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寄宿学校度过的这五年是不值得叙述的。乡愁、遭受压抑、冷酷、集体坐牢，这些词汇就足够了。我们大家所谓孜孜追求的僧侣精神却从来没有使我获得某种使命感。我也觉得几乎没有一个年轻人会有能力胜任。那些神秘的东西早就在乡村教堂举行的圣礼中传播过了，如今在这里从早到晚都失去了任何吸引力。我从来没有遇到一个主管神职人员会充当神父的职责。他们要么关在那暖和的私有屋子里深居简出，一旦叫谁前去，那也仅仅是要警告你，威胁你，摸你的底——要么总是披着拖在地上的黑色教士长袍在楼里来回巡视，充当看守人和探子，形形色色，千差万别。就是在圣坛前，每天做礼拜时，他们也不会承担起曾经被授予的这个神父圣职，而是充当了秩序守护者的角色，履行着仪式的每个细节：当他们转过身去，一声不吭，手臂伸向苍天站在那里时，就好像在倾听着自己的背后发生了什么；然后当他们又回过头来，仿佛要为所有的人赐福时，于是他们心里就只有一个抓住我的念头。而乡村的神父则完全两样：他刚刚还在我眼前把装满苹果的箱子搬入地窖里，听着广播新闻，剪去耳边的头发——而现在就穿着庄重的礼服站在教堂里，不管膝盖怎样咔嚓作响，一心虔诚地屈膝在圣体前，完全忘却了我们其余人的存在。然而，我们正是因为如此才走到一起来了。

与此相反，在学习时，我独自感受了教会兵营里独一无二的美妙交往。在独自学习中，我掌握的每个字眼都先说出了我正确运用的每个简单明了的表达形式；我能够信手描绘的每个河道都先说出了当时催促着我要奔向的惟一目标：到外面去，生活在自由的天地里。要是你问我想像的“王国”是什么，我要说出的不会是一个确定的国家，而是“自由的王国”。

然而，我觉得，恰恰是人成了那个当时只有在学习中才隐约意识到的王国的化身。接着在寄宿学校的最后一年里，人却成了我的大敌。这一次，不是我的同龄人，而是一个成年人；也不是一个神职人员，而是一个外来人，来自世俗世界，一个世俗的人，一个老师。他还很年轻，刚刚完成学业，住在那幢所谓的教师楼里。在方圆广阔的范围内，这幢楼连同寄宿学校的城堡和凿进山坡的主教墓地一起，孤零零地坐落在偏僻而光突突的山丘上。平日，我对所有人来说都不那么起眼（就是在十多年之后，遇到当年的相识时，我总是听到同样的描述：“好静，独来独往，专心致志。”这样一说，我连自己都认不出来了）：他立刻就注意上我了。他讲起课来，都是针对我来的，仿佛在专门给我一个人上课似的。此时此刻，他说起话来，没有一点教训人的口气，更好像是他每讲一句话，就要问问我，是否同意他这样划分材料的方式。真的，看他的样子，好像我早就对这材料了如指掌，而他只是每每期待着我点点头认可，他对其他人并没有叙述什么不对的东西。有一次，当我真的纠正了他时，他非但没有佯装不理，反而兴致勃勃地表明了他的热忱，一个学生居然能够强过老师：这样的情形始终是他梦寐以求的。我一刻也没有忘乎所以——完全是另外的心境：我觉得自己得到承认了。多年让人视而不见之后，我终于被人注意到了，这恰恰就是一种觉醒。我在感情洋溢中觉醒了。有一阵子，一切都很美好：我那些同龄人，首先是那个年轻老师，我们走出了那个令人窒息的信仰地狱，走进了一个学习、研究和观察世界的自由天地里，走进了一个我当时觉得很美妙的荒僻世界里。每天下课以后，我就不知不觉地陪着这位老师走到对面的教师楼前。当他周末驱车离去时，我的心就随着一起飞到城里。在那儿，他无论做什么事情，无非都是为上课的日子在养精蓄锐。一旦他留在这里，教师楼上那间惟一亮灯的窗户就在我的心底里点燃起一种永恒的光明，与昏暗的寄宿学校教堂圣坛旁那闪烁不定的小烛火迥然不同。

这期间，我从来就没有想过自己成为一个老师——我永远就想着当一个学生，比如说当一个这样的老师的学生，他同时也是学生的学生。这样的情形当然只有保持距离才会有可能，可这多么必要的距离，我们却人为地丧失了，也许是我陶醉在觉醒的感情洋溢中，也许是他沉浸在发现的无比热忱中。直到这个时候，他对于这样的发现也只有做做梦罢了。不过也许会是这样，时间久了，我无法忍受人家拿我当目标。这正好促使我要毁掉那个在他心目中描述的图像，哪怕它也符合我心灵最深处的东西。我要逃开他的视野。我渴望着重新过上默默无闻的日子，就像此前的十六年一样，躲在自己的书桌前，躲在那宽敞的蓝色棚屋里，谁也不会对我有什么看法，更何况如此高的评价——可事到如今，我如此亲密无间地被一个人了如指掌之后，甚至连那个当年常常在我心中作祟的双影人都望尘莫及。到了这个地步，我觉得默默无闻才是真实的，才是美妙的。如果超过了一定的时刻，被当作楷模，甚至是奇迹，虽然面对的并不是别人，而是自身，这无论如何也是不可忍受的。我渴望着在重重矛盾中消失。有一次，我插问了一句，肯定又一次表明了我的“同步思考”，于是一种兴高采烈，甚至激动不已的不寻常目光直冲我而来，我做出了一副极其难堪的怪相，只是要分散对我的注意力，却刺伤了这位年轻老师。在这同一时刻，我感觉和他一样。他目瞪口呆，然后离开教室，这节课再也没有回来。除了我之外，谁也不知道他发生了什么：他觉得正好看到了我真实的面孔；我真诚的想法，对学习对象的热爱，对他这个将全部身心都投注到自己事业之中的人的好感，都是我伪装起来的；我是个骗子，是个伪君子，是个背叛者。当其他人在热烈地谈论时，我却一声不吭地朝窗外望去。这位老师就站在下面楼前的场地上，背向楼。他一转过身来，正好对着我，我看见的不是他的眼睛，而是撅起的嘴唇，强硬得就像是鸟喙。这既让我痛心，也使我惬意。我甚至在享受着，除了我自己以外，终于不用亲近任何人了。

接着，那鸟喙只是撅得越来越尖了。然而，我现在面对的不是一个憎恨你的敌人，而是一个冷酷无情的执行者。他一旦作出了判决，那就不可挽回了。再说那个放着书桌的棚屋并没有表现为避难所。我再也学不下去了。这位老师每天向我表明，我要么一无所知，要么我所知道的，不是“所要求的”：我那所谓的知识无论在什么地方都是“一文不值的东西”，不是那“材料”；它不过是出自于我而已，以这种形式，没有一个被大家共同认可的表达方式，对谁都没有什么用处。我凝视着那棚屋，独自与笼罩在心中的乌云为伍。在这棚屋里，那一个个符号、辨别、过渡、连接和组合的光明世界曾经呈现给我一片蔚蓝的天空，又让我兴趣盎然。不可想像，这乌云会一散而去；它越来越沉重，四处弥漫开来，涌到口腔里，钻进眼窝里，堵住了我的声音，遮挡住我的目光。这些都是无声无息地发生着：在教堂里，集体做礼拜时，我本来就只是动动嘴唇，而在学校里，因为这位老师同时是班主任，不久便不提问我了，更不用说关注我了。在这段日子里，我经历了可谓失去语言的感受——不仅在其他人面前默默无声了，而且面对自己再也说不出一句话了，发不出一个音了，做不出一个动作了。这样的沉默在呼唤着力量；任何退让都是不可想像的。可与那个小敌人不同，这力量是无法向外发泄的。这个大敌人，他沉甸甸地压在你的心头上，你的腹腔里，你的横膈膜上，你的肺翼上，你的气管上，你的喉头上，你的软腭上，堵塞了你的鼻孔和听觉，那个被他包围在中间的心脏，不再跳动了，不再搏动了，不再嗡嗡地响了，也不再输送血液了，而是滴滴答答地响，刺耳，辛辣和凶恶。

这时候，有一天早上，我在上课前被叫到寄宿学校校长跟前。他呼着我的名字告诉我，我母亲马上会打电话来（当着她的面，他总是叫我“菲利普”，而平日里，人家只是呼我“柯巴尔”）。到那个时刻，我还从来没有听到过母亲在电话里的声音。而直到今天，几乎所有她的其他表现，不管是说话、唱歌、大笑还是无休无止的抱怨，都逐渐消失了。可她当时的声音依然萦绕在我的耳边，低沉得就像一个刚从邮局的电话亭里传出来的声音，单调而清楚。她说，父亲和她商量好了，让我离开这个“男子学校”，转到一所普通学校里，而且立刻就转。两个钟头后，她会乘坐邻居的车到达，在楼下大门口等我。她已经给我在克拉根福特的高级中学报上名了。“明天一早，你就会进入你的新班级。你将坐在一个姑娘旁边。你天天要坐火车去。你可以在家里有一个自己的房间；餐厅不再需要了；父亲正在给你做一把椅子和一张桌子。”我想要反对，可突然又不再反对了。母亲的声音是一个判决者的声音。她对我能知道的都知道了，她为我负责，她作决定，而且由她来宣布释放我的决定，刻不容缓。那是一个从内心深处跃起的声音，一个毕生都在那儿积聚的沉默中迸发出来的声音，仅仅就这一次。这样的积聚也许正是为了在仅有的一个时刻，把握住合适的机会，令人折服和一劳永逸地来行使权力要求。这声音随之又会立刻回归到那沉默之中。在那里，它的臣民拥有了王位和帝国。那也是一个轻快的、让人振奋的、简直是舞蹈般的声音，几乎和老生常谈不分你我。我把母亲的这个决定告诉给校长。他一言不发地接受了。转瞬间，一小队兴高采烈的人马，穿行在那广阔的原野上，带着这个被赦免的家伙和放在后座上的旅行箱，行进在一片高高的天空下。在灿烂的阳光里，仿佛汽车的顶盖被掀开了似的。每当我们前方的道路没有车辆时，手握方向盘的邻居就手舞足蹈，蜿蜒蛇行，并且放声歌唱游击队歌。不知道歌词的母亲随着一起哼唱，其间拖着一种越来越庄重的音调呼叫出点缀在我回家路上左右两边的地方名字。我感觉眩晕，紧紧地抓住旅行箱。假如我当时要说出自己的感受是什么的话，那也不会是“轻松”、“高兴”、或者“幸福”，而是“光明”，几乎是太多的光明。

尽管如此，我再也没有称心如意地回过家。这期间，恰好就在寄宿学校的这些年里，每次回家的行程都是在一种隆重喜庆的启程气氛中进行的。这不只是因为除了夏天外，我们只是每逢神圣的节日时才被允许离开。在圣诞节前夕，那些被释放的学生顾不上天空还一片漆黑，就冲下山去，首先抓住时机离开那条盘道，带着行李越过栅栏，仿佛走在一条直行线上，穿过那陡峭的、荒无人烟的、冻得实实在在的牲畜攀爬的坡地，继续跋涉过那片溪水释放着雾气的沼泽地，直奔向火车站。接着，在火车行驶中，我站在车厢外面的平台上，和其他人拥挤在一起，我的耳边回响着他们高兴的吼叫声。天依然还没有发亮，笼罩着一片把天地合拢起来的强劲的黑暗，上面是群星闪耀，下面是从火车头里飞出的火花。这种黑暗的力量空间被那自然力交织为一体，就是到了今天，我依然会把它想像成某种神圣的东西。看样子，仿佛我根本就不用再特意去呼吸了。那流动的空气让我的内心热血沸腾，直涌向鼻腔。我听到了身旁的人从心底里发出的欢呼声，听到了自己只是默默地埋在心底里的欢呼声。这欢呼声来自那隆隆运转的车轮，那嗒嗒鸣叫的铁轨，那咔啦作响的道岔，那指引开道的信号灯，那确保道路畅通无阻的道口杆，那响彻在这整个呼啸而去的铁道系统里的噼啪声。

然后，大家一个个分手离去，深信眼前呈现的是最美好的一段路程，最有冒险经历和结束行程的步行路程，一个家。可是，这个同被隔离的人却从来都不知道有这样的家。实际上，有一次，在这样一个日子里，这位成长中的年轻人抵达火车站后，穿过田野朝着村子走去。这时，有一样东西和他形影不离。这期间，他看见了那个被宗教历法所宣告的救世童。当然，这里并没有发生什么别的事情，只是当他走过去的时候，在路边那些干枯的玉米秸秆后面，一道道的间隙闪闪烁烁。它们动来动去，一步接一步，一排并一排，总是一个样子，空荡荡，白茫茫，飘来飞去。这时，他有一个幻影，那是一个小小的空间，而且是同样一个，它此刻不仅陪伴着他，而且又猛地一下飞到他前面；那是一丝微风，它总是在你的眼角呼呼地飞来飞去，像鸟儿一样，在等待着我，然后又先飞去。在一片平坦的耕地上，从一条犁沟里卷起一堆玉米叶飞向空中，灰黄色的叶子先是原地飘上一会儿，然后变成了圆柱形，又慢慢飘落到地上。在远处，有一列火车在行驶，它几乎隐没在雾气中，仿佛要突然停在轨道上，又突然远远地冲上前去，同样猛地一下，就像我身旁那轻轻飘动的东西一样。我朝着回家的方向奔去，心急如焚地要去叙述，可是我一跨进门槛就知道，那是不可直接叙述的，口头也叙述不了。一打开门，就只剩下这座房子了，暖融融的，闻着一股清爽的木头味，里面住着人，可是和在寄宿学校里不一样，那都是我的亲人。这一大早的火车行程集结在脸上的煤黑叙述着就够受欢迎的了。

寄宿学校是一个十分陌生的世界，离开那儿，无论去东南西北，就只有一个方向：回家。你晚上躺在寝室里，听到火车在下面的平川上缓缓行驶时，你就会想像着坐在里面的人无非都是要赶着回家去。飞机飞行在那条国际航线上，正好从这村子上方越过，云彩也从这里飘去。那条林荫道指引着回家的路。在它的尽头，一片牲畜攀爬的坡地倾斜而下；在一条条长满草、空荡荡的羊肠小道上，你会觉得目标已经近在咫尺了，就像在捉迷藏时一样，仿佛听到了声音：“太让人激动了！”每个星期来一次的面包车，然后继续驶向一个只是闻其名而熟悉的地方。然而在那里，大街上的灯光就是我家乡的灯光。恰恰那些最遥远的对象——山峦、月亮、灯标——好像就是通向那个地方的空中桥梁。你在那里才是“主人”，和出生证里写的一样。那些天天都要逃脱的想法从来都不会向着一个大城市，甚或是国外，而始终只是滞留在家乡的天地里：那儿的谷仓、某个田间小屋、林中小教堂，湖畔的芦苇风雨棚。几乎所有的教会学生都来自乡村。谁要是真的逃走了，他立刻就会被抓住的，不是在自己的村子周围，就是在通向那里最近的捷径上。

然而到了今天，一切变得来去自由了，每天往返于这个偏远的村子和城里的学校之间，我感受着自己不再有固定地点的滋味。那个专门给我准备的房间，无非用来睡觉而已。在我住寄宿学校的这些年里，林肯山村几乎就没有发生任何变化——那座教堂，那些低矮的斯洛文尼亚式的农家房舍，那些不围篱笆的果园。我现在体会的林肯山村不再是一个相互关联的整体，而仅仅是一个零零散散的乡村居住区。虽然村子广场、谷仓坡道、保龄球道、养蜂场、草垫子、炸弹坑、圣坛塑像、林中的空旷地依然如故，但是它们不再显现出昔日那相互关联的统一。而我当年在其中的一举一动就是本地人中的一员，就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现在看上去，仿佛连个挡风避雨的地方都荡然无存了，在那刺眼冷酷的光线下，似乎没有了聚会的地点，欢乐的地方，隐匿的角落，引人注目的东西，休息的场所——一言以蔽之，再也没有了相互转换的空间。起初我觉得，问题就出在这个村子上，因为机器代替了许多手工家具。然后我就认识到：这个格格不入的人，这个脱离了关联的人，那就是我。无论走到哪里，我都跌跌撞撞，不是碰壁，就是抓空。我一迎面碰上什么人，就躲开人家的目光，哪怕我们是从小就认识也罢。这么久离家在外，没有在家里待过，离开了生我养我的地方，这些就像罪孽一样刺痛了我。我错失了留在这里的权利。有一个同龄人，当年在村子里，我和他一起度过了小学的岁月。有一次，他想给我讲一讲邻居的这事和那事，然后中断叙述说：“你看来好像什么都不知道了。”

我再也走不进那些同龄人的圈子里了。我也是他们之中惟一还在上学的人。别的那些人，不管是农庄继承人还是手艺人，他们都成了有工作的人了。照法律说，他们还是青少年，可我觉得他们已经成人了。我看到他们不是在一心一意做事，就是正要去找事做。他们身着工作服和围裙，直挺着脑袋，睁着始终果断的眼睛，放开劲头十足的手脚，有点像军人的样子。与之相应，学校教室里那嘈杂的声音，不是变成了三言两语，就是点点头而已，或者骑在摩托上擦肩而过（挥一挥手就足够了），既不说上一句话，也不看上你一眼。他们的娱乐也是成人的娱乐。而我自然而然地就成了局外人。我目睹着一对对舞伴那样庄重，那样全神贯注地迈着矫健的步子旋转在舞池中，禁不住打起诧异的寒战，甚至肃然起敬的寒战，仿佛是在朝拜一个神秘的东西。这个庄重而翩翩舞动的少妇不就是那个曾经用一条腿跨越过粉笔划定的天堂与地狱之界的女子吗？而这个现在从容不迫，稍稍撩起衣服，迈着舞步跨上舞台的女子在不久前还向我们展示过她那未长阴毛的小孩生殖器呢！就在野外的牧场上。多快呀，他们一个个都脱离了童年的幼稚，长大成人了，确确实实看不起我了。每个小伙子也都经受过很大的不幸了；不是这个缺一根指头，就是那个少一只耳朵，或者失去整个手臂；至少有一个不幸丧生了。有些人已经当了父亲；又有不少人做了母亲。而这个他，却依然被关在那个地方。我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认识到，随着在寄宿学校的岁月，我的青春逝去了，我似乎就没有感受过青春，哪怕是一时一刻也好。我把青春看成是一条河，自由自在地涌流在一起，共同向前奔流不息。随着踏进寄宿学校的大门，我和那里所有的人一起都被隔绝在世外了。那是一个一去不返的年代，再也无法挽回了。我缺少某些东西，某些决定命运的东西，也许我会永远缺少下去。像村子里一些同龄人一样，我也有身体上的缺陷。然而，这种缺陷并没有脱离我，不像一只脚或者一只手，而且也根本不是现在才形成的。再说它不仅只是一种所谓的肢体现象，而更多是一种无可替代的组织。我的缺陷则意味着我再也赶不上其他人了：既做不到一起，又说不到一起。看样子，我好像搁浅了，成了一个废物，而那条似乎惟独承载了我的水流好像永远从我身边流去了。我心里明白，为了未来的一切，我需要这青春。如今我无可挽回地错失了这青春，这才使得你进退维谷，甚至在你的内心深处时而会引起无比痛苦的抽搐，尤其是在与我不相上下的同龄人交往时更是如此。要想从中解脱出来，我发誓要与那些让我麻木不仁的人——本来就存在这样的人！——势不两立。

虽然我也一再对这种袖手旁观的日子感到满意，可是久而久之，我也不甘心这样孤独地过下去。于是，我就和村子里那些年龄小一些的孩子结伴。这些孩子乐意地接受了我，把我当作他们嬉闹的裁判，当作支持者，当作一个不跟他们说实话的人。在傍晚和黑夜降临的时刻，教堂前的空地就成了属于孩子们聚集的地方。他们要么坐在教堂墙壁的外台上，要么把身子撑在自己的自行车上，通常要让人呼叫好多次以后才回家去睡觉。他们几乎都不说话，无非就是在这儿凑到一起，蝙蝠围着飞来飞去，时间就这样流去，直到谁都几乎看不到谁。在这里，我就使尽浑身解数，试着充当起一个叙述者。我时而划起一根火柴，时而拿起两块石头相互敲击，时而向握成空心球似的双手里口气。这期间，我当然从始到终也就是玩玩把戏——畸形足走路，洪水猛涨，鬼火临近。这些听众压根儿也不想听什么情节，这些把戏就足够了。然而，这个快要成年的男子好像并不满足于这样围绕着别人转来转去，于是他就坐到这些孩子中间，犹如他们的一员。他们觉得这完全是不言而喻的事，可是那些当年的伙伴却冷嘲热讽我。他们此间已经变成“大人”了。有一次，我和几个几乎没有一个能够到我肩膀的毛孩子在广场上赛跑。这时，那个我在寄宿学校的夜晚常常看见隐现在蓝色帷幕后的姑娘——从来没有过对一个女人如愿以偿的裸体想像——脚穿高跟鞋，昂着头挺着胸走过去了。她撅起嘴，几乎让你觉察不到，一副地地道道不屑一顾的神气：仿佛从眼角投来的一瞥已经吐露出了她的一切，也就是说我怎么看着都让人不是滋味。

突然间，我不仅被阻断了与那些孩子的交往，而且也无法去广场上了。我被驱赶到那个在当地语言运用中被称为“花园之后”的边缘地带。换句话说，这个表达也就意味着那个地方虽说也住着人，可不再那样合情合理地被当作村子的一部分：栖身在那儿的人都是孤寡人。比如那个护路人就住在那儿的一间窝棚里。窝棚墙壁很厚，涂成了深黄色，犹如一个无论哪儿都不会再有的（而且在那些村子周边也从来没有过的）城堡的门房。我没有进过这间屋子，也与这个人始终保持距离。在我的周围，他是惟一没有什么秘密可言的人。只要一有秘密，他不但守不住，而且要一吐为快。他每天的工作无非就是养护这个地区的公路。然而，有些日子里，他也会起身离开那个放在乡间公路荒僻野外中的碎石箱，变个样儿站在一个梯子上，比如在村子中间的客栈门口上方，成为一个写写画画的人。看着他用极其缓慢的笔触给写好的字母再加上一道彩虹，看着他用几条细如发丝的笔线似乎要给那粗壮的字母透透气，并且从一片空白中变幻出下一个字来，仿佛它早就在那里存在似的，而他不过是描描而已。此时，我就在这显现的文字中看到了一个隐藏着的、不可名状的、因此愈显富丽堂皇的、并且首先无边无界的世界帝国的象征物。正是由于这个帝国的存在，这个村子似乎非但没有消失，反而走出了无足轻重的境地，成为这个帝国圈子的核心。这个文字图像的形式和颜色此刻在这里浑然一体，构成中心，把这个圈子照得通亮。在这样的时刻，连这位写写画画的人站的梯子也变得非同一般了：它不是倚靠着，而是高高耸立着，两条腿旁的路缘石闪闪发光。一辆满载秸秆的马车从旁边驶过，一捆捆秸秆编织成了一个个花环。百叶窗上的挂钩不再是下垂着，而是指示着方向。客栈的门变成了庄重的大门，进入的人都听从这文字的召唤，一边注视着它，一边脱下帽子。从背景中，突显出一只在那儿扒食的鸡的爪子——是一只徽章动物的黄色爪子。这位写写画画的人站着的这条街，不是通往那个临近的小城，而是通向村外的旷野，并且同时径直指向他的笔尖。在别的一些日子里，秋天的狂风落叶，冬天的雪花飘舞，春天的繁花似锦，夏天的远方闪电，在我眼前这乡村广场上，那个大世界曾经作为不折不扣的现实而主宰过。然而，在这些写写画画的日子里，我却有了更多的感受：在现实中感受的时间，升华为时代的感受。

我觉得，那个护路人还有另外一个变身法：他给坐落在野外田间小道旁的圣像柱重新涂色。有一个田间的圣地就像是一个小教堂，有一个内室，当然小得可怜，其中仅仅不过一步的空间。我总是碰到他在忙活着。他身子挤进这坐落在偏远十字路口的四方空间里，只露出脑袋和胳膊肘。他把胳膊肘撑在小窗腰上，小窗朝着我的方向敞开着。此刻，圣像柱不禁使人想起一个被掏空的树干，一个驾驶室，一个岗亭。看样子，仿佛这人把它扛在自己肩上，扛到野外这荒无人烟的地方。这位写写画画的人简直连退一步来审视一下自己干了什么的空隙都没有。然而，他站在那里，头上戴着礼帽，一点也不为我的脚步而分心。这镇静自若劲表明，他根本就不需要那样一个活动空间。那幅需要修复的壁画从外面是看不见的。过路人要想看看上面画的是什么，就得把身子弯到窗腰上。在这个小室里，惟独反射着主要色彩，一种浅蓝色。在这个色彩中，久久看去，每个别的色彩运动就像榜样一样影响着我。真的，有朝一日，我也希望这样来干我的事情。如此悠然自得，如此从容不迫，如此无声无息，不为任何人而动摇，完全自由自在地活着，没有劝说，没有赞扬，没有期望，没有要求，一句话，没有任何别的想法。不管今后干什么工作，它都要和这儿的工作一个样。这样的工作使得从事它的人如此显然地变得完美，并且让这个偶然的见证人得以分享。

在这些年里，我每天不得不感受着。对我来说，在这个村子里，在过早因为暴力断送了童年之后，再也没有可能建立什么联系了，不存在什么延续了，也不会再持久下去了。与此同时，我那神经错乱的姐姐第一次开始接近我。说来也奇怪，从小时候开始，周围所有的疯子都吸引着我，而我反过来也吸引着他们。他们在不间断地漫游时，常常走到窗前，将鼻子和嘴唇贴到玻璃上，龇牙咧嘴地朝屋里冷笑。当我在布莱堡上学的时候，在我的眼里，那儿有个独一无二的地方，让我越来越着迷，那就是护理院，疯人院。我定期在放学以后绕道前往，让人家透过围栏，用叫喊和无声的挥舞——我也回想起拥抱空气的情景——来欢迎我。接着，我一边十分兴奋地往回走，一边在空荡荡的乡间大路上自个儿挥舞来，叫喊去。看样子，好像那些精神病人或呆子都是我的保护神。当我好久碰不到他们时，那么只要一看见第一个十分友好的呆子就高兴极了，顿时会充满力量，如同大病初愈。

然而，在我看来，姐姐既不是那群劲头十足的呆子中的一员，也不属于疯子行列。她总是独自一人，不可捉摸。我从一开始就觉得怕她，躲避她。只要一想到她的目光，我也觉得就像人家说得我心悦诚服一样，那不是精神错乱的目光，而更多是凝视；不是呆若木鸡，而更多是清清白白；不是沉迷于过去，而是任何时候都在现场。我不断地与这双眼睛进行较量，可是较量的结果没有一次对我有利。此间，这个工具（我把那个不动声色的目光看成是这样的工具）表明的并不是我当时的过失或者无耻行为，而更多是那根本的不幸：我伪装了；我不是那个自己表现的我；我不是真实的，我根本不是这样，我是在演戏。而且她也真的从来都没有善良过。无论干什么事——只要我这样或那样一盯望——我都觉得做什么都是给她和我自己看的，再说是虚伪和拙劣的。起初，她嘲笑我，起码有时在她那咯咯笑声中几乎还带着同情味。后来，在经过这样蔑视的折磨瞬间之后，她只是一声不吭地幸灾乐祸。因此，我就尽可能地躲开她（当然，她过后也许会出乎意料地站在回廊里，并且在那儿设下她的目光陷阱）。

我姐姐大我那么多，这无疑也让我感到诧异。哥哥和她只相差一岁，而我和她却相差二十多岁。实际上，这孩子久久地把她当成家里的一个陌生人，一个可怕的入侵者，她随时都会从头发里拔出一根发针来刺人。那么到了如今，当我从寄宿学校回来时，她又从自己的头发里拔出饰针，不过这却意味着：她靠近了，她向我表白心事，她接近我，带着关怀的神情，也是一种激动。当我下了火车时，她激动地穿过田野，迎着我走来；她激动地帮我拎着包；她激动地递给我一支鸟羽毛，拿来一个苹果，献上一杯果子酒。我否定了全部的过去，我最终就是这个样子：最终不仅她不知所措，无可归属，而且我也一样。她最终有了一个同谋，一个同盟，可以围着我转了。她的目光不但不伤害我，而且停留在我身上。如果说这目光迄今向我预言了不幸的话，那么它现在无非就预示着对我的、她的、我们俩的现实存在的惬意。然而，此时此刻，它绝对不是强加于你，始终不过是作为一种纯粹的征兆，像符号一样，无视于我需要的任何第三者。

在我的想像中，姐姐相应的举止就是坐姿，安安静静地挺着身子坐在那儿，两手搁在身边的长凳上。虽说家家门前都放着这样一条长凳，可平日都是男人们坐在那里，大多数是老人——而惟独作为老者留在我记忆中的父亲却没有给我留下一次坐着的印记。相反，我看见村子的女人们“一天到晚都忙个不停”，就像人们谈论女店主时说的；要么奔忙在大街上，要么弯腰劳作在花园里，要么在屋子里奔来跑去。也许我只是这样想像，不过在我看来，这是斯洛文尼亚乡村女人的一个特点。在屋里，她们从一个点到另一个点的每个动作都是奔跑。她们从桌前跑到灶前，从灶前跑到菜案前，又从菜案前跑回桌前，尽管各个点之间都近在咫尺。这种在狭小空间里的奔跑开始于站立，是由短步急走、踮起足尖一闪而过、就地奔跑、换换脚、转向和再短步急走组合而成的快速延续，从整体上呈现为一种脚步沉重的跳跳蹦蹦，一种长年累月的女仆人的舞蹈。连那些少女也一样，她们刚一走出校门回到家里，就刻不容缓地开始在那里奔忙，在客厅厨房里蹦来蹦去，要和别人争个高低，就像自然而然地迈着效劳的急步。甚至连我那个不是本地人的母亲也接受了这种习俗，比如说，她眼睛盯着地板，屏住呼吸急急忙忙地蹦过来，就是要为我送杯水，仿佛我是一个突如其来的贵客。此时此刻，我想不起来什么时候会有这样一个客人光顾过我们这个家，甚至连神父也不曾来过。可眼下这位姐姐是村里女人中惟一让我看见坐着的一个。她坐在门前的长凳上，光天化日之下，无所事事，就是坐着。而且像那个护路人一样，我也把她看做一个榜样。她坐在那里，指头扳来弄去，指间并没有通常的十字架念珠。这时，她在众目睽睽之下变成了一个空中精灵，只是让她自己最愿意看到的人才看得见，那就是我。与那个写写画画的人一模一样，她远离其他人的舞蹈，以其愚人百无禁忌的自由，也代表了这个村子的中心。我心想，她现在坐的那个地方，那坐落在教堂某个昏暗的角落里而不为人注意的千年小石像似乎就可以正襟危坐在那里。它就只剩下躯干、手和头。从那饱经沧桑的脸上，隆起的不过是眼睛和满带微笑的嘴，二者都紧闭。眼皮、嘴唇和拿着石球的手在露天里反射着太阳的光芒，这全部图像挪进了那光芒闪烁的房屋墙壁里，成为它的基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