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走的前夕，伊莱娜将她的瑞典男友古斯塔夫介绍给了母亲。他们三人一起上餐馆吃饭。母亲连一个法语词也不会讲，于是大胆讲起了英语。古斯塔夫很高兴：跟情妇伊莱娜在一起，他只说法语，对这门语言，他已经感到厌倦，在他看来，法语既做作又不太实用。这个晚上，伊莱娜话不多：她感到惊奇，观察着母亲，母亲竟出人意料，能对别人感兴趣；虽然只会三十来个英语单词，而且发音还很糟糕，母亲竟能向古斯塔夫提出一个个问题，问他的生活，他的生意，他的看法，于是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第二天，母亲走了。从机场回来，进了位于顶楼的公寓，伊莱娜走到窗前，在重新获得的一片宁静中，享受独处的自由。她久久地望着眼前的屋顶和奇形怪状的烟囱。巴黎的这道风景早已在她心中取代了捷克花园的那片翠绿。此时此刻，伊莱娜才意识到生活在这座城市是多么幸福。过去，她一直都想当然地认为自己的流亡是一种不幸。但此刻，她在问自己，这是否只是不幸的一种幻觉？一种以所有人看待流亡者的方式造成的幻觉呢？她难道不是用一套别人塞到她手中的标准在看待自己的生活吗？伊莱娜对自己说，流亡国外，虽是迫于外界压力，出于无奈，但她有所不知，这也许是她人生最好的出路。大写的历史的无情力量虽说一度剥夺了她的自由，但还是把自由还给了她。

几个星期后，伊莱娜遇到了一件令她有些为难的事，古斯塔夫洋洋得意，向她宣布了一个好消息：他向公司建议，要在布拉格开设一家办事处。当时，这个国家在贸易方面并没有太多的吸引力，办事处的规模可能比较小，但不管怎样，他会有机会时不时地去那儿待一段时间了。

“终于能接触你的城市了，我真高兴。”古斯塔夫说。

伊莱娜对此并不开心，反而感到了一种隐隐的威胁。

“我的城市？不，布拉格不再是我的城市了。”她答道。

“说什么呢？”古斯塔夫不太高兴。

伊莱娜有什么想法，是从来不向古斯塔夫隐瞒的，因此古斯塔夫可以充分地了解她；然而，他还是和其他所有人一样看她：一个被逐出故土、痛苦的年轻女子。可他本人，来自一座瑞典城市，他对那座城市真的很痛恨，发誓不再踏上它的土地。就他的情况而言，这很正常。因为大家都欢迎他，把他当作一个讨人喜欢的斯堪的纳维亚人，四海为家，早已忘了生在何处。他们两人就这样被归了类，贴上了标签，人们评判的标准，便是他们对各自标签的忠实程度（是的，大家竟然把这夸张地叫作：忠于自我）。

“那哪儿是你的城市呢？”

“巴黎！我是在这里遇见了你，和你一起生活。”

古斯塔夫好像没听见她在说什么，抚摸着她的手说：“权当作是个礼物，就接受了吧。你不能回去，我可以当你和你失去的祖国之间联系的纽带。能这样做，我会很高兴的！”

他的好意，伊莱娜并不怀疑；她对他表示感谢，但又以庄重的语气补充道：“不过，我求求你，一定要明白，我并不需要你当我和其他什么东西之间联系的纽带。和你在一起，断绝与其他所有人和事的联系，我很幸福。”

他也变得严肃起来：“我理解你。别担心我会对你过去的生活感兴趣。在你以前熟悉的人之中，我惟一会去见的，是你的母亲。”

能对他说些什么呢？说她最不想让他有过多来往的人，正是她的母亲？他是那么怀念、那么爱他自己已去世的母亲，她怎么能对他说这些呢？

“我很欣赏你的母亲。她真有活力！”

伊莱娜对此毫不怀疑，所有人都因为母亲的活力而对她表示欣赏。可如何向古斯塔夫解释，在母亲的力量所控制的那个魔圈中，伊莱娜从未成功地掌握过自己的生活？又如何向他解释要是长时间和母亲在一起，就会把她又抛到过去，变得又脆弱而不成熟？啊，古斯塔夫竟然要跟布拉格建立联系，多么疯狂的想法呀！

回到家中，独自一个人待着，她这才平静下来，安慰自己说：“感谢上帝，共产主义国家和西方国家之间的公安防线还是相当牢靠的。我用不着担心古斯塔夫和布拉格的联系会给我造成什么威胁。”

什么，她刚刚对自己说了什么？“感谢上帝，公安防线还是相当牢靠的？”她真的说了“感谢上帝”吗？她，一个失去了祖国的流亡者，大家都在为她鸣不平，可她竟然说什么“感谢上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