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那男孩把经过告诉了她。她坐在轮椅上，身体微微前倾，透过窗户看着那妇人与男孩穿过花园，消失在房子的拐弯处。她依旧保持前倾的姿势，望着窗外的花园，听到两人走进屋内，穿过书房的门，登上了楼梯。她仍望向花园，视线落在了茂密的灌木丛上。她从卡罗莱纳带来的灌木幼苗当时不过火柴般大小。她和那个日后嫁给她曾侄孙并生下儿子的年轻妇人，就是在这座花园中相识的。那还是在1918年的时候，年轻的贝亚德和兄弟约翰仍在法国。约翰牺牲前，她在花园里打理花草，娜西萨每周都会从镇上到这儿来看望她两三次。“她和贝亚德早就定下婚约却从不告诉我，”老妇人思忖着，“就算有什么事她也很少会跟我提。”她心里想着，眼睛望着窗外的花园披上了一层暮光。她有整整五年没进过花园了。“任何事都很少说给我听。有时候我真闹不明白，她这么一个沉默寡言的人，到底是怎么攀上贝亚德这根高枝的。或许就是碰巧在恰当的时机出现了，就像她收到那封信一样。”那件事就发生在贝亚德回家前不久。一天，娜西萨到这儿待了两个钟头，临要走的时候把信拿了出来。信上没有署名，内容不堪入目，尽是些胡言乱语。她当时就劝娜西萨把这封信交给贝亚德的祖父，让他好好查一查写信的人到底是谁，非得好好惩罚一下。可娜西萨却不肯。“我把信烧了，就当没这回事。”娜西萨说道。“好吧，这是你自己的事，”老妇人说，“但这样的事决不能容忍。一位正派的女人绝不能被一个男人这样摆布，哪怕被信件骚扰也不行。正派的男人会信以为真的，会有所动作的。而且，如果你不做点什么的话，他还会故伎重演的。”“那到时候我会把信交给萨托里斯上校。”娜西萨说。她举目无亲，兄长也在法国。“难道您不明白吗？我不能让任何人知道竟然有人对我有这么龌龊的念头。”“我宁可让世人知道有人对我有这种龌龊的想法，然后因此被马鞭子狠狠地抽一顿，也不能叫他不受丝毫惩罚地这么继续下去。不过，这是你自个儿的事。”“我会把信烧了，就当没这回事。”娜西萨仍这么说。之后贝亚德回来了，没过多久娜西萨和他完婚，搬到这所房子居住。然后她有了身孕，孩子还没出生，贝亚德在一次空难中丧了命。接着他的祖父老贝亚德去世，孩子出生。两年过去了，老妇人才又想起向曾侄孙的媳妇询问，有没有再收到过那种信。娜西萨告诉她说没有。

于是从那以后，她们在这间大房子里过着安静的、没有男人的生活。她时不时会催促娜西萨再嫁，可后者总是淡淡地拒绝。就这样，两个女人和一个男孩一起度过了许多年，而老妇人坚持管那孩子叫他死去的舅舅的名字。一星期前的一个晚上，娜西萨有一位客人来吃晚饭。在得知来宾是个男人时，老妇人在轮椅上静静地坐了许久。“啊，”她暗自思索，“终于发生了。罢了，终究要发生的。她还年轻。要她孤零零地在这儿守着一个卧床不起的老太婆……唉，我不能非让她和我一样守活寡，我不指望她会那么做。她毕竟不是萨托里斯家的女人。她和他们没有血缘关系，和他们这些愚蠢自大的鬼魂没关系。”客人来了。她坐着轮椅被推到饭桌边上时，才看见他的模样。那男人秃顶，看上去年纪不大，长着一张机灵的脸，表链上拴着一把钥匙，上面刻着“φ、β、κ”等希腊字母，还有“哲学指导生活”字样。她不知道那把钥匙的含义，但立马就明白他是个犹太人。他和她说话时，她从气愤转为盛怒，好像发动攻击的蛇一般猛地朝椅背靠去，这一动作力量之大，足以将轮椅从桌边弹开。“娜西萨，”她说，“这北方佬来这儿做什么？”

三人就这么僵在亮着烛光的餐桌旁。后来，那男人打破了沉默：“夫人，如果连你们南方女人都和我们兵戎相见，北方佬早就死绝了。”

“你用不着对我说这些，年轻人。”她说，“你应该感谢上苍，和你的祖辈们打仗的只是南方的男人们。”接着她叫来伊松把她从桌边推走，连晚饭也没吃，甚至到了自己的房间里，她也不准别人开灯。娜西萨端上楼来的饭菜，她连碰也不碰。她坐在昏暗的窗前，直到陌生的客人离去。

三天后，娜西萨突然神神秘秘地跑到孟菲斯，在那儿待了两个晚上。自从孩子出世，她还从来没有扔下他一个人过夜。无论是在离家前还是回来后，她连一句解释也没有。眼下，老妇人刚刚注视着她和儿子穿过花园，身上的衣衫还是湿漉漉的，好像是在溪水里待过的。

那男孩把经过告诉了她。他走进她房里，已换好干净衣服，头发虽已梳理齐整，但仍然潮湿未干。他走进房间来到轮椅边上时，她沉默不语。“我们下到溪水里了，”他说，“不过没有游泳，只是坐在水里。她让我指给她看能潜水的深洞。不过我们没游泳，我猜她不会。我们只是穿着衣服坐在水里，一坐就是一个下午——她想这么做。”

“啊，”老妇人说，“嗯，那一定很有趣。她一会儿下楼来吗？”

“是啊。换好衣服就下来。”

“好吧……晚饭前你可以出去玩一会儿，如果你想的话。”

“我可以在这儿和您待在一起，如果您愿意的话。”

“不用了，你出去玩吧。萨蒂过来前我一个人待着没事的。”

“那好吧。”他离开了房间。

夕阳西下，窗前的光线也慢慢暗了下来。老妇人一头银发也渐渐暗淡，好似餐柜上静止不动的摆件。花纹稀疏的窗玻璃如梦如幻，万千意蕴，悠扬沉寂。她听到曾侄孙的媳妇下楼的声音，静静地坐在那儿，注视着房门，直到年轻妇人走进屋来。

她是一个三十多岁的女人，穿着白色衣衫，身材高大，周身泛着暮光，显出一种雕像般的英武风姿。“要为您开灯吗？”她问。

“不，现在还不需要。”老妇人说。她笔直地坐在轮椅里，一动不动，注视着年轻妇人从屋子的一头走到另一头，白色衣裙缓缓飘动，英气逼人，好似庙宇正面的女雕像柱变成了大活人。年轻妇人坐了下来。

“这是那些……”她说。

“等等，”老妇人打断她，“先别讲话。那茉莉花的香味，你闻到了吗？”

“是的，这是那些……”

“等一下。每天都是到了这个时候才传来花香。六月里，每天这个时候就开始飘香。到今年夏天，已经整整五十七个年头了。我把茉莉花种从卡罗莱纳带到这儿，就装在一个篮子里。我记得头一年的三月，我通宵不眠，在花根周围烧报纸保温。你闻到香味了吗？”

“是的。”

“如果是结婚的事，我已经说过了。五年前我就告诉过你，我不会责怪你的。一个年轻的女人，一个寡妇，即使你有孩子。但我告诉过你，只有孩子是不够的。我说过，不会因为你没有像我一样一辈子守寡而责怪你，这些我都说过的吧？”

“是的，但情况并没有那么糟。”

“没有吗？还能怎么糟？”老妇人坐得笔直，脑袋微微向后仰，瘦削的脸庞与暮光融为一体，庄重典雅。“我不会责怪你。我告诉过你的，你不需要为我考虑。我这辈子就这样了，我没什么要求，那些黑佣都能照料我，不需要为我操心，你听明白了吗？”年轻妇人没有回答，也是一动不动，颇为平静。暮色中，她们的声音似乎在两人之间变成了实物，好像既不是从口中，也不是从纹丝不动、渐渐模糊的脸上发出来的。“可到了那个时候，你得告诉我实情。”老妇人说。

“是关于那些来信的事。十三年前的信，您还记得吧？就在贝亚德从法国回来前，您当时甚至还不知道我们订婚了。我给您看过其中一封，您想把它交给萨托里斯上校，让他查查寄信的人是谁，我不肯那么做。您说正派的女人绝不允许自己收到匿名情书，无论她自己是有多么渴望。”

“是的。我说过宁愿让世人都知道一个女人收到了那样的信，也别让那个男人暗地里对她抱有龌龊的想法而不受惩罚。你对我说你把信烧了。”

“我撒了谎。我保留了那封信。然后我又收到了十封。我没有告诉您是因为您所说的关于正派女人的看法。”

“啊。”老妇人应了一声。

“是的，所有的信我都保留着。我自以为把信藏在了永远没人会找到的地方。”

“然后你又去读了那些信。你时不时就把那些信拿出来读一读。”

“我自以为我把信藏得很好。可您记得吗？贝亚德和我结婚后的一个晚上，有人闯进了我们在镇上的房子，就在同一个晚上，萨托里斯上校的银行记账员携款潜逃了。第二天早上，那些信也不翼而飞，于是我就知道了那些信是谁寄来的了。”

“是的。”老妇人说。她依然没有动，光影中渐渐暗淡的头部像是一件了无生气的银器。

“这么一来，那些信就落在别人手里了，就在世上的某个地方。有一阵子，我快急疯了。想到人们，尤其是男人们会读到这些信，不仅在信上读到我的名字，还会发现我一遍又一遍读信时留下的泪痕。我当时真要疯了。贝亚德和我度蜜月时我就觉得要发疯了，我甚至不能一心一意地想着我的丈夫。那感觉就好像我不得不同时和世界上所有男人上床一样。

“大约十二年前，我生下鲍里，我原以为自己可以放下了，习惯那些信件在别人手里的事实。我也许还想过，那些信已经不存在了，被毁掉了，我已经安全了。我时不时会想到那些信，但鲍里似乎挡在信和我之间，是他在保护着我。好像只要我留在这里，好好对待鲍里和您……可十二年过去了，一天下午，那个男人跑来看我——就是那个犹太人，那个来吃晚饭的男人。”

“啊，”老妇人说，“是有这么个人。”

“他是联邦调查局的探员。他们还在追捕那个偷银行的窃贼。那个探员得到了我的那些信，记账员那天晚上逃跑时，把信弄丢了，或随手扔了，是那个探员找到了它们。他追查这件案子十二年了，信一直在他手里。最后他来找我，想知道那个窃贼的下落。探员觉得既然他给我写那种信，我肯定知道些情况。您还记得他吧，您当时盯着他说，‘娜西萨，这北方佬是谁？’”

“是的，我记得。”

“那男人手里有我的信。我的信曾经在他手中整整十二年。他……”

“曾经在他手中？”老妇人问道，“曾经？”

“是的，我现在拿到那些信了。他没把信交给华盛顿，除了他没人读过那些信。”她停顿了一下，轻轻吸了口气，神情平静。“您还不明白是吗？他掌握着信里的所有信息，他不得不把那些信交给调查部门。我求他把信还给我，可他说必须把信上交。于是我问他能不能在孟菲斯见面后再作决定。他问为什么要在孟菲斯，我把原因告诉了他。我知道没法用钱把信从他手里买回来，这就是我去孟菲斯的原因。我十分尊重您和鲍里的感受，所以得到别的地方去。事情就是这样。无论他们的想法是对是错，男人都是一副德行，那些蠢货。”她轻声呼吸着。接着打了个大大的哈欠，彻底松了口气。然后她止住哈欠，再次看着面前一动不动、渐渐模糊的银灰色脑袋。“您还不明白吗？”她说，“我非这么做不可。那些信是我的。我必须拿回来。这是唯一的办法。即使付出再多我也在所不惜。现在我拿到了，我把信都烧了，再也没有人能读到它们了。那探员没法把这事抖出来，哪怕提到曾经有过那些信，他也会毁了他自己的，他甚至可能被关进监狱。现在那些信已经烧掉了。”

“是的，”老妇人说，“所以你回到家里，带着约翰尼出去，两个人一起坐在流淌的溪水中。像是在约旦河，是的，就像是密西西比州乡间草场后面的约旦河。”

“我必须把信拿回来。难道您不明白吗？”

“是的，”老妇人说，“是的。”她笔直地坐在轮椅上。“噢，我的主啊。我们这些可怜愚蠢的女人……约翰尼！”她的话音尖厉，不容置辩。

“怎么了？”年轻妇人问，“您需要什么东西吗？”

“不，”老妇人说，“把约翰尼叫来。我要我的帽子。”年轻妇人起身说：“我去拿。”

“不用，我要约翰尼替我拿。”

年轻妇人站在那里，低头看着她挺着背坐在轮椅上，头发好像一顶暗淡的银色王冠。她离开房间，老妇人仍旧纹丝不动。她坐在暮色之中，直到男孩走进房间，手里拿着一顶旧式黑色小圆帽。每当老妇人感到不安时，她就叫人把这顶帽子拿给她。她会把帽子戴在头顶正中，然后一个人坐在窗边。男孩把帽子交给她，他的母亲就在他身旁。黄昏已经完全降临，除了那头银发，老妇人完全被暮色吞噬。“现在需要为您开灯吗？”年轻妇人问。

“不用。”老妇人说，她把圆帽戴在头顶，“你们都去吃晚饭吧，让我休息一会儿。去吧，全都去吧。”她们听话离开，留她一人坐在那儿。只能从银发闪现的亮光中依稀分辨出轮椅中瘦削笔直的身形，身旁的窗户镶嵌着从卡罗莱纳带来的花纹稀疏的装饰玻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