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过多久，扎图莱茨基先生果真又来学校找我，当女秘书告诉他，我有急事去了德国时，他显得有些绝望。“可是，这不可能呀！助教先生应该为我的文章写一份报告的！他怎么能这样说走就走了呢？”“这我就无可奉告了，”玛丽女士回答他说，“不过，他要一个月之后才回来。”“还要一个月啊……”扎图莱茨基先生十分沮丧。“您知不知道他在德国的地址？”“我不知道。”玛丽女士说。

我清静了一个月。

但是，这个月过得比我想象的要快得多，扎图莱茨基先生又站在了女秘书的办公室里。“不，他还没有回来，”玛丽女士对他说。而当她看到我时，便带着一种恳求的口气问我：“您的那位老先生又来了，您到底想让我怎么跟他说？”“您对他说，玛丽，就说我在德国得了黄疸病，在耶拿住院。”几天后，当女秘书告诉他这一消息的时候，扎图莱茨基先生嚷了起来：“住院了？可是，这是不可能的呀，助教先生应该为我的文章写一份阅读报告的！”“扎图莱茨基先生，”女秘书带着指责的口吻说，“助教先生在国外得了重病，而您却只惦记着您的文章！”于是，扎图莱茨基先生脑袋缩回肩膀中间走了，但是半个月之后，他又来了：“我给耶拿的医院发了一封挂号信。可是信却给退了回来！”第二天，玛丽女士见到我时，冲我抱怨：“您的老先生都快把我逼疯了。请您别生我的气，您又让我怎么对他说才好呢？我告诉他说，您已经回来了，得了，您现在就自个儿琢磨着去对付他吧！”

我当然不怪玛丽女士，她已经尽心尽力了，再说，我还远远没有服输呢。我知道我是抓不住的。我的生活完全转入了地下，我偷偷地在星期四和星期五上课，而在星期二和星期三，我却偷偷躲在学校对面，藏在一栋大楼的过道里，幸灾乐祸地看扎图莱茨基先生的好戏，看他等着我从学校中出来。我真想给我自己戴上一头假发，粘上一把假胡子。我把自己当成了夏洛克·福尔摩斯、开膛者杰克，当成了穿越城市的隐身人。我真是开心死了。

但是，有一天，扎图莱茨基先生终于厌倦了捉迷藏，咚咚咚地敲响了玛丽女士办公室的门。“我倒要问一问，助教同志到底什么时候上课呢？”“这个问题，您只要查一下课程表就知道了。”玛丽女士反唇相讥，指了指墙上贴着的一张大图表，那上面一清二楚地写着每门课程的上课时间。

“我知道，”扎图莱茨基先生可不愿意被人糊弄，“但是，助教同志从来就没有在星期二来上过课，星期三也从来不来。难道他停课了吗？”

“没有呀。”玛丽女士答道，显然有些难堪。

于是，小个子男人把矛头对准了玛丽女士。他指责她把课程表安排得一塌糊涂。她不无讥讽地问，她怎么可能不知道教师们在什么时候上课：他威胁说，他要去校长那里告她。他大吵大闹。他口口声声说，他同样也要控告助教同志，他排了课竟然不上。他问她校长在不在。

不幸的是，校长在。

于是，扎图莱茨基先生敲开校长室的门，走了进去。十分钟之后，他又回到玛丽女士的办公室，直截了当地问她要我的私人地址。

“利托米什尔市，斯卡尔尼科瓦街二十号。”玛丽女士说。

“怎么，他住在利托米什尔市？”

“助教先生在布拉格只有一个临时落脚点，他不希望我把地址告诉别人……”

“我要求您把助教先生在布拉格的家庭地址告诉我。”小个子男人叫嚷起来，嗓音颤声颤气的。

玛丽女士彻底地慌了神。她说出了那个地址，我的小阁楼，我可怜的藏身之地，我幸福的巢穴。这一回，我在劫难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