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到此叙述了父亲的房子，叙述了林肯山村，也叙述了雅恩费尔德平原。二十五年前，在耶森尼克火车站，这一切无疑全都历历在目。然而，我却似乎没有可能把它叙述给任何人听。在我的心里，我只是感觉到了没有声音的起唱，没有调门的节奏，有短音长音，抑扬顿挫，却没有相应的音节，有一个铿锵有力，跌宕起伏的乐段，却没有与之匹配的字符，有舒缓的、广阔拓展的、感天动地的、持续不断的格律节奏，却没有属于它的诗行，有一个共同的高唱，却找不到开头，为之一震却一片空白，一部纷乱无序的史诗，没有名称，没有心灵最深处的声音，没有一个文字关联。这个二十岁的年轻人所经历的一切，还不是什么回忆。而回忆并不意味着：凡是曾经发生的事情，现在又再现了；而是：凡是曾经发生的事情，现在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因为它又再现了。当我回忆时，我就感受到：事情就是这样，千真万确！于是，我才明白了这事，可以有了名分，有了声音，也可以作出判断了。所以，对我来说，回忆并不是什么随随便便地回首往事，而是一种正在进行的行为，而这样的回忆行为赋予所经历的东西地位，体现在使之生存下去的结果中，体现在叙述里，它可以一再传递到尚未完结的叙述里，传递到更伟大的生活中，传递到虚构中。

奇怪的是，当时，只要我一从那个隔间里朝着柜台望去，那个女服务员就回头望过来，仿佛只有她从我的观望、坐相、挪动和时而用手指敲击着桌子的举止里猜出了那整个我今天才为之找到了语言的故事，仿佛我也不用再告诉她任何东西！我旋转着一只空酒瓶，一转就是几个钟头，一声不吭地构思着我的叙述，而柜台前那个女人自己也随着同样的节奏，一起旋转着一个烟灰缸。这样的共同旋转完全不同于我那个敌手的模仿，令我兴奋。所以，我也没有觉得那是催着我走开，因为旁边隔间里还有一群男人在玩色子。只要他们还在玩，我就可以待下去。我在享受着，我一点也听不懂那些看不见的人所讲的语言。我这个外国人时不时地可以把掉在地上的色子捡起来递给他们，那些人保准也不是耶森尼克当地人，是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马其顿人（不然的话，他们不都早就会回到各自的家了吗？）。我想像着，一个来自邻邦的人给一帮真正的外来者，一帮从世界的另一端稀里糊涂来到这儿的人指出了道路。我首先在享受着，我在这个女服务员身上还看到了已经恢复健康的、生机勃勃的、安然无恙的母亲。当然，我肯定已经疲倦了。然而，看看这光景令我兴奋不已，于是，我就不会有倦意了。当那些玩色子的人离去后，这个母亲的扮演者才从柜台后走出来。这时，她不过是个打破吸引力的女服务员。她的举动现在就是冲着我来的，要求我离去：“快到午夜了。”

一到外面的大街上，疲倦才袭击了我。这不是别的地方，而是过往之地。没有停顿，我就穿过它了，仿佛这里一无所有似的。几步过后，那个最近几个钟头的环境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我再也没有什么地方了，现在停滞的就是呼吸。

我不能再回车站去，那么去别的什么地方呢，我也不知道。我停住脚步。这不再是悠然自得地站着，不像刚到达时，而是一种盲目的闲站，而且它也与初来乍到另一个国家毫无相干：在这一生中，无论是过去还是后来，有多少次我就是这样茫然地站着！再去哪儿呢？哪儿有过往之地呢？地方会有的，而且一定会找得到。我漫不经心地转过来转过去，四面八方，也说不上目的何在。一生中，我有多少次如此四处茫然寻找，连在自家的屋子里，自己的房间里也不例外，眼睛瞅着衣柜，手却抓向工具箱。

这时，公交车都停了，惟一还能看到的就是那些南斯拉夫军队的卡车，一辆接一辆，全部驶向边境方向。车篷敞开着。在如此形成的洞穴中间，有两张长凳，我看见上面背靠背坐着两排士兵。在前面平台边上，有两个士兵背对着背，分别把一只手臂搭在保证洞穴出口安全的横条带上。后面的车一辆接着一辆，和前面的一模一样。横条带并不宽，中间下垂着。尽管如此，那些士兵的胳膊都如此稳稳当当，如此一动不动地搭在上面，仿佛他们都被紧紧地系在上面，不是用带子或绳子，而是被自己的疲倦系上去的。我跟随着车队，向城外走去，朝着北方，也就是我刚才过来的方向。军事巡逻队的一辆汽车慢慢地从我身旁驶过，但是没有停下来：想起胡姆查赫那一群孩子，我就随便地挥一挥手打招呼，来回应人家的打量，甚至还得到了回敬。一个军队逃兵看上去则完全两样。又是那样的敞篷卡车，背后是隆起的洞穴，两个一动不动的脑袋，被横条带紧紧地固定着胳膊，垂着手臂。这车流或许就没有个尽头。然后，最后一辆却出现了，几乎让人感到失望。车厢后面同样是敞开的，却空空如也，没有载人。这个洞穴呈半圆形，此刻让人想起一个隧洞，一个确定的隧洞。在穿越卡拉万肯山时，我眼看着它以同样的方式离我而去，正好就像这黑洞洞的半圆一样。几个钟头前——经过耶森尼克的夜晚，已经成了属于一个毫无疑义的往事的瞬间——，我坐在最后一节车厢里，火车一出隧洞出口，我又一次回过头去。再也没有了军车。街道空荡荡的。然而，现在似乎更加强烈地让人感到，穿过这整个谷地，就像横贯一条疲倦的道路，一片浓密的烟雾，比南边那些钢铁厂的烟雾要更令人窒息，把最后一片天空遮得严严实实。它像那神奇的空军一样，也立刻从空中袭击了我，因为它给我的两鬓和额头上箍起了螺丝和绑带，推着我走过城边的房子，来到无人居住的地带。

在国外的第一个晚上也许叙述得简短，可是在记忆中，它却变成了我人生中最漫长的一夜，长达数十年之久的一夜。不只是因为我一心省着花钱：对这个二十岁的年轻人来说，在旅店里过夜压根儿就是办不到的事。尽管如此，我还是一味想着要睡觉。因此，在我看来，去隧洞里的想法并非不合情理，而且毅然响应了。那儿刚才还是出口，现在却要成为我的入口；火车拉着我远离的地方，现在我却在靠近它。现在什么都顾不上了，就盼着走进一个洞龛里！

我不假思索地找到了铁路旁边那条道，同样也找到了护栏上那个洞，仿佛不可能有别的办法了。我很快就到了隧洞里，就像进了房子一样，而且如同预先设想的，还没走几步，就有一个凿入崖壁的洞龛，洞前有一道水泥护墙，使它免受铁轨的影响。“我的安身之窝！”我心想着。我打着手电筒，照一照泥地，看去有点像溪流边上云母闪闪发光的样儿。我带着这把手电筒，为了继续在南方，在一个喀斯特溶洞里（这样无论如何是我青年时代的思想游戏）去寻找我哥哥的踪影。水泥墙上，除了一根沾在上面的微细的头发外，什么也没有，一根睫毛，看看它，我不禁想起费拉赫，也就是奥地利出口一边那位历史老师：他今天下午还给我讲过，这条邻近的隧洞是一条公路隧洞，是由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俘修建的，其中有许多人丧命了，也有遇害的。他甚至还——莫非开玩笑？——给我出主意，一旦在别的地方找不到住处，就在这儿过夜：一个“还纯洁无瑕的人”的睡梦会“让这个罪恶的地方得到洗礼”，“驱赶走那些邪恶的魔鬼”，“吹散那可怕的恐怖”，老师这样说。他正在创作那个相应的童话。对他来说，每个建造于皇家时代的隧洞，连耶森尼克那家无辜的矿井也不例外，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都是“不体面的”。

不过，在黑暗里，我先吃了一块面包和一个苹果。苹果的气味驱赶走了开始闻到的霉味，让人觉得仿佛刮来了一股完全不同的、更为新鲜的空气。然后，我躺下蜷缩成一团，却无法入睡。就是睡着了，那也是一个劲没完没了地做噩梦，不是刹那间，就是无休止。父亲的房子空空如也，变成废墟。德拉瓦河从深深的特罗格峡谷泛滥，淹没了整个平原。太阳映照在多布拉瓦松树林上，可是战争来临了。还有我丢了一只鞋；我的分头突然留在左边，而不是右边；我们家里所有花盆里的泥土都龟裂了，花草全都干死了。这一个个梦吓得我直冒汗，立刻使我惊醒过来。有一次，不是噩梦让我惊跳起来，而是夜间火车。它以巨大的呼啸声，几乎就在护墙那边一步之遥的地方，从我身旁风驰电掣而过。这只可能是远途客车，去贝尔格莱德、伊斯坦布尔或者雅典，我想起了我的同学，他们在前往希腊的途中，肯定已经在相当遥远的南方，不是一起睡在自己的帐篷里，就是钻在睡袋里躺在露天下。我想像着，他们不仅为在异国之城的夜间漫步，为这温暖的夜晚而精神振奋，而且也为同行的人，不是当年邻座的男生，就是当年邻座的女生如此别开生面的参与而欢欣鼓舞，他们激动地谈论着，海阔天空。谁要是已经睡着了，那他就会静静地安睡在这一圈人里，没有噩梦。大家都咒骂着我，因为我没有和他们在一起。

然而，并不是命运让我流落到这个地方，这个昏暗的、承载着厄运的隧洞折磨着我，而更多是一种负罪感。我也感觉自己是无辜的，并不是因为我离开了自己家人，而是因为我独自一人。在这个晚上，我又一次感受着，虽说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恶行，可是故意独来独往，这就是一种恶行。这我早就明白了，而且今后也一定还会感受到。一种恶行，针对什么呢？针对的就是我自己。甚至现在同那些敌手交往似乎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坏事。难道不就是那个女朋友向这个菲利普·柯巴尔多次承诺说，要陪伴他走遍他那个传说的故乡吗？她和我不同，熟悉另外那种语言。难道在这个时刻，可以想像出比我们相互迎着对方呼吸的身体更好的事情吗？一整夜如此躺在她身旁，清早醒来时手搭在她身上！

当然，真正的噩梦即将来临。在梦里，那随着离开车站饭店而中断的叙述在我的心里又活跃起来了。然而，与清醒时截然不同，粗暴，变化无常，毫无关联。它不再是从我的心里跃然而出，连同一个“和”，一个“然后”，一个“好像”，而是盯住我，追赶我，强迫我，就蹲在我的胸口上，扼住我的咽喉，直到我无论如何要说出纯粹由子音组成的词语来。最糟糕的是，没有一个句子能够有始有终，所有的句子在中间被卡断了，被摒弃了，被肢解了，被弄巧成拙了，被宣布无用了。与此同时，叙述还不得停止，我歇口气都不行，必须一再重新开始，开一个新头，找到一个新开端。我好像终生注定就是这种节奏，如此啰唆，又毫无意义，也没有取得意义，就连当天已经找到的意义也在回首时毁灭了，丧失了。我心里那个叙述者，刚才还发觉是隐秘的王者，被拖入梦幻的光明里，在那儿充当了结结巴巴的劳役，苦苦挣扎，也没有迸出一个有用的句子来，在这膨胀为庞然大物惟独以死亡结束的包围中，却以清醒的感官又被感知为温存本身。这个叙述的灵魂——它会变得多么令人不快啊！

然后，经过了十分长久的冲击之后，我突然成功地说出了两个清清楚楚的、自然相辅相成的句子。而且在这同一时刻，我身上也没有压力了，我又有了一个面对面的人。在梦乡里，这个面对面的人以一个小孩的形象站在那儿。这孩子虽然在纠正着那些由我叙述的东西，却同样也赞成这个叙述者。紧接着，有一棵树，一根根枝条上结的不是果实，而全都是石头，它让人把自己看成神树，可这孩子似乎并不知道“Unheil”（不祥）的意义。突然间，在湍急的洪水里，许多镇定自若的游泳者，其中也包括我，在嬉闹。这个在梦乡里的人的面颊感觉身下的地面就是一本书。

就这样，在我这个最漫长的夜晚，也出现了一个半睡半醒的消遣时刻。这时，我可以伸展四肢，双手交错在脖颈上，仰面躺在那儿，耳边响着从隧洞顶上滴水的声音，这好让人惬意啊。况且我和平日完全不一样，不用侧身躺在心脏一边，在自个儿身上寻找感觉。我先是爬进隧洞里，眼下在这儿有了自己的位子，哥哥的那件大衣像一床温暖的被子盖在我身上，周围被一片漆黑笼罩着，可比起当年他在地窖里的情形，准是明亮多了。不远的出口灰蒙蒙一片，不停地飞来萤火虫，靠着落在手心上的一只，我照了照自己周围，令人吃惊地亮了一大圈。我始终把梦乡那些花絮想像成这样的安身之地。这期间，精疲力竭的奥德赛静静地卧在那史诗中。

一个钟头以后，不用说，这样的梦也突然背叛我了。于是，那不可改变的孤独降临了。半睡半醒可以说是我进入无人世界的最后伴侣，是我从一个瞬间到另一个瞬间表现为幻象的保镖。如果说在那曲解语言的叙述的梦里，当鬼魂兴风作浪时，你还保留着那样的清醒的话，那么它现在看上去就像是咄咄逼人的惩罚。而这样的惩罚并不在于指责一个也许偏僻的地方，而在于一种普遍的沉默：如此置身于人的社会之外，连一个个事物也不再有语言了，变成了对手，变成了判决执行者。说真的：那毁灭性的东西，并不是那根铁棒从隧洞壁里伸出来，又向内扭曲，不禁让人想起酷刑或者处决来——而对于活生生的躯体来说，具有毁灭性的则是，没有了交流，而且我自己现在觉得再也没有交流的可能了。面对它，就像它面对我一样，我只有沉默了。虽然我看到这铁棒扭曲成了字母S，数字8和一个乐谱的形状，可是这些都一闪而过；那个“字母S、数字8和乐谱”的童话失去了其象征力。

如此说来，我后来离开了那个地方，绝非是出于对其历史，或者对那儿的沉寂，对那污浊的空气，对洞顶坍塌的危险，对一个走过这段路程的人——我甚至恨不得心存感激地让这样一个人抓住我的领口，用尽这地球上所有的语言来咒骂我——的恐惧，而是因为对在那儿涌上心头的、犹如与世隔绝的失语的恐惧。这恐惧直往上冒，无可比拟。失语超越了躯体的死亡，意味着灵魂的毁灭。如今在事后，当我力图去叙述它时，又更加强烈，更具暴力，更为危险地重现了：要是我当初会跨出几步跑到外面去的话，那么我今天肯定就会干坐在这隧洞里，那儿也不会再显示给我什么藏身之地，什么洞龛，什么护墙来。我惟一通往人性的路，就是让这个沉默的星球上的事物长上一对宽恕我的语言的眼睛。我是这个星球的囚犯，想当叙述者——自己就负有罪责！因此，我现在看见那一堆趴在隧洞前草丛上的萤火虫膨胀成一条喷吐火焰的巨龙，警戒通往阴间世界的大门——我不知道，它是在那儿守护着什么宝藏呢，还是为了保护我？

可是，这个阳世，或者干脆说这个世界会是什么样呢，我后来在返回途中才感受到了。虽然清晨还远没有到来，而且没有月光，可这峡谷却展现出清清楚楚的轮廓。那条从属的河流，也就是萨瓦多林卡河（或者像父亲可能会用德语说的“沃尔岑纳萨瓦河”），像一条黯淡的光带，流动在两岸稀疏的灌木丛之间。在向下通到水边的山坡草地上，一棵树旁边站着一匹马。虽然这时还不会有什么蚊虫，可马尾巴扫来扫去。马儿吃草的声音是这个地区主要的响声，伴随着那条河潺潺流动的水声和远处火车站上车辆对接的轱辘声。在轨道和谷底之间，与草地相连的是一排排小花园，留在我记忆中的就是“耶森尼克的空中花园”。它们构成了一幅由菜畦和果树组合的图案，四周都护着低矮的篱笆，中间分别都有一个小木屋，屋前摆放着一条长凳。这个图案，一部分呈斜坡状，一部分呈梯形，向下延伸到河边。看样子，仿佛那条河浇灌着这些花园。这时已经可见的颜色是黄白色：树上挂着早熟苹果，菜畦里长着各种豆角。我走在铁道旁边的羊肠小道上。小道软乎乎的，积起深深的尘土——尘土那样厚实，那样松软，连我走过的脚印都根本留不住。露水也湿不透它，而是一起滚成小球形，浮在表面上。如果说随着迈出隧洞的第一步，沉重的石头从肩上卸去了，牙缝里的金属感都消失了的话，那么我的眼睛现在就得到了洗礼，不是被那流水，而更多是被它那如此奇特的景象。之前，这峡谷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已经被我尽收眼底了，可是现在，我觉得它们才以自己真真正正的面目，像一排事后相互连在一起的活字，展现为关联，文字，而那匹吃草的马就是打头的字母。这个呈现在我眼前的地区，这条水平线，连同它那拔地而起的物体，不管是卧着，站着，还是靠着，这片可以描述的土地，我现在就把它理解成“这个世界”。这个地区，我没有拿它当作萨瓦河峡谷或者南斯拉夫，我可以称其为“我的祖国”！而这样显现的世界同样也是对一个上帝独一无二的想像。多年以后，我的想像如愿以偿了。

这样，继续行走在清晨到来之前的时刻，变成了一种辨认，一种进一步的解读，一种发现，一种静静的记录（可不是吗？我在童年时期就始终在空中画来画去，被人家取笑）。而在这里，我区分了这个世界的两类支柱：一个是大地，它承载着那匹马，那些空中花园，那些木屋；另一个就是这个解读的人，他把这些事物用它们的特征和符号扛起来了。我也真正感觉到了这副肩膀，它们在哥哥那宽大无比的大衣里扩展开来，并且——因为接收和连接那些符号看上去就像是与物承重的对应——耸立起来，看样子，仿佛这大地的重力通过解读化解成一种空气文字，或者一个纯粹由元音组成的、自由自在飞动的、独一无二的词语，比如就像在拉丁语表达Eoae中可以看到的，这个词可以译为“厄俄斯时辰”，“朝露时辰”，或者干脆就是：“黎明！”

早在日出之前，这条峡谷在我的眼前就沐浴在另外一个太阳里，也就是那个字母的太阳里，又反作用到夜晚的隧洞里，并且在那儿真的创造了一种赎罪的形式，因为它在我睡觉的地方——上面有青铜色的外表——把泥土上的裂纹连接成一个由多边形组成的、有规律的文字，连接成与这个地方相应的纪念牌。每当我后来再乘车穿过卡拉万肯隧洞时，我就倚靠在窗前，在黑暗中等待着从南斯拉夫那一边出现的第一缕阳光。无论火车过后多么快地驶出隧洞：我在出洞前的一瞬间真的看到了那个黏土似的洞龛，通常情况下遍地落满了随风刮进来的树叶，里面躺着那个蜷缩成一团的二十岁的年轻人，连同他那个圆筒形的海员背包，一个依然还躺在那儿的空气塑像。对我来说，这个地方与其说意味着那场战争的现场或者当年沉默的万恶之地，倒不如说是我的栖身之处。“Eoae！”在我生存的地方，当曙光到来之际，无论你从哪个窗户望出第一眼时，这变成了一声响亮的、或者也只是埋在心底的起床号。因此，这些从我内心深处跃然而出的元音应该再转借到外面那些事物圈子里，这儿的树，那儿邻居的房子，其间的街道，后面的飞机场，地平线。为了那个新的世界之日，那些真正的东西，那些可以描述的东西，它们应该向我敞开全部的心扉。

E—O—A—E：在昏暗里，轨道和河流此刻形成了一条林荫道，我行走在它们之间。我连一个人影也没看见，可这片土地却显得有生气，挤满了人，因为那开发感官的东西就是人造物，可以说，随时能够投入使用。火车站前，有几个工作棚和车间真的已经开始运作了。一个配电盘被照得通亮，而其余的空间还黑洞洞的；那些测量仪表上的指针跳动着，偏转着；到处回响着一片有节奏的隆隆运转声。一个大铁轮子开始运转起来，越转越快，直到轮辐都看不见了。在后面的墙上，整个轮子就像一个隐隐约约的幽灵。同样，在一个昏暗的办公室桌子上，亮着一盏灯，照亮了一部电话，一根计算尺和一个闹钟。通往一个装卸台的大门半掩着，平台向外延伸到朝两边张开的轨道区，轨道信号在那儿变换着它的颜色。这时，我觉得这是一个从不间断的活动，虽然让你看不到那些相关的人，无疑却让你猜得出他们的存在。惟有一次，这一系列夜晚的图像被一个布灯罩替代了，一个黄色的半圆球，呈现在一面孤零零的窗帘后。随之又立刻接续上了，同样也看不到一个人，一个嗒嗒转动的仓库风扇，一根在自己光滑的支架上快速运转时来回滑动的传送带，还有烟囱的烟雾投在大街上的阴影。这期间，因为别的地方再也没有什么要看的，我就改换走到这条大街上了。

在家乡，在边境那边，我也曾经看见过这样的情形，首先在我知道的几个城市的边缘上。于是，我此时此刻在问自己，为什么我在那儿始终感到自己像一个被拒之门外的人，可在这儿，为什么从那些室内传来的振动如此自然而然地感染了这个局外人；为什么这个有布灯罩的房间跟家里如此不同，呈现为让人惬意的起居的象征，普照四方的万物中心，简直就是一个安逸和温馨的殿堂。同时，我也想起了前一天，想起了一群工人的谈话；他们坐在我们奥地利罗森巴赫边境车站一条长凳上，等待着边境班车。谈话大概是这样的：“又是一天。”——“已经到星期四了。”——“可接着又要从头开始。”——“秋天快来了。”——“那么冬天也就不远了。”——“起码不是星期一吧。”——“我起来时，天黑洞洞的；我回家时，又是黑洞洞的。在这一年里，我还没有看见过我的房子呢。”

到了南斯拉夫这儿，这个工业区在曙光降临之前看上去如此不起眼，一双双看不见的手使它好像永远要运转个不停。比起我迄今对自己的祖国那司空见惯的印象来，为什么这个工业区却给了我对工人，说来说去就是对人截然不同的印象呢？不，根源并不在于那根本不同的“经济和社会制度”，就像曾经教给我们的一样（尽管似乎曾经合我的意，不要什么特征，用号码代替我的名字，放弃我的独立，甚至我那所谓的自由），而且也不仅仅是到了外国（尽管我就在初来乍到的第一天，感受到这里许许多多习以为常的景象令人振奋，让人耳目一新）：它比一个想像或者感受要更多——那是一种确信，终于在度过了二十年人生之后，在一个没有地位的国家里，一个冷酷的、不友好的、吃人的产物里，踏上了通往一个王国的门槛。这个王国完全不同于所谓生我养我的祖国。它不要求我充当一个学龄人，服兵役，替代性服役，或者干脆就“充军”，而是与之相反，让我来要求，因为它是我祖先的国度，无论多么陌生，毕竟也是我自己的国度！我终于无国籍了。我终于可以无忧无虑地置身其外了，不用持续地身陷其中了。我终于感到自己生存在像我一样的人群里，尽管一个人也无法看得到。不就是在家乡的环境里，在罗森巴赫的站台上，有一个小孩指着我，扯起嗓子大喊道：“瞧，一个从下边来的人！”吗？（“下边”就是指南斯拉夫，而从德国或者维也纳就叫做“出去”。）那个自由世界，就是我刚刚过来的那个世界，如此地默契——而此刻对我来说，就是我如此真真正正面对的这个世界。

这是一个幻觉，我当时就已经明白了。不过，这样的知识我是不想要的，或者更确切地说：我要摆脱它，而这样的意志，我认识到就是我的生存情感。我这样从幻觉中获得的原动力，无论如何到今天都没有消散。

我一想到那个时刻，首当其冲的不是那些迷惑我而等待使用的工具和那些隆隆运转的机器，就像是我的家人在隐蔽地、不动声色地、不知疲倦地工作着，而首先是那些灯光，一家居室里有罩子的灯光，一张写字台上的办公灯光，而最引人注目的是那布满灰尘的粉白色氖管灯光，从一个车间到下一个车间，就像是穿过粮食加工厂的一个个生产车间。加入进去吧，转动一个辊子，一起干吧！十分令人惊异的是，这种行动起来的欲望萌发在一个平日被父亲说成“几乎对任何工作都没有用的”人身上。而他来到这里，并不是因为没有人会看着他在干活（还是像父亲所说的，让我显得“笨手笨脚的”）。在这里，我对自己很有信心，谁爱怎么看就看去吧，和在家里不一样，我不会觉得有人在监视我，我的每一个操作都会无可挑剔，一句话：“太到位了！”

然而，无论这灯光图像多么遥远，可它真的把我吸引到那些车间里，吸引到那些看不见的劳作者跟前。它不是更多地要求我用完全不同的方式一起干吗？这样的一起干也许最清楚不过地表现在我从外面，从大街上，从边缘漫步穿过的一个个图像剪影里，路过时短暂地在这儿停息一阵子。不，这条皮腕带是父亲的旅行护身符，它现在戴在我的手腕上，并不是为了让我能够更好地去抓东西，而是充当了温暖脉搏的东西。与那些劳作者的默契与其说出自一起搭把手的兴致，倒不如说出自那兴致勃勃无忧无虑的路过。

就这样，我感受到了同步、同音和平衡之间的区别。与别人，哪怕是单独一个人同步，向来是我无法忍受的。一旦同步了，我一定会立刻要么停住脚步，要么加快步伐，要么走到一边去。甚至当我跟着那个女朋友的节奏运动时，我看到我们就像是两个冷漠的人，两个逆世界而行的人。而像同音一类的东西对我来说是不可能的：要是别人给我定了音，在唱歌时，我就没有能力去接受它，复制它，把它进行下去。反之，即便别人过渡到我的声调上，我就立马陷入停滞。惟有不和谐的争论声才会使我免遭沉默之苦，我通常就很乐于去争论（一场这样争论的原因常常就是那个女朋友把我们俩称作“我们”，一个我不愿意说出口的字眼）。

然而，平衡可是一种非同寻常的经历。我经历了平衡，比如说，有一天早晨，我一边扭开窗把手，一边听到远处一辆汽车的关门声，一起伴随着一辆雪铲车咔嚓的响声和一个铁路信号响彻地平线的鸣叫。或者：还有一次，在厨房里，我一边把碗放在灶台上，一边打开信。或者：我现正好目光移开写字纸，投向对面墙上那幅古老的、被夜色笼罩的风景画。像每天的这个时刻一样，那儿有一缕阳光犹如一个圆点辐射器，一边慢慢地从左边移向右边，一边把每棵树，每道水光，每条岔道，每片云彩一个一个地从那昏暗的平面上托举出来——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这平衡是可以经历的；就在天亮之前，我背着自己的海员背包，里面装着哥哥沉甸甸的两本书，走过那些隆隆运转的、嗡嗡回响的、或者只是悄然无声地亮着灯的车间。我甚至步子踏得更坚定了，就像要使这平衡迸发出生气来——没有什么小敌手或者大敌手会从身后捅我的膝窝——像那些空空如也的车间一样，一个人影也看不到。后来我才看到了那天的第一个人，一个坐在黑洞洞的，而且空无一人的公共汽车里的司机的轮廓。他很快就上路了，看样子，好像人家已经在峡谷里的所有车站上都在等待着他似的。接着就是第一对，出现在一个高楼窗户后面，男人和女人，女的站着，身穿晨服，男的坐着，身着内衣。而过了好些年以后，首先留在我记忆里的是那雾蒙蒙的玻璃。当时，我想像着，上面那个男人不是要起床去上班，而是刚刚下班回来，大汗淋漓，一夜的劳累弄得他上气不接下气。这劳累蔓延到了我身上，仿佛那就是我自己的劳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