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星期后，阿兰在一家餐厅（或是夏尔家里，我记不清了）又见到他的朋友们，他立即打断他们的闲聊：“我要对你们说，斯大林把加里宁的名字献给康德的那座名城，并不是不可解释的。我不知道你们可能找到什么样的解释，在我看来解释只有一个：斯大林对加里宁怀有一种特殊的温情。”

他在朋友脸上看到又惊奇又欢愉的表情很得意，甚至使他来了灵感：“我知道，我知道，温情这个词跟斯大林的名声不合拍，他是本世纪的路西法，我知道，他的一生全是阴谋、背叛、战争、监禁、暗杀、屠杀。我对此没有异议，相反地我甚至要强调这一点，要把这件事弄得明明白白：面对他容忍的、干的、经历的那些数也数不清的伤天害理的事，在心灵上已不可能有同样巨大容量的同情了。这可是超出了人的能力！为了能够过他过的那种生活，他只能麻醉然后完全忘记他的同情功能。但是面对加里宁，在那些远离杀戮的短暂间歇，在那些闲聊休息的温馨时刻，一切都改变了：他面对的是一种完全不同的痛苦，一种小小的、具体的、个人的、易于理解的痛苦。他瞧着他的同志在受苦，他带着温和的惊觉，感到内心有一种微弱的、谦卑的、几乎陌生的，反正是已经忘怀的感情在苏醒：对一个受苦的人的爱。在他狂暴的一生，这个时刻好像是在缓口气。斯大林的心里温情升起，加里宁的膀胱尿憋加急，两者保持同一节奏。对斯大林来说，重新发现他长期以来早已停止体验的一种感情，有一种不可言传的美。

“把柯尼斯堡改为加里宁格勒，”阿兰又继续说，“这个奇怪的命名，我看这才是唯一可能的解释。这事发生在我出生前三十年，我还是可以想象那时的情境：战争结束了，俄国人把德国一座名城兼并到他们的帝国，必须用一个新名字使它俄罗斯化。不是随便起一个就可以的！必须采用一个响彻全球的名字，声势显赫令敌人无话可说！这样伟大的名字在俄国有的是！叶卡捷琳娜二世！普希金！柴可夫斯基！托尔斯泰！我不说那些征服了希特勒的将军们，他们在那个时代到处受追捧！那时候怎么理解斯大林选择这么一个庸才的名字呢？他怎么竟作出这么可笑的一个决定呢？对此只可能有几种私密与感情上的理由。我们知道这些理由：他温情地想到眼前这个为他受过苦的人，他要感谢他的忠诚，犒赏他的热忱献身。要是我错了——拉蒙，你可以纠正！——在这个短暂的历史时刻，斯大林是世界上最有权势的人物，这点他知道。他感到一种不怀好意的喜悦，要在各国总统与国王中间，成为唯一一位能够嘲弄雄才大略、勾心斗角政治的严肃性，唯一一位能够自作主张，作出一个绝对出于个人喜爱、随心所欲、缺乏理性、可笑之至、荒谬透顶的决定的人。”

在桌上放着一瓶打开的红酒。阿兰的杯子已经空了；他灌满，继续说：“现在对你们讲这个故事，我看到这里面有一个意义愈来愈深刻。”他喝了一口，然后继续说：“为了不弄脏自己的内衣而受苦……当上了清洁卫生的殉徒……击退在生、在涨、在前进、在威胁、在进攻、在憋死人的一泡尿……还有哪一种英雄主义更为通俗、更为人道呢？我才瞧不起我们那些名字给马路冠名的大人物。他们出名是来自他们的野心、他们的虚荣、他们的谎言、他们的残酷。唯有加里宁其名留在人们的记忆中，是纪念每个人都有过的一种痛，是纪念一场绝望的斗争，这场斗争除了对自己从未对他人造成过痛苦。”

他结束他的演说，大家听了都很感动。

一阵沉默后，拉蒙说：“阿兰，你说得合情合理。我死后，要每十年醒来一次，来证实加里宁格勒是否还是加里宁格勒。如果依然不变，我跟人类还是意气相投的，跟其重归于好后再回到我的坟墓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