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他长大了……从博恩到蒙多维的路上，雅克·科尔梅利乘坐的马车与竖着长枪慢慢行驶的吉普车交错而过……

“韦亚尔先生？”

“是的。”

男人站在他那个小农场的门里望着雅克·科尔梅利。这是一个矮壮的人，肩膀浑圆。他左手扶着打开的门扇，右手紧抓门框，因此，尽管房门大开，进屋的道路却并不畅通。他那花白稀疏的头发使他看起来颇像个罗马人，由此判断，他应该四十来岁。不过，他面容端庄，双目明亮，晒得黝黑，身体稍欠灵活，却既无赘肉也不显肚腩，身着土黄色长裤，皮编凉鞋及带口袋的蓝色衬衣，显得要年轻得多。他一动不动地听着雅克的解释。随后，一声“请进”，他让开了路。雅克走在小走廊里，走廊的墙壁刷得很白，里面只摆了一个棕色的箱子及一个顶端弯曲的木制伞架。这时，他听到农场主在他身后笑了起来。“总之，这是一次朝圣！坦白地说，来得正是时候。”“为什么？”雅克问道。“到饭厅去吧，”农场主说，“那儿是最凉快的房间。”饭厅的一半是阳台，除了一扇外，所有的软草帘子都放了下来。房间里除了一张桌子及式样现代的矮木橱柜外，还有几把藤椅和折叠式帆布躺椅。雅克回转身，发现他是独身一人。他向阳台走去，透过帘子的缝隙，他看到院子里种着淡紫花牡荆，牡荆间两辆鲜红色的拖拉机闪着光。稍远处，在午前十一点那尚可忍受的阳光下，是一排排葡萄藤。过了一会儿，农场主托着一个托盘进来了，托盘上有一瓶茴香酒、杯子和一瓶冰镇凉水。农场主举起装满乳状液体的杯子。

“如果您再迟些，您可能在这儿什么也见不到了。不管怎么说，没有一个法国人能向您提供情况了。”“是老医生告诉我说，您的农场就是我出生的地方。”“是的，它属于圣·阿波特尔垦区，不过，我父母是在战后买下它的。”雅克环视着周围。“您肯定不是生在这儿。我父母全部重建了。”“他们战前认识我父亲吗？”“我想不认识。他们原先住得离土耳其边境很近，后来他们想靠近文明的地方。索尔弗里诺，对他们来说，就是文明之地。”“他们没听说过原来的经营者？”“没有。既然您是这地方的人，您知道怎么回事。这里什么都留不住。人们总是推倒了，再重建。人们展望未来，遗忘过去。”“噢，”雅克说，“我徒然地打扰了您。”“不，”另一位说，“我们很高兴。”他对他微笑着。雅克喝光了他的酒。“您的父母留在边境那边了？”“没有。那是禁区，在战壕附近。可见您不知道我父亲。”他也喝光了杯中的酒，好像又来了情绪，大笑起来：“他是一个老移殖民，古式的，就是巴黎人辱骂的那种人，您知道的。的确，他一直很严厉。六十岁了，细高干瘦，就像一个不辞劳苦的清教徒。您看，族长式的。他让阿拉伯工人卖苦力，不过，公正地说，也让他的儿孙们干苦活。因此，当去年非得撤离时，真是一场混乱。这地区已住不得了，得抱着枪睡觉才行。当拉斯吉尔农场遭到攻击时，您记得吗？”“不。”雅克回答。“应该记得。父亲和两个儿子被割了喉咙，母亲和女儿被数度强奸，然后处死了……总之……省长非常不幸地对聚集的农民们说，得重新考虑〔殖民化〕问题，对待阿拉伯人的方式问题，并说，以往的那一页已翻过去了。”老人家让人明白，在他的家里，谁也不能发号施令。但从此，他就一直咬紧牙关。夜里，他有时会爬起来，走出屋门。我母亲透过百叶窗观察他，看到他在自己的土地上来回踱步。疏散的命令传来时，他什么也没说。他的葡萄已收获完毕，酒已入桶。他把酒桶都放开，然后走向咸水泉，以前，正是他亲手为其改了道，现在又让它重新流过他的土地，随后又装备了一台带深耕犁铧的拖拉机。整整三天，他光着脑袋，一言不发地握着方向盘，把整个农场土地上的葡萄藤都犁了出来。想想吧，干瘦的老人颤颤地坐在拖拉机上，当犁铧遇到一支特别粗的葡萄枝蔓时，就推动加速手柄，甚至不停下吃饭，我母亲给他送去面包、奶酪和西班牙红肠，他大口吞下，安宁地、像做其他事一样，扔掉一大块硬面包头，加速工作。从早到晚，不看远处的群山，也不瞅聚拢来的阿拉伯人，他们很快得到了消息，远远地看他干活，也同样一言不发。当一位年轻上尉得到通知赶来，并让他对此作出解释时，他对他说：“年轻人，既然我们在此所做的都是罪恶，那就应该铲除它。”做完这一切后，他回到农场，穿过浸满从酒桶中溢出的葡萄酒的院子，开始收拾行装。阿拉伯工人们在院子里等着他（还有一支巡逻队，是上尉派来的，也不知究竟为什么，由一位和气的中尉带着，等待着命令）。“老板，该做什么？”“如果我是你的话，”老人说道，“我就去科西嘉丛林。他们就要取胜了。法国没有男人了。”

农场主笑了：“嗯，够直率的吧！”

“他们和您住一起？”

“不，他们再也不想听人说起阿尔及利亚了。他目前在马赛，住在一套现代化套房里。妈妈写信说，他在房间里转来转去。”

“您呢？”

“噢，我嘛，我留下来了，并要坚持到底。不管发生什么，我都留在这儿。我把全家都送到阿尔及尔去了。我要在这儿咽气。在巴黎，人们理解不了。您不包括在内，您知道唯一能理解这一切的是什么人吗？”

“阿拉伯人。”

“完全正确。大家天生就挺融洽。像我们一样简单而粗野，但同是男人的血脉。还会有相互残杀，相互阉割及相互小小的折磨，然后，又重新共处。这地方就这样。再来点儿茴香酒？”

“淡一点儿。”雅克说。

随后，他们走出房门。雅克询问这地方是否还有可能认识他父母的人。韦亚尔认为除了为他接生，并在索尔弗里诺当地退休了的老医生外，没有他人了。圣·阿波特尔垦区已换了两次主人，许多阿拉伯人都死在两次大战中，许多其他人又诞生了。“这里的一切都在改变，”韦亚尔重复着，“变得太快，太快了，都已忘却了。”不过，也许唐扎尔老人……他是圣·阿波特尔垦区其中一个农场的守场人。1913年，他应该二十来岁。不管怎么说，雅克可以看看他的出生地。

远处的群山环绕着除北边外的整个地区，正午的酷暑使其犹如明亮薄雾中的巨大石块，轮廓朦胧，山间从前曾是沼泽地，现在是塞浦兹平原，一直延伸至北部海边，在酷热泛白的晴空照耀下，是大片齐整的葡萄园，发蓝的叶子，是经过硫酸铜杀菌处理的，已经黑紫的串串葡萄，田间时而可见一排排柏树或桉树丛，树荫下坐落着几幢房屋。他们沿农场小道而行，每踏一步都会扬起红红的尘土。他们眼前直至群山的大片园地颤颤悠悠，太阳正肆意猖獗。当他们来到梧桐树丛后的小房屋时，已是汗流浃背了。一只看不见的狗狂吠着迎接他们。

小房屋已相当破旧，桑木小门紧紧地关着。韦亚尔上前拍门。狗叫得更凶了。吠声好似来自房屋另一侧一个紧紧关闭的小院。“信任至关重要。”农场主说，“他们在那儿。但他们在等待。”

“唐扎尔，是韦亚尔。”他叫着。

“六个月前，有人来找他的女婿，人们想知道，他是否给科西嘉丛林提供供给。从此再无人提起他。一个月前，有人告诉唐扎尔，似乎他想逃跑，于是被打死了。”

“噢，”雅克问，“他是为科西嘉丛林提供供给吗？”

“也许是，也许不是。有什么办法呢？这是战争。不过，这就说明了，为什么在这好客的地方，门迟迟不开。”

正好此时，大门开了。唐扎尔，小个儿，〔〕发，头上戴一顶宽边草帽，身穿打了补丁的蓝色连衣裤，他对着韦亚尔微笑，瞅瞅雅克。“这是一个朋友。他出生在这儿。”“请进，”唐扎尔说，“喝点儿茶。”

唐扎尔什么也不记得。对，可能。他听一个叔叔说起过有一个经营者在这儿待了几个月，那是战后的事了。

“是战前。”雅克说。或是战前，也有可能。他那时似乎很年轻。他爸爸后来怎么样了？他死于战争。“Mektoub。”唐扎尔说，“不过战争不好。”“总有仗打。”韦亚尔说。人们很快便习惯了和平，人们以为这很正常。不，战争才是正常的发挥。“战争中的人都发了疯。”唐扎尔说着，走向一个女人，从她手中接过茶盘，她站在另一间屋里，转过了头。他们喝了滚烫的咖啡，道了谢，又重新走上葡萄园间烤人的小路。“我坐出租车回索尔弗里诺，”雅克说，“医生请我吃午饭。”“我不请自去，请等一等。我去拿点儿吃的。”后来，在返回阿尔及尔的飞机上，雅克尽力想将他收集到的情况整理出个头绪。说实在的，收集到的不多，而且没有一条与他父亲直接相关。黑夜奇怪地好似从大地上，以几乎可测的速度腾起，直至咬住飞机，飞机笔直、平稳地飞行着，好似一颗螺钉直接钻入浓浓的夜幕中。这昏暗使雅克更加不适，他觉得受到了飞机和黑暗的双层封锁，感到呼吸有点儿困难。他重见了户籍册及两个证人的名字，名字是地道的法国名，正如巴黎的路牌上常见的那种。老医生在向他叙述了他父亲的到来及他的出生后，又对他说，那两个出生证人是索尔弗里诺的商人，他们是首先到来者，并同意给他父亲帮忙，他们的姓名是巴黎郊区人中常见的，是的，不过有点儿奇特，因为索尔弗里诺是由法国1848年的革命党人建起来的。“是的，”韦亚尔说，“我的曾祖父母就是。正因为此，老父是一颗革命的种子。”他又明确地说明，最早的祖先中，他是圣德尼区的木匠，她是个洗衣女工。当时巴黎失业人口很多，引起了不满与骚动，于是，制宪会议投票通过拨款五千万法郎用以建立一个殖民地，许愿给每个人一处住房和二至十公顷土地。“您可以想象当时有多少应征者。有一千多人。所有的人都梦想得到许诺的土地。尤其是男人们。女人们对陌生之地有点儿恐惧。但他们！他们革命了一场可不想一无所获。这正如对圣诞老人的信任。对于他们来说，圣诞老人拥有一件阿拉伯呢斗篷。那么，他们得到了他们的圣诞礼物。他们于1849年出发，1854年建起了第一座房屋。在此期间……”

雅克此时呼吸顺畅了些。最初的黑夜经过滗析身后留下了潮水般的星辰，此刻已是满天繁星了。只是身下发动机的嗡嗡声还使他感到头晕。他试着想想那个售角豆树果和草料的老人，他认识他的父亲，模模糊糊有些印象，不停地重复说：“不爱说话，不爱说话。”但嗓音使他疯狂，使他陷入麻木状态，他徒劳地想要回忆，想象他的父亲，他消失在了身后这片无边无际仇视敌对的土地上，在这个村庄，这片平原默默无闻的历史中建家立业。在医生家他们谈到的一些细节与这些驳船的到来一齐涌入他的脑海，按医生说，正是这些驳船将巴黎的殖垦者们运到了索尔弗里诺。当时没有火车，噢，不对，不对，有的，但只通到里昂。于是，六艘驳船由拉纤马匹拖着，市府管乐队高奏《马赛曲》和《出征之歌》，神甫们在塞纳河岸上祈祷祝福，河岸上飘扬着旗子，上面绣着村庄的名字，此时，这些村庄并不存在，乘船者们正满心兴奋地要去建立。驳船已开始漂流，慢慢地掠过巴黎，航路流畅，将要消失，让上帝的祝福保佑你们的事业吧，即便是强者，巷战中的硬汉也闭紧双唇，心情沉重，他们那心悸的妻子们一切都依靠他们了。在底舱，得睡在草垫子上，耳边是丝般的声音，头上是肮脏的流水，女人们互相拉起床单脱换衣服。在这一切中，他父亲在哪儿？哪儿都不在。然而，这百年前晚秋运河上的拖船在落满枯叶的江河上漂流了一个月，在灰蒙蒙的天空下，岸边闪过光秃秃的榛树与柳树，在各城市受到官方铜管乐队的欢迎，又载上新的漂流者向陌生地进发。正是这一切使他对圣布里厄的年轻逝者有了更多的了解，远远胜出他去寻找的那些〔老人们的〕杂乱无章的记忆。此时，发动机改变了转速。下面那黑暗的大片土地，那些支离破碎、锋利刺人的夜之碎块便是卡比利亚，是这一地区最野蛮、血腥的地带，长久以来始终野蛮、血腥，一百年前，1848年的工人们就奔向那里，他们挤在军舰里，是“石岩号”，老医生说：“这是船的名字，您想象一下，‘石岩号’驶向阳光灿烂、蚊虫飞舞的地方。”“石岩号”桨片急转，在蜜史脱拉风激起的暴风雨冰冷的水中转动帆桁，甲板被北极风横扫了五个昼夜，征战者们在底舱里翻肠倒肚地呕吐，你吐到我，我吐到你，真是生不如死，直到进入博恩港口，码头上人们奏乐迎接脸色发绿的探险者们，他们来自那么遥远的地方，远离欧洲的首都，同妻子孩子及家具来到这里，经过五个星期的漂流，踉踉跄跄地踏上了这片远处泛蓝的土地，他们不安地感受到陌生的气味儿，混杂着厩肥香料和〔〕。

雅克在他的坐椅上翻了个身；他处于半睡半醒之中。他看见了从未谋面，甚至不知高矮的父亲，看见他在博恩码头的移民之中，此时滑车正在卸运那些航行后存留下来的简陋家具，而为家具遗失引起的争吵声渐起。他站在那儿，坚决、忧郁，咬紧牙关；大约四十年前，在同样的秋日下，坐着破旧的马车，他不也正是走过了从博恩到索尔弗里诺的这同一条道路吗？不过，那个时候的移民是无路可寻的，女人和孩子们挤在军队的辎重车里，男人步行，约略地摸索着在大片沼泽地或荆棘丛中开路，时而遇到成群阿拉伯人敌视的目光，这些人远远地站着，身边始终伴着狂吠不止的卡比尔狗群，直至他们在傍晚时到达了他父亲四十年前到的那个地方，平平坦坦，远处高山环绕，没有住房，没有一分耕地，只有几顶土色的军用帐篷，只有大片光秃秃的荒漠，对于他们来说，这是世界的尽头，处在天荒荒、地茫茫之中。于是，夜里，女人们哭泣了，为劳累，为恐惧，为失望。

同样是夜晚抵达一个敌对的穷乡僻壤，同样是男人们，随后，随后……噢！雅克不知他父亲怎样，但其他人，同一回事，得在笑着的士兵面前打起精神，住到帐篷里。房子是以后的事了，就要建房的，然后是分土地，劳动，神圣的劳动能拯救一切。“不能马上开工……”韦亚尔说。雨水，阿尔及利亚的雨水，量多，雨大，没完没了，足足下了八天，塞浦兹河泛滥了，帐篷周边都成了沼泽，他们无法出去，敌对的兄弟们待在又脏又挤的大帐篷里，无休止的暴雨打得帐篷噼啪作响。为了除去臭味儿，他们割来空心芦苇，用于从屋里向外尿尿，雨一停，他们便在木匠的指挥下开工建简易棚屋。

“哦，勇敢的人们，”韦亚尔笑着说，“他们在春天建完了小小的棚屋，然后又患上了霍乱。据老父说，我的木匠祖先失去了妻子和女儿，她们当时对远行犹豫不定是有道理的。”“是的。”老医生来回踱着步子说。他系着绑腿，腰板挺直而自豪，他坐不住。“每天都要死十来个人。天热得太早，棚屋里酷热难耐。而且，卫生条件，可想而知。总之，每天要死十来个人。”与他们同行的那些军人们应付不了了。这些人真奇怪，他们用光了所有的药。于是，他们想出了一个主意：用跳舞来活血。每天晚上收工后，殖垦者们在送葬间歇里伴着小提琴跳起了舞。这主意不坏。勇敢的人们热得满身大汗，流行病止住了。“这真是个费尽心思的主意。”是的，是个主意。在潮热的夜里，就在病人沉睡的棚屋间，乡村小提琴师坐在货箱上，身旁点亮一个灯笼，蚊虫围着灯笼嗡嗡地叫着，穿着长袍布服的征服者们跳着，围着熊熊的荆棘大火，拼命地流汗，在营地的四周，有一个哨兵值班放哨，保卫着围在中央的人们免受侵犯，有黑色浓毛狮子，牲畜盗贼，阿拉伯团伙，有时也有来自其他法国营地为了食物或消遣而进行的劫掠。后来，终于分了土地，零散的小块土地离棚屋区很远。再后来建起了村庄，垒起了土围墙。但三分之二的殖垦者已死去了，就像整个阿尔及利亚一样，镐和犁连碰都未碰。剩下的人继续做着田里的巴黎人，耕耘着，头戴高顶黑礼帽，肩背长枪，嘴里咬着烟斗，这里只允许抽带盖的烟斗，从不许抽卷烟，怕引起火灾，兜里揣着奎宁片，奎宁当时在博恩的咖啡馆和蒙多维的饭堂里当做日常消费品出售，为您的健康！由他们身着绸裙的妻子陪伴着。不过，始终得背着长枪，周围还有士兵守卫，甚至去塞浦兹河中洗衣服，也得有士兵护送，而她们从前在档案街的洗衣处时，是边洗衣边闲聊的。村庄本身也常遭夜袭，比如1851年，在一次暴动中，几百个穿着阿拉伯呢斗篷的骑手围着围墙乱转，最后，看到被围者用炉筒佯作大炮瞄准时才逃离开去。在敌对的地方建设与劳动，敌人不接受这种占领，向一切可触及之物实行报复。重现脑中的是在博恩路上，一辆车子陷入了泥潭，殖垦者们留下了一个孕妇，去寻求帮助，他们回来时看到女人的肚子被划开，乳房被割掉。“这就是战争。”韦亚尔说。“我们要公允，”老医生补充说，“人们把他们一家大小关在洞穴里，是的，是的，他们阉割了最早的柏柏尔人，他们自己……再追溯到最早的罪人，你们知道，他叫该隐，从此以后，就有了战争，人变得面目可憎，尤其是在烈日炎炎之下。”

吃过午饭，他们穿过村庄，这村庄雷同于全地区的几百个村庄，几百个十九世纪末期风格平庸的小房子，分布在几条街市上，几座大楼，如合作社、农业信用社及集会大厅与街道形成直角，而所有的街道又都汇合于一个用金属架搭成的音乐亭，好似一个驯马场或一个地铁入口。多年来，节日时，市政乐队或军乐队在此演奏音乐，而身着节日盛装的夫妇们成双结对地在周围漫步，在酷热与尘土中，剥吃着花生。今天也是星期日，但军队的心理研究部门在亭子上安装了扩音器，人群大部分为阿拉伯人，但他们并不绕场走动，而是呆呆地站着，聆听夹杂着述说的阿拉伯音乐。法国人混在人群中，全都一个模样，神情忧郁，前程渺茫，正如从前乘坐“石岩号”来到此地或在其他同等条件的地带登陆的先辈们，有着同样的痛苦，为了远离贫穷或迫害，遇到的是痛苦和石头。就像马翁的西班牙人，雅克的母亲就来自那里，或这些阿尔萨斯人，他们在1871年时拒绝了德国人的统治，选择了法国，人们将1871年被杀或被俘的暴乱分子的土地分给他们，逃避兵役者取代了造反者——既是受害者又是迫害者——滚烫的位置，他的父亲就来自那里。四十年后，他也来到了这些地方，同样的神情忧郁而执拗，衷心地展望着未来，正像那些不喜欢他们的过去，并否认过去的人一样，他也是一个移民，正如那些曾在这里生活，或生活过而未留痕迹的人一样，只有一块殖民者小墓地那破损、长着绿苔的墓碑了，就像韦亚尔走后，雅克与老医生最后参观过的那个一样。一面是最新殡葬方式那充满跳蚤市场和珍珠市场上小玩意的崭新丑陋的墓碑，现代人迷恋这些；另一面，在古老的柏树中，在铺满松针、松果的小路间，或在脚下长着盛开小黄花的酢浆草的湿墙边，旧墓碑几乎与土同色，已辨认不清了。

一个多世纪以来，成群的人们来到这里，耕耘、犁地，某些地方越犁越深，另一些地方的耕地却越来越浅，直到一层薄土将其盖住，整个地区又重新野草丛生，他们生儿育女，然后消失了。他们的儿子们也是如此。他们的子孙在这块土地上生存，就像他一样，没有过去，没有道德，没有教导，没有信仰，但乐于如此，乐于这样生活在阳光之中，在夜晚与死亡面前感到忧虑。这几代人，这些来自众多不同地区的人们，在已初见暮色的奇妙天空下，固守住自己，不留痕迹地消失了。他们已被深深地遗忘，事实上，这片土地给予的正是这个，它与暮色一起从天而降，罩住正走在乡间小道上的三个男人，由于夜色临近，他们感到忧伤，充满焦虑，当夜幕一下子降至大海，笼住起伏的大山及高原时，非洲的男人们都会感受到这种焦虑不安，正如在德尔弗山边所感受的那种神圣的不安，那里的夜晚会产生同样的效果，庙宇与祭坛会显现山中。但在非洲大地上，庙宇已被毁坏，残存的只有心灵上这种无法承受的负重及温馨的感觉。是的，他们都死去了！他们还将死去！静静地，抛开一切，正如他的父亲，死于无人理解的悲剧中，远离他的故乡，度过了不是自然而成的一生，从孤儿院到医院，中间经过了不可避免的婚姻，生活就这样不以他的意志建立了起来，直到战争杀害了他，埋葬了他，从此成为家人及儿子的陌生人。他也被深深地遗忘，无尽的遗忘是他这一类人最终的祖国，是无根无源的起始的生命的必达之地，在现时的图书馆里如此多的回忆录利用在这个殖垦地找到的孩子们，是的，在这里的都是寻回及失去的孩子，他们建起了临时的城镇，日后有一天，在他们自己中间及其他人中间死去，就好似人类的历史在其中一片古老的土地上从未停止过步伐，但却留下太少的痕迹。这历史在不落的阳光下同真正创造了历史的人们的记忆一起蒸发掉，只简化为暴力与屠杀，仇恨的怒火，迅速涨满又一下子干涸了的血流，一如此地的平谷。此时，夜色从地面升起，开始淹没一切，死去的和活着的，在始终神奇的天空下。他恐怕永远也无法了解他的父亲，他继续沉睡在那边，面容永远消失在灰烬中。这个男人身上有种神秘感，他曾想弄清这种神秘。但最终，只有贫困这个秘密让人们既无姓名，也无过去，让人们回到了默默死去的大众之中，他们创造了世界，又永远地摆脱了世界。这正是他父亲与“石岩号”船上的人们的共同点。萨海尔的马翁人，高原上的阿尔萨斯人，以及这个介于沙与海之间的很大的岛屿，现在已被寂静覆盖住了，也就是说，从血缘、勇气、劳作、天性上来看，都是既残酷又令人同情。他曾想摆脱无名的地区，无名的人群及家庭，但在他内心，却固执而持续地寻求着无闻无名，他属于这个部落。夜色中，他茫然地走在气喘吁吁的老医生左侧，聆听着从广场上传来的阵阵音乐，眼前又出现了亭子边那些阿拉伯人冷漠而难以捉摸的面孔，韦亚尔的大笑及倔强的面庞，也重现了爆炸时，他母亲那绝望的面庞上使他心痛的柔弱与悲伤。在年代的夜幕中走在遗忘国里，那里每个人都是第一个人，他自己就不得不独自成长，没有父亲，从未经历过这样的时刻：父亲唤着儿子，等他稍大懂事时，对他诉说家庭的秘密，或往昔的痛苦，或他的生活经验，在这样的时刻，甚至愚蠢丑恶的波罗尼乌斯在听拉厄耳忒斯诉说时也会一下子变得伟大起来。而他长到十六岁、二十岁，从来无人对他诉说，他只得自己去学、独自成长，长力气，长能力，独自寻找他的道德准则及他的真理，最终长成一个男人。随后，又经历了更加艰难的诞生，开始同他人相处，同女人相处，正如所有出生于此的男人们，一个又一个地在没有根基、没有信仰中试图学会生活。今天，他们全都面临着一个危险，即永远的默默无闻，并失去他们曾留在这片土地上的那点儿神圣痕迹。墓地中夜色笼罩的那些无法辨认的墓碑应教会其他人去感受那些已被遗忘的、这片土地上众多的前辈征服者们，此时，他们应该承认其先驱种族团结及命运的力量。

飞机正向阿尔及尔降落。雅克想着圣布里厄的小墓地，在那儿，士兵们的墓地比蒙多维的墓地养护得好。地中海在我心中隔开了两个世界，一个是在有限的地域，记忆与姓名都保存完好，另一个是在大片的土地上，风卷沙土擦去了人的痕迹。他曾试图摆脱那种无声无息、贫困无知的生活，摆脱他禁锢其中的那种盲目的忍耐，无语言、无计划的现实生活。他曾周游了世界，立业、创造、揭示了人类，他每天都忙得不可开交。然而，此时，在他的内心深处，他知道，圣布里厄及其象征，对他来说，从未占据过什么位置。他想到他刚刚离开的破旧、长着绿苔的坟墓，以一种奇特的愉悦接受了这个事实：死亡将他带回了他真正的祖国，也以无尽的遗忘掩住了那个怪异而〔平凡〕之人的记忆，他曾无助地成长、立业，在贫穷之中，在幸福的大海边，在世界的晨曦中，以便日后能独自地、没有回忆、没有信仰地去接触他那个时代众人的世界及可怕而振奋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