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记不太清楚了，是那一天，还是几天之后，我们在信箱中发现一个没有写地址的信封。信封里有一张纸，上面用歪歪扭扭的笔迹写着几行很大的字：“女士！星期天请来我家，我们谈一谈我丈夫遭受的诬陷问题！我全天都在家。假如您不来的话，我将不得不采取行动。安娜·扎图莱茨基，布拉格第三区，达利摩洛瓦街十四号。”

克拉拉害怕了，开始责怪起我。我反手一挥，就扫干净了她的担心，我宣称，人生的意义恰恰在于游戏人生，假如人生过于懒惰地对待这一切，就必须再轻轻地给它一个小小的推动力。人应该不断地骑上新的种种历险的马背，无畏地驰骋在奇遇的疆场，不然的话，它就会像一个疲惫的步兵，在滚滚的尘埃中拖着沉重的脚步。当克拉拉回答我说，她不想骑上任何历险的马背，我便向她担保，她将永远不会撞上扎图莱茨基先生，也不会遇到他的妻子，我自己选择的冒险驰骋，不用依靠任何人的帮助就可以驾驭。

早上，我们走出公寓楼时，看门人把我们叫住了。看门人不是我们的敌人。前些日子，我已经聪明地塞给了他五十克朗，从此，我就生活得很自在，我愉快地坚信，他对我的事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当楼里的敌人找我麻烦时，他也不会火上浇油。

“昨天有两个人来找您。”他说。

“谁？”

“一个小矮个儿和他的太太。”

“他太太长什么样？”

“她比她丈夫高两个头，一个精力很旺盛的女人。严厉无比，杂七杂八的事她全都打听。”接着，他对克拉拉说：“尤其打听您的事。她想知道您是谁，您叫什么名字。”

“我的老天，您都对她说了些什么？”克拉拉惊叫起来。

“您想，我又能对她说什么呢？难道我还知道谁来过助教先生的家吗？我对她说，他每天回来都换一个女的。”

“好极了。”我说着，又从衣兜里掏出一张十克朗的钞票，“以后您就这样说！”

“什么都别担心，”我接着对克拉拉说，“星期天你哪里都别去，没有人会动你一根手指头。”

星期天到了，而在星期天之后，则是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什么事都没有。“你瞧。”我对克拉拉说。

“可是，星期四有事了。我像往常那样，在偷偷换了时间的那节课上，向大学生们讲解着野兽派，说那些青年的野兽派画家如何怀着满腔的热情，真诚无私地亲密协作，把色彩从印象派的描绘中解放出来。正当我讲得起劲时，玛丽女士打开教室门，进来悄悄地对我说扎图莱茨基的妻子来找您了！”

“您知道，我不在学校，让她去查课程表好了。”但是，玛丽女士摇摇头，说：“我说了您不在，但是她朝您的办公室瞥了一眼，她看到您的雨衣挂在衣架上。于是，她一直在走廊里等着您。”

急能生智，身陷一条死胡同，反倒激起了我最漂亮的灵感。我对我最得意的学生说：“您能不能帮我一个忙？快到我的办公室去，穿上我的雨衣，然后走出学校！一个女人会上来认定您就是我，但是，您的任务很简单，无论如何，要一口咬定您不是我。”

那个学生出去了，一刻钟之后才返回。他告诉我说，任务已经完成，道路已经疏通，那个女人已经打发掉了。

这一回合，我赢了。

可是，星期五又有事了，晚上，下班回家后，克拉拉在那里颤抖个不停。

那一天，一个彬彬有礼的先生突然推开车间的门，那位先生平时负责在缝纫厂的漂亮客厅接待一些女顾客，今天却来到了克拉拉工作的车间。当时，克拉拉正和其他十好几个女工埋头踩着缝纫机。只听得那位先生高声嚷道：“你们中可有哪一位住在城堡街五号？”

克拉拉立即意识到，这是冲着她来的，因为，城堡街五号，正是我的住址。不过，我平时特别提醒她的小心谨慎起了作用，她并没有答腔，因为她知道，她是偷偷地住在我那里的，这事不能告诉任何人。“瞧瞧，我正是这样对她解释的。”彬彬有礼的先生见女工们谁都没吱声，就嘟囔一声，出去了。后来，克拉拉得知，原来，他是接到一个女人打来的电话，一个恶狠狠的嗓音在电话中逼着他检查所有女工的地址，并且花费了整整一刻钟，竭力地说服他相信，在这些女工中，有一人应该是住在城堡街五号。

扎图莱茨基先生的影子笼罩在了我们那伊甸园一般的小阁楼上。

“可是，她是怎么发现你的工作地点的呢？这里，在这楼里，没有任何人知道你的情况呀！”我说着，提高了嗓门。

是啊，我确确实实坚信，没有任何人知道我们的生活情况。我活得就像那些怪人一样，他们以为，靠着几堵高墙，就躲避别人冒失的目光，他们却根本没料想到一个微小的细节：那些高墙只不过是用玻璃做的，透明若无。

我早已收买了看门人，让他不要泄露克拉拉住在我这里的消息，我也迫使克拉拉行为要谨慎再谨慎，举止要诡秘再诡秘，尽管如此，整个楼里的人还是都知道了她住在这里。某一天，她在跟三楼某个女房客的闲聊中，竟说漏了嘴，只这一次足矣，全楼的人都知道她在哪里上班。

其实，我们早就被发现了，但我们自己却没有料到。只有一件事还不为我们的迫害者所知：克拉拉的名字。全靠了这个惟一的小秘密，我们才得以躲过扎图莱茨基先生的跟踪，然而，他展开的那一番有条不紊的、孜孜不倦的斗争，就让我浑身起鸡皮疙瘩。

我明白，事态变得严峻起来；这一回，我的历险之马已经漂亮地备好了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