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的那段日子是那么快乐和美妙，我的创作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顺利。

以前只要有别人在房间里我就无法认真画画，因为我会觉得忸怩不自然。然而我却发现苏丝的存在让我很坦然很舒服，而且时日一久这渐渐变成一种习惯，她不在房间我几乎无法工作。她有无穷无尽的耐心，我画画的时候她就盘着腿坐在床上，有时一坐就是数小时，看看画册抑或只是想自己的事情，她似乎具有一种沉思的天性。时不时她会打破沉默随口问我一些问题，然后会给出自己的结论。

“我觉得南国酒店一定让上帝很高兴，”有一次她久久思考了宗教的问题后如是说，“你看，我觉得上帝并不在乎男人和女人是否结婚，他没有让动物结婚，没有让鱼儿结婚，也没有让花儿结婚，世界上的花儿肯定像人类一样也有男女之分。”

我说：“那你觉得对于上帝来说，我们就和动物、花儿是一样的吗？”

“是啊，只不过我们的大脑更聪明罢了。我比猫咪的大脑聪明，可是它跟你我一样都有生命，而且也许上帝更喜欢猫咪呢。我不明白其他人都是怎么想的，只是我们都明白，上帝给予我们生命和做爱的欲望，即使我们死了，还有很多的猫咪、花儿和人会继续下去。这就是上帝所关心的，就是让这个世界继续下去。所以当他从天国俯瞰人间，发现南国酒吧是那么忙碌，每个水手都想跟女孩做爱，他肯定会满意地搓着手说：‘看来我干得很不错，这些水手对女孩们兴趣盎然。’”

我笑了，对她说：“如果上帝看到女孩们去看医生堕胎，又会作何感想？你觉得他还会满意地搓着手吗？”

“不，我觉得上帝肯定不喜欢女孩们把孩子打掉，我觉得上帝看到她们堕胎肯定很生气。”

我们每天都会出门散步，每次散步都是一次全新的旅程，因为幸福让人的感官变得无比敏锐，即使是最熟悉的街道也会不断冒出新的发现。我们踏遍所有的小巷，我们坐在大排档上大快朵颐叫不上名字的动物内脏，我们认真钻研药店橱窗上每一台复杂的设备，我们把海马晾在沙滩上，我们把珍珠碾成粉末，我们把蛇腌在大玻璃罐里。我们乘着渔船在水上漂一整天，我们攀上太平山顶，我们嘲笑虎塔的粗俗。我们发现了许多极具香港特色的声音：按摩工一路吆喝走过每条街道；卖勺匠手里握着一把瓷调羹，扇子一样来回拨弄，发出哗啦哗啦的声响；晚上木拖鞋嗒嗒的声音回荡在空寂的大街上；当然还有麻将室的声音。我们却忘记另外一种声音，直到清晨我们被机关枪一般震耳欲聋的爆炸声惊醒，然后我们笑着看了一眼对方，不约而同地大喊：“鞭炮！”

这些庆祝活动来自三艘装饰华丽的帆船，满载喧嚣的度假者缓缓驶过海港。不久后阿唐告诉我们那天是船民守护神妈祖的节日。我们被鞭炮带来的节日气氛感染，就乘巴士来到一个小渔村观看节日游行，人们抬着摆满烤乳猪和粉色饺子的神龛走在长长的队伍中，带着面具的舞狮走在最前头。我们在庙里拜了香，给妈祖烧了纸，吃了一顿美美的叉烧。一整天鞭炮不断在我们身边响起，震动我们的耳膜，烧焦我们的衣服。

每天我至少抽出一个小时为苏丝读书。我从大英律师图书馆借了许多书，逐渐找到技巧，学会用简单的语言解释复杂的事情。苏丝的求知欲很强，她对任何读物都充满好奇，不管是小说、自传还是游记。不过她最喜欢的莫过于莫泊桑的《羊脂球》，这本小说讲述了妓女羊脂球与同车的资本家被普鲁士军官扣留，军官一定要羊脂球陪她过夜才肯放他们通行，而羊脂球出于爱国心断然拒绝，可起初那些嘲笑她身份的资本家都过来逼迫她为大家牺牲自己，羊脂球出于无奈做出了让步。苏丝对这本书里的每句话每个字都深深着迷，她让我把这故事读了又读，每一次她都很感动，一次次地问我书里的人物是不是真的，羊脂球是如何走上卖身这条路的？她每天接待多少客人，每次收多少钱？她遭受过怎样的悲惨经历？她为什么一直没有结婚？

她把这个故事转述给酒吧里的姐妹，她们都很喜欢，央求她讲了一遍又一遍。只是莫泊桑在故事结尾让这个可怜的小妓女遭人嘲笑、独自流泪，苏丝不喜欢这样愤世嫉俗的结局，就自己编造了一个完美而浪漫的结尾。随着她讲述的次数越来越多，结尾变得越来越浪漫，到最后羊脂球不但与心爱的人喜结连理，还生儿育女，有了幸福的家庭。而这时悲剧悄悄来临，为了让自己与羊脂球更贴近，她安排羊脂球的第一个孩子横遭车祸，死在马路边，而且也是个男孩，被马车碾压得面目全非，还少了条手臂。不过她很快就有了第二个孩子，如果莫泊桑泉下得知自己笔下的女主人公最后成了六个孩子的母亲，一定惊讶至极。

这个故事深深打动了酒吧里的每个女孩，她们经常围在苏丝身边听她讲故事。没过多久，身材娇小而丰满的珍妮便被大家昵称为馄饨，成了中国版的羊脂球。

如今苏丝俨然成了酒吧里的女王，我们之间的关系给她带来了尊严和地位，因为这样一段长久的感情是每个女孩的浪漫梦想，在她的姐妹们眼中她就代表着成功。我此前的过错和失宠再也无人提及，因为我将苏丝带了回来，她们把我们当作一对已婚夫妇看待与敬重。她们会带着小礼物正式拜访我们，还会自觉起身告辞好让我们单独相处。最常来看我们的是吉薇妮和新来的女孩玛丽·纪，玛丽是个非常害羞、经事不足的女孩子，苏丝对她很是照顾，经常给她一些严肃的忠告，很担心她的处子之夜。我经常看到她们两个女孩在阳台上交头接耳，苏丝一副关切的母亲模样，而玛丽对这个较自己年长的成功者充满敬畏。看着她们我不禁对自己微笑，觉得她们真是像极了学校里的学姐和学妹。

而如今苏丝向姐妹们提及我，不再是“我的男朋友”，而是“我的丈夫”。她向我坦白此事，有些羞愧自己过于亲昵，说：“我觉得‘丈夫’更好听些，不过我应该先征求你的意见。”

“苏丝，我不在乎你怎么称呼我。”

“不过我告诉她们，我们不会真的结婚。我说：‘我丈夫是个大人物，有一天他会成为名人，你们会在报纸上看到他的名字，会在电影院的新闻片里看到他的身影。所以他不能娶我，他终究是要离开我，娶一个英国女孩为妻的。’”

“我不知道，苏丝，我从没想这么远。”那天下午，我和苏丝一番云雨后躺在床上。每每这个时刻，我的心里总是对苏丝充满无限的温柔，因为云雨的时候她给我一种极其成熟的感觉，这与她平时孩子气的表现相去甚远，让我内心最深处受到触动，给我一种极大的满足感。我们静静地躺了很久，然后苏丝说：“那个蛛什么是什么意思？”

“蛛丝吗？”我记得午餐时给她读的书中出现过这个词。

“是的，蛛丝。”

我解释了这个词的含义，然后我们接着讨论蜘蛛如何结网。我对蜘蛛很着迷，在马来亚的时候我曾花时间去研究它们如何吐丝，还想知道它们如何在两棵树之间拉出第一条丝线。（我发现蜘蛛首先会在第一棵树的树枝上拉出一条线，一直悬挂在那里，等待风把它们吹到第二棵树上，之后再把丝线拉紧固定，这样就架起了空中桥梁，它们就可以在两棵树之间任意往来了。）苏丝认真聆听，问了很多问题，我取来一张纸和一支铅笔，告诉她不同品种的蜘蛛会结出不同类型的网。我们都为蜘蛛这种自然的本能感到惊叹，小蜘蛛一生下来就能结出完美的网来。苏丝对各种知识如饥似渴，我打心里为她感到高兴，而且我也能从中获得某种创造性的满足感，如同小学教师看到学生在自己的教导下茅塞顿开一样。她缺乏教育，她没有文化，这些一度最让我动心，而将来也许我就不再拥有这样的她。因此就在一瞬间，就在我们讨论蜘蛛的时候，我突然想：跟苏丝在一起我很快乐，比任何时候都要快乐，我想娶她，一生相伴。

在那之前我一直以为这样的婚姻是绝无可能的，我甚至从没考虑过。你可以与酒吧女孩一起生活，但不会跟她们结婚。可是我为何不能与苏丝结婚呢？我毫不在意她的过去，而且她的过去与我们如今的生活已经非常遥远，我甚至可以坦率地跟她讨论她过去的经历，如同在讨论一个毫不相关的女人。而且她的过去让她不同寻常，让她更为有趣，让她内心的善良与纯真变得愈加美好，因为历经了过去的一切，她的善良与纯真却没有泯灭。

想要娶她的冲动攫住我的心，我几乎想中断关于蜘蛛的讨论，就在彼时彼刻向她求婚，然而我内心的声音不停地提醒自己：“别傻了，你知道自己会后悔的！你想娶她不过是因为她的无知满足了你的虚荣心，因为她让你觉得自己像神一样。”

“这有什么不好呢？”我不服气地回答内心的声音，“难道我不可以享受这种神一样的感觉吗？而且她有的时候给我另外一种截然相反的感觉，她让我觉得自己很谦卑，因为她的想法比我更纯真、更新奇。我从她身上学到的并不比她从我身上学到的少，我每时每刻都能从她身上学到东西，通过她的眼睛看世界，一切都是那么新奇。”

内心的声音说：“好吧，也许在这里与她结婚倒是不错，不过不能把她带回英国，你的朋友肯定都不愿接待她。”

我说：“让他们见鬼去吧。不过我觉得肯定会有人愿意接受她的。”

内心的声音说：“是的，他们愿意接受她，然后把她当成展览品。‘天哪，最迷人的夫妇要来我家里吃晚餐了。他的夫人曾是香港一家水边酒吧的妓女，真的，千真万确，我敢发誓……不，不，不要穿衣服，乔治说得对，也许她更习惯脱衣服。’”

我说：“那我就不带她回英国，反正我也很喜欢东方。”

内心的声音说：“即使在东方她也将成为你社交生活中的话柄。”

我说：“你的意思好像我很喜欢社交似的。我不是殖民地公职人员，我只是个画家，很多画家都会跟自己最喜欢的模特结婚，我不是第一个。”

内心的声音说：“好吧，即使不为你自己，为了苏丝你也要遏制自己的冲动，在自己百分之百确定之前不要对她提及此事。你知道自己不过是一时激情，过一周你就恢复理智了。”

然而接下来的几天里，我的这份热情非但没有消退，反而越来越强烈地攫住我。是的，我要娶她，我无比愉悦地对自己说。我决定一有合适的机会就向她求婚，后来发生了一件事让我暂时搁置了求婚的念头。

这件事来得非常惊奇，也很意外。那天上午十一点钟，我正在画架前作画，突然响起了敲门声。苏丝正在阳台与吉薇妮和玛丽聊天，听到敲门声她就急匆匆穿过房间去开门，因为她觉得自己有义务不让我受到任何打扰。我听到她与阿唐低声说了几句，然后她关上门走到我的身边，炫耀似的拿出一封信。

“给你的电报。”

“我的小天使苏丝，帮我打开。”我对她说，心里很明白她一定非常享受在吉薇妮和玛丽面前为我拆信。

她满脸骄傲，小心翼翼地在两位观众面前拆开信封，将信纸递给我。我从没见过这么长的电报，所以我起初怀疑是不是给我的，不过我看到是从纽约的米特福特寄过来的。电报洋洋洒洒十二行，大致内容是美国一家具有国际发行量的著名画报想把我的香港绘画作为一个专题来展示，而且还希望我能继续画一系列《日本印象》，他们不仅会付我稿费，还会免费送我到日本待两个月，其间的所有费用都由他们承担。

香港画作和将来日本画作的费用都是以美元计算的，数额很大，我觉得一定是电报传送过程中数字后面添加了几个零。按照我和苏丝的生活水平，这笔钱足够我们维持一年。

电报的最后三行劝告我不要鄙视美国这种商业化的作品亮相方式，因为这会大大增进其他画展对我的兴趣。

其实这样的劝诫完全是没有必要的，我很快就回电报说我无条件接受，并要求他们确认费用的金额。两天后我收到了回复，此前的金额是正确的。自从罗德尼离开后，我第一次希望他能在现场，因为如果没有他，这一切都不会发生，我是如此高兴，如果他在，我一定会搂住他的脖子感谢他。

一个小时后又来了一封电报，说明其中一部分钱是去日本的往返路费，我可以到汇丰银行去提取第一笔费用，并建议我即刻起程去日本。

我取了钱，买了一张到东京的英国海外航空经济舱机票。他们支付了我头等舱的费用，我用剩下的钱带苏丝去购物。自从房子倒塌她失去所有财物后，她只买过两件便宜的旗袍和几件贴身衣物，因为她不喜欢花我的钱。不过现在我们可以为所欲为地花钱了。我们买了鞋子、袜子、牛仔裤、旗袍，以及她分别良久的女性小物件。然后，我们拎着大包小包回到银行，让戈登·汉密尔顿以苏丝的名义开了个账户。她有了自己的第一个支票簿，汉密尔顿告诉她，如果她需要钱，随时可以去找他，他会帮她填好支票，而她只需要签个名即可。她坐下来，微微咬着舌头，极其认真地写了一份签字式样，“Suzie”中的Z写得极大，很不连贯，而且还前后颠倒。而汉密尔顿却说：“好极了，写得真好。我希望每个人的签名都像你的这样容易看懂。”十八个小时后我坐在飞机舱里，飞机起飞的时候我透过窗口最后看了一眼苏丝，她穿着新买的牛仔裤，在铁丝网护栏后跳着向我挥手告别。

几个小时后飞机在冲绳停降加油，即刻再次起飞，当时正是日落时分，飞机飞行在距离海面两万英尺的高空。我看着光亮一丝一丝从天空中消失，直到变成漆黑一片，唯有远方的地平线残留一道长长的耀眼橘黄色。突然间橘黄色的地平线上出现一个锥形的轮廓，空姐说“那是富士山”，这就是我对日本的最初印象。

半个小时后飞机降落在羽田机场，我乘坐机场巴士来到东京，晚上借宿在帝国酒店，第二天一早就去拜访那家美国杂志在东京的办公室。

“可乐？”美国经理问我，然后转头说，“山口小姐，来两瓶可乐。”我们坐下聊天，玩弄着手里的可乐瓶，用吸管啜饮冰凉的可乐。然而办公室的奢华让我感到很压抑，而那位经理也显然把我当作享有盛誉的著名画家。我觉得自己像是个骗子。我起初开始画画完全是出于消遣，而如今我却拿自己的喜好来换取金钱，心中充满罪恶感，无法摆脱。每提一次我巨额的费用，我的脸就会红一次。后来经理开始讨论我在东京的奢侈住行费用，我不断地提醒他，我的要求其实很朴实。最终我成功说服他将每日花费降低到我在香港两周的生活费外加偶尔去舞厅的用度。我还成功减少了需要参观的地方，因为我知道少走动、多观察才能成就好作品。对于我的画作并没有硬性的地点或者主题要求，我们一起研究出一个大致的计划，先在东京住一周，之后去京都和南方待一个月，然后回到东京一周，最后去南部的北海道两周。

此后我从国际标准的帝国酒店搬到一家日式风情酒店，我顿时觉得自己被陌生的世界和陌生的时代所淹没。一进房门我就要脱鞋，穿着袜子在房间里走来走去，蹲在一尺高的桌前吃饭，在巨大的浴池里洗滚烫的热水澡，铺个垫子睡在地板上，还有一群叽叽喳喳的女仆每天穿着和服围在我身边，全力伺候我更衣。我每次进出她们都会等候在门口，跪在地上向我鞠躬，双手放在膝盖前的垫子上，前额一定要触到地面。

酒店的老板娘做过艺伎，如今三十多岁却依然很有风韵。我刚到酒店的时候她出来迎接我，身穿和服，梳着旧式的发型，如同日本版画上走下来的人。

第二天我看到一个身材苗条的女人穿着宽松长裤在花园散步，头发用手帕系着，手腕上戴着重重的瑞士珠宝。我想她肯定是个美国人，然而她转身向我微笑的时候，我才认出她竟然是一身现代装的艺伎老板娘。

住在我隔壁的房客却以相反的转变方式让我大吃一惊。刚到酒店的那天晚上，我在走廊看到他提着皮革公文包，穿着黑色上衣和条纹西裤，白色的衬衣领子很坚挺。而一个小时后我从他的门口经过，通过敞着的推拉门我看到这个身材矮小的商人蹲坐在地板上，房间的摆设是典型的日本朴素风格：一只花瓶里插着两朵花一片叶子，墙上挂着一幅简单的轴画。黑色的西装已经换成和服，不留一丝西方的痕迹。这样的场景如同日本历史电影里的画面，我甚至期待看到一群喘着粗气的武士突然跳出来，用弯弯的武士刀把他杀戮。

日本人的这种双重生活随处可见。虽然这个现象并非我最早发现，但我觉得这是他们固有的一种特征，而且很有意思，所以我决定把它当作我绘画的主题。这件重要的事情定下之后我就踏上了南下之旅。

此后的一个月充满了无穷的魅力，我从未到过如此赏心悦目的国家，从未遇到过如此和善好客的人们，唯一遗憾的事情是苏丝不在身边。我惊奇地发现自己对她的思念是如此之深。离开香港前我曾想向她提及结婚的事情，却一直没有说出口，因为我心里暗暗期待到了一个全新的国家、遇到不一样的人之后我会忘了她。然而现在，我独自一人旅行，却时常感到孤独的痛苦，而乡间美丽的风景只会让这痛苦更加浓烈。每每有愉快的事情发生——不论是日光城的壮丽让我屏息，还是盘腿吃着寿喜烧，抑或是晚上漫步在树林间，无数的萤火虫在身边闪烁——我总会对自己说：“这一切是多么美好，如果有苏丝在身边我会多么开心啊！”因为看到眼前的美景她一定会很开心，而她的陪伴总能触动我内心最童稚的快乐，我能从她的眼里看到不一样的世界，我能分享到她最纯真的想象。

在京都的时候我收到她的第一张明信片，是从东京的办公室转寄过来的。临走的时候我给了她几张写好地址的卡片，告诉她只需要在上面签上名字，隔段时间寄给我，好让我知道她一切安好。而我收到的这第一张明信片竟然是我开玩笑随便乱写的，我在上面写了“我爱/恨你，自你走后我找了零/二/六/七十三个水手”。第一句话她留下了“爱”，第二句话留下了“七十三”，后面标着星号，指示着下面吉薇妮的笔迹：

关于水手，不过是个玩笑。你走后我哭了很多次。回来的时候你若还有余钱，能否帮我带一把粉红色的雨伞？可以收小的那种。我见过日本的雨伞，非常漂亮。

爱你的，

苏丝

下面的名字是她自己签的，Z写得很大，而且是颠倒着的。

一两周后我回到东京，办公室收到她另外两张明信片，每张明信片上面都有吉薇妮代写的言语。还有一张明信片上是十几个女孩的签名，先是中文名，然后是括号里的英文名，最显眼的是菲菲和周三露露。我不知道办公室的日本秘书是如何处理这张明信片的，不过当经理问我“你收到信了吗”，他奇怪的眼神告诉我，这张卡片一定在所有人手中传阅过了。

我用了整整一个下午的时间给这些女孩买了小礼物，也给苏丝买了几件。我毫不费劲儿就找到了雨伞，因为有一家商店专卖雨伞，别的什么也不卖。里面的雨伞各式各样，颜色艳丽，风格现代，还可以当作遮阳伞用。我买了一把粉底蓝花的雨伞，上面的绘画如同钢笔的墨水喷洒的一般，而且按照苏丝的要求，伞柄可以收缩。这把伞只要一英镑，可是看上去如此新颖和漂亮，足以在英国的阿斯科特引起轰动。

几天后我又收到了苏丝的一张明信片，上面依然是吉薇妮的笔迹。

发生了一件讨厌的事情。那个广州女孩说了很难听的话，我很生气，不过其他女孩都站在我这边，所以现在已经没事了。吉薇妮会写信告诉你事情的始末。那个广州女孩太坏了。

爱你的，

苏丝

这张明信片让我很不安，我知道“那个广州女孩”指的是贝蒂·刘，自从苏丝回到南国酒店后她总是不断找碴儿，因为在那之前很长一段时间她一直声称我是她的男朋友，而苏丝的再次出现让她很恼火，她再也没有机会暗中中伤苏丝了。曾经有两三次她的疯言疯语让苏丝难过好几天，而现在她显然是趁我不在，肆意发泄自己的怨恨。

我焦急地等待着吉薇妮的信，三天后的早上终于收到了，信来得很及时，如果再迟一天我就要去北海道了。我拿着信穿过马路，来到办公室对面的日比谷公园。打开后我却发现，虽然信封上的地址是吉薇妮写的，里面的信却是完全陌生的笔迹。显然这件事情已经严重到要由更熟悉英语的人来代笔了。

尊敬的先生：

在吉薇妮和苏丝的要求下，我给您写这封信。她们说是您的朋友，有件事情希望让您了解。不过我首先要声明，我与这件事情没有任何关系，与这件事情涉及的各方也没有任何私交；不过作为皇家海军上士，我崇尚公平与公正，我来这家酒吧只是为了小酌一杯，作为有妇之夫，我并无其他不良念头。后来我看到上面提到的两位小姐闷闷不乐，就希望能以自己的绵薄之力帮助她们。

她们希望我告诉您，17日下午三点左右，另外一方，即一个名叫贝蒂的女孩在酒吧对苏丝出言不逊，后者忍无可忍，用剪刀捅了前者，造成她受伤住院。苏丝被警察拘留了一夜，这一夜她异常难过。18日上午，苏丝被送往地方法庭，通过她自己的努力和其他心怀同情的女孩的帮助，苏丝被保释。她们还希望告诉您，现在已经无须担心，因为公意认为苏丝的行为是正当合理的，因为另外一方的态度具有伤害性。她们希望您还记得她们。

最后，我再次申明我写这封信只是为了伸张正义，如若造成任何误解，请见谅。不过我看到苏丝小姐行为正派、品性端正，我感欣慰。

您真诚的，

英国海军上士

R.O.布里奇斯

在这下面写着：“你何时归来？”之后是苏丝的签名。她的签名轻快活泼，上面压着吻痕。

这封信让我很是担心，心中充斥的只是信心而不是安心。显然所谓的“公意”认为苏丝的行为正当合理，不过是酒吧里的公意——女孩们的观点。而法官的观点无疑相去甚远，更何况还用了剪刀。

剪刀是最令我担心的，她到底在酒吧用剪刀做什么？剪刀是从哪里来的？从包里掏出来的吗？

可是她的包里从来不放剪刀的，我也从未见酒吧的哪个女孩用过剪刀。如果剪刀是她特意带到酒吧去的，事情就严重了，因为这样就构成了故意伤人罪。确定无疑。

事情是这样的吗？我越想越是无法确定。我想起她曾因为贝蒂一句怠慢的话就沉思了许久，我想起她当时的眼神。如今回想起来我才明白她眼中承载了多么深的伤害。那个时候我一心扑在画画上，不想被打扰，所以我对她眼中的伤害视而不见。也无怪她会如此受伤，因为贝蒂的每句话都正中她内心最敏感的地方——她的自尊心。

苏丝的自尊心通常表现在一些小气琐碎的事情上，不过我都能原谅她，因为正如酒吧里其他女孩一样，她的自尊心代表着她的自信和向上的愿望，代表着她拒绝走向堕落。真正开始堕落的女孩往往会丢弃自尊心这道防护。

自从她的孩子去世后，苏丝的自尊心就完全集中在与我的关系上，这是她仅有的有形资产。对于她来说，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事情莫过于保全这份资产完整不受侵害，不仅要事实上如此，在其他女孩眼中也要如此。然而贝蒂却经常恶意诋毁苏丝和我的这段感情，让苏丝很没有面子。想到这些，我觉得苏丝极有可能是带着怨愤蓄意伤害贝蒂的。

我憎恨自己如此蠢笨，竟然没能预见潜在的危险：我自私地只顾着自己，不想费心去理解她，最后造成这样的后果。如果我不那么自私，也许一切都不会发生了，一切的罪孽都是因我而起。我坐在公园里，不知道自己是否应该即刻回香港帮她渡过难关，是否应该绕过北海道，明天就回去。

可是这就意味着违约，意味着背信弃义。这是我作为画家得到的第一份工作，难道就这样半途而废吗？

可是不回去不就是对苏丝背信弃义了吗？这难道不是考验我对她忠贞与否的第一次机会吗？

我在日比谷公园里来回徘徊，犹豫不决。最后我决定按照原计划去北海道完成自己的工作，毕竟只有两周，然后再赶回香港，应该赶得上帮她出庭做证，虽然她并未在信中提到庭审的日期。我离开公园，走到马路对面帝国酒店里的邮局，给苏丝发了份电报，让她联系一位名叫海恩斯的律师。他是我在香港唯一知道名字的律师，虽然我对他一无所知，也从未见过面。我只是某一天在报纸上看到他是一起租金案件的辩方律师，一个小时后碰巧又在市中心的办公楼入口处看到他的名字，由于这些巧合，他的名字就深深刻在了我的脑海中。我还告诉她不要担心，不管发生什么事我都会在背后支持她，并向她表达了我的爱意。

我还给海恩斯发了封电报，然后突然想起忘记告诉苏丝我回去的日期了。我到酒店门厅的英国海外航空柜台确认了自己的航班时间，然后回到邮局又给苏丝发了封电报告诉她我的归期，并再次让她放心，我说已经给她买了粉色的雨伞，然后表达了更多的爱意。做完这一切之后我乘的士回到酒店，那群小麻雀跪在酒店门口迎接我，我刚在木台阶上坐下，就有两只小麻雀过来帮我解开鞋带脱下鞋子。我让的士在下面等着，小麻雀叽叽喳喳簇拥我回到房间，帮我打包东西。我把所有的画捆起来，交给老板娘保管。然后小麻雀们又在门口跪下，咯咯笑着，摇着手指，示意性地拉着自己的头发，告诉我要跟北海道毛发茂盛的土著姑娘好好相处。我坐上的士，一路奔向机场，在起飞前十分钟赶上了飞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