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个紫藤花盛开的夏季。晚饭后他们坐在前廊上等昆丁动身的时候到来，这当儿，暮色里充满了这种花的香气以及他父亲抽的雪茄的气味，而围廊下深远、蓬乱的草坪上，萤火虫轻盈而随意地飞过来又飘过去——五个月后，康普生先生的信将把这股香味、这股气味，从密西西比州越过新英格兰那迤长、铁一般硬的雪野带进昆丁在哈佛的起居室。那也是一个听人讲往事的日子——在一九〇九年听人讲陈年旧事，尽管大部分他都已经知道，因为他诞生在、而且仍然呼吸着一八三三年那个星期天早上教堂编钟在其中鸣响的同样的空气（而且，在每个星期天，甚至还能听到同一个尖塔中原来的三口钟里的一口所发出的声音，在那尖塔里，原来的鸽群的后代在高视阔步，在咕咕低叫，或是打着小圈子盘旋，好像柔和的夏季天空上的一摊摊颜色柔和的稀漆）；——六月里一个星期天的早晨，编钟鸣响着，平和，专横，也有点儿刺耳——各组声音和谐但音调不那么一致——这里有女士和儿童，有手里拿着遮阳伞和驱蝇掸子的黑人佣仆，甚至也有三四个男人（穿着箍裙的女士们在小男孩的微型毛葛礼服和小女孩裙子下露出了的有饰边的长裤之间走动着，女士们穿着不是在走而简直是在水上漂的时代的裙子）这时坐在霍尔斯顿旅社廊子上脚翘在栏杆上的另外那些男人抬眼一望，只见来了个陌生人。他们看到他时他已经穿过半个广场了，他骑了匹经过长途跋涉的沙毛栗色大马，人和牲口直像是凭空出世的，拖着疲累的步子进入到这明媚的安息日阳光下停了步——那张脸和那匹马是他们谁也从没见到过的，那姓名是他们谁也从没听说过的，还有来历和来意也是他们中有些人永远弄不清的。因此在接下去的四个星期里（杰弗生当时还是个村镇：有霍尔斯顿旅社、法院、六家商店、一个设有铁匠铺的车马大店、一家牲口贩子和小商贩经常光顾的酒店、三座教堂以及大约三十座民宅）这个陌生人的姓氏反复响起在生意场、休闲处以及民宅之间，就像希腊古典戏剧中歌咏队来来回回的对唱：萨德本。萨德本。萨德本。萨德本。

那就是该镇在差不多一个月之内能知道的有关他的全部情况。他显然是从南面进入镇子的——大约二十五岁，这还是镇上人后来才知道的，因为当时别人猜不出他的年纪，因为他当时像个刚病过一场的人。可不像那种安安静静地躺在床上的病人，后来康复了，缺乏自信、犹犹豫豫、又惊又喜地重返世界，他原以为快要跟它告别了呢，而是像个孤单单地在熔炉里受过些煎熬的人，那决不仅仅是像一个探险家所说的发几天烧的事儿，他不仅得面对自我选择的行当必然会带来的正常的艰辛，而且还被发烧造成的额外的、未曾料到的障碍所拖累，他算是熬过来了，付出了精神上的巨大代价甚至是肉体上的，他孤身一人，无人帮助，并不是凭着要挺过来、活下去的盲目的本能意志，而是为了要获得那物质上的战利品并保住了以便好好享受，正是为了这战利品他才接受了那别出心裁的牺牲。他是个骨架大大的人，不过现在已消瘦得几乎可说是骨瘦如柴了，蓄着部泛红色的短胡子，像是一种伪装，胡子上面有一双浅色的眼睛，在那张脸上显得既富幻想又很机警，既残酷无情又很安详，脸上的皮肉有一种陶器的外观，颜色像是被炉子的高温烧成的，不是心灵中的高温便是环境中的高温，在像上了釉的粘土那样死气沉沉、不透水的表皮底下，颜色比单靠太阳晒出来的要来得深。大伙儿见到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景象，虽然要在多年之后镇上的人才知道这就是当时他所拥有的一切——那匹强壮的筋疲力尽的马、他那身衣服还有鞍上那个小褡裢，大得仅能勉强装下换洗的内衣裤、剃刀以及两把手枪，就是科德菲尔德小姐跟昆丁说起过的，枪托磨得跟镐把一样光滑，他使起来又灵又准，仿佛那是两根编结针似的；稍后昆丁的爷爷见他在二十英尺外围绕一棵小树骑马小跑，两发子弹都打中钉在树上的一张纸牌。他在霍尔斯顿旅社租了间房，但总是随身揣着钥匙，每天早晨天不亮就喂好马备上鞍骑马离去，镇上的人照样无从得知他去了哪儿，也许是因为在他来到的第三天作了那番射击表演的关系。因此他们只能靠问询来尽量打听，那势必只能在晚上进行，在霍尔斯顿旅社餐厅的晚餐桌上或是前堂休息室里，他吃完饭总是马上回自己房间，又锁上门，而要回房间就得穿过这休息室。那酒吧间也通向这休息室，照说那儿会是或应该是跟他攀谈甚至询问他的合适场所，只是酒吧间他是不去的。他根本就不喝酒，他跟他们说。他没有说他以前是喝的后来戒掉了，也没说从来不碰酒精。他仅仅说他不想来上一杯；要等到好多年之后连昆丁的爷爷（他那会儿也是个年轻人；要过好多年才成为康普生将军呢）也才知道萨德本当时不喝酒是因为他没钱，付不起自己那份也无法还请人家；正是康普生将军第一个明白当时萨德本不单单没钱喝酒和交朋友，而且也没有时间和这份心思：明白他当时完全是受到了驱使，被他那份暗藏在心的躁动不安，被他的信念，那是来自他新近的什么经历的——也就是精神或肉体上的那次高温——被一种迫切感，被在脚底下飞逝的时间，在接下去的五年里他一直受到驱使——这是康普生将军估算出来的，大致上一直延续到他儿子出生前九个月左右。

因此他们总是在晚餐桌和他那扇锁上的门之间，在休息室里堵住他，把他逼进死角，给他机会告诉大家自己是何人来自何方来此有何公干，这一来他总是会慢腾腾、不间断地挪动直到他的背碰上某样东西——一根柱子或是一面墙——于是便站在那里什么也不告诉他们但态度很好，彬彬有礼得像个大饭店的接待员。他是跟那管契卡索印第安人的官员打交道或是通过他跟人打交道的，因此，直到那个星期六夜晚他拿了地契、许可证和那枚西班牙金币去弄醒那位县档案管理员，镇上才知道他如今已拥有一百平方英里土地，那是本地最肥沃的未开垦的洼地中的一块，但是这消息来得晚了点，因为萨德本本人已经走了，去哪里他们又是一无所知。可是他如今是他们当中拥有土地的一员了，有些人便开始猜出康普生将军显然知道的事：他用来支付许可证登记费用的那枚西班牙硬币是他拥有的任何种类钱币中的最后一枚。因此他们现在拿准他出走是为了再去弄钱；有几个人甚至早就相信（他们甚至大声说出声来，因为反正他不在场）萨德本未来的那个当时尚未出生的小姨子在几乎八十年后要跟昆丁说的那番话：他在窝赃方面有些独特而实用的办法，所以是潜回藏金秘窖去再次装满他的荷包的，就算他并没有确实揣上双枪回那大河和轮船上去再次装满他的藏金秘窖，而船上有的是赌徒、棉花贩子和奴隶贩子。至少镇上有些人在互相传播这样的说法：他两个月后回来了，还是事先毫无动静，这回跟他一起来的是一辆大篷车，赶车的是个黑人，坐在这黑人旁边座位上的是个瘦小的人，显得顺从但却机警，长着张严峻、忧心忡忡的拉丁型的脸，穿了件双排扣的长外套、一件绣花背心，戴了顶帽子，这帽子若是出现在巴黎林荫大道上是不会引起轰动的，而这副打扮他在往后的两年里一直维持着——这套阴沉沉、舞台味十足的服装以及他那种听天由命、惊呆般豁出去的表情——与此同时，他那位白皮肤的雇主和那帮要他指点却不由他领导的黑人劳工却是赤条条除了一身干泥巴。这就是那位法国建筑师。多年之后，镇上的人得知他光听了萨德本一句口头承诺就大老远从马提尼克来到此地，整整两年吃的是野营篝火上煮的鹿肉，睡的是大车篷改成的泥地帐篷，报酬则连一个小钱的颜色与样子都没见到。而且直到两年后打道回新奥尔良去时，他才再一次见到杰弗生镇；即便当萨德本在杰弗生为数不多的那几次露面时，这工程师不是不愿同去，就是萨德本不愿带他去，而在那第一天，由于大车不曾停下，他也没什么机会认真看看杰弗生。显然，那回纯粹是由于地理上的原因，萨德本才会穿过镇子，停留的时间也只够某人（不是康普生将军）朝大车篷底下望去，只见一条黑黑的隧道中满是一双双一动不动的眼珠子，还冒出一股狼窟的气味。

不过关于萨德本那帮野黑人的故事还不至于立即传开，因为大车又往前走了，仿佛连组成这大车的木材和铁，以及拉车的那些骡子，都已与主人熔成一体，只知苦苦不知疲倦地往前赶路，急煎煎的，单怕时间飞走；事后萨德本告诉昆丁的爷爷，大车路过杰弗生的那天下午，他们从头天晚上就断了炊，他是想快些抵达萨德本百里地和河洼，赶在天黑前猎杀一头鹿，好让他、建筑师和黑人们不致空腹度过又一个夜晚。因此关于野黑人的传说是一点点地传回到镇上来的，是由那些骑马下乡去看看发生了什么事的人传回来的，他们开始传说萨德本怎样手执双枪在猎物出没的小道旁守候，并且打发黑人像群猎狗似的进沼泽地去轰赶；正是这些人传说在那头一个夏季和秋季，那帮黑人睡觉时连毯子都没有（或者是不想用），后来，猎浣熊的艾克斯坚称他曾把一个像睡着的鳄鱼那样躺在深深泥淖里的黑人弄出来，那人总算及时尖叫了一声。黑人们那时还不会说英语，并且显然不但是艾克斯，还有别的一些人，都不知道他们和萨德本交谈的是某种法语而不是他们自己的某种神秘的注定要消亡的土语。

除了艾克斯之外还有许多人，不过那都是些责任重大的镇民和地主，因此不需要在夜晚埋伏在营地周围。事实上，正如科德菲尔德小姐告诉昆丁的，他们干脆组成打猎队，在霍尔斯顿旅社会合，骑马下乡，往往还带上午餐。萨德本已筑了个砖窑，还安好了大锯和刨机，这都是他在大车里带来的——还安下一台绞盘，往里插棵小树充当长杠，由拉车的骡子和黑人们轮换拉套——就像那些黑人真的是野人似的——而逢到转速慢下来时他自己也参加进去；还有，康普生将军告诉过他的儿子，也就是昆丁的父亲，黑人干活时萨德本从不对他们大声吆喝，反而带着头干，在心理上需要的那一瞬间以身作则，用宽容产生的某种优势来控制他们而不是用野蛮的吓唬。猎人们并不下马（萨德本通常对他们连头都不点，压根儿不打招呼，显然只当他们不在，仿佛那都是游移着的幽灵似的），他们总是好奇地、悄没声地坐在马上挤成一堆，像是寻求相互保护似的，看着他的大宅一点点筑高，看着一条条木板一块块砖头从黏土和木材备料所在的沼泽地里给搬来——搬的是那个有胡子的白人和二十个黑人，他们身上除了遍被周身无处不在的一层湿泥之外别的啥都没有。这些来看热闹的都是男人，不会注意到萨德本初次骑马进入杰弗生时穿的那套衣服也就是他们所见到在他身上的唯一的一套，而县里见到过他的女人根本没有几个。不然的话，她们当中会有人在这个问题上提前和科德菲尔德小姐不谋而合的：也就是看出他是为了节省衣服，因为外表上合乎礼仪（先不说什么优雅）将是他可以用来向科德菲尔德小姐或许还有别人心目中的体面发动最后攻势的唯一武器（或者说，进身之阶），而照康普生将军的说法，在萨德本隐秘意识里，这体面的分量，比单为自己的宅子物色到一位女主人可要重得多。就这样，他和那二十个黑人一起干活，全身涂满了湿泥来防止蚊虫叮咬，而且正如科德菲尔德小姐告诉昆丁的，仅仅凭了他的胡子跟眼睛才能把他和别人区分开来，并且只有那建筑师还像是个人，因为有那套法国服装，那是他死心塌地地始终穿在身上的，一直到房子完工（只剩窗玻璃与熟铁铸件没有安装因为他们无法靠手工制造）后的第一天，这建筑师才离去——他和那二十个黑人在烈日里和夏天的酷热里和冬季的泥泞与冰雪里一起干活，默默地怀着一股经久不衰的怒火。

这项工程他花了两年才得以告成，他和他那帮从外面带来的奴隶，对这帮黑人，他新结交的镇民们仍然认为比他在那一带地方能轰赶杀戮的任何野兽的危害性要大得多。他们从日出一直干到日落，与此同时，一伙伙骑士策马前来，静静地坐在马上观看，而那位身穿正式礼服头戴巴黎呢帽的建筑师一脸严峻、痛苦、大惑不解的表情，出入在这样的场景环境里，他的神态半似一个漫不经心、全然无兴趣的旁观者，半似一个受了诅咒在努力做苦工的鬼魂——他的大惑不解，康普生将军说，与其说是对别人和他们正在做的事还不如说是对他自己，对他自己在场这一无法解释与难以置信的事实。不过他可是个优秀的建筑师；昆丁知道这幢房子，离杰弗生十二英里，隐藏在雪松和橡树丛里，落成已有七十五个年头。按照康普生将军的说法，他不仅是个建筑师，而且还是位艺术家，因为只有艺术家才能吃两年苦，为了建造一幢自己无疑不仅不指望能而且也坚决不想再见到的房子。康普生将军说，让他受不了的还不是两年客居对肉体感官上的折磨和感情上的摧残，而是萨德本这个人：将军说也只有艺术家才能容忍萨德本的粗暴和催促而仍然能设法约束萨德本显然有意要盖成一座阴森森的、城堡般的华厦的梦想，因为倘若由着萨德本性子去做，那地方准得差不多跟当时的杰弗生镇本身一般大；将军还说，这瘦小、严峻、苦头吃足的外国人居然单枪匹马迎战而且战胜了萨德本那强烈、过于自信的虚荣心，或者是对华美或对证明自己有理或对鬼知道别的什么（康普生将军当时也心中无数）的追求，因而从萨德本的失败本身中创造出胜利，这是萨德本本人在征服中无法获得的。

房子后来就这样落成了，一直到铺上最后一块板，砌上最后一块砖，打进最后一根木钉，这是他们自己能够做的。房子没有上漆，没有配备家具，里面没有安上一块窗玻璃，或一个门把手或一个铰链，离城十二英里，离任何一家邻居也几乎这么远，它又矗立了三年才给围上整整齐齐的花园、散步小道、奴隶住房区、厩房和熏房；野火鸡在房子周围一英里之内漫游，鹿轻盈地跑来，颜色像烟，在齐整的花床上留下纤巧的脚印，这些花床要在四年之后才会开出花来。此刻开创了一个时期，一个阶段，在这段时间内，镇上和县里的人以更加困惑不解的眼光注视着他。也许是因为朝向那个秘密目标——这目标是什么康普生将军自称他早就明白，但是镇上与县里的人仅仅依稀猜到一点儿或是完全不知道——朝向那目标的下一步如今需要耐心或无所作为的时间而不需要他那股已让大伙儿看惯的疯魔劲头了；这时节，倒是女人家首先猜出他需要什么，下一步棋会是什么。男人里竟没有一个，那些与他熟不拘礼的爷们显然也不例外，猜出他要娶太太了。爷们里肯定有几位，这里面既有结过婚的也有打光棍的，他们不仅拒绝往这上头想甚至是嗤之以鼻，因为接下去的三年他过的无疑是在他们看来神仙般的日子。他住在乡间，离任何一个邻居都有八英里远，光棍儿一个，住在可以算有男爵气派、半亩地大的猎具房里。他生活在全县最大一幢房子家徒四壁的空壳子里，就连法院也不如这房子大，全县妇女连它的门槛都没有见到过一眼，里面窗玻璃、门、床垫这类但凡能显示女性温柔的物件一概没有；在那里倘若他愿意让他那些狗进屋跟自己一起睡地铺，也不但不会有女人出来反对，而且他甚至都不需要狗来帮他杀死那些把足迹留在从厨房门口就能望见的地上的猎物，而是用那些全身心都归他所有的人来猎取，这些人，大家相信（或者那么传说）能偷偷潜到一只宿夜的猎物身边，不等它惊起就把它喉咙割断。

就在这个期间，他开始邀请科德菲尔德小姐跟昆丁说到的那一伙伙人，下乡到萨德本百里地来，在他那尚处在胚胎状态中徒有其表的华宅那些空荡荡的房间里打地铺睡觉；他们打猎，晚上则玩牌、喝酒，有时候他肯定会挑动他的黑人互相搏斗，在这样的时候他没准偶尔也参加进去——这景象，按科德菲尔德小姐的说法，他儿子是看不下去的，可是他女儿却看着不动声色。萨德本本人如今也喝酒了，不过恐怕不止是昆丁爷爷一个人曾这么说：他喝得很有节制，除非这酒有一部分是他自己提供的。客人们一般自带威士忌，而他喝这酒时总很俭省，很有斟酌，按康普生将军的说法，仿佛要在心里把一杆秤打平，让自己接受了喝下肚去的威士忌和他供应给那些猎户的活物达到收支相抵。

他那样生活了三年。他如今有了一个种植园；没到两年就从蛮荒的沼泽地里把房屋和花园圈出来，犁耕他的土地，播下康普生将军贷给他的棉花种籽。接着他似乎停顿下来了。他好像是在他眼看要完成的事业的中途干脆歇手了，并且在这样状态里一待就是三年，这期间，他甚至都并不显出还想做什么事想获得什么东西的样子。也许这是没什么好奇怪的：县里的人开始相信过现在这样的日子也就是他的宿愿；还是康普生将军像是对他了解得稍多一些，所以才提出借棉籽让他起个头，他总知道多一些，因为萨德本多少跟他说过些自己的往事。正是康普生将军最早知道萨德本那枚西班牙金币正是他最后的一枚，因为正是康普生（这是镇上后来才知道的）建议借钱给萨德本让他把房子造好，把内部装修好的，可是遭到了拒绝。因此毫无疑问，全县正是康普生将军第一个告诉自己萨德本不需要借钱来落成房宅，配齐设备，因为他打算通过结婚来达到这目的。然而他并不是第一个人：仅仅是第一个男人，因为，按照七十五年后科德菲尔德小姐告诉昆丁的，县里的女人家早就在彼此相告而且还告诉她们的丈夫，萨德本不会就此止步的，他已经吃了那么多苦，受了那么多累，缺这少那，不会安顿下来，还像盖房子时那样过日子的，区别仅仅是如今睡在屋顶下面而不是在车篷下的光泥地上。没准那些妇女已经在此时能算是他朋友的爷们的家庭里拨拉过来拨拉过去，看看谁会是那未来的新娘子，她的陪嫁可以在外表和内容上使萨德本争取体面的社会地位得以大功告成，科德菲尔德小姐死活认定这正是他所追求的目的。因此，这第二个阶段告一结束时，在房子盖好，建筑师离去后的第三年上，这次又是在星期天早晨，还是一无征兆，镇上的人看见他穿过广场，这回是步行，不过仍然穿着五年前骑马进镇时穿的那套后来没人见到过的服装（他或是哪个黑人曾用烧热的砖将那外衣熨过，据康普生将军告诉昆丁的父亲说），他走进卫理公会的教堂，这时候只有一部分男人感到奇怪。妇女们仅仅说他在一块打猎、赌钱的狐朋狗友的家属里已滤了一遍也未能找到合适的妻子，这回要进城来找了，就跟他会上孟菲斯市场去买牲口或奴隶一个样。可是当她们明白他进城显然想找的是谁并且走进教堂赋予对方以这个名义时，女人家的自信便融合到男人的惊讶里去了，紧接着更是往前发展了一步，成为大惊失色了。

这是因为镇上的人如今相信他们对他已很了解。足足两年他们注视着他像是咬着牙、怀着那么一股子始终旺盛的怒气，撑起了那幢房屋的外壳，规划好自己的农田，接着整整三年一点儿动静都没有，真像他是用电操作的，可是有个人来了，扯掉了电线或拆除了电动机，这期间县里的女人家逐渐让全县相信他仅仅是在等着找一位有陪嫁的太太，好让他把事情办完。因此那个星期天的早晨当他穿着熨平的外衣走进卫理公会教堂时，不少男人同样也有不少女人都相信只消环顾一下来做礼拜的会众就能猜出他的脚步会走向何方，结果发现他显然选中了科德菲尔德小姐的父亲，带着那副冷静、果断、冷酷无情的样子，当初他相中那位法国建筑师时想必也是这样的。大家目瞪口呆地注视着他怎样煞费心机地向镇上这唯一跟他根本不可能有什么共同点（尤其是钱）的人进逼——此人显然什么忙也帮不了他，除了能让他在一家十字路口的小铺赊点账，或是投他一票，万一他有意觊觎卫理公会牧师这个圣职的话——此人乃是卫理公会的一个执事，也是个商人，不仅地位不高，境况平平，而且已经有了家小，更不用说还有要他供养的老娘和妹子，全得依靠他十年前用一辆大车就全部拉来本镇的那点生财赢利养活——在一个可无法无天地发展的地方和时代里此人享有绝对、始终不渝、甚至是清教徒般正直的名声，他既不嗜酒也不赌博甚至连猎都不打。大伙儿在惊讶中全都忘了科德菲尔德先生有个待嫁的女儿。他们压根儿没把这个女儿考虑在内。他们也没有把爱情与萨德本联在一起考虑过。他们想到的是冷酷无情而不是正义，是恐惧而不是尊敬，反正没有想到怜悯或爱情：再说，他们正一门心思惊诧地琢磨着萨德本究竟要怎样或者能怎样利用科德菲尔德先生来达到他仍然怀着的什么秘密目的。他们至死也不会明白：就连罗沙·科德菲尔德小姐也一直没弄明白。因为从那一天起在萨德本百里地再没有举行过打猎集会，大家此时只是在城里看见他。不过并不是无所事事去闲逛的。那些曾和他一起在他屋子里打过地铺拼过酒量的人（其中有几个甚至都发展到直呼他萨德本而不加一本正经的“先生”二字）瞧着他在霍尔斯顿旅社前的街道上走过去，光是一本正经地碰碰帽檐便往前走，进入科德菲尔德先生的铺子，情况就是这样。

“这以后有一天，他再度离开杰弗生，”康普生先生告诉昆丁。“到这会儿，对这样的事镇上的人也应该司空见惯了。然而，他的地位微妙地起了变化，从镇民对这第二次回来的反应上可以看出来。因为这一次他回来后，在某种意义上他成了一名社会公敌。也许问题出在他这次带回来的东西上：他这次带回来的是具体的物资，而不像上次那样，光是一车野黑人。可是我倒不这么看。也就是说，我认为问题要比他的吊灯、红木家具和地毯的价值本身稍稍复杂些。我想镇民感到受了侮辱是因为他们觉察到他正卷进了什么麻烦；而弄来红木和水晶物件的那罪行——还不知究竟是什么性质呢——他硬是要让镇民们不当它一回事。先前，在他进教堂的那个星期天之前，若说他曾亏待或损害了谁，那也无非是老伊凯摩塔勃，因为他的土地正是从这位酋长的手里得到的——这是他的良心与山姆大叔以及上帝之间的事。不过现在他的地位起了变化，因为在他离去大约三个月后，当四辆大车从杰弗生出发到大河边去接他时，消息传来雇车派车去接的人竟是科德菲尔德先生。雇的是大号大车，用公牛拉的，等大车回来时镇上人一看就全明白了，管它车子里装的是什么，反正科德菲尔德先生即便抵押掉全部家当也是无法把这些大车装满的；毫无疑问，这回比起女人家来甚至有更多的男人猜想他不在本地期间准是用块巾帕蒙住了脸让双枪枪筒在某条轮船酒吧间的吊灯底下闪闪发亮，即便不是更糟：不是什么躲在某个泥泞码头的暗处朝人背上扎一刀的那类的事。人们看见他穿过镇子，骑了那匹栗色马走在他那四辆大车的旁边；这回看来连那些一贯吃他喝他射杀他的猎物甚至直呼他‘萨德本’连‘先生’都不加的人，也不去跟他搭话了。他们光是等待着，听传回城来的消息和流言，说他怎样和他那帮如今野性已稍退的黑人安装门窗，给厨房配备炙叉和炖锅，给一个个客厅装上水晶吊灯，以及家具、窗帘和地毯；正是五年前撞见那猫在湿泥里的黑人的那个艾克斯，有天晚上走进霍尔斯顿旅社的酒吧间，眼睛都有点发直，大张着嘴发呆，他说，‘哥们，这回他把整条轮船都偷来了呢！’

“因此，公众的义愤终于达到了极点。一天，包括县保安官在内的一行八到十人，出发去萨德本百里地。他们并没有走完全程，因为在离城大约六英里处他们遇上了萨德本本人。他骑着那匹栗色马，穿戴着他们熟悉的那件大氅和海狸皮帽，腿上裹着块防水帆布；他鞍头上搭了只手提包，臂弯里挎着只小篮子。他勒住栗色马（当时是四月，路上仍然一片泥泞）披着那块溅满了湿泥的帆布，端坐不动，对着一张张脸看过去；你爷爷说他那双眼睛看上去像破盘子的碎片，他的胡子又粗又硬像只马篦子。那可是爷爷的原话：又粗又硬像只马篦子。‘早上好，先生们，’他说。‘你们是在找我吗？’

“毫无疑问，当时发生的事不止这些，虽然就我所知，治安委员会的任何一个成员都没说过什么。我所听说的就是，镇上的人，待在霍尔斯顿旅社廊子上的人怎样见到萨德本和委员们一起骑马来到广场上，萨德本稍稍领先，别的人簇拥在他身后——萨德本的腿脚由他那块帆布裹得密密实实，肩膀在那穿旧的毛葛外衣内端得很正，那顶刷干净的旧海狸皮帽子稍稍倾斜，他扭过头来和他们说话，即使在那时候，那双眼睛还是很严厉，冷冷的，狠巴巴的，说不定还是揶揄甚至是嘲弄的呢。他在门前勒住马儿，黑人马夫从门口窜出，拉住栗色马的头，于是萨德本下了马，带着他的手提包和篮子登上台阶，我还听说他如何在那里转过身子重新审视他们，而那些在马背上的人缩挤成一团，不知道究竟怎样才好。再说，他留着那部胡子也许是件好事，这样，他们就看不见他的嘴了。接着他把身子转回去，打量着那些坐在廊上把脚翘在栏杆上也在打量他的人，这些人以前常去他的庄园和他一起睡地铺一起打猎，他就用花哨、显摆的手势碰了碰帽子，算是给他们打招呼（是的，他没多少教养。你爷爷说，在和别人正式打交道时总这样暴露出来。这么说吧，他就像那位下苦功费劲自学肖蒂什轮舞的约翰·劳·沙利文，此人暗中独自练了又练，练了又练，一直到相信自己可以用不着再数乐曲的节拍了。他也许会相信你爷爷或是班鲍法官做起事来能比他轻松些，但是决不会认为有谁能在知晓何时做、如何做上比自己高出一筹。况且，这种自信心是明明白白摆在他脸上的；这也正是他的力量所在，你爷爷说过：任何人只消看看他便会说，只要有机会和有需要，此人是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和乐于去干的）接着便走进旅社开了个房间。

“于是他们便坐在马背上等他。我寻思他们知道他迟早是必定会出来的：我寻思他们坐在那儿心里琢磨那两把枪。因为还没有拿到逮捕他的拘票呢，你明白吧：这仅仅是公众舆论在消化不良急性发作；此刻又有一些骑马的人进入广场，知道了事态，因此当他走出房间来到廊子上时，已经有好大一帮地方团队人员在等他了。他这时戴了顶新帽子，穿了件新的毛葛外衣，因此大家知道他那手提包里装的是什么了。他们这时连篮子里装的是什么也知道了，因为他现在手里也没拿篮子，不过当时这事无疑让他们更加摸不着头脑了。因为，你瞧，他们光是把脑子用在猜度他会怎样利用科德菲尔德先生上，而在他回来之后，他们火冒三丈，相信如今他们已见到结果，虽然用什么手段还是个谜，根本忘了还有埃伦小姐这么个人。

“因此他无疑再次站定，再次把那些人的脸逐个打量了一遍，无疑是想记住这些陌生面孔，他不慌不忙，那部胡子仍然掩盖住他的嘴可能会显露的任何表情。不过这一回他似乎什么也没说。他仅仅走下台阶穿越广场，那委员会的成员们（你爷爷说到这时已经增加到将近五十人）也在走动，跟随着他穿过广场。他们说他连头都没有扭过来看一看。他只顾往前走，身子挺直，新帽子斜翘着，如今托在手里，这在旁人看来该是极端无缘无故的拒斥甚至是侮辱，此时委员会的成员们在他身边骑着马一路朝前走，并不完全和他平行，而有些当时无马可骑的人也参加进来，跟随着委员会的成员们一路走，在这伙人经过时，路旁屋子里的女人、孩子和女黑奴纷纷拥到门口和窗前，看这班绷着脸的舞台活人造型经过，而萨德本仍然头也一次都不回，径直走进科德菲尔德先生家的院门，并迈开大步沿着砖砌走道朝宅门走去，抱着用报纸卷起的一束羊角形的鲜花。

“他们再一次等他。人群这时迅速扩大——来了些别的男人、几个男孩，甚至还有从邻近家宅来的一些黑人，他们集结在委员会原先那八名成员的后面，这八人坐在马背上注视着科德菲尔德先生的房门直到萨德本出来。等的时间不短，只见他手里的花没有了，当他重新来到院门口时他已经订婚了。不过他们不知道此事，因为一等他来到院门他们就逮捕了他。他们把他带回镇上，妇女、儿童和黑人家奴都躲在帘子后面、院子里的灌木丛后面和屋角、厨房角观看；那里在做的饭菜肯定已经开始焦糊，就这样，这一群人回到广场上，镇上余下的体轻脚健的人也纷纷离开办公室和店铺跟在后面，因此当萨德本来到法院时，跟随者一大片，倘若他真是个逃亡的黑奴，看热闹的也不会那么多。他们向一个法官控告他，可是这时候你爷爷和科德菲尔德先生赶到了。他们为他具保，那天黄昏时分，他由科德菲尔德先生陪着回家，又走在上午走过的那同一条街上，无疑还是同样的那些脸在窗帘后面观看着他，他来到订婚晚宴桌前，餐桌上没有葡萄酒，餐前餐后也没有威士忌。我听说那天他在那条街上先后走了三回却连姿势都没变一点点——总是同样不慌不忙的步子，那件新大氅一摇一摆正合着这步子，眼睛和胡子上方那顶新帽子也还是同样地歪戴着。你爷爷说五年前他来到镇上时脸上的皮肉的那种陶釉般的外观如今已不显著，倒是有了一层扎扎实实饱经日晒的红棕色。他也没有变得丰腴些；你爷爷说没有变得这样：只不过是他骨骼上包着的皮肉显得安分了些，仿佛在经过奔跑这样确实用胸膛冲击空气的运动之后，变得驯顺了，因此他如今把衣服撑满后确实仍然是那副大摇大摆的模样，但已经没有那份爱炫耀和好斗的派头了，尽管按照你爷爷的说法那始终也不能算是好斗，仅仅是警觉罢了。而如今这副神情也不复存在了，仿佛在经历了那样的三年之后他相信要警觉单靠他一双眼睛就足够了，无需让骨架上的肌肉也跟着站岗放哨了。两个月后，他和埃伦小姐结婚了。

“那是在一八三八年的六月，离他骑着栗色马进入镇子的那个星期日早上差不多正好五年。照罗沙小姐所说，那个仪式（也就是说婚礼）是在他头一次见到埃伦的同一个卫理公会教堂里举行的。那位姑姑甚至还硬逼或唠叨不已（可不是哄骗：那是成不了事的），使科德菲尔德先生同意让埃伦为这一场合在脸上扑了点粉。扑粉是为了掩盖泪痕。可是不等婚礼结束扑上的粉就结块并显出沟纹了。仿佛埃伦那天晚上泪水未干就走进教堂，像是从雨里出来的，等行礼如仪后退出教堂又流泪了，又是眼泪汪汪，甚至还是原来的眼泪，还是原来的雨。她钻进马车，在其中（指雨）离开那个地方，朝萨德本百里地驶去。

“使她流泪的是那次婚礼：而不是因为嫁给萨德本。为这事而流泪，不管是怎么样的泪水，如果泪水仍未流干，还在后头呢。那次婚礼原本没想大办。也就是说，科德菲尔德先生似乎不想把它弄得规模很大。在两个男人里（当然啦，我不是说埃伦：事实上，你会注意到，大多数的离婚都发生在这样的女人的身上，她们的婚礼是由嘴里嚼着烟草的治安法官在农村法院里主持的，或是由半夜过后给叫醒的牧师主持的，这牧师的背带还露出在外衣后摆下，硬领来不及戴，还临时拉上个头发里夹着卷发纸的牧师太太或老姑娘姐妹来当证人。因此，相信这些女人发展到要求离婚并非因为感到不够完美，而是确实觉得受到挫折，被人出卖，这看法难道太过分吗？而且尽管有了子女以及其它一切活生生的证据，她们脑子里至今保留着的自己的形象仍然是，在通过仪式放弃她们今后不再拥有的东西的那一整套象征性的礼服华饰与环境中，自己在音乐声中在扭过来的人头之间朝前行进，这有什么不对呢？还有，既然对于她们，这确实、真正的放弃只能是（也已经是）一次如同为买火车票而兑开一张钞票那样的仪式）——在这两个男人中，正是萨德本渴求（或者说希望：这是有一天我从你爷爷无意中说出的话里听出来的，而他无疑是听萨德本自己同样无意中脱口说出的，因为萨德本竟然从未告诉过埃伦他的打算，这件事——他在最后一分钟竟拒绝支持她坚决要这样做的意愿这一点——正是导致她流泪的部分原因）举行盛大的婚礼，渴求教堂里宾客盈门，要采取所有的仪式。科德菲尔德先生显然仅仅是想利用一下，使用一下教堂，并不需要它的精神上的含义，就跟他可能或是会去使用别的具体或抽象的物件一样，对这些物件，他付出过相当多的时间。对这教堂，他作出过一定的牺牲，无疑还有自我否定，当然还付出过具体的劳动与金钱，他似乎要让这教堂来偿还欠他的精神债务，正如若是他认为与一架轧棉机有利害关系，对它负有责任，他也会让它给自己、给他的家庭成员，血亲也好姻亲也好，所种的每一株棉花轧去棉籽的——如此而已，没有别的更多意义。他这样做，也许是因为有那同样乏味、不懈的俭省作风，这作风使他得以养活老母和妹子，娶妻育儿，就靠十年前用一辆大车就把全部生财运来的那家小店的进项；要不也许就是出于某种与生俱来的敏感和分寸感（顺便说一句，他妹妹和那个女儿可并不具有这种素质）这种感觉使他对未来的女婿有一个看法并且在两个月前出了力把此人从监狱里弄出来。不过并不是因为对女婿在镇上仍然不正常的地位不够放心。不管他们两人在那件事之前曾是什么关系，也不管他们未来的关系会是怎样，倘若科德菲尔德先生当时相信萨德本确实犯有任何罪行，他就不会出一点点力来保萨德本出狱的。他倒也不见得会格外使劲让萨德本出不了狱，但是毫无疑问，在萨德本乡邻们的眼里，科德菲尔德先生在萨德本的保释单上签字，就是萨德本能得到的最好不过的道德消毒了——这样的事倘若是为了拯救自己的良好声誉科德菲尔德是不会去做的，即便这逮捕是他本人和萨德本一次商业合作的直接后果也罢——这笔买卖在达到他良心认可的临界点时他退出了，让萨德本去捞取全部的利润，甚至还不让萨德本赔偿他因退出而遭受的损失，尽管他竟允许女儿去嫁给他良心上并不赞同其行为的这个人。他这是第二回做这一类的事。

“他们结婚时，在所邀请的一百位来宾中进教堂参加婚礼的，包括主人在内，总共才十人；虽然当他们走出教堂时（那是在夜晚：萨德本带来了他手下的六名野黑人，让他们打着点燃的松明候在门外），那剩下的九十人都在那儿，那是些半大小子、小青年和来自镇郊车马大店的汉子——牲口贩子、投宿的旅客加上没人邀请的一些人。这就是让埃伦流泪的另外一半原因了。正是那位姑姑劝说或哄骗科德菲尔德先生同意大操大办的。萨德本本人没有表态。不过他是想要这么办的。的确，罗沙小姐判断得再准确不过了：他确实要的是在他的执照、许可证上有那洁白无瑕的妻子与无可指摘的丈人的两个名字，而不是什么来历不明的老婆和来历不明的孩子。是的，许可证，还盖着金色的公章系着红色的绸带呢，如果那样做是可行的话。不过并非为了他自己。她（罗沙小姐）会说金印和红绸带是追求虚荣。要这么说，构想并盖成那幢房子也是追求虚荣了，而且还是在一个陌生的地方，除了赤手空拳外几乎一无所有，何况还会受到进一步的干扰，大凡社会各界对他们不能理解的任何事物总会一味反对，只要有机会和可能总会插上一杠子的。再就是骄傲：她对你承认他很勇敢；没准她甚至也会承认他是骄傲的：就是这种骄傲使他感到需要有这样一幢房子，这股傲气不愿接受稍差一些的东西，使他一往直前，不惜任何代价来得到它，然后住进去，独自一人，整整三年睡地铺，直到有能力按应有的规格把房屋装修摆设起来——而那张结婚证书正成为一件重要的摆设。她说得一点儿不错。他想望的不仅仅是一个遮风挡雨的处所，不仅仅是来历不明的老婆和几个小把戏，正如他要的不仅仅是凑凑合合的一次婚礼。可是他从未向埃伦透露，也没有告诉过任何人；事实上，等到女人家闹起来时，在埃伦和那姑姑想把他拉到自己一边以说服科德菲尔德先生举办一次盛大婚礼时，他却拒绝支持她们。他无疑比科德菲尔德更清楚地记得，两个月以前他给关进过监狱；他记得过去五年里曾容纳过他的公众舆论，虽则他在它肚子里从来不是安安生生躺着的，这公众舆论来了一次大翻脸，把他吐了出来，这原是人之常情，很激烈，也无法解释。公民中至少有两位原该在那张咬他的愤怒的大嘴中起到两颗利齿的作用，相反却当了不让大嘴闭上不让它咬人的支撑，但这一件事也未能对他起任何积极作用。

“埃伦和姑姑也记得这事儿。至少姑姑是记得的。既然生为女人，她无疑成为杰弗生的那个女界联合会的一员，和全体妇女一起，在五年前镇上人见到他的第二天，就一致同意永远不原谅他，因为他来历不明，并一直坚守这个立场。由于这门婚事如今已成定局，说不定她就把它看作是独一无二的机会，好把他重新推进那终于努力拒绝他的公众舆论的咽喉，这不仅对将要做他妻子的侄女儿的前途有利，而且可以证明她哥哥保他出狱是正确的，而自己显然认可、同意这场婚姻的立场是有道理的，而实际的情况是她当初没能阻止得了——其原因就像罗沙小姐告诉你的那样，是为了那幢大宅，以及他不仅早就意在必得而且眼看就要弄到手的地位和经济状况，这一点在爷们悟过来之前女人家早就一清二楚了。也说不定是女人家并没有那么多的心眼，只不过在她们看来，再差的婚礼也比不举行婚礼强，而嫁给恶棍的隆重婚礼也比嫁给圣徒的简陋婚礼强。

“于是那位姑姑甚至利用起埃伦的眼泪来了；而萨德本呢，也许因为很清楚即将发生什么事，随着时间逐渐临近变得越来越严肃了。倒不是忧虑：仅仅是很警觉，从他当初告别所熟悉的一切——一张张脸以及种种习俗——的那一天起，一定就是这样的（他当时才十四岁，这是他跟你爷爷说的。也就是亨利在厩房那晚的年纪，这件事罗沙小姐跟你也提到了，亨利可还是不大受得了），他告别后出发，进入一个他当时一无所知的世界，因为即便在理论上，凭一个普通的十四岁男孩通常掌握的地理知识，对这个世界只能是一无所知的，而且脑子里已经有了一个固定目标，那是绝大多数男人总要年届三十或要更大些，血液开始流得慢些了才会树立的，而且那时也只因为这前景代表着平静的心境和懒散的生活，或者至少是虚荣心能得到满足，而不是要靠一个儿子来洗雪过去身受的侮辱，这儿子的种至今未下，而且好多年也不会下呢。就是这份警惕性他白天黑夜都得保持着，不能变换或抛弃，就像他至少有一段时期身上那套衣服无疑是必须一直穿着连睡觉也不能脱下一样，而且是在异国他乡处在陌生人群之中，连语言他都得学起来，就因为这个原因他必然在那里犯下那个错误，要是他默认了倒也根本算不了一回事，可是既然他拒绝接受，或者不想让它妨碍自己的前程，这就成为他的劫数了；——那通夜不寐的警觉性，它必定知道只能允许自己犯一次错误；那股机警劲儿，它在发生的事件与可能出现的结果之间，在环境与人性之间，在他自己容易出错的判断力、凡俗的躯体与不单是人的而且还是自然的力量之间作权衡和掂量，抉择着和摒弃着，跟自己的梦想与野心妥协，就像你骑着一匹马穿越荒野跨过树木时必须和那匹坐骑互谅互让一样，而你所以能控制这马儿，完全是靠着你的这种能力：不让这畜生知道你其实并不能控制它，实际上它是较强的一方。

“他的地位如今颇为古怪。他成了孤家寡人。埃伦倒不是。她不仅有姑姑支持她，而且事实上女人家是从来不承认也不会声称自己感到孤独的，只有在遇到莫测高深、无法克服的情况时，她们才会被迫放弃一切希望，不去追求她们此时此刻正巧想望得到的华而不实的东西。科德菲尔德先生也并不孤立。他不仅有公众舆论而且有自己无意大操大办的想法来支持自己的立场，那是顺理成章、理直气壮的，就像埃伦有她姑姑撑腰又有自己愿意大办的想法支持自己，也是顺理成章、理直气壮的一样。萨德本虽说比埃伦更加需要盛大的婚典，或者说为了一个比她的更为深层的理由，然而他的判断力预先警告他镇上会怎样看待这件事，他们的反应显然会比科德菲尔德先生的更强烈。因此，当埃伦用自己的眼泪不仅向父亲施加压力而且想说服萨德本把砝码加到天平的她这一边来时，他只有一个敌人——科德菲尔德先生。可是当他拒绝了她，当他保持中立时，他却有了三个，如果把姑姑也算上的话。接着（眼泪还是取得了胜利；埃伦和姑姑写好了一百份请柬——萨德本带了个野黑人来，让他挨着门亲手投递——甚至还发出一打更亲切的请柬让人家来参加彩排），等他们在婚礼前夕来到教堂举行彩排时，他们发现教堂本身空荡荡的，门外的阴影里却站着十来个来自镇子边缘的汉子（其中有两个是老伊凯摩塔勃手底下的契卡索人），于是眼泪又流了下来。埃伦行礼如仪，完成了彩排，可是事后姑姑带她回家时她几乎快歇斯底里发作了，虽然第二天又变成仅仅是断断续续的音量不大的啜泣了。甚至还有某种关于推迟婚礼的说法。我不清楚是从谁嘴里传出去的，也许是从萨德本那里吧。可是我知道是谁否决的。看来那位姑姑如今铁了心，不再光是坚决要强迫全镇人接受萨德本，而且要接受这场婚礼本身。她第二天用了整天的时间挨家拜访，手里捏着客人的名单，穿着便服，披块肩巾，有个科德菲尔德家的黑奴（两个都是女的）跟着她，也许是为了保护她，也许光是被这女士受了侮辱默默发作的雌威像片叶子似的吸住了一起走的吧；是啊，姑姑来到我们家，其实你爷爷除了打算参加婚礼外根本没有过别的想法：而这位姑姑对父亲显然是拿得准的，因为父亲为萨德本出狱助过一臂之力嘛，只是到了这个份儿上她兴许再不敢想当然了；所以她也上我们家来了。父亲和你奶奶当时刚结婚，我母亲在杰弗生人生地不熟，我不知道她当时怎么想的，只是她从来不愿谈发生过什么事：关于这个她从未见过面的疯女人，一阵风似地闯进家来，不是来邀请她去参加婚礼，而是说谅她不敢去，说完又一阵风那样冲出去。母亲一开头甚至都弄不清她指的是什么婚礼，等父亲回到家，他发现母亲也歇斯底里发作了，甚至在二十年之后母亲仍然闹不清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在她看来这里面没什么可笑的地方。父亲常拿这件事逗她，可是即便在那一天的二十年之后，当他逗她的时候，我看见她开始举起她的手（也许一只手指上还套着枚顶针呢）仿佛要保护自己，脸上还流露出埃伦姑姑离去时必定出现在她脸上的那种表情。

“那天上午这姑姑跑遍了整个镇子。倒没让她用去多少时间，但是一家都没漏；到天黑时分，事态的详细情况不但已传出镇子而且还深入到镇子底层，一直渗透到马车行和车马大店，这儿才是真会到场的客人的据点，等传到这儿便已经不光是通知而是全面的威胁与挑衅了。埃伦自然跟姑姑本人一样对此一无所知，否则她就会相信将要发生的事了，即使她具有特殊的洞察力，真能在事情发生前就预见到这演变。这不是说她姑姑会自以为不会受到这样的羞辱，她就是无法相信自己那天的意图和行为除了在当时不但丢尽科德菲尔德家的脸面并且失去女性的全部尊严之外还会带来别的什么结果。我寻思萨德本原可以告诉她，可是他肯定知道那姑姑是不会相信他的。也许他连试都没试：他仅仅做了他唯一能做的事，那就是捎话去萨德本百里地再叫六七个黑人来，这是他可以依靠的人，也是仅有能依靠的人，发给他们点上的松明，叫他们等马车来到新人一行从车子里出来时在门口举在手里。眼泪是到了这儿才不流的，因为此时教堂前的街上已排满了大大小小的马车，虽然只有萨德本也许还有科德菲尔德先生注意到这些车子并没有赶到教堂门口出空乘客，却相反地停在对面街上，里面依然坐着人，而此刻教堂门前的人行道简直成了一个舞台，由黑人们高举在头顶上的冒着烟的火把照明，火把的光摇曳闪烁，照在两排人的脸上，新人一行要进教堂必得从这些脸中间穿过。这时还没有口哨声和嘲笑声；很显然，不管是埃伦还是姑姑都没察觉有任何不对头的地方。

“因为一时之间埃伦甚至都止住了啜泣和泪水，脱离那个状态，进入教堂。教堂里还是空荡荡的，只有你爷爷你奶奶，也许还有六七个别的人，他们也许是出于对科德菲尔德家的忠诚才来的，也许是要亲临现场免得漏掉任何细节，而由等在外面马车里的人作代表的全镇人，似乎都和萨德本一样，料到会有热闹可看的。等仪式开始并结束之后，教堂里仍然是空荡荡的。因为埃伦也多少有点儿自尊心，或者至少有那种虚荣心，它有时能起到骄傲与坚韧的作用；再说，还什么事都没发生呢。外面的人群仍是静悄悄的，也许是出于对教堂的敬重，出于盎格鲁-撒克逊人对杀人的棍棒、石块神秘地全盘接受的那种天赋与热情。她好像是步出了教堂，没有得到任何警告就进入这个局面的。也许她仍然在不愿让教堂里的人见到她啜泣的那种骄傲心态中行动着。她是一头扎进去的，也许急于进入马车这庇护所，到了车里就可以哭了；也许她感到的头一个暗示是那一声呼喊：‘瞧着点儿！先别打这个女的！’接下去是一样东西——土块、脏物，反正是这类东西——从她身边飞过，说不定变动的是那光线本身，因为她转过身子时看见黑人里的一个正举起火把要往前扑向人群，扑向那些脸，此时萨德本向他说了句话，用的是即使时至今日县里好多人仍然不知道正是一种文明人的语言。这是她所见到的，而路对面停着的马车里的其他人所见到的则是——新娘缩进他手臂的保护圈里，他把她拉到自己身后，就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即使又有一样东西（他们扔的都是不会真伤着人的：仅仅是土块、菜帮、烂土豆之类）给扔过来把他帽子打飞。又飞来一块把他胸口打个正着——他站在那里一动不动，脸上的表情几乎像是微笑，他的牙齿透过胡子露了出来，在用那一个词儿管住了他那些狂野的黑人（人群中必定有人有手枪；有刀子是肯定的：而那黑人要是扑出去的话连十秒钟也活不了的）这时候在婚礼参加者周围，那一圈张大了嘴、眼睛里映着火把的光的脸庞，仿佛在这燃烧着的松明的冒着烟的亮光中前进、踟蹰、躲闪并消失。他退到马车跟前，用身子护卫住两位女士，发出另一个词儿命令黑人们跟着。可是人们再没扔任何东西。显然这是那种开初的感情迸发，虽然他们是带了武器来而且扔的东西是有心作了准备的。事实上，这事件仿佛就是两个月前那一天治安委员会成员们尾随他来到科德菲尔德先生家院门口达到顶点的那整个事情的一部分。因为组成乌合之众的那些人，那些商贩、赶牲口的和赶大车的，都回去了，像老鼠一样重新消失在他们为了这个场合才走出来的那个地区里；散开了，上乡野各处去了——那些脸埃伦甚至都不会记得，在沿着一条条没有名字的路上二十、五十以及一百英里以外的别的旅店里见到过，就那么一夜，或是吃上一顿也许仅仅是喝上一杯，接着又从那里再次出发；还有那些坐着大小马车来观赏一次罗马假日的，他们后来驱车上萨德本百里地去拜访并且（那些男人）又捕猎他地里的猎物，吃他的食物，有时还在夜晚聚拢在他的厩房里，那时他会让手下的两个野黑人相斗，就像人们让公鸡格斗那样，而说不定他还会亲自上场呢。那件事就像被风吹散了，虽然并未从记忆中消失。他没有忘记那个夜晚，即使埃伦，我琢磨，已经忘记了，因为她用眼泪把它从自己的记忆中冲洗掉了。是的，她此刻又泪下如雨了；的确，结婚那晚是下雨来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