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人都记得弗利谷多的名字，他的铺子可以说是解决饥饿，救济贫穷的庙堂。王政复辟最初十二年间住过拉丁区的大学生，很少不是弗利谷多的老主顾。晚饭一共三道菜，加上一壶葡萄酒或者一瓶啤酒，定价十八铜子，多付四个铜子就能有整瓶的酒。同行的招贴上印着“面包尽量”几个大字，就是说不怕客人“过量”；这种营业方针使那位照顾青年的老板不曾发大财。好些显赫的要人都经过弗利谷多哺育。在索蓬纳广场和黎希留新街的拐角儿上，不少名流一看见装着小格子的玻璃门面，心中便浮起许许多多无法形容的回忆，觉得意味深长。七月革命以前，弗利谷多的儿子孙子从来没改动门面，玻璃老是那暗黄的色调，一派古老稳重的气息表示他们不喜欢招揽顾客的外表。现在的饭店老板几乎都拿中看不中吃的玩艺儿做广告，橱窗里陈列的有扎成标本一般，根本不预备烧烤的野味；有稀奇古怪的鱼，正如唱滑稽的说的“我瞧见一条出色的鲤鱼，要买也不妨等上十天八天”；还有名为时鲜而早已落市的蔬果，摆得五花八门，给士兵和他们的乡亲看着取乐。老实的弗利谷多不来这一套，只用一再修补的生菜盆装满煮熟的李子，叫顾客看了眼睛舒服，知道别家饭店在招贴上大吹特吹的“饭后点心”，在这儿不是一句空话。六斤重的面包切成四段，保证“面包尽量”的诺言。这就算铺子的排场了。主人的姓大有文章可做，如果早生两百年，莫里哀准会替他扬名。弗利谷多饭店至今犹存，只要大学生想活下去，那铺子一定能开下去。大家在那儿照常吃饭，东西既不多，也不少；吃的时候也像工作的时候一样，心情或者阴沉，或者开朗，看各人的性格和情形而定。那有名的铺子当时有两间又长、又窄、又矮的餐厅，凑成一个直角，一间面对索蓬纳广场，一间面对黎希留新街。桌子特别长，颇有修道院风味，不知从哪个修院饭厅搬来的，刀叉旁边的饭巾套着湛亮的白铁箍，刻着号码。在老弗利谷多手里，桌布每逢星期日更换一次，据说后来弗利谷多的儿子改做一星期换两次，因为同行竞争，老店受到威胁。这铺子好比一个工具齐备的工场，而不是豪华富丽，大开筵席的礼厅，客人吃完就走。店里忙得很，侍应的人来来去去，从来不闲着，大伙儿都在干活，没有一个多余的人。菜的品种不多。马铃薯终年不断，爱尔兰一个马铃薯没有了，到处绝迹了，弗利谷多照样供应：三十年来始终煎得黄黄的，像提香喜欢用的那个色调，上面散着细末子的菜叶，面目不变，叫唯恐衰老的妇女看了眼红，一八一四年看到的马铃薯，你到一八四○年再去看，保证没有分别。店里的羊排和里脊牛排，相当于万利酒家的松鸡和鲟鱼片，算是了不起的名菜，需要早上预定。母牛肉不少，小牛肉很多，做成各种新鲜花样。大批的鳕鱼和青花鱼在大西洋沿岸一出现，弗利谷多铺子就大批涌到。一切都跟蔬菜的交替和法国时令的变化息息相关，你在那里知道的事都是有钱的，有闲的，不关心自然界顺序的人从来想不到的。拉丁区的大学生在弗利谷多饭店里知道的季节最正确：他知道什么时候大豆和豌豆丰收，什么时候白菜在中央菜场泛滥，哪种生菜货源充足，萝卜是不是歉收。民间向来有种无稽之谈，说牛排的供应和马的死亡率有关；吕西安住进拉丁区的时节又在流行这样的话。像弗利谷多铺子里那种动人的景象，巴黎很少饭店看得见。那儿有的是青年人的朝气，信心，不怕穷苦的自得其乐的精神；当然，表情激烈，严肃，又阴沉又骚动的脸不是没有。大家穿著很随便。熟客一朝衣冠端整的上门，立刻有人注意。谁都知道那不是去会情人，便是上戏院或者到上流社会去交际。据说后来成为名流的几个大学生，当初就在那饭店里订交的，你们看下文就知道。除了一般为着同乡关系，在桌子尽头坐在一处的青年之外，吃饭的人大都一本正经，难得眉开眼笑，或许因为喝的是淡酒，兴致不高。弗利谷多的老主顾可能还记得某些神态抑郁，莫测高深的人，身上仿佛裹着贫穷的冷雾，吃了两年饭，忽然像幽灵似的不见了，便是最爱管闲事的熟客也摸不清他们的底细。至于在弗利谷多铺子交了朋友的人，往往到邻近的咖啡馆去喝一杯又浓又甜的杂合酒，或者来一盅搀烈酒的咖啡，借着暖烘烘的酒意巩固他们的友谊。

吕西安搬进格吕尼旅馆的初期，像进教不久的人一样，行动拘谨，很有规律。他对高雅的生活有过惨痛的经验，把活命之本送掉以后，拼命用起功来。可是这股第一阵的劲道很快要被巴黎的艰难困苦和繁华的诱惑打消的，不论过的是最奢侈的还是最清苦的生活；除非你真有才能而拿得出顽强的毅力，或者为了雄心壮志下着破釜沉舟的决心。吕西安下午四点半就上弗利谷多铺子，他发觉早去有好处，饭店里花色比较多，爱吃的菜还能叫到。他像一切富于想象的人一样，特别喜欢某一个位置，他挑的座儿证明他眼光不错。吕西安第一天走进饭店，从座客的相貌和偶尔听到的谈话上面，发见靠近账台的一张桌子坐的是文艺界朋友。其次，他自然而然感觉到坐在账台附近可以同饭店主人攀谈，日久相熟了，手头不宽的时候也许能通融欠账。因此他拣了账台旁边的一张小方桌，桌上只放两份刀叉，两条白饭巾不用箍儿，大概是招待随来随去的客人的，同桌的是个又瘦又苍白的青年。似乎跟吕西安一样穷，清秀的脸已经有些憔悴，破灭的希望使他脑门显得疲倦，在他心上留下许多沟槽，而播的种子没有长出芽来。由于这些残余的诗意，无法抑制的同情，吕西安很想接近那个陌生人。

他姓罗斯多，名叫埃蒂安纳。安古兰末诗人花了一星期功夫，殷勤凑趣，跟他攀谈，交换一些感想，把他当作第一个谈话的对手。两年以前，埃蒂安纳像吕西安一样离开本乡，贝里地区的一个城市。他的指手画脚的动作，明亮的眼睛，有时很简短的说话，流露出他对文艺生涯有些辛酸的经验。他从桑赛尔来的时候，带着他的一部悲剧，和吕西安同样受着光荣，权势，金钱的吸引。这年轻人先是接连几日在弗利谷多铺子吃饭，过后却难得露面。吕西安隔了五六日重新见到他的诗人，希望他下一天再来，不料第二天他的位置上换了一个新人。在青年人中间，第一天见过面，谈话的兴致第二天还接得上；有了间断，吕西安只能每次想法打破沉默，而且最初几星期两人的关系没有多大发展，所以更不容易亲密。吕西安打听管账的女太太，知道他那未来的朋友在一家小报馆当编辑，写新书评论，报道滑稽剧场，快乐剧场，全景剧场的戏。吕西安立刻觉得那青年是个人物，有心同他谈得亲切一些，不惜作些牺牲去换取一个初出道的人最需要的友谊。记者半个月不来吃饭。吕西安不知道埃蒂安纳只在没有钱的时候才上弗利谷多饭店，因此老是沉着脸，没精打采；吕西安看他冷淡，便竭力赔笑，拣好话来说。其实应不应该交这个朋友还值得郑重考虑；看来那无名的记者过着挥霍的生活：既要烧酒，又要咖啡，又要杂合酒，还得看戏，吃宵夜。而吕西安住进拉丁区的初期，行事像一个可怜的孩子，被第一次巴黎生活的经验吓坏了。他研究一下饮料的价钱，摸摸钱袋，不敢学埃蒂安纳的样；他还在后悔过去的荒唐，唯恐再出乱子。他还没摆脱内地教育的影响，一有邪念，他的两个护身神，夏娃和大卫，立刻出现，使他想起大家对他的期望：他不但要使老母幸福，也不能辜负自己的天才。白天他在圣·日内维埃佛图书馆钻研历史。经过初步研究，发觉他的小说《查理九世的弓箭手》有些荒谬的错误。图书馆关了门，他回到又冷又潮湿的房间把他的作品修改，整理，重写，整章的删掉。在弗利谷多铺子吃过晚饭，他往下走到商业巷，在布洛斯办的文艺阅览室中读当代的文学作品，日报，期刊，诗集，了解流行的思潮；半夜前后回到破烂的旅馆，灯火和取暖的木柴都省掉了。那些读物大大改变了他的观念，他重新校阅歌咏花卉的十四行诗集，他一向看重的《长生菊》，大改特改，保留的原诗不满一百行。可见吕西安最初过的是一般内地穷小子的生活，纯洁，无邪，觉得弗利谷多的饭菜比起老家的伙食已经是奢侈的享受了；所谓消遣只是在卢森堡公园的走道上慢悠悠的散步，心里热呼呼的，斜着眼睛望望漂亮女人；从来不走出本区，只管想着前途，一本正经的用功。无奈吕西安天生是个诗人，欲望极大，看到戏院的招贴心痒难熬，忍耐不住。他买楼下的后座，在法兰西剧院，杂剧院，大千剧院，喜歌剧院，花了五六十法郎。看塔尔玛演他最出名的几个角色，这样的乐趣哪个大学生肯放弃呢？富于诗意的人一开始就爱戏剧，吕西安被戏剧迷上了。他觉得男女演员全是重要人物，不可能跨过脚灯去对他们随便张望。在吕西安心目中，那些使他快乐的名角儿简直像神仙一般，报纸上提到他们，口气不亚于谈论国家大事。他渴望做一个戏剧作家，编出戏来叫人上演！有些大胆的人，例如卡西米·特拉维涅，居然实现了这样的美梦！吕西安转着这些创作的念头，忽而信心十足，忽而悲观绝望，精神上骚动不已，可是他继续过着用功和俭省的日子，不管有多少顽强的欲望在暗中激荡。他甚至过分谨慎，不敢走进王宫市场那样的销金窟，他不是一天之内在万利酒家花掉五十法郎，做衣服花掉将近五百吗？即使打熬不住，要去看福洛利，塔尔玛，米旭，或者巴蒂斯德弟兄演出，他也只敢买楼上黑洞洞的散座，五点半就去排队，迟到的人只好花十个铜子买一个靠近售票房的地盘。不少大学生往往等了两小时，最后听见一声票子完啦！大失所望。散了戏，吕西安低着头走回去，不敢望街上的神女。或许他有过几回极简单的艳遇，在他年轻胆小的想象中显得重要无比。有一天吕西安把钱数了一下，发觉所剩无几，大吃一惊；而想到要去找一个出版商，弄些工作来糊口，他又冷汗直流。他一厢情愿当做朋友的那个青年记者，不再上弗利谷多饭店。吕西安等着机会，机会始终不来，巴黎只有交游广阔的人才能碰到巧事；熟人越多，各式各样成功的可能性越多，所谓幸运本来是趋炎附势的东西。吕西安还保持内地人未雨绸缪的脾气，不愿意等到只剩几个法郎的时候，他决意大着胆子去找书店老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