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过了验票闸门，加入到等待渡船的人群中：穿着棉布睡衣的女人们，穿着毛毡拖鞋、镶着金牙的男人们。她的头发梳到脑后，扎成马尾辫，穿着牛仔裤——绿色斜纹及膝牛仔裤。

我心想，好奇怪。中国女孩穿牛仔裤，简直有些令人难以置信。

我看着她将一枚一角的硬币递给蹲在地上戴破旧毡帽的小摊贩。小摊贩将一张中文报纸卷成圆锥形，用铲子装了些西瓜子，递给那女孩。她转身走开，在离我一码远的地方停下来，心不在焉地用涂着红色指甲油的手指拣瓜子吃。

我想，她也许是哪个富商的女儿，或者是女学生，抑或是导购女郎——不过作为外国人，我不能跟中国人交谈。

她把一粒瓜子放在牙齿中间，轻轻嗑开，瓜子仁儿就势落在嘴巴里。她身旁站着一个老男人，穿着高领长衫，倚靠在黑檀木的拐杖上，轻轻捋着自己那缕一英尺长的白胡子。一个婴儿从妈妈背上探出脑袋，黑色的眼睛闪烁着心满意足的光芒，露出只有婴儿才有的十足的安全感。一个戴着牛角框眼镜、穿着破旧开领衬衫的年轻人手里捧着一本书在看，鼻子几乎贴在了书本上。他在仔细研究一张图表，那本书叫作《空气动力学》。

那个女孩又将一粒瓜子放在上下牙齿之间，她的牙齿又白又整齐。这时，她看到我在看她，眼神似乎在我身上停留了一下，所以我开口说：“我多希望自己也会。”

“啊？”

“我是说嗑西瓜子——我总是学不会。”

“不要跟我说话。”

她傲慢地转过脸去，看向不远处的挡板，挡板后面簇拥着花一角钱来乘坐下层舱的乘客：穿着破旧蓝裤子和破烂衬衫的苦力，戴着斗笠、穿着乌黑发亮衣衫的广东渔家妇女。她口里嚼着瓜子仁儿，显得非常不自在。

我尽量不让自己觉得受了冷落，我安慰自己说，毕竟，我一直不擅长搭讪，胆子太小。

这时她似乎变得……是的，她渐渐变得温和起来，拿眼角偷偷地打量我，揣测刚才是不是误解了我。

她很快把目光移开，又偷偷看了我一眼，然后十分谨慎地说：“你是水手吗？”

“我？水手？天哪，怎么可能？”

她稍微放松了些，问：“真的吗？”

“哦，真的。”

“好吧，你想跟我聊天的话我们可以聊聊。”

“哦，太好了，”我笑着说，“不过你为什么对水手这么敌视？”

“不是我啦，是我父亲。”

“你是说你父亲不喜欢水手？”

“嗯，他说水手到处招惹女孩子，惹是生非。”

“所以他不许你跟水手说话？”

“是啊。他说：‘你要是跟水手说话，看我不打你！’”

“哦，你父亲真是个明智的人。”

“是的，明智。”

渡船过来了，荡起阵阵水花。人群不断往前涌，我们被挤着上了踏板，在上层舱平台上的板条长椅上坐了下来。渡船是由中国人经营的，效率非常高，我们还没坐稳，水花就又起来了，引擎隆隆作响，渡船不停地颤动。我们经过九龙码头，驶过了停泊着的商船和许许多多的舢板。前方，海峡对面的小岛就是香港岛，蜷缩在几百英尺宽的狭长海岸带里。香港岛的中央是微型的摩天大楼群，两边长长的滨水区绵延数英里，停满了小船和舢板；后面矗立着太平山陡峭的山坡，越往上距离市中心和底层社会越远，在海拔稍高的地方，依然能看到零零星星的白色平房和社会名流居住的豪华公寓。

我们绕过九龙半岛，斜穿海峡，朝着香港东部人口最密集的湾仔驶去。我扭头看着身边的女孩，她的脸圆润光滑，椭圆形的黑色眼睛，睫毛卷翘，像是画上去的一般——只是这样的睫毛只有用最尖细的铅笔才能画出来。她的颧骨很高，看上去有点儿像蒙古人。

“你是北方人吗？”我问。

“是的，上海人。”

“你现在住在香港？”

“北角。”

“北角地段不错。”这也足以解释她为何会乘坐这趟渡船，因为湾仔过去就是北角——贫民区过去就是高雅的郊区——而要去北角，湾仔码头是最近的渡口。

“是的，只是我更喜欢浅水湾。房子更好。”

“你是说你有两套房子？”

“四套。”

“四套？”我知道中国富商非常有钱，足以让最有钱的欧洲人相形见绌，他们通常会拥有两到三套房子，但是四套我还从未听说过。“你是说这些房子都在香港？”

“是啊，都在香港。我父亲很有钱。”她有些扬扬自得，带着孩子般的天真烂漫。

“我猜也是。那另外两套房子在什么地方？”

她扳着手指头数了一下刚才提到的两套，然后接着说：“第三套，干德道。第四套，太平山顶。第五套……”

“没有第五吧！”

“啊，我刚才忘了——第五套，跑马地。不过这套房子太小了，只有十个房间而已。”

“这可一点儿也不小啊，”我笑着说，“那汽车呢？你父亲有多少辆汽车？”比起房子，中国人更喜欢买汽车。

“汽车吗？让我想想。”她眉头微皱，又数起手指头来，然后咯咯地笑着放弃了，说，“哦，我忘了有多少辆汽车了。”

“我猜你自己也有汽车吧？”

“没有，我不敢开。不过我不介意乘电车，我挺喜欢乘电车的。”她把报纸筒里一角钱买来的西瓜子放在我面前，问：“你想不想吃？”

“想，只是我实在剥不开，”我说，“你可要教教我。”

“你先试试。”

我试了好几次，但每次瓜子皮都被我的牙齿咬碎，里面的仁儿也不可避免地跟着碎掉了。看到我笨拙的样子，女孩咯咯地笑了，用双手捂着脸，马尾辫在脑后跳来跳去。然后她静下来，只是脸上还带着愉悦的光芒，她给我做了个示范——用手将瓜子沿侧面剥开，把皮剥去，然后将完整的瓜子仁儿递给我。

“是啊，我也是这么做的呀，”我说，“你的这粒肯定容易剥。”

“不是，都一样的。”

“那我还是放弃吧。你叫什么名字？”

“黄美玲。”

“美玲，真好听。”

“你呢？”

“罗伯特·洛马克斯，或者按照你们的叫法，洛马克斯·罗伯特。”

“劳伯特。”

“不是劳，是罗。”

“哦，罗伯特。你住在哪里？”

“这个，其实我……”

“山顶？”

“哦……算是吧，半山腰。我住在一家公寓，落日公寓。”其实我这么说也算是事实——我以前住在落日公寓，几天前刚搬到湾仔。我不好直接告诉她我住在南国酒店，至少在我了解她之前不能告诉她。

“你在政府工作，还是银行？”

“都不是。我之前是种植橡胶树的，不过几个月前我辞了工作开始画画。”

“画画？”

“就是在纸上绘画。”我本想把素描本拿出来给她看，但是我突然想起来我画的全都是南国酒店，就没有拿出来。

“我知道，艺术家。”

“哦，我现在还算不上艺术家。”因为我们相谈甚欢，我就问她是否可以哪天晚上跟我共进晚餐，可是她断然拒绝了。

“午餐呢？”我问。

“不行。”她坚决地摇了摇头，马尾辫也跟着晃动。

“但是我非常希望能再见到你，美玲。我们什么时候还能再见面？”

“不会了。”

“为什么啊？”

“我马上就要结婚了。”她解释说，这个婚姻是她父母安排的，按照中国的传统习俗，她与未来的丈夫还未曾见过面，不过她倒是见过他的照片，觉得他很英俊，他也非常富有。然而，如果不是因为她即将要结婚了，我们也就不可能相遇，因为在中国，女孩子远没有英国女孩那么自由。她知道，英国女孩可以交男朋友，而且她们的男朋友可以做只有丈夫才能做的事情，这些都无伤大雅，不会影响她们未来的婚姻。她还曾听说有个来自山顶富人区的英国女孩曾交过四个男朋友，后来在香港大教堂嫁给了一位高级官员。然而对一个中国女孩来说，这些想都别想，因为贞洁是婚姻中最必不可少的条件。按照习俗，结婚当天新郎的亲戚有权亲自来检验新娘的贞洁，如果发现新娘不贞洁，就有可能解除婚姻，那新娘就会被赶出家门，流落街头。

“所以说，我还从没交过男朋友，”美玲郑重地宣布，“我还没做过爱。”

“没有吗？”我被她如此坦率的言辞吓到了。

“没有，从未有过。”

“哦，你以后有的是机会，来日方长。”我很疑惑，这样的对话是不是只有在中国才可能发生，尤其是初次见面的时候。

她天真地看着我，问：“这个你们用英语怎么讲？”

“什么用英语怎么讲？”

“我的意思是，如果一个人从没做过爱——从未跟任何人。”

“哦，我们称之为处女。”我说。

“处女？就这么说？”

“是的。”

“是的，处女——就是我。”

她用涂着红色指甲油的手指指着自己说。我忍不住大笑起来。

“美玲，你真了不起！”我说，“那这个事情我们已经说清楚了，你到底要不要跟我一起吃晚餐？当然，我保证不会强迫你，不会坏了你的好名声。”

她再次固执地摇摇头，说：“不要。”

“可是我真想为你画幅画像。”

“不要。我们就此别过。”

渡船引擎开始反转，船体不停地颤动，慢慢靠近湾仔码头。踏板哐当一声放了下来，乘客们争相蜂拥而出，我跟在美玲后面下了船。我们在码头外面停了下来，一群黄包车夫闲坐在车把之间的空地上。码头三百英尺开外就是南国酒店，我站在这里就能看到酒店大门口悬挂的蓝色霓虹灯招牌，以及酒店顶层我的转角阳台，阳台上立着我的画架，方形的白色画布上是我早上刚开始的吉薇妮画像。

美玲顺着我的目光看过去。

“那是什么地方？”

“哪个地方？”我含糊地说。然后我飞快地转移了她的注意力，问：“你现在要去哪里？”

“轩尼诗道。”

“去赶电车？”

“不是，轩尼诗道有车来接我。”

“我能跟你一起走到那里吗？”

“不好，司机会告诉我父亲的。”

“难道你父亲会打你？”

“可能会的。”

“那你会不会冒险一次，跟我一起吃顿晚餐？”

“不可能，我走了。”

她伸出手来要跟我正式道别，我握住她的手时她突然小声地咯咯笑了，然后转身朝轩尼诗道飞奔而去，马尾辫荡来荡去。她回过头来，匆匆朝我挥挥手，然后就淹没在大排档、黄包车和来来往往的人群中。

我想，消失了，就这么消失了，正如同那句著名的法国格言：“离别，死去一点点。”我转身穿过码头回到了南国酒店。我一到阳台上，就把画板放在画架上，盖住了吉薇妮的画布。我在凌乱的桌子上找到一支木炭笔，趁着记忆还很鲜活，画了一张美玲的速写。画像中她的眼神既调皮又天真，一只手拿着瓜子，另一只手指着自己。在画像的下方，我写道：“是的，处女——就是我。”

画得不是很好，但是一看到这幅画我就会微笑，所以我就留了下来。现在我又拿出来看了一遍，画像已经脏兮兮的了，还被扯破了——是美玲撕破的，因为她不喜欢这张画——我又用胶带修补了一下。即使如此，这幅画像还是让我很开心，因为这是我为她画的第一张肖像。我已经记不清后来为她画了多少幅画像，我也从未数过，大概比她手中报纸筒里的西瓜子要多，也比她梳成马尾辫的头发要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