敲门声又响起了，拘谨而又紧急；医生正在下楼梯，手电筒的光线照在身前，照在带褐黄斑迹的楼梯井，照到榫槽接合式木屋带褐黄斑迹的下层小厅。这是海滩边的一处小屋子，算是有两层，夜里用油灯照明——或许只有一盏油灯，是他的妻子在晚餐后提上楼来的。医生此刻穿的不是睡袍而是衬衫式睡衣，同样，他抽烟袋而不抽雪茄，尽管他没学会用烟袋，也知道这辈子不会喜欢上烟袋；而雪茄呢，他只偶尔抽抽，那是星期天他的病人送给他的；一周抽三支雪茄，他想他自己是有能力购买的。他拥有这一处小屋，旁边还有一间，并在四英里开外的村庄里另有一幢住宅，那儿使用电灯，墙壁是粉刷过的。他今年四十八岁了，不穿睡袍不抽雪茄，因为他父亲在他十六岁、十八岁和二十岁时都告诉过他（而且他也相信），睡袍和雪茄是少爷小姐享用的。

这时已过午夜，才过不久。他能判断得出来，尽管门窗紧闭，隔断了风，尝不着、闻不到、感觉不出海风的气味；因为他是在这儿出生的——不是在海边的这间屋子，而是在镇上的那幢住宅，他这辈子一直居住在那儿，包括在新奥尔良上州立大学医学院的四年和当实习医生的两年（在他还年轻的时候，就已经长得很壮实，一双大手却如女人一般柔和，他完全不该选择当医生；在大都市待了六年左右，却还带着乡下人闭塞的惊异目光看他的同学和同事：那些瘦削的年轻人穿着粗布工作服大摇大摆地走来走去——在他看来——他们那一张张毫无表情的见习护士的脸庞显得粗鲁傲慢，仿佛荣获了鲜花奖章似的），他对这样的日子感到厌倦，于是毕业的时候，尽管成绩在班上不高也不低，属于中等偏下，他还是回到了家乡，就在同一年与父亲为他挑选的媳妇结了婚；四年之内，成了父亲建造的房屋的主人，继承了父亲开创的行业，原封不动，不增不减；婚后十年，没有小孩，他和妻子整个夏天都住在这处海滩小屋，兼管旁边的小屋——他出租给夏天来的旅游者或者渔民，甚至租给来海滩野餐聚会的人。他们从未度过蜜月，在举行婚礼的当天晚上，他同妻子去了一趟新奥尔良，在那儿的旅馆房间住了两天。如今已结婚二十三年了，一直睡在同一张床上，还是没有子女。

即使隔绝了海风，他仍然能判断大致是什么时候，就凭那一罐子已变味的秋葵汤，那一大土罐汤就摆在隔着薄板的厨房那边的冷炉灶上——这一大罐子汤是他妻子当天早上熬的，熬来分送一些给他们的邻居和旁边小屋的房客：四天前租房的一对男女，大概不知道送秋葵汤来的人不仅是邻居还是房东呢；女的一头黑发，一双神情异样、冷峻无情的黄色眼睛，镶嵌在颧骨高突、面皮紧绷、下巴厚实的脸上（医生先是称之为阴郁，后又称之为恐惧）；她年轻，终日坐在一张新的却很廉价的海滩椅上观望海水，穿一件旧汗衫，一条褪色的牛仔裤，一双帆布鞋；她不在阅读，不在做任何事，只是一动不动地坐在那儿。无须借助那紧绷的皮肤，那冷漠而又内敛的目光，医生（或者说这个有博士学位的医生）只消一看就明白，那全然不动的神情里既无痛苦也无恐惧，里面仿佛有一个生命在倾听，甚至在谛视某个下垂的器官，譬如说心脏，不住地在隐隐流血；那男人也很年轻，穿一条脏兮兮的卡其布便裤，一件无袖运动内衫，连帽子也没戴，而在这个地区连小伙子也相信炎炎夏日会晒坏人的；他总是光着脚在海滩上沿着潮水边行走，回头拾上一捆漂木柴，用皮带扎着。他从坐在海滩椅上一动不动的女人身旁走过，她没有任何反应，连头也没扭动一下，甚至眼也不抬一下。

可是，医生暗暗在想，她关注的不是心脏。从第一天他透过隔开两处小屋的夹竹桃丛中看见她——他并非有意窥视——他就明白了这点。然而恰恰是，问题并非如此，这一假设本身正包含了秘密和答案。他似乎已经看清了真相——那真相的若隐若现的形影；他与真相之间仿佛只隔着一层薄纱，就像他与那女人之间只隔一道夹竹桃枝叶。他并没有窥视，没有探听，也许只是心里在想：我会有足够时间去弄明白她在倾听的器官是什么，他俩预付了两个星期的租金（也许那时候，这个医学博士就知道，只需几天而不是几周时间就会弄明白），心想，要是她需要帮助，算她幸运——他这个房东就是医生；他这时才突然想到，既然他俩多半不知道他是房东，也许就更不知道他是医生。

当初，房地产代理人打电话说有人租房，曾对他说过：“她穿的是便裤，我的意思是说，不是女人穿的那种宽松便裤，而是男人的裤子。就是说，恰好在男人都合适的地方，对她可是太小了点儿；而真要有哪个女人穿上它的话，除非是自个儿愿意。我猜，马莎小姐是不会太喜欢这个的。”

“只要他们按时付租金，她不会介意的。”医生说。

“一点儿不用怕，”代理人说，“我一定会让他们按时付的，我干这行够久的了。我说，‘租金得预付。’他说：‘行，行。多少？’好像他是范德比尔特什么的，穿条肮脏的打鱼裤，外衣下面只套件汗衫；掏出一沓钞票，十块一张的，一共就那么两张，我顺手抽出另一张找还他。我说：‘当然，你要是照现在屋内有的家具租去，这是很便宜的。’他说：‘行，行，多少？’我相信我能多收一点的，因为你说过家具的事儿；他要的就只是四壁挡风，然后有扇门可以关上。她一直待在出租车里不露面，坐在那儿，等着，穿着那条应该大的部位却偏偏太小的便裤。”电话里的声音停止了，医生的头脑里却还悬留着嗡嗡的声响，一种不出声而偷着乐的更响的变音。于是，他几乎厉声说道：“是吗？他们想不想多要家具？屋里除开一张床外什么都没有，床上的垫子也不——”

“不，不，他们不想多要了。我告诉过他，屋里只有一张床和一个炉子，他们随身带来一把椅子——那种能折叠起来捆在出租车上的帆布椅。他们就这样安顿了下来。”那悬留不散的无声的笑又回荡在医生的脑海里。

“喂，”医生说，“怎么啦？你这是怎么回事？”尽管不用对方明说，他似乎已经知道对方要说什么：“我猜，除了那条裤子，还有让马莎小姐更受不了的呢。我不认为他俩是结了婚的。啊，他可说是结了；我想他不会是在瞎说她，也绝不至于是在骗自己。问题是，他俩没有结婚，她没嫁给他，因为我能嗅出结了婚的男人。指给我看一个在莫比尔或新奥尔良大街上我从未见过的女人，我同样能够嗅出她是不是——”

他俩当天下午就住进了那小屋，那陋室，只有一张床，床的弹簧和垫子都挺差劲；那炉子只配了一口煎锅，煎了几十年的鱼，锅底都增厚了；煮咖啡的壶，与之不相匹配的几只铁汤匙，几把刀叉，几只杯盘，以及原本装着果酱果冻之类一同买回的两三件饮料容器；还有那把新帆布椅，女人成天坐在上面注视棕榈树的扇叶胡乱晃动，叶子拍击着发光的海面发出干涩的声响；还有男人从海边拾回并搬进厨房的漂木柴。两天前的早晨，巡回海滩的牛奶车在那儿停留过；医生的妻子看见那男人拿着一条面包，提着一个臃肿的纸袋，从海滩那头一家小杂货店回来，店主葡萄牙人原先是打鱼为生的。他妻子还把见到他在厨房台阶上清洗（或者试图清洗）一摊子鱼的情形告诉医生；她讲述起来语气确凿，带着挖苦和怨恨——这女人虽不显腰身却也并未发胖，没有一处胖得过敦实的医生；大约十年前她就开始变化，浑身上下变得灰不溜丢的，好像头发和肤色都一块儿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包括眼睛的颜色，随同她显然有意选择与之相配的居家衣服的颜色。她大声说道：“他把那地方弄得一团糟。厨房外面又脏又腥，炉灶上也是一个样儿！”

“说不定她会做饭。”医生温和地说。

“在哪儿，怎么做？坐在外面院子里做？他什么时候把炉子和炊具搬到她眼前了？”可这不是她怨恨的所在，虽然她没有明说出来。她没有说过“他俩没结婚”，但这一点医生夫妇都心照不宣。他们都明白，他俩之间谁要一旦挑明，他会把这一对房客撵出去的。不过，他们谁都拒绝说这话，这不仅是因为他要是赶走他们就得退还租金，不退对不住良心；他想得更多的是，他俩就那么二十元钱，而且那还是三天以前的数目，而且她可能害了什么病。医生是生在乡村受过洗礼的基督徒，这时，做医生的他战胜了那个受过洗礼的他；有某种东西（也许对医生来说也是如此）战胜了也在乡间受过洗礼的她，因为也许还有种什么东西比在乡间受过洗礼的她更有发言权。这天清晨，她穿件棉布睡衣，像是裹上了一块兜尸布，全然没了形体，灰色的头发用卷发纸扎住，她从窗口叫醒医生，指给他看那男人迎着日出从海滩扛回一捆用皮带束起的漂木柴。医生中午回家时，她已经熬好偌大一锅秋葵汤，足够十来个人喝的；她带着倔强的撒马利亚式妇女乐善好施的劲儿熬好了这锅汤，一本正经，愤懑而又心甘情愿，这样做仿佛令她感到高兴，她只管熬，不管会剩多少，剩下的吃不完会一直放在炉子上，一天天来一天天去，一次次冷了又一次次热，不知什么时候才能把它喝光；而他们出生在海边，天天望见大海，根本不喜欢喝这玩意儿；他们偏好的是金枪鱼、鲑鱼以及买回来的罐装沙丁鱼，那是经过远在三千英里外的油脂厂用油加工制作的。

他亲自送了一钵汤去——矮小胖墩的身上穿件不太新的亚麻衫，有些邋遢，钵上罩着一块（还不曾洗烫过的有褶皱的新）亚麻巾，有些笨拙地端着钵子侧身穿过夹竹桃树丛，那副热心肠的别扭劲儿，让人觉得他在顽强地执行基督的使命，虽然说不上出于至诚或怜悯，总算是一片责任心。他放下钵（她没有从椅子上起身，连动也不动一下，只暗暗地瞄了一眼），仿佛钵里盛的是硝酸甘油；医生胖胖的未修过面的脸上只是傻乎乎地亮了一下，但这张面具般的面孔后面藏着一双有医生经验的眼睛，什么也别想逃过，他不露声色却全看在眼里：女人不仅面孔瘦削而且十分憔悴。他想，是病了。有两分，也许是三分。但不是心脏，于是清醒过来，更加明白，发现那双漠然凶狠的眼睛正盯着他，充满了无限的深仇大恨，就他回忆所及，这似乎是他从未领教过的。这目光完全不是针对任何个人，就像一个人心里高兴时会带着愉悦随意地望一根杆子或一棵树。他（医生）不是在自我解嘲，那仇恨的确不是指向他的。他想，那是指向整个人类的。也许不，不是。等等，别急——遮掩的薄幔就要开启，推论的轮齿就要咬合——不是整个人类，只是男人，男性。可是，为了啥？为什么？他的妻子也许注意到了她有戴过结婚戒指的暗淡迹印，可他，一个医生，却看清了更多：她生过孩子，他想，一个吧，无论如何。我可以拿我的学位担保。如果科弗尔（房产代理人）没说错，那男人不是她的丈夫——而他应该——应该能够说得准，嗅得出，像他声称的那样；他显然是干租海滩小屋这一行的；同样的原因、类似的压力或干代理人的需要，也会驱使城里某些人装修房间来提供给诡秘的人和报假名字的人……就算是她对男人憎恨到了极点以至抛弃丈夫和孩子，也不至于不仅来到另一个男人身边还显然在一起受穷受苦，而且她自己病了，病得不轻。或者为了另一个男人甘愿受苦，把丈夫和孩子抛弃，而后就——就会……他仿佛能够感到，听见——轮齿在吱咯吱咯地响，响得更快了；他感到需要加快速度，快到能够持续推进；有一种预感：轮齿最后咯噔一声，领会的铃声响了，他却没有完全接近能看见和听见的程度：是呀，是呀，男人作为一族究竟干了什么冒犯了她，使她对我表露出那种目光，这之前她从未见过我，这以后也会不屑再顾；在同样的深仇大恨的目光下，那男人得扛上一捆柴从海滩走过她身边，用那柴火去煮她吃的饭。

她甚至无意从他手里接过那钵汤。“这是秋葵粥，不是汤，”他说，“是我妻子熬的。她——我们……”她瞧见他俯立着，肥胖的身上穿件打皱的亚麻薄衫，手里小心地端着钵子，她仍然一动不动。他压根儿没听见她男人的动静，直到她朝他说话的时候。

“谢谢，”她说了一声，“哈里，把钵子端进屋去。”这时，她甚至不再瞧医生，只是说道：“谢谢你妻子。”

当他在一束摇晃的亮光后面走下楼梯时，心里还想着他的两位房客；他往充满秋葵粥馊味的下厅走去，向门口走去，向敲门声走去。并不是出于什么不祥的预感或征兆，他才料到敲门的会是那个名叫哈里的人，只是因为四天以来他别的任何事情都不曾想过。这位傲慢的穿件旧式睡衣的中年人，此刻成了美国喜剧中的一大支撑人物，刚从不育妻子的乏味床头爬起来，就又想起了（也许刚才还梦见）那陌生女人眼里射出的没有目标却十分深沉、令人困惑的憎恨目光。他又一次感到就要参透，只隔着那么一层薄幔，正在突破薄幔琢磨，仿佛摸着了却又并未触到，几乎看清了却又并未明白真相，于是他无意识地突然在楼梯上停住脚步，脚踏一双过时的用边沿布线织成的拖鞋，疾速地想着：是呀，是呀，整个男同胞，男性，确实干了什么冒犯她的事；要不，是她相信就是这么回事。

敲门声再次响起，仿佛敲门人觉察到他停步了，要么从门底下看见手电筒光不闪了；又一次敲门，带着陌生人深夜求助的既怯生又坚持的意味。医生再次举步，不是去回应重新响起的敲门声；他没有任何预感，只是再次响起的敲门声巧合了他四天来老是不断陷入的困惑和琢磨，那像是抓住了答案却又并未抓住的困境；仿佛是本能在推动他举步，他的身体自身能够移动，不是心智在指挥而是相信身体的前移会带动他更靠近那薄幔，在他就要被拉开并揭示那神圣独在的几乎就要触及的真理之时。因此，他开门时没有任何预感，向外张望之际，手电光照在了敲门人身上，来人正是名叫哈里的那个男人。他站在黑暗里，站在风里，看不见的棕榈复叶在那风中互相碰撞，发出强烈的干沙声响。像医生通常见到他时的情形，上身穿的是件没袖的汗衫，下身是条帆布裤子，嘟哝了一声客套的致意，说出此刻的需求，要借用一下电话；而医生站在那儿，穿的睡衣垂到松弛的腿肚处，望着来访者，欣喜若狂地在想：现在我就要发现真相了。“呃，”他说，“你用不着电话，我就是医生。”

“哦，”对方说，“你马上来一趟好吗？”

“好，让我穿好衣裤。是什么毛病？我才知道该带什么。”

对方犹豫了一会儿，医生对此很熟悉，早见过这种表情，相信自己明白其中缘由：这是人类固有的不可更改的本能，试图对他们花钱请的具有专门技能和知识的医生或律师掩盖部分真相。“她在出血，”他说，“你的收费是——”

可是，医生没注意听这个，却在自言自语：噢，是的。我以前怎么没……是肺部，当然。我怎么没想到这点？

“好，”他答道，“你在这儿等一下吧？或许进屋来？我只消去一会儿。”

“我就在这儿等。”对方说。可是，医生同样没听清。他已开始往楼梯上跑，快步走进卧室，妻子在床头用胳膊支起身，看着他费力地穿上裤子，他的身影被床边矮桌上油灯的光线投上墙壁，显得怪模怪样的；她的影子也很古怪，像蛇发女妖一般，一头灰发用卷发纸紧紧地卷束着，突现在灰色的面孔和高领的睡衣上方，全都灰成了一片；仿佛她周身的衣裳都得分享她那不可改变、不可征服的德行所具有的庄重的铁灰色彩，而这色彩，医生往后才会明白，几乎无所不在。“是的，”他说，“在出血。也许是大吐血，肺部，我怎么压根儿没——”

“更有可能，是他用刀砍了她，或者向她开了枪，”他妻子平静而又冷酷地说，“不过依我那次从近处看见的她的神情，应当说用刀动枪来伤人的更可能是她。”

“胡说，”他应了一声，一边套上裤子的背带，“胡说八道。”接着，他不是在同她说话：“嗯，笨蛋，偏偏把她领到了这个地方来。到海边，到密西西比河口的海岸——你要我把油灯熄掉吗？”

“行。你要是等到付了费才回来，多半会挨在那儿很长时间的。”他吹熄了油灯，照着手电重又走下楼梯。他的黑色皮包就放在厅堂桌上他的帽子旁边。那个名叫哈里的人仍然站在前门口外面。

“你最好现在就收下这个。”他说。

“什么？”医生说，停住脚步往下瞧，手电光照在那人伸手递过来的一张钞票上。就算他没别的开销，现在也顶多只剩十五块钱了，他心想。“不，待会儿，”他说，“我们最好赶紧去。”他跟随跳跃的手电光束，急匆匆地往前跑去，另一个则大步跟上。两人横过医生略有些遮盖的院子，穿过分界的夹竹桃树篱，走进毫无阻挡、恣意劲吹的海风中；海风在看不见的棕榈树丛里嗖嗖地吹拂，在另一边没人照管的院子里的那些倔强的盐草之间嘶嘶作响。现在，他能看见另一处屋内亮着微弱的灯光。“在流血，是吗？”他问。天空阴暗，从看不见的海边，看不见的棕榈树丛间，不住地刮来无形的强劲的海风，呼呼的声响里混合着周边小岛外面的海涛声，以及海岬和长在孤岩边护土里的松树任风蹂躏的呼啸声。“大出血吗？”

“什么？”另一个说，“大出血？”

“不是？”医生说，“那她只是咳出一点儿血，对不对？只是在咳嗽时吐一点儿血，对吧？”

“吐血？”另一个说。是语调而不是词语，不是说给医生听而是令人啼笑皆非，他好像听了这话却没法笑出来。停下脚步的不是医生——他仍在小跑似的走着，两条常坐的短腿随着跳动的手电光，朝那等待的微弱灯光迈去——而是他心里那个受过洗礼的乡下人似乎停步不前了；这时，他（不是医生）与其说是惊愕不如说是绝望地在想：我得老是像只小鸡关在天真的鸡栏里生活吗？那层薄幔正在开启，就要拉开，现在他却不想瞧见那背后是什么；他知道为了心里永远获得平静，他不敢正视；他知道现在已经为时太晚，他再无别的办法了；他听见自己的声音在问一个自己不想问的问题，而且听见一个不想听到的答案；他小心翼翼地说出声来：“你说她在出血。什么地方出血？”

“女人什么地方出血？”另一个以尖锐恼怒的声音叫喊，接着又说，“我不是医生。我要是的话，你以为我会在你身上白花五块钱？”

医生也没有听见这话。“呃，”他说，“是的，我明白了。是的。”说完，便打住了。他没意识到自己止步了，因为在黑暗中风仍不停地吹过他身旁。他想：办这种事儿，我的年纪不对。假如我才二十五岁，我会说，谢谢上帝，我不是他，因为我知道今天恰好是我有运气，而要是明天或明年轮上的就可以是我，所以大可不必羡慕他。假如我是六十五岁，我会说，谢谢上帝，我不是他，因为那时我知道自己已经不行了，羡慕他也没用，因为他能证实自己具有肉体的爱、激情和生命的活力。可是，我现在四十八岁，我不认为该由我来处理这事儿。“等等，”他说，“等一下。”另一个也停步了，两人面对着面，几乎笔直地站在黑暗里，空气中充满棕榈枝叶猛烈摇曳发出的干沙响声。

“我主动提出付你钱，”另一个说，“五块钱不够吗？要是不够，请你给我提供一个能为这事儿来一趟的人的名字。可以用用你的电话吗？”

“等一等。”医生说。他想，科弗尔说得原来没错。你没有结婚，只是你干吗得告诉我呢？当然，他没有这样说，他说的是：“你还没有……你没有……你是干什么的？”

另一个人的个子高大些，站在猛烈的风中俯视着医生，已经忍耐不住、克制到头了。那屋子，那一幢小屋，隐隐约约地立在黑暗的风中，微弱的光线映出的形状不是一扇门或者一扇窗，而是像一面淡淡的孤零零的旗帜，失去了光泽却俨然不动地竖在风中。“我是干什么的？”他说，“我想成为一位画家。这是你想知道的吗？”

“画家？可是，九年来这一带不再有建筑物，不再繁荣，没有任何发展。你是说，没有任何人请你来工作，签个合同什么的，你居然就来了？”

“我是画画的，”另一个说，“至少，我认为是如此——呃？我可不可以用用你的电话？”

“你是画画的，”医生说，口气里暗暗带着惊讶，而半小时之后，第二天第三天之后，会由惊讶变为愤慨、气愤或绝望。“好吧，她多半还在出血。走吧。”他们又往前走。医生首先进屋，进屋的一瞬间他就意识到，自己占先不是因为作为客人，甚至作为房东，而是他相信只要那女人在屋里，两人之中更有权利进屋的是他。进屋之后哈里立即关上门；现在，他俩不再遭风吹了，尽管黑暗里的风仍然强劲，却无法穿透门板。医生一进屋又闻到馊了的冷秋葵粥的气味，甚至知道放在哪儿，几乎能看见它还原封不动地摆在冷炉上（他想，他俩尝也没尝一口。但他们干吗要尝呢？有什么理由要尝呢？），因为他很清楚那厨房——破炉子、零落的几件碗碟、破旧的几把刀叉、几只汤匙和饮料杯子，都是些机器制作、花花绿绿包装、随卖随送的器皿。他对整个屋子都一清二楚，这屋子是他的财产，是他修建的——墙壁很薄（不像他住的屋，墙板是榫槽接合的，而只是相互搭接在一起，接口处经潮湿含盐的空气吹刷早已翘曲，就像破裤破袜会漏出内幕一样），多年租给人住后，会发出阴森森的呜呜咽咽；对此他（不是他妻子）佯作不见，只坚持认为来搞聚会的混杂人群要留宿的话，人数不能为偶，除非他们本是萍水相逢却正经地自称是一对对夫妻（正像眼下的这两位），而这他心里明白，知道他妻子也明白。正因为如此，他的气愤和愤慨，明天后天会变成绝望。他想，你干吗告诉我？别的人没有告诉我，没令我心烦，没带来你们所带的，尽管他们会带走什么我不知道。

他立即从敞开的门口看见微弱的油灯光。但即使没有灯光引导他也知道该是哪道门，门里面安放了一张床，可是这张床，他妻子说过，她是不会叫人去睡的，哪怕是黑佣人。他听得见身背后的另一个人，而且首次意识到这个名叫哈里的人一直打着赤脚，这时他正要越过医生先进屋去。医生想：自己必须停步了，他俩要论该谁先进去，他的权利份儿实在很小，他感到真是可笑极了，心想：瞧，在这种事情上我不懂礼节，因为我年轻时住在城里，显然要遇上这种事，不用说，我是害怕的，很害怕的。他止步不前还因为对方也没有动，彼此凝望的一瞬，在医生看来恰似他从未弄明白的所谓灵视；他俩同时停步的当儿，仿佛是在让最有权利气恼的却不在场的丈夫的幽灵——影子先进去。房里传出了响声才使他们动起来——一声瓶子碰着玻璃杯的声响。

“等一下。”名叫哈里的人说着，迅速进入房里。医生看见横在帆布椅上的那条该大的地方却偏偏很小的褪色牛仔裤。可是，他站在那儿没动，只听见男人的光脚迅速走过地板；接着是他的声音，紧张却不高亢，平静而又温和。医生突然明白，相信先前女人的脸上既无痛苦又无恐惧，是因为男人承担了这一切，就像他拾漂木柴火，（毫无疑问）还用柴火替她煮饭。“别，夏洛特，”他说，“你不可以，你不能。回到床上去。”

“我干吗不能？”女人的声音，“干吗我就不能？”这时，医生听见他俩在动手脚。“放开我，你这该死的大笨蛋。”（用的是“拉特”这个名词，医生相信自己是听清了的）“你答应过的，拉特。那就是我要求的一切，而且你是答应了的。听着，拉特——”医生能够听见，这时，声音变得狡诈、诡异，只有他俩才明白在讲什么了。“不是他，你明白。不是那该死的威尔伯恩。我背弃他就像我背弃你一样。这是另一个人干的。无论如何，你不能。我要以婊子身份申辩，就像她们从前以腹中有孕来辩护那样；说到底，谁弄得清楚一个婊子干的事，谁能凭她说的来定一个人的罪——”医生听得见两人的声音，两双光脚踏地的声音，像是在一同跳舞，时而激越时而款步。之后，舞步停息了，谈话的声音既不亲昵也不隐秘。哪有什么绝望情绪？医生想，哪有什么恐惧感？“天哪，我又疼得不行了，哈里！哈里！你答应过的。”

“我明白你的意思。不会有事的。回床上去吧。”

“给我喝一杯。”

“不行。我说过别再喝了。这会儿疼得厉害吗？”

“天哪，我不知道，说不清楚。给我喝，哈里。也许这会重新引发一次。”

“不，现在不可能，为时太晚了。而且，医生来了，他会重新引发的。我给你穿上衣服，他才好进来。”

“非要弄脏我那唯一的一件睡衣吗？”

“是的，我们买那件睡衣就是为这个。也许把它穿上就会又发作。好啦。”

“那又干吗请医生？干吗花五块钱？你这该死的大笨蛋——哟，哟，哟，不行啦，快。我又疼起来啦。给我止住。我疼呀，疼得不行。啊，这该死的该死——”她开始笑起来，干笑，声音不大，像是干呕，干咳。“又在痛，就是那样，像是掷骰子数点儿，七点——十一点。也许我要是这样一直数下去——”他（医生）能够听见他俩，两双光脚踝在地板上，然后是生锈的弹簧床发出吱嘎声响；女人还在笑，声音不高，也许脸上带着那种漠然而又愤怒的绝望神情，——这神情正是他在中午时分见到的，她瞟那盛秋葵汤的钵子一眼时流露出来的。他站在那儿，手中握着小黑包，用旧了磨损了却还能用的小黑包，一面看着那条褪色的牛仔裤，放在帆布椅上一堆横七竖八的衣物中间。他看见叫哈里的人出来了一下，从那堆衣物中挑出一件睡衣后消失了。医生望着那张椅子上的东西，他想，没错，就像漂木柴火。不一会儿，名叫哈里的人出现了，站在门口。

“现在你可以进来了。”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