到沃凯因时就被吸引到一个村落里来了吗？这村子在地图上叫做“Pozabljeno”，意思大概是“被遗忘的东西”或者“遗忘”。难道在后来的日子里，人家不是真的让我随心所欲吗？无论我在什么特殊的地方走也好，站也好，坐也好，躺也好或者跑也好，仿佛那都是不言而喻的。

惟独菲拉赫那位老师还神出鬼没地闪现过这个无名之辈的世界里，因为他一再重复着他当时第一眼看到我的印刷品时禁不住呼叫着说出的话。看神态，仿佛他要和一个音乐人合唱似的：“菲利普·柯巴尔”——他直呼了我的大名，我当时第一次听到有人这样呼叫我，先呼大名后叫姓。的确，直到这个时候，人家只是呼我“柯巴尔·菲利普”，比如，刚刚在服兵役资格考试时还是这样。“别说了！”我这样暗暗地回答他：是的，我下定决心了，永远不再出现在报纸上了，永远不再让自己、家人和同村人蒙受耻辱了。那个沉醉于名望的梦想永远一去不复返了。难道我不是向来就知道自己这辈子永远都一事无成吗？恰恰当我和别人一起在汽车或者火车里时就这样扪心自问，即使我自己在兴奋地看着一本书，在听着一个新的发明，在欣赏着一首乐曲。难道我不是向来就知道自己迟早都会没用了吗？我注定最多不过是当个会计，当个小职员，干一个无非只能和数字打交道的工作吗？有一次，在一个教会节上，有位算命先生就这样告诉我母亲，肯定是想以此来恭维这个乡村妇女和她那个干什么事都不会有用的儿子。而现在，在这家斯洛文尼亚旅店房间里数起钱来，这不就是我的命运的一部分吗？

沃凯因是一片开阔的山谷高地，四面群山环抱。它是从前一个冰川的地表，在西部边缘留下了浩瀚而平静的、在我的记忆中几乎始终没有人烟的沃凯因湖。从它的北岸边，尤利安山脉陡峭耸立，主峰是依然被冰川覆盖的特里格拉夫峰，也叫做“三头峰”。三头峰的模型就坐落在山脚下的湖边上，是供前来度假的孩子们游乐的。南面的山峦是大海前的最后一道大屏障，往后向下通到伊松佐河（斯洛文尼亚的Soca河）。这条河接着继续流经其间的坡地再也看不到树木线了。由于交通十分不便，沃凯因盆地数百年来远离世界，惟有山间羊肠小道将它与伊松佐河谷地和弗留利平原相连，而我经过的东部通道，是随着铁路的建造才真正打开了。

奥地利可谓是一个阿尔卑斯山山国。这个国家有一个别名，叫做“阿尔卑斯山共和国”，它总让我感到诧异，因为我生长在广阔而平坦的雅恩费尔德平原上，离那些山峰还有一些距离（在这个村子里，几乎就没有人有滑雪板，而惟一的雪橇道就是从树林边通到下面的街道上，你几乎刚一滑起来，就又停住了）。然而，在沃凯因，我现在真的发现自己被阿尔卑斯山包围了，并且觉得处在一个阿尔卑斯山山国里。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沟壑、深谷、阳面和阴面，少见天日，尽管是锅状盆地，却更多是高原，因此视野很开阔。要是我现在闭上眼睛的话，展现在我面前的是一个远离世界的世外桃源。那荒无人烟和深蓝色的湖注定了它的命运，四周群山环抱，地面上连绵起伏的冰川堆石将它划分开来。对它来说，没有一个名称会像开头使用的“山谷高地”更贴切了。

再说，沃凯因是个忙忙碌碌的地方，无论如何从稍微隆起的火车站看去如此。当时我一下火车，首先看到和闻到的几乎只有木材。就在货运轨道后边，我看到堆成一摞摞的树干、方形的木梁、宽厚的木板和狭长的板条，听到房屋之间隆隆的电锯声。我在那儿停留的所有日子里，从早到晚，我没有碰到过一个无所事事的人。如果谁看上去是这样的话，那也无非是一个在等待着的人，要么在一个常常都不加标记的停车站（一道木条围栏，一个桥头）等候汽车，要么在守着一棵要锯伐的松树倒下的地点，要么就期待晾晒干草的好天气，或者只是像旅馆灶台前那个老厨娘一样，在等着牛奶烧开了，菜肴煮熟了。偶尔有士兵独自无声无息地坐在路边，可走近一看，耳朵上却戴着无线电报话机。连孩子们都一个样，尽管他们看上去慢慢腾腾的，不时从灌木丛里撕去一片纸，可此刻就有点像正在学习追寻前人足迹的童子军。甚至到了星期天，人们排着长队等候在教堂里的忏悔室前。教堂坐落在一片草地中央，和主教堂一般大小。谁摆脱了自己的罪孽后一走出来，正好可以借机走近自己的心灵深处去嘲笑自己，接着便继续走到座位前屈膝跪下，立刻在那里做起忏悔祈祷。从这个山谷高地的居民中，散发出的不是世代居住者的安逸，而是新拓荒者不可遏制的特性，忙忙碌碌的存在，持续而必要的机智果断精神。因此，同样考虑到它的自然位置，白天我常常把沃凯因看成一个特殊的欧洲国家。在这其中，我几乎就看不到白痴或者醉鬼。这种人的存在准会扰乱这忙忙碌碌的氛围，因为他们无聊透顶地四处摇摇晃晃，跌跌撞撞，不时地会分散了那些整日忙碌者的专注和勤奋。直到我突然发现，我扮演了一个几乎一模一样的双影人角色。在寻找去研究那两本书的地方时，我停滞了，掉头了，拐弯了，试探着这块和那块草地，看它们是否适合于坐下来，靠在一棵树上，立刻又从那儿的松脂上脱开身来，然后继续踉踉跄跄地走去。

我住的这家旅馆，译成德语叫“Schwarze Erde”（黑土地），取名于南部山脉的一个山峰。这是建于大战之前的一座大房子，我立刻在上面寻找着盲窗。除了我，只有偶尔来几个登山者入住。因此，我自个儿住了一间有四张床的房间，像是为一家人准备的。房间位于二层，就在入口上方。从窗户望出去，眼前是一排松树，像一片树林留下来的，从这个地方中间穿过。从另一面望去，是一条直接从房子旁边湍急流去的山涧，一片白茫茫的怒号淹没了载重汽车和电锯的轰鸣。穿透过来的声音最多不过是火车的汽笛或者一架军用飞机突然的呼啸。那些松树和流水不一样，你坐下时也可以看得到。于是，我把小木桌挪到相应的窗户前，并且试了试各种不同的椅子。由于我无法决定坐哪一把，于是我把它们都排放在桌旁，不时地变换着座位。

第一天，我只是从行李中拿出那两本书来，却没有打开它们。我让通往过道的门敞开着，因为听着溪流的咆哮，我觉得自己在这封闭的房间里就像远离了世界似的。这样一来，从楼下的餐厅和厨房里至少时而可以传来当啷声或者其他刺耳的响声。在正对着房门的过道墙上，挂着一个制成标本的深棕色雄松鸡，摆开一副发情期的架势——脖子伸得长长的，鸣叫时肿胀起来，眼睛紧闭——，真的也像是被射杀时的样子。旁边的钥匙盘上挂着各种形状的钥匙，放在一个玻璃窗里，有点像近乎完美无缺的蝴蝶收藏。我第一瞬间立刻就觉得，似曾看到过这一切，或者还要更多：仿佛我又回到这儿了，不是回到一个昔日的生存里，而是回到一个预感的生存里，让你觉得更真实，或者更明确，又不可思议。这一切是来自桌子、椅子和床架呢，还是来自窗前飞溅的雾气？前者让我想起身为木匠的父亲；后者又让我想起身为山涧工人的父亲。或者是来自哥哥那个写在信里的表达？他在信中用了“祖籍”这个专门的词汇来描述沃凯因。因为我真的觉得，不单是房间和屋舍如此实实在在地重新找到了，也包括毕斯特里卡这个地方，这个“一目了然的地方”，这个“一清二楚的地方”，这个“山涧村庄”，连同这整个山谷高地：一个孩子惊奇地注视着她；一个二十岁的年轻人观察着她；一个四十五岁的人俯瞰着她。在这个时刻，所有这三个人融为一体，也没有了年龄区别。再说，毕斯特里卡完全不像一个普通的村庄，更像一个将会从许许多多空旷的空间间隔中拔地而起的城市的前站。那几座位于边缘的高楼大厦，连同超市，还有那个坐落在草地中央的大教堂看上去已经是预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