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可以和丹尼尔·桑塔-克拉拉先生说话吗，特图利亚诺·马克西莫·阿丰索问接电话的女子；我猜您是几天前打过电话的那个人，我认识您的声音，她说；是的，我是；请问您怎么称呼；我想这不重要，您的丈夫并不认识我；您也不认识我的丈夫，可您知道他叫什么名字；那很自然，他是一名演员，因此也就是个公众人物；我们也是，或多或少我们都是公众人物，只是观影者的人数不同而已；我的名字叫马克西莫·阿丰索；请稍等。电话听筒被放到桌上，不一会儿将再次被拿起，一个同属于两个人的声音将重复道，仿佛一面镜子在另一面镜子里反照自身，我是安东尼奥·克拉罗，请问有什么事，我叫特图利亚诺·马克西莫·阿丰索，我是一位中学历史教师；您刚对我妻子说您名叫马克西莫·阿丰索；那是个简称，我的全名叫特图利亚诺·马克西莫·阿丰索；很好，您有什么事；您一定已经注意到了，我们俩的声音一模一样；是的；完全相同；听起来是这样；我在许多场合里证实了这一点；怎么可能呢；我曾看过您近几年来参演的影片，第一部是出古老的喜剧，名叫《捷足未必先登》，最后一部是《舞台女神》，我算了一下，总共应该看过了八到十部；我得说，我觉得十分荣幸，很难想象，这几年里我不得不参演的这些类型的影片，居然能够让一位历史教师发生如此的兴趣，不过，我也得说，我现在扮演的角色和从前已经很不相同了；我看这些影片是有原因的，而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才想私下跟你谈谈；为什么要私下里谈；我们俩不仅仅只是声音相似；您是什么意思；任何看见我们俩在一起的人都会赌咒发誓说我们俩是双生子；双生子；比双生子更甚，我们俩完全相同；相同，如何相同；相同，仅仅就是相同；我亲爱的先生，我并不认识您，我甚至不能保证您刚才说的就是您的真名，也不能保证您真是一位历史学者；我不是历史学者，我只是一位历史教师，至于名字，我从来没有过另外的名字，在教育行业我们不用假名，或好或坏，我们都与学生赤诚相见；这些事情无关紧要，我们的谈话到此结束吧，我还有事情要做；那么，您是不相信我了；我不相信不可能的事；您的右前臂上是否有两颗痣，一颗挨着另一颗，纵向排列；是的；我也有；这什么也证明不了；您右边的膝盖骨下是否有一块痂；是的；我也有；您是怎么知道这些的，既然我们从未见过；对我来说很容易，我在一场海滩场景里见到了您，我现在记不得是哪部电影了，里边有特写镜头；那么，我怎么能知道您有两颗同样的痣，以及一块同样的痂；这取决于您自己；巧合的不可能性是无限的；其可能性也是无限的，显然，那两颗痣是出生时就有，或者之后，随着时间的推移长出来的，但是痂却是一件事故对身体某个特殊部位产生的结果，我们两个人都遭遇了这场事故，而且，很可能是在同一个场合；即便我承认存在这种绝对的相似，请注意，我是把它当作假设而承认，我依然找不到任何我们相见的理由，也不知道您为什么要给我打电话；因为好奇，纯粹是为了好奇，并不是每天都能撞上两个一模一样的人；我一直不知道这件事，我也不觉得有何缺失；但是从现在起您知道了；我可以假装并不知道；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也会发生在您身上，您每照一次镜子，就会更不确信，您看到的究竟是您虚拟的面容，还是我真正的样子；我开始觉得我在和一个疯子讲话；请想想那块痂，如果我是疯子，更有可能的是我们俩都疯了；我要叫警察了；我怀疑警方会对这件事感兴趣，我不过是打了两通电话找演员丹尼尔·桑塔-克拉拉，对他我既没有威胁，也没有侮辱，更没有以任何方式伤害，我得问我犯了什么罪；您让我妻子和我感到很不舒服，那么，我们到此结束吧，我要挂电话了；您确信您不想见见我，您没有感到哪怕一丁点的好奇；我不感到好奇，也不想认识您；这是您最后的话；最初的也是最后的话；既然如此，我请求您的原谅，我并非心怀恶意；答应我别再打电话了；我答应您；我们有宁静生活的权利，有保护家庭隐私的权利；是这样；很高兴您同意这一点；对此，请允许我再说一句，我还有唯一一个疑问；什么疑问；如果我们是相同的，是否会在同一时间死去；每天都有人在同一时间死去，他们既不彼此相像，也不住在同一个城市；这些情况下发生的不过是巧合，最简单和无聊的巧合；这场谈话到此为止，我们没有什么可说的了，我希望您能够得体地遵守您的诺言；我答应您绝不再向您家里打电话，并且我会这样做的；很好，请允许我再次致歉；您已经被原谅了；晚安；晚安。特图利亚诺·马克西莫·阿丰索镇静的举止让人感到惊奇，当他最自然的、符合逻辑和人性的反应应该是——重重地放下电话听筒，猛烈地敲击桌子以宣泄他正当的愤怒，然后痛苦地大喊“这么多工作徒劳无功”！一个星期接一个星期地筹措计谋，发展策略，计算每一个步骤，思考前情后果，驾驭船帆以便利用最有利的和风，无论它们从何处吹来，而这一切的尽头却是谦卑地请求原谅，像在食品储藏室里被抓个正着的孩子一样，承诺再不会有第二次。然而，和所有合理的期待相反，特图利亚诺·马克西莫·阿丰索感到满足。首先，他感到在整个对话的过程中，他很好地控制了形势，他没有畏怯，而是在争论，应该说，像两个平等的人一样争论，甚至，有时候，轻盈地展开了攻势。其次，他认为事情就此止步是不可想象的，这个观点，毫无疑问十足主观，但却有许许多多行动的经验作支撑，这些行动，尽管有好奇心的力量立即将它们促动，在某些情况下却会延迟，以至于到了似乎永远被人忘却的程度。即便假设挑明这件事的直接后果对于丹尼尔·桑塔-克拉拉来说没有对特图利亚诺·马克西莫·阿丰索那样具有颠覆性，在这几天里，安东尼奥·克拉罗不可能不或直接、或隐蔽地，向着对比这张脸和那张脸，这块痂和那块痂迈出一步。事实上，我不知道该怎么做，在转述了来电者的说话以后，安东尼奥·克拉罗对他的妻子说，这家伙说得这样肯定，以至于我想知道他说的故事是否是真的；如果我是你，我会从这件事里抽身出来，每天一百次地告诉自己，世界上不可能有两个一模一样的人，直到把自己说服并且忘却这件事；你绝不会试图去联系他吗；我相信我不会；为什么；我不知道，也许是因为恐惧；显然，情况非同一般，但也不至于到恐惧的程度；上一回，当我发现跟我讲电话的不是你，差点晕了过去；我能理解，听他说话就和听我说话一样；我想到的是，不，这不是想到的，而是某种感觉，仿佛一阵惊悸紧紧将我攫住，让我觉得毛骨悚然，我感觉到，如果声音是一样的，其余的一切也该是一样的；并非一定如此，没有这样绝对的巧合；他却是这样说的；我们得证明这件事；我们怎么证明呢，把他叫到这里，你脱掉衣服，他也脱掉衣服，以便被指为法官的我，可以做出判决，或者根本无法做出判决，因为你们之间的相同是绝对的，而如果我从我们待在一起的屋子里走出去，须臾之后再返回，我将认不出你们谁是谁，如果你们俩中的一个离开了，从这里走出去，则留在这里和我在一起的是谁，你告诉我，是你还是他；你可以通过衣服来分辨我们；是的，假设你们没有互换衣服的话；放心，我只是说说而已，这一切都不会发生；可你试想一下，根据外表而不是根据内在来做决定；你要安静下来；而现在我自问，基于你们两人完全相像的事实，他突然掷出一句，你们将在同一时间死去，这是什么意思；他并没有断言，只是表达一个疑惑，一个猜想，仿佛问的是他自己；不管怎样，我不知道为什么破空而来这么一句，如果他没有别的意图；大概是为了让我印象深刻；这个男人是谁，他想从我们这里获得什么；我和你一样知道，他谁也不是，他什么也不要；他说自己是历史教师；应该是真的，他不会编造这个，至少在我看来他是个有文化的人，至于给我们打的电话，我相信，如果发现这相似的是我而不是他，我也会做同样的事；从今以后我们该怎么办呢，有这样一个幽灵般的存在在家里游荡，每当我看着你时，我都会觉得似乎在看着他；我们还处在震惊里，明天一切会变得简单，无数千奇百怪之一，又不是一只猫长了两颗头，一只小牛犊长了五只蹄，不过是一对分开生长的连体婴儿；刚才我说到了恐惧、惊慌，现在我发现感到的是另外的东西；什么东西；我不知道该如何解释，也许是种预感；好的预感，还是坏的；只是一种预感，如同一扇关着的门后边有另一扇关着的门；你在发抖；看起来是的。埃莱娜，我们尚且不知道这就是她的名字，心不在焉地还了丈夫一个拥抱，然后蜷缩到沙发的角落里，闭上了眼睛。安东尼奥·克拉罗想逗她开心，用一个玩笑激励她说，如果有一天我成了一线明星，这个特图利亚诺可以做我的替身，我可以让他去拍那些危险的、或者让人讨厌的场景，自己却待在家里，没有人能注意到这偷天换日。她睁开眼睛，面色惨淡地笑了笑说，一位历史教师做替身当然颇值得一看，区别在于那些电影里的替身只是在被召唤时才出现，而这一位已经侵犯了我们的家庭；别再想这个了，读一本书，看看电视，让自己开心起来；我不想读书，更不想看电视，我去睡了。一个多小时以后，当安东尼奥·克拉罗上床时，埃莱娜似乎已经睡着了。他假装相信她已经睡着，熄了灯，却知道自己也不可能立即入睡。他想起和入侵者之间令人不安的谈话，再度在他听到的话语里寻找隐秘的动机，直到那些词语，终究，和他一样精疲力竭，开始变得中性，丧失了它们的意义，仿佛已和这个沉默而绝望地反复念叨它们的人的精神世界断绝了联系，巧合的无限可能性，一模一样的人也会一起死去，他这样说过，还有，看向镜子的人虚拟的影像，从镜子里向外看的人真实的影像，接着是和妻子的谈话，她的那些预感，恐惧，夜晚渐渐深沉了，他自作主张地决定，这件事应该得到解决，并且尽快得到解决，无论好坏，无论将发生什么事，、我得去和他谈谈。这个决定欺骗了精神，瞒过了肉体的紧张，而睡眠，循着一条开阔的道路，轻轻地爬进身体，躺下安息。虽然所有神经都在反抗，埃莱娜努力装得一动不动，最后，她也终于因疲倦而睡着了。两个小时的时间里，她静静地睡在丈夫安东尼奥·克拉罗身边，仿佛从没有人离间他们，如果她没有陡然被自己的梦境惊醒，她多半可以继续这样睡到天亮。她睁开双眼，看着浸没在幽暗里的卧室，听着丈夫缓慢而持久的呼吸声，突然，她觉察到家里有另一种气息，有什么人闯了进来，有什么人在外边移动，也许在客厅，也许在厨房，也许此刻就在开往走廊的门背后，也许在任何地方，也许就在这里。她因恐惧而发抖，伸出手臂想要唤醒丈夫，但是理智在最后一刻阻止了她。没有人，她想，不可能有谁在外边，都是我的想象，有时候梦境会从梦见它们的头脑里溜出来，于是，我们把它们叫做错觉、幻想、预感、征兆、来自彼岸的警示，那个呼吸着在屋里转圈的人，那个刚才坐在我的沙发上的人，那个躲藏在窗帘背后的人，并不是那个男人，而是我脑海里的杜撰，这个直接向着我走来的人，用和我身边睡着的男人同样的双手触摸我，用同样的眼睛注视我，还将用同样的嘴唇亲吻我，还将用同样的声音对我说每天都在说的话，以及另一些，温柔的、亲密的话，关于精神、关于肉体，这只是一个杜撰，一个疯狂的杜撰，除此无他，一个从恐惧和焦虑里诞生的梦魇，而明天一切会变得正常，并不需要雄鸡歌唱来驱散噩梦，只需要闹钟响起，所有人都知道，在人们制造机器将自己唤醒的世界里，没有两个人是完全相同的。结论是荒唐的，它既冒犯了理智，也违背了对逻辑的基本尊重，但是对这个整晚游荡在晦涩思考的混沌疆域的女人来说，这思考由一直在变幻着形状和方向的浓雾的碎片组成，该结论看起来无法回答、无可辩驳。对这些古怪的论断，我们甚至应该心存感激，它们让我们在痛苦的夜晚重新获得了一些宁静，即便是幻觉的宁静，并且赐予我们钥匙，让我们最终能，畅通无阻，却满怀迟疑地，进入睡眠的大门。埃莱娜在闹钟响起来之前睁开了眼睛，她关掉闹钟以便不把丈夫惊醒，她仰面躺在床上，眼睛盯着天花板，让混乱的思绪一点一点变得清晰有序，向着一条最终会将它们结合为一个理性的、连贯的思索的道路前进，不再有无法解释的幽灵和太容易解释的幻觉。她不能相信，在所有或真或幻的怪兽里，竟然有一些可以吐火并且长着狮子的头颅、恐龙的尾巴和母山羊的身体，附体在失眠这个孱弱的魔鬼身上让她受罪；她不能相信自己受着——仿佛一种淫荡，而并非下流的欲望——另一个男人形象的折磨，这个男人，她不用脱去他的衣服就知道他的身体是什么模样，从头到脚趾，整个的他，因为在她的身边躺着一个完全一样的。她没有责怪自己，因为那些想法实际上并不属于她，它们是想象力的含混的果实，这想象力被暴戾和不同寻常的情感撼动，跳脱了固有的车辙，重要的是这一刻她清醒而警觉，又成为了她的思想和欲望的主人，而夜晚的幻觉，无论是关于肉体的，还是关于精神的，总是随着清晨最初的光明而消散，这些光明将重新整理这个世界，让它回到原初的轨道，并且再一次撰写万物的法典。已到了起床时间，她就职的旅游公司在城市那一头，每天早晨，在前往公司的途中她都在想，要是他们把她调到城中心的办公室就太妙了，而在这样的时刻，把该死的交通称作地狱一点也不过分，有人灵光一现想出了这个词儿，不知道是在什么时候，也不知道是在哪个国家。丈夫将继续再睡一到两个小时，他今天没有拍摄任务，而当前的工作，似乎已经接近尾声。埃莱娜轻手轻脚地滑下床，这悄无声息的技艺，对她来说虽自然而然，已经在十年的时间里日益完善，十年来她一直是位周到而忠诚的妻子。她在房间里无声地移动，从衣架上取下长袍披在身上，离开卧室走向走廊。这里就是夜晚的游客行走的地方，在进入房间、藏在窗帘背后之前，他曾靠近门缝呼吸，不，不用害怕，这不是埃莱娜的想象力的第二次邪恶的攻袭，而是她自己在嘲笑自己的欲望，如此琐屑、微不足道，就像此刻从起居室的窗户透进来的玫瑰色光线，昨晚她在起居室时，伤心得仿佛寓言里在大森林迷路的小姑娘。那里，是游客坐过的沙发，他坐在这里并非出于偶然，从所有他可以坐下来休息的地方里，如果他确实想休息，他选择了这一个，埃莱娜的沙发，仿佛为了和她一起分享它，又仿佛想要把它据为己有。不乏理由这样想，我们愈想要驱赶我们的想象，它们就愈会以寻找和攻击那些我们盔甲上有意或无意缺乏防护的地方为乐。有一天，这位急匆匆、需要赶时间的埃莱娜，会告诉我们为什么她也坐上了沙发，为什么在长长的一分钟内蜷缩在那里，为什么，虽然起床时如此坚定，现在却表现得仿佛被梦境再次拥入怀抱，甜美地安抚。同样，为了什么，在穿好衣服准备出发的时候，她打开电话簿，在一张纸上抄下了特图利亚诺·马克西莫·阿丰索的地址。她微微地打开卧室的门，丈夫似乎还在熟睡，但他的睡眠已逼近醒觉最后的门槛，因此，她可以走到床边，吻他的额头，并且说，我要走了，接着，她会收到他的亲吻，以及另一个人的嘴唇，天啊，这个女人一定是疯了，瞧她做的这些事，瞧她的脑袋里在想什么。你迟到了吗，安东尼奥·克拉罗揉着眼睛说；我还有两分钟，她回答，然后坐到了床沿上；对那个男人我们该怎么办呢；你想怎么办；昨天晚上入睡之前，我想我应该去和他谈谈，但现在我不知道这样做是否合适；要么我们向他打开门，要么我们向他关上门，我看没有别的解决办法，不管以何种方式，我们的生活已经改变，不会再回到从前了；这掌握在我们手中；但无论是我们，还是别的任何人，也不能阻止已经发生的一切停止发生，这个男人的出现，是一个我们既不能扑火也不能擦除的事实，即便我们不让他进来，即便我们对他关上门，他依然会在门的那一边等着，直到我们无法忍受为止；你看问题太过悲观，也许，终究，一次简单的会面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他证明给我看他和我是相同的，而我则对他说，是的，先生，您说得有理，但是自那以后，我们就永远再见了，拜托不要再来打扰我们；他将继续在门外头等着；我们不会给他开门；他已经进来了，他已经在你和我的脑海里了；我们终究会忘记的；也可能，但不一定。埃莱娜站起身来，看了看表说，我得走了，我已经迟到了，她往外走了两步，又问，你会打电话给他吗，你会安排见面吗；今天不会，丈夫用手肘微微支起身体，回答道，明天也不会，我会等待几天，也许保持冷淡和缄默并不是坏事，让这件事随着时间自行消逝；你知道该怎么做，再会。公寓的门打开又关上了，它们没有告诉我们特图利亚诺·马克西莫·阿丰索是否正坐在门外的楼梯上，等待着。安东尼奥·克拉罗再次在床上伸展四肢，如果，与妻子说的相反，生活真的没有改变，他将翻身到床的另一边，再睡一个小时，那些妒忌之人的断言似乎是真的，演员们需要很多睡眠，这是他们所过的不规律生活的结果，即便他像丹尼尔·桑塔-克拉拉一样很少晚上出门寻欢作乐。五分钟以后，安东尼奥·克拉罗就起床了，他并不习惯早起，但是，应该公正的说，当他的工作要求他这样做时，这个从各方面看起来无比慵懒的演员，会起得像清晨最早的云雀一样早。他从卧室的窗户窥看天空，不难预见这将是炎热的一天，然后走到厨房准备早餐。他思考着妻子说的话，他已经存在于我们的脑海里了，但她的性情就是这样，太决断，也不完全是决断，而是拥有一种言简意赅的才能，把话说得简洁，致密，清楚，用四个词就能表达别人用四十个词都无法表达的意思，四十个词甚至都不能表达意思的一半。他不能确信自己刚才提出的就是最好的建议，等待一段时间再采取进攻，或者两人单独、秘密地会面，而无需任何可能事后嚼舌根的证明人，或者打一通简单的电话，让对方瞠目结舌、无从分辨、亦摸不着头脑。但是，他更怀疑的是自己的雄辩的能力，是否能够一劳永逸地，消灭这位该死的特图利亚诺·马克西莫·阿丰索任何不切实际的幻想，这些幻想，无论在当下还是将来，会在居住在这个家里的两个人之间造成心理的和夫妻关系的有害动荡，这动荡他已隐秘地炫耀过或者公开地激起过，比如，昨天晚上，埃莱娜便胆敢宣称，每一次我看着你的时候都会像看着他一样。事实上，只有一位道德根基被严重损毁的女人才会往自己的丈夫脸上掷出这样一番话，而意识不到它们包含的通奸意味，的确，这意味天真透明，但也十足露骨逼人。因此，虽然我们这样说会遭到他确定无疑、愤怒的否认，安东尼奥·克拉罗的大脑里转着一个念头，仅仅出于不走极端的审慎，我们才不将这个念头说成是马基雅维利式的，至少在它尚未展示其最终后果之前，从可能性上看，该后果多半是不容乐观的。这个想法，此刻还不过是大脑里的草稿，或多或少意味着——不论在我们看来如何可耻——去检验是否可能从这绝对的相似、对称、吻合当中——倘若这一点得到证实——通过运用精明和狡黠，获取某种个人优势，即是说，安东尼奥·克拉罗或者丹尼尔·桑塔-克拉拉能否找到一种方法从这桩买卖里捞到好处，虽然这买卖此刻看起来完全有悖于他的利益。如果眼下，我们不能期待这个主意的发明者向我们揭示，在他模糊的想象中导向最终目的的途径，毫无疑问它们是曲折多变的，那么，也别指望我们，他人想法的区区转译者和行动的忠实复制者，能够预言这初露端倪的计划接下来的步骤。然而，可以从这计划的胚胎里排除的是，让特图利亚诺·马克西莫·阿丰索去做演员丹尼尔·桑塔-克拉拉的替身，我们都赞同这种行为缺乏对智慧应有的尊重，要求一位历史教师成为第七艺术的浅薄无聊的践行者。安东尼奥·克拉罗啜下了最后一小口咖啡，另一个主意越过他的神经键，即钻到小汽车里，去特图利亚诺·马克西莫·阿丰索居住的街道和公寓转转。人类的行为，虽然不再受控于天生的本能，却以如此令人惊骇的规律重复自身，以至于我们相信，无需夸张地说，承认这样一种假设是合法的，即一种新的本能正在缓慢但持久地形成，我们认为文化社会学是一个合适的词，这种文化社会学本能，基于重复的向性的变量，并且作为对相同刺激的应答，意味着在一个人身上产生的想法也会在另一个人身上产生。首先是特图利亚诺·马克西莫·阿丰索在戏剧化的装扮下来到这条街道，从头到脚身着深色服装，在一个明媚的夏季早晨，现在，安东尼奥·克拉罗也打算去对方的街道，全然无视裸着脸出现可能招致的接踵而来的麻烦，幸好，当他刮完脸，洗完澡并穿好衣服之后，灵感的手指轻轻碰了碰他的额头，他想起在衣橱的某一个抽屉，在一个空的雪茄盒里，作为职业生涯的感人纪念，存放着丹尼尔·桑塔-克拉拉五年前在喜剧《捷足未必先登》里扮演旅馆接待员时戴的假髭须。古老而智慧的谚语告诉我们，保存不需要的东西，总有一天会物尽其用。通过值得嘉许的电话簿，安东尼奥·克拉罗很快就能知道这位历史教师的住址，电话簿与原先放置的位置相比略有些倾斜，仿佛被一双紧张地翻阅过它的手急匆匆地整理过。他在口袋记事本里记下了地址和电话号码，虽然今天他并不准备打电话，如果某一天他要给特图利亚诺·马克西莫·阿丰索家里打电话，他希望能在他所在的任何地方做这件事，而无需依赖于他忘了收藏好、因此在必要时刻无处可寻的电话簿。他已经准备好出发了，脸上的假髭须，因为这些年来损失了黏性而不那么牢固，但也不用担心它会在关键时刻掉下来，路过那人的家以及粗略地一瞥只需要几秒钟时间。当他照着镜子黏贴髭须的时候，他想起五年以前，他不得不刮去天然的、装饰着鼻子和上唇之间的髭须，仅仅因为其轮廓和样式不符合电影导演的心意。现在，让我们准备好对付那位热心的读者——这位读者是那些天真但是无比机敏的男孩子们的直系后裔，在电影刚出现的年代，这些男孩子在座位上向着影片里的年轻人大叫，矿藏的地图藏在跌倒在他脚下的无耻而险恶的敌人帽子的饰带里——让我们准备好被他们警醒和谴责，仿佛一个不可原谅的失误，即在完全相同的情况下，角色特图利亚诺·马克西莫·阿丰索和角色安东尼奥·克拉罗的行为却大不相同，前者需要进到商业中心去佩戴和摘除他的假胡子和假髭须，与此同时，后者却准备在光天化日之下，戴着胡须随心所欲地出门，虽然这胡子确实属于他，却并不长在他的脸上。这位热心的读者忘记了在故事里被反复提及的一点，正如特图利亚诺·马克西莫·阿丰索是演员丹尼尔·桑塔-克拉拉的另一个自我一样，演员丹尼尔·桑塔-克拉拉也是，虽然在另一种意义上，安东尼奥·克拉罗的另一个自我。对于他如今戴着昨天尚且没有的髭须出门，同幢公寓或者同一条街上的邻居都不会感到奇怪，因为，即便发现了不同，他们也会说，他是为了拍电影才这样装扮的。坐在小汽车里，开着一扇车窗，安东尼奥·克拉罗翻看道路指南和地图，从中发现——我们已经知道——特图利亚诺·马克西莫·阿丰索居住的街道位于城市的另一端，接着，在和一位邻居亲切地相互道了上午好之后，他发动了汽车。到达目的地需要花费大约一个小时，他将挑衅命运似的，三次路过那幢公寓，每隔十分钟一次，仿佛在寻找停车位，幸运的巧合有可能让特图利亚诺·马克西莫·阿丰索走下楼来，但是，那些了解历史教师有怎样的任务需要完成的人们知道，此刻他正安静地坐在书桌前，勤奋地写作校长委托给他的那份申请书，仿佛他的未来取决于这场努力的成果。而可以肯定的却是，对此我们能够预言，特图利亚诺·马克西莫·阿丰索老师的一生中再也不会走进教室，无论是我们曾几次随他去过的那所学校的教室，还是任何别的教室。到时候你就会知道为什么。安东尼奥·克拉罗看到了能够看到的一切，一条微不足道的街道，一幢似曾相识的楼房，谁也想像不到，在右侧的第二层楼，在无辜的帘幔背后，有着一个本质上讲并不逊色于海德拉（Hydra）的九颗头颅或者类似奇迹的诡谲存在。特图利亚诺·马克西莫·阿丰索是否配得上一个超凡脱俗的形容词，仍旧是尚待阐明的问题，既然迄今为止我们都不知道这两个人里哪一个最先出生。如果特图利亚·马克西莫·阿丰索首先出生，则安东尼奥·克拉罗将拥有上述诡谲存在的令名，因为，由于他是后一个出生的，他的出现便是为了在这个世界上，和海德拉一样，肆纵地占有一个不属于他的位置，这也是赫拉克勒斯杀掉她的原因。如果安东尼奥·克拉罗在别的任何一个太阳系出生并成为电影演员，宇宙的至高无上的平衡就不会被侵扰，但是在此地，在同一个城市，对一个远在月亮上的观察者来说，在几乎耳鬓厮磨的地方，一切混乱和失序都是可能的，尤其是那些最坏的混乱和失序，尤其是那些最令人胆寒的。您大概认为，因为我们认识他的时间更长，我们已对特图利亚诺·马克西莫·阿丰索培养起某种特别的偏爱，但我们也得指出，从概率上讲，在特图利亚诺·马克西莫·阿丰索的头脑里盘桓的他第二个出生的无情可能性，和安东尼奥·克拉罗头脑里的一样多。因此，无论这个句法结构对敏感的眼睛和耳朵来说多么奇怪，应该说，将要发生的已经发生了，而所缺乏的只是写下它们。安东尼奥·克拉罗没有再次假装驶过街道，在驶过了四个拐角以后，他摘掉了丹尼尔·桑塔-克拉拉的髭须，他可不愿意让某个具有责任感的公民怀疑他的行为并且叫来警察，由于没有别的事情可做，他取道回家，在那里，他的下一部电影的剧本正等待着他的研究和注释。他将再次出门，在临近的餐馆用午餐，回家小憩一会儿，然后继续工作直到妻子下班。尚且不是主角，但他的名字已经出现在了届时会在城市的重要位置张贴的广告上，而且他几乎可以肯定，虽然戏份不多，影评人将会对他这次扮演的律师角色大加赞美。唯一的困难在于，他在电影和电视里曾经见到数不胜数的形态各异的律师，法庭上风格多样的公共或者私人诉讼者，从言语温柔的到刚烈好战的，还有各种段位的滔滔不绝的辩护律师，对他们来说，被委托人的无辜说服并非最重要的事。他想创造一种新的刻薄类型，这个人，他的每个词语和每个动作都能使法官震惊，而他反驳的锐利，他毫不留情的推理能力，他超人的智慧则让陪审团无比着迷。当然，这一切都没有写在剧本里，但导演也许会允许剧作家向这个方向发展，如果制片人为他说几句好话。他得仔细想想。在他对自己低语说他得仔细想想的同时，他的想法转移到了别的地方，转移到了历史教师，他居住的街道、那幢房子、那些悬挂着帘幔的窗户，从那里，他又回想起昨晚上的电话，与埃莱娜的谈话，以及那些或迟或早都需要做出的决定，如今还不确信是否能从这个情况里捞到一点好处，但是，正如先头所说的，他得仔细想想。妻子比寻常晚了一些时候到家，不，她没有去购物，一切怪交通，在这样的交通里你不知道会发生什么，这一点安东尼奥·克拉罗再清楚不过，他花了一个小时才到达特图利亚诺·马克西莫·阿丰索居住的街道，但这件事今天不宜提起，我确信她不会理解我为什么要做这件事。埃莱娜同样也会缄口不言，她也确信丈夫不会理解她已做的那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