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休的八品文官普列米扬尼科夫的女儿奥莲卡，坐在当院的门廊上，想心事。天气挺热，苍蝇讨厌地钉着人，不飞走。人想到不久就要天黑，心里那么痛快。乌黑的雨云从东方推上来，潮湿的空气时不时地从那边吹来。

库金站在院子中央，瞧着天空。他是剧团经理人，经营着“季沃里”游乐场，他本人就寄住在这个院里的一个厢房内。

“又要下雨了！”他灰心地说，“又要下雨了！天天下雨，天天下雨，好像故意跟我为难似的！这简直是要我上吊！这简直是要我破产！天天要赔一大笔钱！”

他举起双手一拍，朝奥莲卡接着说：

“喏！奥莉加·谢苗诺芙娜，我们过的就是这种日子。真要叫人哭一场！一个人好好工作，尽心竭力，筋疲力尽，夜里也睡不着觉，老是想怎样才能干好。可是结果怎么样？先不先，观众就是些没知识的人，野蛮人。我为他们排顶好的小歌剧、精致的仙境剧，请第一流的演唱家，可是难道他们要看吗？你当是他们看得懂？他们只要看滑稽的草台戏哟！给他们排庸俗的戏就行！其次，请您看看这天气吧，差不多天天晚上都下雨。从五月十号起下开了头，一连下了整整一个五月和一个六月。简直要命！看戏的一个也不来，可是租钱我不是照旧得付？演员的工钱我不是也照旧得给？”

第二天傍晚，阴云又四合了，库金歇斯底里般地狂笑着说：

“那有什么关系？要下雨就下吧！下得满花园灌满水，把我活活淹死就是！叫我这辈子倒霉，到了下一个世界也还是倒霉！让那些演员把我扭到法院去就是！法院算得了什么？索性把我发配到西伯利亚去做苦工好了！送上断头台就是！哈哈哈！”

到第三天还是那一套……

奥莲卡默默地、认真地听库金说话，有时候眼泪从她的眼眶里滚出来。临了，他的不幸打动她的心，她爱上他了。他又矮又瘦，脸色发黄，头发往两边分梳，讲话用的是尖细的男高音，他一讲话就撇嘴。他脸上老是有灰心的神情，可是他还是在她心里挑起一种真正的深厚感情。她老得爱一个人，不这样就不行。早先，她爱她爸爸，现在他害了病，在一个黑房间里坐在一把圈椅上，呼吸困难。她还爱过她的姑妈，往常她姑妈隔一年总要从布良斯克来一回。再往前推，她在上初级中学的时候，爱过她的法语教师。她是个文静的、心好的、体贴人的姑娘，生着温顺柔和的眼睛和很结实的身子。男人要是看见她那胖都都的红脸蛋儿，看见她那生着一颗黑痣的、柔软白净的脖子，看见她一听到什么愉快的事情脸上就绽开的天真善良的笑容，就会暗想：“对了，这姑娘挺不错……”就也微微地笑，女客呢，在谈话中间往往情不自禁，忽然拉住她的手，忍不住满心爱悦地说：

“宝贝儿！”

这所房子坐落在城边茨冈区，离“季沃里”游乐场不远，她从生出来那天起就一直住在这所房子里，而且她父亲在遗嘱里已经写明这房子将来归她所有。一到傍晚和夜里，她就听见游乐场里乐队奏乐，鞭炮噼啪地爆响，她觉得这是库金在跟他的命运打仗，猛攻他的大仇人——淡漠的观众，她的心就甜蜜地缩紧，她没有一点睡意了。等到天快亮了，他回到家来，她就轻轻地敲自己寝室的窗子，隔着窗帘只对他露出她的脸和一边的肩膀，温存地微笑着……

他就向她求婚，他们结了婚。等到他挨近她，看清她的脖子和丰满结实的肩膀，他就举起双手轻轻一拍，说：

“宝贝儿！”

他幸福，可是因为结婚那天昼夜下雨，灰心的表情就始终没有离开他的脸。

他们婚后过得很好。她掌管他的票房，照料游乐场的内务，记账，发工钱。她那绯红的脸蛋儿，可爱而天真的、像在发光的笑容，时而在票房的小窗子里，时而在饮食部里，时而在后台，闪来闪去。她已经常常对她的熟人说，世界上顶了不起、顶重要、顶不能缺少的东西就是剧院，只有在剧院里才可以享受到真正的快乐，才会变得有教养，有人道主义精神。

“可是难道观众懂得这层道理吗？”她说，“他们只要看滑稽的草台戏！昨天晚场我们演改编的《浮士德》，差不多全场的包厢都空着，不过要是万尼奇卡和我叫他们上演一出庸俗的戏，那您放心好了，剧院里倒会挤得满满的。明天万尼奇卡和我叫他们上演‘奥尔菲欧司在地狱’。请您过来看吧。”

凡是库金讲到剧院和演员的话，她统统学说一遍。她也跟他一样看不起观众，因为他们无知，对艺术冷淡。她在彩排的时候出头管事，纠正演员的动作，监视乐师的品行。遇到本城报纸上发表对剧院不满意的评论，她就流泪，然后跑到报馆编辑部去疏通。

演员们喜欢她，叫她“万尼奇卡和我”，或者“宝贝儿”。她怜惜他们，稍稍借给他们一点钱。要是他们偶尔骗了她，她就偷偷流几滴眼泪，可是不告到她丈夫那儿去。

冬天他们也过得很好。整个一冬，他们租下本城的剧院演戏，只留出短短的几个空当，或是让给小俄罗斯的剧团，或是让给魔术师，或是让给本地业余爱好者上演。奥莲卡发胖了，由于心满意足而容光焕发。库金却黄下去，瘦下去，抱怨赔累太大，其实那年冬天生意不错。每天夜里他都咳嗽，她就给他喝覆盆子花汁和菩提树花汁，用香水擦他的身体，拿软和的披巾包好他。

“你真是我的心上人！”她捋平他的头发，十分诚恳地说，“你真招我疼！”

到四旬斋，他动身到莫斯科去请剧团。他一走，她就睡不着觉，老是坐在窗前，瞧着星星。这时候她就把自己比做母鸡：公鸡不在窠里，母鸡也总是通宵睡不着，心不定。库金在莫斯科耽搁下来，写信回来说到复活节才能回来，此外，关于“季沃里”他还在信上交代了几件事。可是到受难节前的星期一，夜深了，忽然传来不吉利的敲门声，不知道是谁在用劲捶那便门，就跟捶一个大桶似的——嘭嘭嘭！睡意蒙眬的厨娘光着脚啪嗒啪嗒地踩过泥水塘，跑去开门。

“劳驾，请开门！”有人在门外用低沉的男低音说，“有一封你们家的电报！”

奥莲卡以前也接到过丈夫的电报，可是这回不知什么缘故，她简直吓呆了。她用颤抖的手拆开电报，看见了如下的电文：

伊万·彼得罗维奇今日突然去世星期二究应如河殡葬请吉示下。

电报上真是那么写的——如“河”殡葬，还有那个完全讲不通的字眼“吉”。电报上是歌剧团导演署的下款。

“我的亲人！”奥莲卡痛哭起来，“万尼奇卡呀，我的爱人，我的亲人！为什么当初我跟你要相遇？为什么我要认识你，爱上你啊？你把你这可怜的奥莲卡，可怜的、不幸的人丢给谁哟？……”

星期二他们把库金葬在莫斯科的瓦冈科沃墓地。星期三奥莲卡回到家，刚刚走进房门，就往床上一倒，放声大哭，声音响得隔壁院子里和街上全听得见。

“宝贝儿！”街坊说，在自己胸前画十字，“亲爱的奥莉加·谢苗诺芙娜，可怜，这么难过！”

三个月以后，有一天，奥莲卡做完弥撒走回家去，悲悲切切，深深地哀伤。凑巧有一个她的邻居瓦西里·安德烈伊奇·普斯托瓦洛夫，也从教堂走回家去，跟她并排走着。他是商人巴巴卡耶夫木材场的经理。他戴一顶草帽，穿一件白坎肩，坎肩上系着金表链，看上去与其说像商人，还不如说像地主。

“万事都由天定，奥莉加·谢苗诺芙娜，”他庄严地说，声音里含着同情的调子，“要是我们的亲人死了，那一定是出于上帝的旨意，遇到那种情形我们应当忍住悲痛，逆来顺受才对。”

他把奥莲卡送到门口，对她说了再会，就往前走了。这以后，那一整天，她的耳朵里老是响着他那庄严的声音，她一闭眼就仿佛看到他那把黑胡子。她很喜欢他。而且她明明也给他留下了好印象，因为不久以后就有一位不大熟识的、上了岁数的太太到她家里来喝咖啡，刚刚在桌旁坐定就立刻谈起普斯托瓦洛夫，说他是一个可靠的好人，随便哪个到了结婚年龄的姑娘都乐于嫁给他。三天以后，普斯托瓦洛夫本人也亲自上门来拜访了。他没坐多久，只不过十分钟光景，说的话也不多，可是奥莲卡已经爱上他了，而且爱得那么深，通宵都没睡着，浑身发热，好像害了热病，到第二天早晨就派人去请那位上了岁数的太太来。婚事很快就讲定，随后举行了婚礼。

普斯托瓦洛夫和奥莲卡婚后过得很好。通常，他坐在木材场里直到吃午饭的时候，饭后就出去接洽生意，于是奥莲卡就替他坐在办公室里，算账，卖货，直到黄昏时候才走。

“如今木材一年年贵起来，一年要涨两成价钱，”她对顾客和熟人说，“求主怜恤我们吧，往常我们总是卖本地的木材，现在呢，瓦西奇卡只好每年到莫吉列夫省去办木材了。运费好大呀！”她接着说，现出害怕的神情双手捂住脸，“好大的运费！”

她觉得自己仿佛已经做过很久很久的木材买卖，觉得生活中顶要紧、顶重大的东西就是木材。什么“梁木”啦，“原木”啦，“薄板”啦，“护墙板”啦，“箱子板”啦，“板条”啦，“木块”啦，“毛板”啦等等，在她听来，那些字音总含着点亲切动人的意味。……夜里睡觉以后，她梦见薄板和木板堆积如山，长得没有尽头的一串大车载着木材从城外远远的什么地方走来。她还梦见一大批十二俄尺高、五俄寸厚的原木竖起来，在木材场上开步走，于是原木、梁木、毛板，彼此相碰，发出干木头的嘭嘭声，一会儿倒下去，一会儿又竖起来，互相重叠着。奥莲卡在睡梦中叫起来，普斯托瓦洛夫就对她温柔地说：

“奥莲卡，你怎么了，亲爱的？在胸前画十字吧。”

丈夫怎样想，她也就怎样想。要是他觉得房间里热，或者现在生意变得清淡，她就也那么想。她丈夫不喜欢任何娱乐，遇到节日总是待在家里。她就也照那样做。

“你们老是待在家里或者办公室里，”熟人们说，“你们应当去看看戏剧才对，宝贝儿，要不然就去看一看杂技也是好的。”

“瓦西奇卡和我没有工夫上剧院去，”她庄重地回答说，“我们是工作的人，我们可没有工夫去看那些胡闹的东西。看戏剧有什么好处呢？”

每到星期六普斯托瓦洛夫和她总是去参加彻夜祈祷，遇到节日就去做晨祷。他们从教堂出来，并排走回家去的时候，总是现出感动的脸容。他们俩周身都有一股好闻的香气，她的绸子连衣裙发出好听的沙沙声。在家里，他们喝茶，吃奶油面包和各种果酱，然后他们吃馅饼。每天中午，他们院子里和大门外街道上，总有红甜菜汤、煎羊肉、或者烧鸭子等等喷香的气味，遇到斋日就有鱼的气味，谁走过他们家的大门口都不能不犯馋。在办公室里，茶炊老是滚沸，他们招待顾客喝茶，吃面包圈。两夫妇每个星期去洗一回澡，并肩走回家来，两个人都是满面红光。

“没什么，我们过得挺好，谢谢上帝，”奥莲卡常常对熟人说，“只求上帝让人人都能过着瓦西奇卡和我这样的生活就好了。”

每逢普斯托瓦洛夫到莫吉列夫省去采办木材，她总是十分想念他，通宵睡不着觉，哭。有一个军队里的年轻兽医斯米尔宁寄住在她家的厢房里，有时候傍晚来看她。他来跟她谈天，打牌，这样就解了她的烦闷。特别有趣味的是他自己的家庭生活的种种事情。他结过婚了，有一个儿子，可是他跟妻子分居，因为她对他变了心，现在他还恨她，每月汇给她四十卢布做儿子的生活费。听到这些话，奥莲卡就叹气，摇头，替他难过。

“唉，求上帝保佑您，”在分手时候，她对他说，举着蜡烛送他下楼，“谢谢您来给我解闷儿，求上帝赐给您健康，圣母……”

她学丈夫的样，神情总是十分庄严稳重。兽医已经走出楼下的门外，她喊住他，说：

“您要明白，弗拉基米尔·普拉托内奇，您应当跟您的妻子和好。您至少应当看在儿子的份上原谅她！……您放心，那小家伙心里一定都明白。”

等到普斯托瓦洛夫回来，她就把兽医和他那不幸的家庭生活低声讲给他听，两个人就叹气，摇头，谈到那男孩，说那孩子一定想念父亲。后来，由于思想上发生了某种奇特的联系，他们两个都到圣像前面去，双双跪下叩头，求上帝赐给他们儿女。

就是这样，普斯托瓦洛夫夫妇在相亲相爱和融洽无间里平静安分地过了六年。可是，唉，一年冬天，瓦西里·安德烈伊奇在场里喝饱热茶，没戴帽子就走出门去卖木材，得了感冒，病了。她请来顶好的医生给他治病，可是病一天天重下去，过了四个月他就死了。奥莲卡就又守寡了。

“你把我丢给谁啊，我的亲人？”她送丈夫下葬后痛哭道，“现在没有了你，我这个苦命的不幸的人怎么过得下去啊？好心的人们，可怜可怜我这个无依无靠的孤魂吧……”

她穿上黑衣服，缝上白丧章，永远不戴帽子和手套了。她不大出门，只是间或到教堂去或者到丈夫的坟上去，老是待在家里，跟修道女一样。直到六个月以后，她才去掉白丧章，开了护窗板。有时候可以看见她早晨跟她的厨娘一块儿上市场去买菜，可是现在她在家里怎样生活，她家里情形怎样，那就只能猜测了。大家也真是在纷纷猜测，因为常看见她在自家的小花园里跟兽医一块儿喝茶，他对她大声念报上的新闻，又因为她在邮政局遇见一个熟识的女人，对那女人说：

“我们城里缺乏兽医的正确监督，因此发生了很多疾病。常常听说有些人因为喝牛奶得了病，或者从牛马身上招来了病。实际上对家畜的健康应该跟对人类的健康那样关心才对。”

她重述兽医的想法，现在她对一切事情的看法跟他一样了。显然，要她不爱什么人，她就连一年也活不下去，她在她家的厢房里找到了新的幸福。换了别人，这种行径就会受到批评，不过对于奥莲卡却没有一个人能够往坏里想，她生活里的一切事情都可以得到谅解。他们俩的关系所起的变化，她和兽医都没对外人讲，还极力隐瞒着，可是这还是不行，因为奥莲卡守不住秘密。每逢他屋里来了客人，军队里的同行，她就给他们斟茶，或者给他们开晚饭，谈起牛瘟，谈起家畜的结核病，谈起本市的屠宰场。他呢，忸怩不安，等到客人散掉，他就抓住她的手，生气地轻声说：

“我早就要求过你别谈你不懂的事！我们兽医谈到我们的本行的时候，你别插嘴。这真叫人不痛快！”

她惊讶而且惶恐地瞧着他，问道：

“可是，沃洛杰奇卡，那要我谈什么好呢？”

她眼睛里含着一泡眼泪，搂住他，求他别生气。他们俩就都快活了。

可是这幸福没有维持多久。兽医动身，随着军队开拔，从此不回来了，因为军队已经调到很远的什么地方去，大概是西伯利亚吧。于是剩下奥莲卡孤单单一个人了。

现在她简直孤苦伶仃了。父亲早已去世，他的圈椅扔在阁楼上，布满灰尘，缺了一条腿。她瘦了，丑了，人家在街上遇到她，已经不照往常那样瞧她，也不对她微笑了。显然好岁月已经过去，落在后面。现在她得开始过一种新的生活，一种不熟悉的生活，关于那种生活还是不要去想的好。傍晚，奥莲卡坐在门廊上，听“季沃里”的乐队奏乐，鞭炮噼啪地响，可是这已经不能在她心头引起任何思想了。她漠不关心地瞧她的空院子，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盼望，然后等到黑夜降临，就上床睡觉，梦见她的空院子。她固然也吃也喝，不过那好像是出于不得已似的。

顶顶糟糕的是，她什么见解都没有了。她看见她周围的东西，也明白周围发生些什么事情，可是对那些东西和事情没法形成自己的看法，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没有任何见解，那是多么可怕呀！比方说，她看见一个瓶子，看见天在下雨，或者看见一个乡下人坐着大车走过，可是她说不出那瓶子、那雨、那乡下人为什么存在，它们有什么意义，哪怕拿一千卢布给她，她也什么都说不出来。当初跟库金或普斯托瓦洛夫在一块儿，后来跟兽医在一块儿的时候，样样事情奥莲卡都能解释，随便什么事她都说得出自己的见解，可是现在，她的脑子里和她的心里，就跟那个院子一样空空洞洞。生活变得又可怕又苦涩，仿佛嚼苦艾一样。

渐渐，这座城向四面八方扩张开来。茨冈区已经叫做大街，“季沃里”游乐场和木材场的原址已经辟了一条条巷子，造了新房子。光阴跑得好快！奥莲卡的房子发黑，屋顶生锈，板棚歪斜，整个院子生满杂草和荆棘。奥莲卡自己也老了，丑了。夏天，她坐在走廊上，她心里跟以前一样又空洞又烦闷，充满苦味。冬天，她坐在窗前赏雪。每当她闻到春天的清香，或者风送来教堂的叮当钟声的时候，往事的记忆就突然涌上她的心头，她的心甜蜜地缩紧，眼睛里流出一汪汪眼泪，可是这也只不过有一分钟的工夫，过后心里又是空空洞洞，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要活着。黑猫布雷斯卡依偎着她，柔声地咪咪叫，可是这种猫儿的温存不能打动奥莲卡的心。她可不需要这个！她需要的是那种能够抓住她整个身心、整个灵魂、整个理性的爱，那种给她思想、给她生活方向、温暖她的老血的爱。她把黑猫从裙子上抖掉，心烦地对它说：

“走开，走开！……用不着待在这儿！”

照这样，一天天，一年年，过去了，没有一点快乐，没有一点见解。厨娘玛夫拉说什么，她就听什么。

七月里有一天很热，将近傍晚，城里的牲口刚沿街赶过去，整个院里满是飞尘，像云雾一样，忽然有人来敲门了。奥莲卡亲自去开门，睁眼一看，不由得呆住了：原来门外站着兽医斯米尔宁，白发苍苍，穿着便服。她忽然想起了一切，忍不住哭起来，把头偎在他的胸口，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她非常激动，竟没有注意到他们俩后来怎样走进房子，怎样坐下来喝茶。

“我的亲人！”她嘟哝着说，快活得发抖，“弗拉基米尔·普拉托内奇！上帝从哪儿把你送来的？”

“我要在此地长住下来，”他说，“我已经退休，上这儿来打算凭自己的能力谋生计，过一种安定的生活。况且，现在我的儿子已经应该上学了。他长大了。您要知道，我已经跟我的妻子和好了。”

“她在哪儿呢？”奥莲卡问。

“她跟儿子一块儿在旅馆里，我这是出来找房子的。”

“主啊，圣徒啊，就住到我的房子里来好了！这里还不能安个家吗？咦，主啊，我又不要你们出房钱，”奥莲卡着急地说，又哭起来，“你们住在这边屋里，我搬到厢房里去住就行了。主啊，我好高兴！”

第二天房顶就上漆，墙壁刷白粉，奥莲卡把两只手叉在腰上，在院子里走来走去发命令。她的脸上现出旧日的笑容，她全身都活过来，精神抖擞，仿佛睡了一大觉，刚刚醒来似的。兽医的妻子到了，那是一个又瘦又丑的女人，留着短短的头发，现出任性的神情。她带着她的小男孩萨沙，他是一个十岁的小胖子，身材矮小得跟他的年龄不相称，生着亮晶晶的蓝眼睛，两腮有两个酒窝。孩子刚刚走进院子，就追那只猫，立刻传来了他那快活而欢畅的笑声。

“大妈，这是您的猫吗？”他问奥莲卡，“等您的猫下了小猫，请您送给我们一只吧。妈妈特别怕耗子。”

奥莲卡跟他讲话，给他茶喝。她胸膛里的那颗心忽然温暖了，甜蜜蜜地收紧，倒仿佛这男孩是她亲生的儿子似的。每逢傍晚他在饭厅里坐下，温习功课，她就带着温情和怜悯瞧着他，喃喃说：

“我的宝贝儿，漂亮小伙子……我的小乖乖，长得这么白净，这么聪明。”

“‘海岛者，一片陆地，周围皆水也，’”他念道。

“海岛者，一片陆地……”她学着说，在多年的沉默和思想空虚以后，这还是她第一回很有信心地说出她的意见。

现在她有自己的意见了。晚饭时候，她跟萨沙的爹娘谈天，说现在孩子们在中学里功课多难，不过古典教育也还是比实科教育强，因为中学毕业后，出路很宽，想当医师也可以，想做工程师也可以。

萨沙开始上中学。他母亲动身到哈尔科夫去看她妹妹，从此没有回来。他父亲每天出门去给牲口看病，往往一连三天不住在家里。奥莲卡觉得萨沙完全没人管，在家里成了多余的人，会活活饿死。她就把他搬到自己的厢房里去住，在那儿给他布置一个小房间。

一连六个月，萨沙跟她一块儿住在厢房里。每天早晨奥莲卡到他的寝室里去，他睡得正香，手放在脸蛋底下，一点儿声息也没有。她不忍心叫醒他。

“萨宪卡，”她难过地说，“起来吧，乖乖！该上学去了。”

他就起床，穿好衣服，念完祷告，然后坐下来喝早茶。他喝下三杯茶，吃完两个大面包圈，外加半个法国奶油面包。他还没有完全醒过来，因此情绪不好。

“你还没背熟你那个寓言哪，萨宪卡，”奥莲卡说，瞧着他，仿佛要送他出远门似的，“我为你要操多少心啊。你得用功，学习，乖乖……还得听老师的话才行。”

“嗨，请您别管我的事！”萨沙说。

然后他就出门顺大街上学去了。他身材矮小，却戴一顶大制帽，背一个书包。奥莲卡没一点声息地跟在他后面走。

“萨宪卡！”她叫道。

他回头看，她就拿一个枣子或者一块糖塞在他手里。他们拐弯，走进他学校所在的那条胡同，他害臊了，因为后面跟着一个又高又胖的女人。他回转头来说：

“您回家去吧，大妈。现在我可以自己走到了。”

她就站住，瞧着他的背影，眼也不眨，直到他走进校门口不见了为止。啊，她多么爱他！她往日的爱恋没有一回像这么深，以前她从没像现在她的母性感情越燃越旺的时候那么忘我地、那么无私地、那么快乐地献出自己的心灵。为这个头戴大制帽、脸蛋上有酒窝的、旁人的男孩，她愿意交出她整个的生命，而且愿意带着快乐，带着温柔的泪水交出来。这是为什么呢？谁说得出来这是为什么呢？

她把萨沙送到学校，就沉静地走回家去，心满意足，踏踏实实，满腔热爱。她的脸在最近半年当中变得年轻了，微微笑着，喜气洋洋，遇见她的人瞧着她，都感到愉快，对她说：

“您好，亲爱的奥莉加·谢苗诺芙娜！您生活得怎样，宝贝儿？”

“如今在中学里念书可真难啊，”她在市场上说，“昨天一年级的老师叫学生背熟一个寓言，翻译一篇拉丁文，做一个习题，这是闹着玩的吗？……唉，小小的孩子怎么受得了？”

她开始讲到老师、功课、课本，她讲的话正好就是萨沙讲过的。

到两点多钟，他们一块儿吃午饭，傍晚一块儿温课，一块儿哭。她服侍他上床睡下，久久地在他胸前画十字，小声祷告，然后她自己也上床睡觉，幻想遥远而朦胧的将来，那时候萨沙毕了业，做了医师或者工程师，有了自己的大房子，买了马和马车，结了婚，生了子女……她睡着以后，还是想着这些，眼泪从她闭紧的眼睛里流下她的脸颊。那只黑猫在她身旁躺着叫道：

“咪……咪……咪……”

忽然，响起了挺响的敲门声。奥莲卡醒过来，害怕得透不出气，她的心怦怦地跳。过半分钟，敲门声又响了。

“这一定是从哈尔科夫打来了电报，”她想，周身开始打抖，“萨沙的母亲要叫他上哈尔科夫去了……哎，主啊！”

她绝望了，她的头、手、脚，全凉了，她觉得全世界再也没有比她更倒霉的人了。可是再过一分钟就传来了说话声：原来是兽医从俱乐部回家来了。

“唉，谢天谢地。”她想。

渐渐的，她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又觉得轻松了。她躺下去，想着萨沙，而萨沙在隔壁房间里睡得正香，偶尔在梦中说：

“我揍你！滚开！别打人！”

189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