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把她拥在怀里，就站在门槛，还喘着粗气，他是几级一跨地一口气冲上楼梯的，一级台阶都不差，就好似他始终准确记忆着楼梯的高度。下了出租车，街上已经相当热闹。清晨刚洒过水，有些地方还盈盈闪亮，天气渐热，洒水慢慢变成水蒸气挥发掉了。他一下子就发现了她，还是在以往的那个地方，在两层之间家里唯一的那个小阳台上，在理发店雨篷上方——但此时的理发师已不是让和约瑟夫的父亲了，他死于肺结核，他妻子说，这是职业病，因为总是呼吸头发——雨篷的瓦棱铁皮上，一直残存着榕树枝、小团揉皱的废纸及烟头。她就站在那儿，始终浓密的头发近几年变得花白，已经七十二岁了，仍腰板挺直，身材瘦削，充满活力，看上去至少要年轻十岁。他们全家人都这样：瘦削，显得漫不经心，但精力充沛，岁月似乎也不留痕迹。五十岁上，半哑的埃米尔舅舅仍像个年轻人。外婆至死都未驼背。至于母亲——他现在正跑向她——好像没有什么能削弱她柔柔的坚韧，几十年的疲惫辛劳，她却始终保留着少妇的风采，孩提时的科尔梅利曾大为崇拜。

他来到门前，母亲打开门，扑到了他的怀里。就在门口，一如他们每次重逢，她要拥吻他两三次，全身心紧紧地搂着他，在她怀中，他能感觉到她的肋骨，她那硬而突出的肩胛骨微微地颤抖，同时，呼吸着她皮肤那柔柔的味道，这使他想起了喉头下，两条颈筋之间的那块地方，他不敢再亲吻那里，但他小时候喜欢闻，喜欢摸，偶然的那么几次，她将他抱在膝头上，他装作睡着了，鼻子伸在这个小窝里，对他来说，那里有他童年时代极为珍贵的柔情。她拥抱着他，然后松开手，看看他，再一次拥他入怀，就好像她在内心估量了一下她所能给予他或向他表达的爱意后，觉得还欠缺一点儿似的。“我的儿子，”她说，“你可真远啊。”随后，她转过身，回到房中，坐到临街的饭厅中，好似不再留意他，也不想其他的，甚至时而以一种奇怪的表情望着他，就好像——至少他有这样的感觉——他现在是多余的，打扰了她独自往来的那个狭小、虚空、封闭的世界。这一天更甚，他坐到她身边后，她好像心神不定，时而悄悄地以忧郁热切的漂亮眼神望望窗外，目光回到雅克身上时，又变得平静了。

街上愈加喧哗，行人渐多，笨重的红色有轨电车哐当哐当地驶过。科尔梅利望着母亲，她穿了一件白领的灰色罩衫，侧身坐在窗前那不大舒服的椅子上〔〕。她一直坐在那儿，由于年老背稍有点儿驼，但并不靠着椅背，双手摆弄着一块小手帕，时而用僵硬的手指将其团成一个球儿，然后把它丢在裙凹里那一动不动的双手之间，头稍稍朝向大街。她一如三十年前，透过皱纹，他又看到了那同样年轻的容颜，眉弓光滑，好似融在额头上，小巧直挺的鼻梁，唇形清晰，尽管假牙周围的嘴角有点儿塌。颈部苍老最快，不过仍保其形，尽管青筋突出，下巴有点儿松弛。

“你去理过发了。”雅克说。她微笑了，好似一个被抓住了过错的小女孩。“是的，你知道，你回来了。”她总以自己的方式打扮，几乎不被人觉察。而尽管她穿戴破旧，雅克却不曾有过她衣着难看的记忆。现在也一样，她穿着的灰色和黑色衣裙都很得体。这是整个家族的品味，这是个始终贫苦或穷困的家族，只偶尔有几个表兄弟稍微富裕一些。所有的人，尤其是男人，一如所有地中海沿岸的男人，总是要求雪白的衬衣及裤线笔直的裤子，鉴于衣柜空空，母亲或妻子们得不断地清洗熨烫，这份额外的工作，男人们觉得是自然而然的事。至于他母亲，她始终认为仅仅洗洗衣服、做做家务是不够的。在雅克深深的记忆中，总见她在熨烫他哥哥和他的那唯一的一条裤子，直到他离家，远行到了那些既不洗也不熨衣服的女人世界中。“理发师是意大利人，”母亲说，“他干得不错。”“是的。”雅克说。他想说：“你很漂亮。”但未出口。他总认为母亲漂亮，但从不敢对她说。这倒并非是他怕扫兴，或担心此类夸奖能否让她高兴，而是这样便跨越了那道无形的屏障，他看到她的一生都以此为掩护，她的一生——温柔、礼貌、随和，甚至被动，然而却从未被何事或何人征服过，禁锢在半聋的世界里，语言困难，这种生活无疑是美妙的，却几乎是无法靠近的，而她越是笑容满面，他的心越加向她靠近——，是的，她的一生始终保留着那种胆怯、顺从、敬而远之的神态，保持着那同一种目光。三十年前，她就以这种目光，毫不干预地看着她母亲用牛筋鞭子打雅克，而她自己从未碰过一下，甚至都未真正骂过一句她的孩子们。毫无疑问，这种鞭打也是对她的折磨，但由于身子疲惫、语言缺陷及对母亲的尊重，她未加干预，任其所为，在漫长的岁月里日日年年地忍受着，忍受着打在她孩子们身上的鞭子，正如她忍受着伺候他人的艰苦时光。跪着刷洗地板，没有男人、没有慰藉的生活，整天流连于油腻的残羹剩菜和他人的脏衣衫裤之间，忍受着一天又一天漫长苦难的日子。由于看不到希望，生活也就没有了怨恨，变得愚昧、顽固，最后对所有的痛苦，无论是自己的，还是他人的痛苦都逆来顺受。他从未听过她抱怨什么，除非在洗了大批衣物后说声累了或腰疼。他从未听过她说别人的坏话，除非说某个姐妹或姨妈对她不太友善，或者是“傲气”。不过，他也很难听到她发自内心的笑声。自从无需操劳，由她的孩子们供养生活起，她的笑声稍多了一些。雅克环顾着房间，这里也没什么变化。她不愿离开这套她已经住惯了的房子，以及她感到很方便的社区，到一个比较舒适，但一切都不便利的地方。是的，还是那个房间。家具已换了，现在的比较体面，不那么破旧了。但家具上依然光秃秃的，靠墙摆放着。

“你总是到处乱翻。”他母亲说。是的，他禁不住要打开碗柜，尽管他多次恳求，里面装着的食物总是很有限，而碗柜的空荡使他迷惑。他又打开餐桌的抽屉，里面有两三种药品，在这个家中这也就足够了。还有两三张旧报纸，一些线头，一个装着零散纽扣的小纸盒，一张旧身份照片。在这儿，多余之物也挺可怜，因为从来用不上。雅克知道，即便住在像他家那样物品丰富的正常人家中，母亲也只使用最起码的必需品。他知道，隔壁母亲的卧室里摆放着一个小衣柜，一张窄小的床，一个木制梳妆台及一把草编椅子，仅有的一扇窗户上挂着窗帘，在这里，他也绝对找不到什么，只偶尔见到一条卷成团儿的小手帕，被她丢在梳妆台光光的木台面上。

当他到了别人家，无论是中学同学的家，还是后来较为富裕的家庭，真正让他吃惊的是看到花瓶、高脚杯、小雕像及画儿摆满了房间。在他家，人们说：“壁炉上的花瓶”，至于罐子、盘子及几件小东西都没有名称。在他舅舅家则不同，有沃日的陶器值得欣赏，吃饭用的是埃佩尔的整套餐具。他一直在赤贫中长大，物品名称都很普通；而在舅舅家，他发现了专有名词。如今，在这刚刷洗过的铺着方砖的房中，在朴素而发亮的家具上，还是一无所有，只除了餐桌上有一个阿拉伯式的铜烟缸，还是为他而备的，再有就是墙上挂着的邮政局的日历。这里无物可看，无话可说，因此，除了他自己知道的外，他对母亲毫不了解。对父亲也一样。

“爸爸？”她望着他，神情更加专注。

“嗯。”

“他叫亨利，还有呢？”

“我不知道。”

“他没有别的名字吗？”

“我想有，但记不得了。”

她突然变得心不在焉，眼瞅着街道，那里此时正烈日炎炎。

“他长得像我？”

“是的，就是你的样子，非常像。他的眼睛很亮。额头，像你的一样。”

“他哪年生的？”

“我不知道。我嘛，我比他大四岁。”

“你呢，是哪一年？”

“我不知道。去看看户口本吧。”

雅克走进房间，打开衣柜。在上层的毛巾里，放着户口本、抚恤金证及几张写着西班牙文的旧文件。他拿着这些文件走了出来。

“他生于1885年，你是1882年，你比他大三岁。”

“噢！我以为四岁呢。很早的事了。”

“你对我说过他很小便失去了父母，他的兄弟们把他送到了孤儿院。”

“是的，还有他姐姐。”

“他的父母有一个农场？”

“是的，他们是阿尔萨斯人。”

“在乌莱-法耶。”

“是的。我们在瑟拉卡，离得很近。”

“他父母去世时他几岁？”

“我不知道。哦，他那时很小。他姐姐不管他，这不好。他再也不想见他们了。”

“他姐姐当时多大？”

“我不知道。”

“他的兄弟们呢？他是最小的吗？”

“不，是老二。”

“那么，他的兄弟们太小，没法照顾他。”

“是的，是这样。”

“那么，不是他们的错。”

“不，他怨他们。十六岁他从孤儿院出来，他回到了姐姐的农场。他们让他过于劳累。太过分了。”

“他到瑟拉卡了。”

“是的，到了我们家。”

“你在那儿认识他的？”

“是的。”

她再次将头转向街道，他觉得无法继续下去了。但她自己又提起了话头。

“你知道，他不认字。在孤儿院，什么都不教。”

“不过，你给我看过他在战时寄给你的明信片。”

“是的，他跟克拉西欧先生学的。”

“在里科姆家。”

“是的，克拉西欧先生是头儿。他教他读书写字。”

“多大的时候？”

“我想是二十岁。我不知道，这都是陈年旧事了。不过，结婚时，他已学会了做酒，可以到处去工作。他有头脑。”

她望着他。

“像你一样。”

“后来呢？”

“后来？生了你哥哥。你父亲为里科姆干活，里科姆派他去了圣·阿波特尔庄园。”

“圣·阿波特尔？”

“是的。后来，便是战争。他死了。人们给我寄来了弹片。”

削开他父亲脑袋的弹片放在一个小饼干盒里，在同一个衣柜的那些毛巾后面，以及在前线写的那些明信片，语句枯燥简短，他全能背出来。“亲爱的露茜，我很好。我们明天换营地。照顾好孩子。吻你。你的丈夫。”

是的，就在他们家迁徙、他这个移民的孩子诞生的那个夜晚，欧洲已经调准大炮，几个月后便一齐发射，将科尔梅利一家从圣·阿波特尔驱赶出去，把他赶到了阿尔及尔的部队里，而她被赶到了她妈妈在贫困郊区的小套房里，怀里抱着被塞浦兹的蚊虫咬得浑身发肿的孩子。“别太忙活，母亲。亨利回来后，我们就走。”而腰板挺直、白发拢到后面的外婆眼神明亮而严厉：“女儿，得干活儿。”

“他在朱阿夫团。”

“是的，他在摩洛哥打仗。”

确实如此，他忘记了。1905年，他父亲二十岁。正如人们所说，他曾是现役军人同摩洛哥人打过仗。雅克记起了几年前在阿尔及尔街上遇到他们学校校长时，他对他说过的话。勒维斯克先生曾和他父亲一起应征入伍。但他们只在同一个团队里待了一个月。据他说，他与科尔梅利不太熟，因为他寡言少语。他耐劳、沉默、容易相处且公正无私。只有一次，科尔梅利怒不可遏。那是一个夜晚，经过酷热的一天后，小分队露营在阿特拉斯山脉一角的一座小山丘上，旁边是一条岩石隘路。科尔梅利和勒维斯克要到隘路脚下去换岗。无人回应他们的呼唤。在一排仙人掌脚下，他们看到他们的战友仰着头，怪异地望着月亮。开始他们没看出他那奇特的脑袋。理由很简单：他被割断了喉咙，而他口中那苍白的肿块是他整个的生殖器。这时，他们才看到腿部叉开的尸体，朱阿夫团士兵的军裤撕裂开来，在月光的非直接照射下，可见裂口中间血糊糊的一摊。百米开外，这次是在一块大岩石后，出现了第二个哨兵，以同样的方式被害。警报发出，加了岗哨。拂晓，他们回到了营地，科尔梅利说，那些东西不是男人。勒维斯克思索了一下，回答说，对于他们来说，男人就应该这么干，他们在自己的家园，想怎么干就怎么干。科尔梅利固执己见。“也许吧。但他们错了。男人不做这样的事。”勒维斯克说，对于他们，在某种情况下，可以随心所欲并〔摧毁一切〕。但科尔梅利气疯了般地大吼起来：“不，男人不能这么做，是男人就不能，否则……”随后，他平静下来。“我嘛，”他嗓音低沉地说，“我很穷，我出自孤儿院，人们让我穿上这套军服，把我拉入战争，但我不能这样。”“有些法国人什么都干。”勒维斯克〔说〕道。“那么，他们也一样，不是男人。”

突然，他喊起来：“脏货！杂种！全都是！全是……”

而后，他面色苍白地走进帐篷。

雅克思索着，发现正是从这个久未见面的小学教师那儿，他对父亲的了解最多。不过，除了细节，没有什么能比母亲的沉默让他猜到的更多了。一个严厉、苦涩的男人，辛劳了一生，听从命令杀过人，接受了一切不可回避的东西，但在他内心深处的一隅，却拒绝受到中伤损害。总之，一个穷苦的人，因为贫困虽不能选择却能保留。以母亲告知的那一点儿东西，他试着想象，那同一个男人，九年以后，结了婚，做了两个孩子的父亲，家境刚有好转，便被唤回阿尔及尔应征入伍，在漫漫的长夜，与耐心的妻子及讨嫌的孩子们长途旅行，在火车站分离，而后，过了三天，他突然出现在贝尔库的那个小套房里，穿着朱阿夫团士兵漂亮的红蓝条军服及灯笼裤，在七月的酷暑中，穿着厚厚的羊毛服装，满身是汗，手里拿着扁平的窄边草帽，因为他既没有伊斯兰小圆帽也没有头盔。他偷偷地离开了车站拱顶下的兵站，跑回来吻别他的妻子和孩子们，晚上就要上船，踏上从未远航过的大海，开往他从未谋面的法国。他紧紧地、匆匆地拥吻了他们，又以同样的步伐离开了，小阳台上的妻子向他挥手告别，他边跑边作了应答，转过身挥挥草帽，然后便跑上了多尘闷热灰蒙蒙的街道，消失在电影院前，稍远，消失在晨光中，再也未回来。其余的，就靠想象了。无法通过母亲提供的情况去想象，她甚至对历史和地理都没什么概念，她只知道她生活在靠海的地方，法国在海的另一侧，她本人从未去过。此外，法国是朦胧夜色中一个遥远而模糊的地方，可从一个叫做马赛的港口登陆，她想象这港口和阿尔及尔港差不多，那里有一座名为巴黎的城市，据说很漂亮，很神奇。最后，那里有一个地区叫阿尔萨斯，她丈夫的父母就来自那里，他们在遥远的从前，为了躲避叫做德国人的敌人而来到阿尔及利亚定居，在这里，他们也同样遇到了敌人，这些人总是凶恶残忍，尤其是对待法国人，而且毫无道理。法国人始终被迫在这些好战而无情的敌人面前自卫。而她也不知西班牙在哪里，但不管怎么说不太远，她的父母都是马翁人，他们像她丈夫的父母一样在遥远的从前离开家乡来到阿尔及利亚，因为他们在马翁没有饭吃，她甚至不知道那是一座岛屿，同时也不知道什么是岛，因为她从未见过。其他的国名，有时能引起她的兴趣，但她却从未准确地叫出名来。不管怎么说，她从未听说过奥匈帝国或塞尔维亚，俄罗斯是像英格兰一样难叫的名字，她不知道“大公”是什么，她从未念出过萨拉热窝这四个字。战争就在那儿，像一片乌云，充满阴暗的巨大威胁，但人们无法阻止它布满天空，就好似不能阻止蝗虫压境或毁灭性的暴风雨袭击阿尔及利亚高原一样。德国人再次强迫法国人作战，人们要受苦了——这一切毫无理由，她不了解法国历史，也不知道什么是历史。她了解一点儿自己的历史，稍微知道一点儿她所挚爱的那些人的历史，她知道，她挚爱的人像她一样忍辱负重。在她无法想象且不了解其历史的世界之长夜中，一个更加昏暗的夜晚刚刚来临，神秘的命令已经传来，是由一个满头大汗、筋疲力尽的宪兵传达到这穷乡僻壤来的，于是，就得离开已经准备采摘葡萄的农场——神甫来到博恩车站欢送应征者。“应该祈祷。”他对她说。她回答说：“是的，神甫先生。”但实际上，她并未听到他说什么，因为他的声音不大，此外，她想不到要做祈祷，她从不想打扰任何人——现在，她的丈夫穿着漂亮的彩条军服出征了，他很快就能回来，大家都这么说，德国人要受到惩罚，但在他回来之前，得找份工作。幸好，一个邻居对外婆说，军工厂的弹药库需要女工，优先录用应征入伍者的妻子，尤其是有家庭负担的人。于是，她有幸每天十个小时地按照粗细和色彩的不同，摆放那些小纸管，能够拿回钱给外婆，孩子们就有了吃的，直到惩罚完了德国人，亨利回家来。当然，她不知道有一条俄国战线，也不知道什么是前线，不知道战争能扩展到巴尔干地区、中东地区，扩展到全世界，不知道在法国发生的一切；德国人不宣而入，向孩子们开枪。的确，这一切都在那边发生了，包括科尔梅利所在的非洲军团被迅速地调往前线，整个的被带到了一个人们议论的神秘地区——马恩，来不及为他们找头盔，而这里又不像在阿尔及利亚那样烈日炎炎，晒得颜色无彩。于是，由阿拉伯人和法国人组成的阿尔及利亚人潮穿着耀眼醒目的服装，戴着草帽，这些红蓝靶子，在几百米以外就能发现，他们成团结队地上了火线，又成团结队地被消灭，堆在了那一片狭窄的阵地上。四年间，来自世界各地的男人们蜷缩在这里的掩体洞中，寸土必争地拼杀着，天空中纷飞着照明弹及呼啸的炮弹，大战壕中传来的呐喊冲杀声预示着徒劳的进攻。但此刻，这里还没有掩体洞，只有非洲军团在战火中像彩色蜡娃娃一样融化。于是，在阿尔及利亚各地每天都要出现好几百个孤儿，有阿拉伯人，也有法国人，有男孩也有女孩，他们失去了父亲，以后得学着生活，既无人指导，也无任何财产可以继承。几个星期过去了，一个星期天的上午，在二层楼的小平台上，在楼梯与黑暗无光的两个厕所之间——这石砌的蹲式厕所黑洞洞的，虽不断地用药水消毒，却始终臭味熏天——，露茜·科尔梅利和她母亲坐在两把矮椅上，借着楼梯上方气窗的亮光在挑选滨豆，婴孩在一个衣服筐里吮着沾满唾沫的胡萝卜。这时，一位严肃而穿戴整齐的先生，拿着一封信出现在楼梯口上。两个女人感到意外，她们当时正从放在两人之间的锅里取豆筛选，于是，她们放下盘子，擦了擦手，这时，那位先生站在了最后一级台阶上，请她们不要动，并询问哪位是科尔梅利太太。“她是，”外婆回答说，“我是她母亲。”那位先生说，他是市长，他带来了一个不幸的消息，她的丈夫牺牲在战场上，法国为他悲哀，同时也为他骄傲。露茜·科尔梅利没听见他说的话，但她站起身，十分尊敬地与他握手，外婆站起身，手捂着嘴巴，用西班牙语重复着“我的上帝”。那位先生接过露茜的手，又用双手紧紧握住，喃喃着慰藉之词，然后把信交给她，转过身，脚步沉重地下了楼。“他说什么？”露茜问道。“亨利死了，他被杀了。”露茜看着信封并不打开，她和母亲都不认字，她把信封翻了过来，一言不发，滴泪未流，不能想象这如此遥远，发生在陌生的夜幕深处的死亡。然后，她把信封放在围裙口袋里，看也不看地走过孩子身边，回到她与两个孩子分住的房间，关上门和临街的百叶窗，躺到床上，她沉默无泪地躺了几个小时，紧紧抓着口袋里她看不懂的信，在黑暗中望着她无法理解的灾难。“妈妈！”雅克叫道。

她表情如一地望着街道，没听见。他碰了碰她那瘦弱起皱的手臂，于是她微笑着对他转过身来。

“爸爸的明信片，你知道的，从医院寄来的。”

“嗯。”

“你是在市长来过后收到的？”

“是的。”

一块弹片削开了他的脑袋，他被送上了一辆救护火车，火车上淌着血水，麦秸及绷带，在战争屠宰场与圣布里厄疏散医院之间来回穿梭。在那儿，他估摸着划拉了两张明信片，因为他看不见了。“我受伤了。不要紧。你的丈夫。”几天后，他死去了。女护士写道：“这样好些。不然他会成为瞎子或会发疯。他很勇敢。”然后，便寄来了弹片。

三个持枪伞兵组成的巡逻队相跟着列队从窗下的街道上经过，朝各处张望着。其中一个是黑人，高大而灵活，好似一头浑身花斑的漂亮猛兽。

“是为了抓强盗。”她说，“我很高兴你去了他的墓地。我太老了，也太远。漂亮吗？”

“什么？墓地？”

“是的。”

“漂亮。有花儿。”

“是的。法国人挺正直。”

她如此说，也这么想，但并未想到她丈夫，他现在已被遗忘了，同时被遗忘的还有过去的苦难。无论在她心中，还是在这所房中，这个被战争之火吞噬了的男人都没有留下什么痕迹，他只是一个不可触知的记忆，就像在森林大火中被焚的一只蝴蝶翅膀的灰烬。

“烤肉要煳了，等一等。”

她站起身去厨房，他便占了她的位置，望着多少年来始终不变的街道，还是那些商店，已被太阳晒得褪了色，起了皮。只有对面的烟草店用长长的彩色塑料条替代了它从前那空心小芦苇制成的门帘，雅克现在还能忆起他掀帘入室时发出的奇特声响，他掀帘进入散发着好闻的油墨及烟草味儿的房中是去买《无畏者》杂志，他当时为那些荣誉攸关、英勇顽强的故事而激奋。街道此刻已现出周日上午的热闹。工人们穿着洗过熨平的白衬衣闲聊着走向透着清凉及香料味的三四家咖啡馆。几个阿拉伯人走过去，他们虽穷却穿得干净整洁，带着他们那始终遮着面纱，却穿着路易十五式皮鞋的妻子。有时，一些阿拉伯人全家一起经过，也穿着节日的服装。其中有一家拖着三个孩子，有一个身着伞兵制服。正好伞兵巡逻队又转回来了，显得轻松而冷漠。就在露茜·科尔梅利进入房间时，爆炸声响了。

爆炸声似乎很近，声响巨大，震颤延续不断。爆炸声好像已平息良久了，餐厅灯泡的灯头还在颤动。母亲退到了房间尽头，面色苍白，黑色的眼眸充满了压抑不住的恐惧，有点儿闪烁不定。“是这边，是这边。”她说着。“不是。”雅克说，他跑向窗口。人们在奔跑，也不知是朝哪儿跑；一家阿拉伯人进了对面的服饰店，正催孩子们往里进，店老板接待了他们，关上门，上了锁，站在玻璃窗后观望着街道。这时，伞兵巡逻队又回来了，上气不接下气地跑向另一侧。汽车迅速地沿人行道排成列停靠下来。只几秒钟，街道上便空荡荡的了。雅克伸出头去，看到稍远处缪塞影院和有轨电车站之间人头攒动。“我去看看。”他说道。

在普沃斯特·巴拉多尔街角处，一群男人大声叫骂着。“臭杂种儿。”一个穿着贴身汗衫的小个子工人朝着站在咖啡馆大门边的一个阿拉伯人骂道。他朝着他走过来。“我什么也没干。”阿拉伯人说。“你们都是同伙，一群鸡奸犯。”而后，他朝他扑过去。其他人拉住了他。雅克对阿拉伯人说：“跟我来。”他同他一起进了咖啡馆，现在开咖啡馆的是他童年的伙伴、理发师的儿子让。让站在那儿，还是老样子，但已有了皱纹，个儿小人瘦，面容狡猾而专注。“他什么也没干，”雅克说，“让他进你家去吧。”让擦着吧台看看阿拉伯人。“来吧。”他说，而后，他们消失在里面。

从里面出来，工人斜视着雅克。“他什么也没干。”雅克说。“应该把他们都杀掉。”“这是气头上的话。想想吧。”另一个耸了耸肩：“去那边看看，看了那稀烂的一摊后再说话。”救护车的尖叫声响起，急促而紧迫。雅克一直跑到有轨电车站。炸弹在车站附近的电线杆处爆炸，当时有很多人在等车，全都穿着假日的盛装。那儿的小咖啡馆里号叫声一片，也不知是愤怒和痛苦。

他回到了母亲身边。她现在站得笔直，面色苍白。“坐下吧。”他将她扶到桌子旁边的椅子上。他在她身边坐下，握着她的双手。“这个星期已经两次了，”她说，“我怕出去。”“没什么，”雅克说，“会停止的。”“是的。”她说。她以犹疑不定的奇特神情望着他，好似她既相信儿子的智慧，又深信“全部生活”都是由不幸构成的，对不幸人们无能为力，只能忍受。“你知道，”她说，“我老了。我跑不动了。”她的面颊又有了血色。远处传来救护车的尖叫声，紧迫、急促。但她听不到。她深深地吸了口气，愈加平静了些，以美丽坚强的笑容对着儿子微笑。她像她的族人一样，是在危险中长大的，危险能使她揪心，而她也一如既往地承受着。倒是他无法忍受她那突然显露出的绝望痛苦的面容。

“跟我去法国吧。”他对她说。但她悲伤而坚决地摇摇头：“噢！不，那边太冷。我已经太老了。我想留在咱们自己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