餐厅里，午饭已经准备好了。他们聊个不停，哥哥嫂子想把他不在时发生的一切都告诉他。几十年旧事在盘碟上方铺陈开来，忽然嫂子冲他说：“你过去有几年也很狂热。瞧你说起教会的劲头！我们都怕你。”

这句话使他吃惊。“怕我？”嫂子说是的。他看着她：片刻前他觉得她的脸还很陌生，可此刻脸上又显现出从前的模样。

说他们怕他，实属荒谬。嫂子的记忆只是和他中学时代有关，也就是从他十六岁到十九岁的那段时间。他当时嘲笑教徒是完全可能的，但这与当局激烈的无神论没有任何牵扯，针对的只是家人，当时，家里人从不误过任何一次礼拜天弥撒，迫使他扮演了一个挑衅者的角色。他于一九五一年，即革命爆发三年后，通过中学毕业会考。也正是在好挑衅的性情驱使下，他决定学习兽医，因为救死扶伤，服务人类，是他家人最大的骄傲（他祖父就是一名医生），而他恨不得对他们说他喜欢牲畜而不喜欢人类。但没人赞赏或是责备他的叛逆；兽医在社会上是不太受尊重的，他的选择于是被认为是缺乏雄心壮志，甘心在家里当二等角色，处在他哥哥之下。

他心乱如麻，试着解释（向他们也向自己）他年轻时的心理状态，但话总是难以出口，因为嫂子脸上僵硬的笑容正冲着他，对他所说的一切永远都表示否定。他知道自己对此毫无办法；这就像是一条法则：生活失败者总是对罪人穷追不舍。罪人，约瑟夫就是双重的罪人：年轻时他诋毁上帝，成年后他流亡国外。他顿时失去了再解释什么的欲望。而他的哥哥，像个精明的外交官，转移了话题。

他哥哥：一九四八年，读医学专业二年级时，由于资本家出身被校方开除；为了不丧失希望，能有机会重新学习，日后像他爸爸一样成为外科医生，他竭力表现出自己拥护共产主义，不惜牺牲自己，最终加入共产党，一直到一九八九年。两兄弟是背道而驰的：哥哥先是被开除，后又被迫放弃信仰，总有（将永远都会有）一种受害者的感觉；弟弟则在不太受欢迎又管制不严的兽医学校，用不着表现出对当局的什么忠诚：在哥哥眼里，他像是（而且永远都像是）一个善于摆脱一切的幸运小人；是一个逃兵。

一九六八年八月，俄国军队侵入这个国家，整整一周，所有城市的街巷都在怒吼。捷克从来没有这样国之不国，捷克人也从没有这样民之不民。约瑟夫沉浸在仇恨之中，时刻准备扑向坦克。接着国家政要被逮捕，押送到莫斯科，被迫签订了一个草率的和约，依然怒火满腔的捷克人回到家中。十四个月后是俄国十月革命五十二周年的纪念日；这个节日也被强加给捷克。这一天，约瑟夫从他行医的小镇出发，驱车到国家的另一端去看望家人。一进城，他渐渐减速；他很好奇，想看看有多少窗子会挂上红旗，在这个战败的年头挂上红旗，就是自认屈服。红旗比他预想的要多：也许挂旗的人有违自己的信仰，出于谨慎，还有一种隐约的恐惧，但是，他们总还是自愿的，因为没有人强迫他们，也没有人威胁他们。他在老家门前停下车。在他哥哥住的三楼，一面大旗，红得可怕，在闪耀。他没有下车，而是待在车内，凝视良久，然后驱车离开。回去的路上，他决定离开祖国。不是因为在这儿生活不下去。他完全可以在这儿安静地治疗奶牛。但是他单身，离异，没有孩子，是自由的。他对自己说，人生只有一次，他想到别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