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前（在密西西比州，一九二七年五月密西西比河发洪水的时候）有两个罪犯。一个大约二十五岁，身高体瘦，肚子扁平，晒得黑乎乎的面膛，一头印第安人式的黑发，一双暗淡瓷土色的眼里含着怨恨的目光——他恨的不是那些使他犯罪未遂的人，甚至不是送他到这儿的律师和法官，而是那些作家，把不存在的姓名署在故事和平装本小说上——什么戴芒德·狄克、杰西·詹姆斯以及诸如此类的作家，他相信是他们导致他落到了目前的困境；若论他们采取的手段，赚钱的方式，把传闻写得逼真可信、有凭有据的做法，也是出于愚昧无知，上当受骗（但尤其如此，罪恶更加深重，因为书里面未做任何郑重声明。而这类传闻接受得也更快，大家以为不言自明，都信以为真，也不要求、问及或指望提供证明，他更是一伸手，拿出一角或一角五分买来就读），这些书零售分销出去，真要照书上写的去干，却是行不通的；而在这个犯人的情形，则无异于唆使他去犯罪。他犁着地（密西西比州的罪犯劳教所没有四面高筑的围墙，这是一处棉花种植园，犯人在警卫和享受优待的模范犯人的步枪和猎枪监督下干活），会时不时地喝住牲口把着犁头，陷入愤愤不平而又无能为力的沉思，琢磨自己怎么乱七八糟地就跟法院和法律只打了一次交道，直到心里毫无意义的咕咕哝哝终于有了个眉目（他自己曾向同一个糊涂法庭寻求公道，见了法官却被驳了回来）：利用邮件进行欺骗——他觉得自己是受了第三类邮件制度的欺骗，骗走的不是他本不特别在乎的愚而又蠢的钱财，而是自由权利、荣誉和自豪感。

他以抢劫火车未遂罪被判十五年徒刑（来到这里的时候刚过十九岁生日不久）。他曾事先制订计划，逐字逐句地比照书本上的（虚假的）权威说法：用了两年的时间搜集那类平装书，读了又读，谙熟能诵；把每个故事的每种方法与另外的故事和方法加以比较，仔细掂量，逐一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渐渐形成一个他认为可行的计划；但仍然从容不迫，十分耐心，一旦有了更新的小册子在预定出版的日期问世，他从不拒绝做最后一分钟的细微改变，就像一位精细的服装师制作一件入宫觐见时穿的礼服，一旦有更新的服饰告谕颁布，便会做出精巧的修改。可是，真到了那天，他一进入有保险箱和黄金的特种货运车厢就被逮捕了，甚至没机会到其他车厢去收集手表、戒指、胸针和暗带钱包的皮带。他没有打伤任何人，因为从他身上搜出的手枪虽然上了子弹，却不是那种能开火伤人的枪。后来，他向地区检察官供认：他这支枪，他那盏里边燃着一支蜡烛的装有遮光罩的提灯，以及用来蒙面的黑手帕，都是他在松树山向邻居销售《侦探报》时弄到手的。因此，现在他不时还带着愤懑而又无能为力的神情陷入沉思（现在有充分的空闲了），因为有些事他在审判时未能表明，也不知道该如何表达。他要获得的不是钱，不是财物，更不是粗俗的掠夺品；他要的只不过是一只镯子，可以像奥林匹克业余赛跑运动员的奖章那样骄傲地戴在胸前——一个象征物，一枚勋章，表明在当年风云变幻的世界上他曾经是自己领域里的顶尖人物。所以，当他在犁头后面踩着疏松厚实的黑土地的时候，当他用锄头铲除多余的棉苗和玉米苗的时候，或者晚饭后郁闷地躺在铺位上的时候，他会时不时地咒骂，一开骂就是一连串，词语尖刻却不重复，骂的不是把他发落到现在这个地方的活人，而是那些他还不知道是署了笔名的人，他甚至不知道他们根本不存在，只是些造假者所捏造的虚空影子的代号。

另一个犯人又矮又胖，几乎掉光了头发，皮肤却白白的，看起来好像是翻转朽圆木或厚木板后暴露在阳光下的什么东西。他也带着一副强烈而又无能为力的愤恨神情（但不像前一个犯人那样流露在目光里）。因此，既然没有表露出来，谁也不知道他怀有这份怨恨。于是，大家对他不甚了解，包括罚他来这儿的人。他怨恨的不是印刷文字，说来费解，而是他既是被迫却又是心甘情愿选择到了这儿。当初他面临在密西西比州犯人劳教农场与亚特兰大的联邦监狱之间做出选择，像一个没了头发、面色苍白的懒汉，他选择了户外和阳光；当然这只不过是他严密防范、孤独神秘的性格的又一种表现，仿佛是某种能辨认的东西，从不流动的浊水里冒出来一会儿，接着又沉下去。在劳改农场的所有犯人中间，谁也不知他犯的是什么罪，只知道他被判了一百九十九年徒刑——这完全不可思议的刑期或监管本身，就表明此事用心险恶，荒谬透顶；他之所以到这儿是因为判他的那些人，所谓的公正的主持者、公理的卫道士，在审判时都变成了盲目的信徒，不仅忽视了公正而且不顾人间的一切体面，都变成了盲目的工具，不仅没主持公道反倒极尽人间暴虐凌辱之能事；他们所干的，包括法官、律师和陪审团，是在演奏一曲野蛮的侵犯人身权利的大合唱，这自然就没有什么公正可言，甚至法律也形同虚设。也许唯有联邦检察官才知道他究竟犯了什么罪。这桩犯罪涉及一个女人，一辆从外面偷来的汽车，一个遭抢劫的加油站和一个被枪杀的加油站工人。当时，坐在车里的有两个人，另一个人，无疑是凶手，逃跑了，而剩下的却成了罪犯。谁要瞧上他一眼（两位检察官自然瞧过）都知道，他就是喝醉酒也壮不起胆子来向任何人开枪的。可是，他和那个女人被逮住了，连同那辆偷来的车。于是，两人脱不了干系，吵嚷抗议都没用，被人们抓扯着蓬头垢面地带到州检察院。两位铁面无情、阴险得意的检察官高坐在他前面（这时，暴跳吼叫的女人被两名警察押到了他背后的另一间候审室），让他自己做出选择：要么按曼恩法案，由联邦法院以汽车为罪证听审——选择去女人发怒的候审室，可以获得量刑较轻的机会；要么接受州法院以杀人罪做出判决，他可以直接从一道后门出去而不必去与那女人照面。他做出了选择，站在被告席上听候法官宣判（这位法官向下瞧了他一眼，仿佛真是检察官用脚指头掀翻一块朽木板把他暴露了出来），判他在州农场劳改一百九十九年。就这样（他也有了充分空闲；人们先教他犁地，他学不会，又派他到了铁匠车间，工头是一个监督同犯的模范犯人，却亲自出面要求把他调走。于是现在，他像个娘儿们似的缠一条长围裙，干起煮饭、扫地兼打扫几位副监狱长房间的活儿来了），他怀着愤懑和无可奈何的心情，不时陷入沉思；他不像前一个犯人那样表露出来，也不扶着扫帚杆儿冥想，所以谁也没瞧出他这份心思。

快到四月末的几天，第二个犯人开始干起为其他犯人朗读报纸的活儿来，那是在他们铐着脚镣、在武装警卫押解下从田地里回来，吃过晚饭聚集在简陋住屋的时候。读的是副监狱长们在早晨读过的孟菲斯报纸。他大声读给伙伴们听，这群人却对外部世界缺乏真正的兴趣，其中有些人自己是从来不读报的，甚至闹不清俄亥俄河谷和密西西比河谷在哪儿，有的人还压根儿没看见过密西西比河；不过，在过去的日子，从几天到十天、二十年、三十年（而要说未来，也许会是几个月到整个一辈子），他们曾在河堤本身的背阴下犁地、种庄稼、吃饭和睡觉，只从人们传闻中知道堤外有水，因为他们不时听见从堤外传来轮船的汽笛声，而大约从上个星期以来，还看见轮船烟囱和驾驶室沿着高过他们头顶六十英尺的高空移动。

然而，他们还都听着；过了不久，就连像高个儿犯人那样从没见过比饮马池里的水更多的人们，都明白在开罗或在孟菲斯的河水水位达到三十英尺是什么意思，而且能够（也确实在）随意地大肆谈论沙涌。也许，真正打动他们的是有关被征调去护堤的人们的报道，他们中间有黑人也有白人，两班倒地一批接一批去对抗不断升高的河水；还有那些人的故事，虽然全是黑人，也像他们自己一样被迫干活，除了粗菜淡饭，在泥土上搭帐篷睡觉外，没有任何报酬；从矮个子犯人朗读的声音里，出现各种不同的故事，许许多多画面：白人浑身溅上泥却总是扛着猎枪，黑人则背着沙袋像蚂蚁般一条线似的爬行在又陡又滑的护岸堤坡上，徒劳无益地把沙袋扔进面前的洪流，然后又回头去扛更多的沙袋。也许，还不只这些。也许他们眼看灾难逼近，抱着惊愕、怀疑和希望，如同阿亨诺巴尔巴斯庭院的奴隶们——仆人、伺浴者、糕点厨师，以及狮、熊和大象——在远远眺望罗马城熊熊燃起的烈火。他们就这样听人念报纸，不觉便到了五月，副监狱长们留给的报纸上开始出现两英寸高的大标题字样——这些粗黑又不连贯的墨色笔画，似乎不识字的人也能认识：午夜洪峰抵达孟菲斯，白河河谷四千人无家可归，州长出动国民警卫队，下列各县区宣布戒严，胡佛部长乘红十字列车离开华盛顿；然后，过了三个夜晚（一直是整日整夜地下雨——不是四五月间强烈的雷阵雨，而是十一二月刮北风前灰蒙蒙下个不停的小雨。白天人们都不到田地里，新闻差不多要晚二十四小时才到，间接听来的乐观消息老像是在驳斥自己）：洪峰已过孟菲斯，两万两千灾民安抵维克斯堡，陆军工程兵称大堤可护。

“我看，那就是说今晚大堤要崩了。”一个犯人说。

“是呀，也许这场雨要等到大水奔流到这儿才会停的。”又一个犯人说。大伙儿都同意这个说法，因为他们的意思，也就是他们没说出口的真实想法是：如果天气真要晴了，即使大堤崩溃洪水淹到了农场，他们仍然得去田地里干活，这是不能不去的。这说法一点不难理解，要问理由他们说不明白，可大家都心领神会。他们耕种的田地，生产出来的东西，既不属于耕种的人也不属于用枪口逼着他们干活的人；无论就犯人或是就警卫来讲，他们种进地里的东西无异于小石子，他们间除掉的幼苗好比是纸扎的棉苗和玉米苗。就是这么回事。他们突发狂野的希望，白天闲着无事干，傍晚听大标题新闻，夜里在铁皮屋顶的雨声里不安地睡觉。突然，一天半夜里电灯泡全亮了，警卫的叫喊声惊醒了他们；听得见外面等待的卡车，马达已在呼呼地发动。

“离开这儿！”副监狱长喊叫道。他已经全身穿戴好了——橡胶皮鞋、油布雨衣和猎枪。“一小时前，大堤在芒德的码头决口了。赶紧起床离开这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