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我们大家都在议论“看来她要服毒自杀了！”我们还说，如果能这样就最好不过了。我们第一次看见她和荷马·柏伦在一起的时候，我们都在说“她就要嫁给他了。”接着我们又说“她终究会说服他的。”荷马亲口说过他喜欢男人。众所周知，他在埃尔克斯俱乐部与更年轻的男人一起喝酒。他还说过他并不想结婚。后来，我们就在百叶窗的后面感叹了“可怜的艾米丽！”每个星期天的下午，他们俩乘坐在靓丽的马车上，艾米丽小姐高昂着脑袋，荷马·柏伦斜戴着帽子，嘴里叼着雪茄，手戴黄色手套，紧握着缰绳和马鞭。

那时候，一些女士们议论纷纷，认为这是小镇的耻辱，他们给年轻人树立了一个坏榜样。男人们却不想横加干涉，但是在女人们的压力下，浸礼会的牧师——艾米丽家的人隶属圣公会——被迫去找了她。那次见面到底发生了什么，牧师绝口不提，但是拒绝再去找她。第二个星期天，他们俩照样坐着马车招摇过市。次日，牧师的太太给艾米丽小姐在亚拉巴马州的亲戚写了封信。

她的两位亲戚又一次来到她家。我们静观着事态的发展。起初，什么事也没发生。接下来，我们确信他们俩打算结婚了。我们知道艾米丽小姐去过首饰店，订制了一套男人用的银首饰，每一件首饰上都刻有“荷”“柏”的字样。两天后，我们还知道了她买过一整套男人的衣服，包括睡衣。我们真的很高兴，说“他们俩就要结婚了！”我们很高兴，是因为与艾米丽小姐相比，那两位堂姐妹更带有格瑞尔森家族的遗风。

因此，当荷马·柏伦走了后，我们并没有感到惊讶——因为马路边的人行道早就完工了。我们略感失望的是，他们俩的关系并不是公开破裂的，但是我们相信他继续准备着艾米丽小姐的到来，或者给她一个机会撵走那两个堂姐妹。（当然，这是一次共谋。我们都是艾米丽小姐的盟友，都想帮助她除掉那两个堂姐妹。）富有成效的是，一周后她们俩就卷铺盖走人了。正如我们大家所期待的那样，荷马·柏伦不到三天就回到了小镇。一天傍晚，一位邻居看见黑奴打开厨房的门，让他进了老宅。

这是我们最后一次见到荷马·柏伦。有一段日子，我们还能见到艾米丽小姐呢。黑奴提着购物篮进进出出，但前门一直紧闭不开。偶尔，我们会看见她在窗前待上片刻，就像撒石灰的那个晚上人们所看见的那样。然而，几乎有整整六个月的时间，她都没有上过街。当时，我们知道这也是预料之中的事情。她作为女人的一生因为父亲而屡受挫折，她父亲那种性格的影响仿佛因为太过狠毒、太过暴躁而久久难以消失。

当我们再次看到艾米丽小姐的时候，她已经发胖，头发渐成灰白。随后的几年里，她的头发越来越灰白，直到完全变成了银灰色，此后才不再变色了。在她七十四岁去世的那天，头上仍然是充满活力的银灰色，犹如脑袋灵活的人的头发。

打那时起，她家的正门始终紧闭不开，这种状况维持了六七年的光景。直到她四十岁时，她才开始出门教授瓷画课程。

她在楼下的房间里开设了一间画室。萨多里斯上校那代人的女儿、孙女们被定期送到那儿。她们兴高采烈，如同星期天送她们去教堂做礼拜一样。她们还将二十五便士投入募捐的盘子中。与此同时，艾米丽小姐的税务已经被免除。

后来，更新的一代人成为小镇的骨干和灵魂。学画的学生们长大了，离开了画室，却不再让她们的孩子带着颜料、枯燥的画笔以及从贵妇人杂志上剪下来的图片去她那儿学画了。老宅的正门在送走最后一位学生后关上了，而且是永远地关上了。当小镇提供免费邮递服务时，唯独艾米丽小姐拒绝人们将铁质门牌与邮箱安在她家的大门上，而且她也根本听不进别人的劝说。

时光飞逝，岁月荏苒。我们眼看着黑奴的头发越来越白，背越来越驼，还依然提着购物的篮子进进出出。每年十二月，我们照例给她寄去税单，一周后保准被邮局退回，上写“无人领取”。偶尔我们会透过一楼的窗户看见她——她显然已经把楼上的房间封存了起来——如同神龛里的半截雕像。她的眼睛到底是在看着我们，还是没有看我们，我们一直分辨不清。就这样过了一代又一代，她是那么尊贵、安宁、怪异，让人捉摸不透，又无法回避。

现在她去世了。她在布满尘埃与阴影的老宅内一病不起，只有那个老黑奴服侍着。我们甚至都不知道她生病了。我们早就不从老黑奴那儿打听她的事情了。他从不主动和别人说话，可能也从不和她说话。他说话大声，嗓音粗粝，干巴滞涩，仿佛很长时间都没说过话了似的。

艾米丽小姐是在一楼的房间里过世的。她躺在笨重、挂着床帏的胡桃木床上，头发灰白的脑袋枕在黄色的枕头上，枕头因为常年不见阳光已霉迹斑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