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像是斧斫的一样，欧洲二十世纪的重大日子都刻下了深深的伤痕。一九一四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后来历时最长、称为冷战、最后在一九八九年宣告结束的第三次大战。除了这些关涉整个欧洲的重大日子，还有一些次等重要的日子决定了某些民族的命运：一九三六年西班牙内战；一九五六年俄国入侵匈牙利；一九四八年南斯拉夫人反抗斯大林，一九九一年又开始自相残杀。斯堪的纳维亚人、荷兰人和英国人在一九四五年以后幸运地没有遭遇任何重大日子，他们得以生活了美妙而又虚空的半个世纪。

在这个世纪，捷克人的历史由于“二十”这个数字的三次重复而具有了非凡的数学美。经历了数个世纪的岁月之后，他们于一九一八年获得国家独立，而在一九三八年又丧失了。

一九四八年，由莫斯科引入的革命开启了第二个二十年的恐怖，后来在一九六八年，以俄国人气不过该国放肆的解放，兴兵五十万入侵该国而告结束。

占领政权于一九六九年秋牢固地建立，但谁也没有料到，又于一九八九年秋悄悄地、有礼有节地撤除了，与当时欧洲所有的共产党政权一模一样。这是第三个二十年。

只是在我们这个世纪，历史上的重大日子才如此贪婪地主宰每一个人的生命。如若不首先对重大日子作一番分析，便不可能理解伊莱娜在法国的存在。在本世纪五六十年代，一个来自共产党国家的流亡者在法国是很不让人喜欢的；法国人当时把法西斯主义视为惟一真正的灾祸：希特勒，墨索里尼，佛朗哥的西班牙，拉丁美洲的独裁。直到六十年代末和七十年代，他们才渐渐拿定主意，把共产主义设想为一种灾祸，尽管是低一层次的灾祸，我们姑且称其为二号灾祸。正是在这个时期，在一九六九年，伊莱娜和她丈夫流亡到法国。他们很快明白，与头号灾祸相比，落到他们祖国头上的灾难实在太没有血腥味，无法触动他们的新朋友。一次次解释，他们养成了习惯，几乎每次都这么说：

“不管有多可怕，法西斯专政总归会随着独裁者的灭亡而倒台，人们总算有点指望。可是，以无边的俄罗斯文明为支撑的共产主义，对于波兰，对于匈牙利（且不谈爱沙尼亚）来说，则是没有尽头的黑洞。独裁者是会灭亡的，但俄罗斯是永存的。我们逃离的国家所遇到的灾难，是一点儿希望都没有的。”

他们就这样一次次忠实地表达自己的想法，伊莱娜还举当时的捷克诗人扬·斯卡采尔的一首四行诗为证：他谈起笼罩在他心头的悲苦；这份悲苦，他多么想将它掀掉，推向远处，用它为自己造一间屋，关在里边三百年，三百年里永不开门，对谁都不开门！

三百年？斯卡采尔是在七十年代写的这几句诗，可在一九八九年秋天就去世了，几天后，曾经在他眼前展现的悲苦的三百年在短短几天里化为乌有：布拉格的街头挤满了人，人们高举的手中那一串串钥匙敲击着，如钟声般宣告着新时代的到来。

斯卡采尔说三百年莫非错了？当然错了。任何预测都会出错，这是赋予人类的少有的确证之一。但是，如果说预言错了，对预言者而言却是真的，不是就他们的未来而言，而是就他们的当时而言。在我称之为第一个二十年的那个时代（一九一八至一九三八年），捷克人曾以为他们的共和国前程无限。他们想错了，但正是因为他们想错了，他们才在欢乐中度过了那些岁月，而欢乐使他们的艺术有了前所未有的繁荣。

俄国人入侵之后，捷克人丝毫没有想过这种意识形态最终会垮台，他们又想像自己生活在一个没有尽头的世界里。因而，夺去他们的力量，遏制他们的勇气，致使这第三个二十年如此卑怯、如此悲苦的，不是他们真实生活的痛苦，而是未来的虚空。

阿诺德·勋伯格坚信以其十二音美学打开了音乐史的远大前景，他于一九二一年宣称，多亏了他，德意志音乐（他是维也纳人，没有说“奥地利”音乐，却说“德意志”音乐）的统治地位（他没有说“荣耀”，而是说Vorherrschaft，即“统治”）将在未来的一百年里（我的援引准确无误，他确实说过“一百年”）得到保证。但这番预言之后十二年，即一九三三年，他由于是犹太人而被驱出德国（他想要保证其Vorherrschaft地位的正是这个国家），随之而去的，是建立在其十二音美学（被谴责为费解的，精英主义的，世界主义的，对德意志精神抱有敌意的）之上的整个音乐。

勋伯格的预言不管有多大的错，对想理解其作品意义的人来说，还是不可缺少的，他以为自己的作品不是摧毁性的，不是神秘的、世界主义的，也不是个人主义的、难解的、抽象的，而是深深根植于“德意志土壤”（是的，他说的是“德意志土壤”）的；勋伯格认为他在谱写的，不是伟大的欧洲音乐史的迷人尾声（我倾向于这样理解他的作品），而是无限的辉煌前程的序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