套中人
误了时辰的猎人们在米罗诺西茨科耶村边上村长普罗科菲的堆房里住下来过夜了。他们一共只有两个人：兽医伊万·伊万内奇，和中学教师布尔金。伊万·伊万内奇姓一个相当古怪的双姓：奇姆沙-吉马莱斯基，这个姓跟他一点也不相称，全省的人就简单地叫他的本名和父名伊万·伊万内奇。他住在城郊一个养马场上，这回出来打猎是为了透一透新鲜空气。然而中学教师布尔金每年夏天都在П伯爵家里做客，对这个地区早已熟透了。
他们没睡觉。伊万·伊万内奇是一个又高又瘦的老人，留着挺长的唇髭，这时候坐在门口，脸朝外，吸着烟斗。月亮照在他身上。布尔金躺在房里的干草上，在黑暗里谁也看不见他。
他们讲起各种各样的事。顺便他们还谈到村长的妻子玛芙拉。她是一个健康而不愚蠢的女人，可是她一辈子从没走出过她家乡的村子，从没见过城市或者铁路，近十年来一直守着炉灶，只有夜间才到街上去走一走。
“这有什么可奇怪的！”布尔金说，“那种性情孤僻、像寄生蟹或者蜗牛那样极力缩进自己的硬壳里去的人，这世界上有不少呢。也许这是隔代遗传的现象，重又退回从前人类祖先还不是群居的动物而是孤零零地住在各自洞穴里的时代的现象，不过，也许这只不过是人类性格的一种类型吧，谁知道呢？我不是博物学家，探讨这类问题不是我的事。我只想说像玛芙拉那样的人并不是稀有的现象。是啊，不必往远里去找，就拿一个姓别里科夫的人来说好了，他是我的同事，希腊语教师，大约两个月前在我们城里去世了。当然，您一定听说过他。他所以出名，是因为他即使在顶晴朗的天气出门上街，也穿上套鞋，带着雨伞，而且一定穿着暖和的棉大衣。他的雨伞总是装在套子里，怀表也总是装在一个灰色的麂皮套子里，遇到他拿出小折刀来削铅笔，就连那小折刀也是装在一个小小的套子里的。他的脸也好像蒙着一个套子，因为他老是把脸藏在竖起的衣领里面。他戴黑眼镜，穿绒衣，用棉花堵上耳朵。他一坐上出租马车，总要叫马车夫支起车篷来。总之，在这人身上可以看出一种经常的、难忍难熬的心意，总想用一层壳把自己包起来，仿佛要为自己制造一个所谓的套子，好隔绝人世，不受外界影响。现实生活刺激他，惊吓他，老是闹得他六神不安。也许为了替自己的胆怯、自己对现实的憎恶辩护吧，他老是称赞过去，称赞那些从没存在过的东西。实际上他所教的古代语言，对他来说，也无异于他的套鞋和雨伞，使他借此躲避了现实生活。
“‘啊，希腊语多么响亮，多么美！’他说，现出甜滋滋的表情。他仿佛要证明这句话似的，眯起眼睛，举起一个手指头，念道：‘Anthropos！’
“别里科夫把他的思想也极力藏在套子里。只有政府的告示和报纸上的文章，其中写着禁止什么事情，他才觉得一清二楚。看到有个告示禁止中学生在晚上九点钟以后到街上去，或者看到一篇文章要求禁止性爱，他就觉着又清楚又明白：这种事是禁止的，这就行了。他觉着在官方批准或者允许的事里面，老是包含着使人起疑的成分，包含着隐隐约约、还没说透的成分。每逢经当局批准，城里成立一个戏剧小组，或者阅览室，或者茶馆，他总要摇摇头，低声说：
“‘当然，行是行的，这固然很好，可是千万别闹出什么乱子来啊。’
“凡是违背法令、脱离常轨、不合规矩的事，虽然看来跟他毫不相干，却惹得他垂头丧气。要是他的一个同事参加祈祷式去迟了，或者要是他听到流言，说是中学生顽皮闹事，再不然要是有人看见一个女校的女学监傍晚陪着军官玩得很迟，他总是心慌意乱，一个劲儿地说：千万别闹出什么乱子来啊。在教务会议上，他那种慎重、他那种多疑、他那种纯粹套子式的论调，简直压得我们透不出气，他说什么不管男子中学里也好，女子中学里也好，青年人都品行恶劣，教室里吵吵闹闹，哎呀，只求这种事别传到上司的耳朵里去才好！哎呀，千万别闹出什么乱子来啊，还说如果把二年级的彼得罗夫和四年级的叶果罗夫开除，那倒很好。后来怎么样？他凭他那种唉声叹气、他那种垂头丧气、他那苍白的小脸上的黑眼镜（您要知道，那张小脸活像黄鼠狼的脸），把我们都降伏了，我们只好让步，减少彼得罗夫和叶果罗夫的品行分数，把他们禁闭起来，最后终于把他俩开除了事。他有一种古怪的习惯：常来我们的住处访问。他来到一位教师家里，总是坐下来，就此一声不响，仿佛在考察什么事似的。他照这样一言不发地坐上一两个钟头，就走了。他把这叫做‘跟同事们保持良好关系’。显然，这类拜访，这样呆坐，在他是很难受的。他所以来看我们，只不过是因为他认为这是对同事们应尽的责任罢了。我们这些教师都怕他。就连校长也怕他。您瞧，我们这些教师都是有思想的、极其正派的人，受过屠格涅夫和谢德林的教育，然而这个老穿着套鞋、拿着雨伞的人，却把整个中学辖制了足足十五年！可是光辖制中学算得了什么？全城都受他辖制呢！我们这儿的太太们到星期六不办家庭戏剧晚会，因为怕他知道。有他在，教士们到了斋期就不敢吃荤，不敢打牌。在别里科夫这类人的影响下，在最近这十年到十五年间，我们全城的人变得什么都怕。他们不敢大声说话，不敢发信，不敢交朋友，不敢看书，不敢周济穷人，不敢教人念书写字……”
伊万·伊万内奇想说点什么，嗽了嗽喉咙，可是他先点燃烟斗，瞧了瞧月亮，然后才一板一眼地讲起来：
“是啊，有思想的正派人，既读屠格涅夫，又读谢德林，还读勃克尔等等，可是他们却屈服，容忍这种事……问题就在这儿了。”
“别里科夫跟我同住在一所房子里，”布尔金接着说，“同住在一层楼上，他的房门对着我的房门。我们常常见面，我知道他在家里怎样生活。他在家里也还是那一套：睡衣啦，睡帽啦，护窗板啦，门闩啦，一整套各式各样的禁条和忌讳，还有：‘哎呀，千万别闹出什么乱子来啊！’吃素对健康有害，可是吃荤又不行，因为人家也许会说别里科夫不持斋。他就吃用奶油煎的鲈鱼，这东西固然不是素食，可也不能说是斋期禁忌的菜。他不用女仆，因为怕人家对他有坏看法，于是雇了个六十岁上下的老头子做厨子，名叫阿法纳西，这人老是醉醺醺的，神志不清，从前做过勤务兵，好歹会烧一点菜。这个阿法纳西经常站在门口，两条胳膊交叉在胸前，老是长叹一声，嘟哝那么一句话：
“‘眼下啊，像他们那样的人可真是多得不行！’
“别里科夫的卧室挺小，活像一口箱子，床上挂着帐子。他一上床睡觉，就拉过被子来蒙上脑袋；房里又热又闷，风推动关紧的门，炉子里嗡嗡地响，厨房里传来叹息声，不祥的叹息声……
“他躺在被子底下战战兢兢。他深怕会出什么事，深怕阿法纳西来杀他，深怕小偷溜进来，然后他就通宵做恶梦，到早晨我们一块儿到学校去的时候，他闷闷不乐，脸色苍白。他所去的那个有很多人的学校，分明使得他满心的害怕和憎恶。跟我并排走路，对他那么一个性情孤僻的人来说，显然也是苦事。
“‘我们的教室里吵得很凶，’他说，仿佛极力要找一个理由说明他的愁闷似的，‘太不像话了。’
“您猜怎么着，这个希腊语教师，这个套中人，还差点结了婚。”
伊万·伊万内奇很快地回头瞟一眼堆房，说：
“您开玩笑了！”
“真的，尽管说起来古怪，可是他的确差点结了婚。有一个新的史地教师，一个原籍乌克兰、名叫米哈伊尔·萨维奇·科瓦连科的人，派到我们学校里来了。他不是一个人来的，而是带着他姐姐瓦连卡一路来的。他是个高高的、皮肤发黑的青年，手挺大，从他的脸相就看得出他说话是男低音，果然他的嗓音像是从桶子里发出来的一样：‘嘭，嘭，嘭！……’她呢，已经不算年轻，年纪有三十岁上下了，可是她长得也高，身材匀称，黑眉毛，红脸蛋，一句话，她简直不能说是姑娘，而是蜜饯水果，活泼极了，谈笑风生，老是唱小俄罗斯的抒情歌曲，老是哈哈大笑。她动不动就发出响亮的笑声：‘哈哈哈！’我记得我们初次真正认识科瓦连科姐弟是在校长的命名日宴会上。在那些死板板的、又紧张又沉闷的、甚至把赴命名日宴会也看做应公差的教师中间，我们忽然看见一个新的阿佛洛狄忒从浪花里钻出来。她两手叉着腰，走来走去，笑啊唱的，翩翩起舞。……她带着感情唱《风在吹》，然后又唱一支抒情歌曲，随后又唱一支。她把我们大家，连别里科夫也在内，都迷住了。他挨着她坐下，露出甜滋滋的笑容，说：
“‘小俄罗斯语言的柔和清脆使人联想到古希腊语言。’
“这句话她听着受用，她就开始热情而恳切地对他讲起他们在加佳奇县有一个庄园，她的妈就住在庄园里，那儿有那么好的梨，那么好的甜瓜，那么好的卡巴克！乌克兰人把南瓜叫做卡巴克，把酒馆叫做希诺克，他们用红甜菜和白菜熬的红甜菜汤：‘可好吃了，可好吃了，简直好吃得要命！’
“我们听啊听的，忽然大家灵机一动，生出了同样的想法。
“‘要是把他们配成夫妇，那倒不错。’校长太太轻声对我说。
“不知什么缘故，我们大家这才想起来：原来我们的别里科夫还没结婚；这时候我们才觉着奇怪：不知怎么，他生活里这样一件大事，我们以前竟一直没有理会，完全忽略了。他对女人一般采取什么态度呢？这种终身大事的要紧问题他怎样替他自己解决的？这以前我们一点也没有关心过这件事。也许我们甚至不允许自己想到：一个不问什么天气总是穿着套鞋、睡觉总要挂上帐子的人，也会热爱什么人吧。
“‘他已经四十多岁了，她呢，也三十了……’校长太太说明她的想法，‘我看她肯嫁给他的。’
“在我们内地，由于闲得无聊的缘故，什么事没做出来过，多少不必要的蠢事啊！这是因为必要的事大家却根本不做。是啊，比方说，这个别里科夫，既然大家甚至不能想象他是一个可以结婚的人，那我们何必忽然要给他撮合婚事呢？校长太太啦，学监太太啦，我们中学里的所有太太们，都活跃起来，甚至变得好看多了，仿佛忽然发现了生活目标似的。校长太太在剧院里订下一个包厢，我们一看，原来瓦连卡坐在她的包厢里面，搧着扇子，满脸放光，高高兴兴。她旁边坐着别里科夫，身材矮小、背脊拱起，看上去好像刚用一把钳子把他从家里夹来的一样。我在家里办小晚会，太太们就要求我一定邀请别里科夫和瓦连卡。总之，机器开动了。看来瓦连卡也并不反对出嫁。她在她弟弟那儿生活得不大快活，他们只会成天价吵啊骂的。比方说，有过这样一个场面：科瓦连科顺了大街大踏步走着，他是又高又壮的大汉，穿一件绣花衬衫，一绺头发从帽子底下钻出来耷拉在他的额头上，一只手拿着一捆书，另一只手拿着一根有节疤的粗手杖。他身后跟着他姐姐，也拿着书。
“‘可是你啊，米哈伊里克，这本书绝没看过！’她大声争辩说，‘我告诉你，我敢赌咒：你压根儿没看过！’
“‘我跟你说我看过嘛！’科瓦连科大叫一声，把手杖在人行道上顿得直响。
“‘唉，我的上帝，米哈伊里克！你为什么发脾气？要知道，我们谈的是原则问题啊。’
“‘我跟你说我看过嘛！’科瓦连科嚷道，声音更响了。
“在家里，要是有外人在座，他们也一个劲儿地争吵。这样的生活多半使她厌烦，盼望着有自己的小窝了。况且，也该想到她的年纪，现在已经没有工夫来挑啊拣的，跟什么人结婚都行，即使是希腊语教师也将就了。附带还要说一句：我们的小姐们大多数都不管跟谁结婚，只要能嫁出去就算。不管怎样吧，瓦连卡对我们的别里科夫开始表示明显的好感了。
“别里科夫呢？他也常去拜望科瓦连科了，就跟他常来拜望我们一样。他去了就坐下，一声不响。他沉默着，瓦连卡就对他唱《风在吹》，或者用她那双黑眼睛沉思地瞧着他，再不就忽然扬声大笑：
“‘哈哈哈！’
“在恋爱方面，特别是在婚姻方面，外人的怂恿总会起很大作用。所有的人，他的同事们和太太们，开始向别里科夫游说：他应当结婚了，他的生活没有别的缺憾，只差结婚了。我们大家向他道喜，做出一本正经的脸色说了各种俗套，例如，‘婚姻是终身大事’等等。况且，瓦连卡长得不坏，招人喜欢，她是五等文官的女儿，有田庄，尤其要紧的是，她是第一个待他诚恳而亲热的女人。于是他昏了头，决定真该结婚了。”
“哦，到了这一步，就应该拿掉他的套鞋和雨伞了。”伊万·伊万内奇说。
“您只要一想就明白：这是办不到的。他把瓦连卡的照片放在自己桌子上，不断地来找我，谈瓦连卡，谈家庭生活，谈婚姻是终身大事，常到科瓦连科家去，可是他一点也没改变生活方式。甚至刚好相反，结婚的决定对他起了像害病一样的影响。他变得更瘦更白，好像越发深地缩进他的套子里去了。
“‘瓦尔瓦拉·萨维希娜我是喜欢的，’他对我说，露出淡淡的苦笑，‘我也知道人人都必须结婚，可是……您知道，这件事发生得这么奇突……总得细细想一想才成。’
“‘有什么可想的？’我对他说，‘一结婚，就万事大吉了。’
“‘不成，婚姻是终身大事，人先得估量一下将来的义务和责任……免得日后闹出什么乱子。这件事弄得我六神不安，现在我通宵睡不着觉。老实说，我害怕：她和她弟弟有一种古怪的思想方法。您知道，他们议论起事情来有点古怪。她的性情又很活泼。结婚倒不要紧，说不定就要惹出麻烦来了。’
“于是他没求婚，一个劲儿地拖延，弄得校长太太和我们所有的太太都烦恼极了。他时时刻刻在估量将来的义务和责任，同时他又差不多天天跟瓦连卡出去散步，也许他认为这是在他这种情形下照理该做的事吧。他常来看我，为的是谈家庭生活。要不是因为忽然闹出一场Kolossalische Scandal，他临了多半会求婚，因而促成一桩不必要的、愚蠢的婚事。在我们这儿，由于闲得无聊，没事情做，照那样结了婚的，正有成千上万的先例呢。
“应该说明一下：瓦连卡的弟弟科瓦连科从认识别里科夫的第一天起，就痛恨他，受不了他。
“‘我不懂，’他常对我们说，耸一耸肩膀，‘我不懂你们怎么能够跟这个告密的家伙，那副叫人恶心的嘴脸处得下去。唉！诸位先生，你们怎么能在这儿生活下去啊！你们这儿的空气闷死人，糟透了！难道你们能算是导师，教师吗？你们是官僚，你们这儿不是学府，而是城市警察局，而且有警察岗亭里那股酸臭气味。不行，诸位老兄，我在你们这儿再住一阵，就要回到我的田庄上去，在那儿捉捉虾，教教乌克兰的小孩子念书了。我是要走的，你们呢，尽可以跟你们的犹大留在这儿，叫他遭了瘟才好！’
“要不然他就哈哈大笑，笑得流出眼泪来，时而用男低音，时而用非常尖细的嗓音，摊开双手，问我：
“‘他干么上我这儿来坐着？他要干什么？他一直坐在那儿发呆。’
“他甚至给别里科夫起了一个外号叫‘蜘蛛’。当然，关于他姐姐瓦连卡打算跟‘蜘蛛’结婚的事，我们对他绝口不谈。有一回校长太太向他暗示说，要是他姐姐跟别里科夫这么一个稳重的、为大家所尊敬的人结婚，那倒是一件好事。他就皱起眉头，嘟哝道：
“‘这不关我的事；哪怕她跟毒蛇结婚也由她。我不喜欢干涉别人的事。’
“现在，您听一听后来发生的事吧。有个促狭鬼画了一张漫画，画着别里科夫打着雨伞，穿着套鞋，卷起裤腿，正在走路，臂弯里挽着瓦连卡，下面缀着题名：‘恋爱中的anthropos’。您要知道，那神态画得像极了。那位画家一定画了不止一夜，因为男子中学和女子中学里的教师们、宗教学校的教师们、衙门里的官儿，每人都接到一份。别里科夫也接到一份。这幅漫画给他留下极其难堪的印象。
“我们一块儿从房子里走出去，那天正好是五月一日，星期日，我们全体教师和学生事先约定在学校里会齐，然后一块儿步行到城郊的一个小树林里郊游。我们动身了，他脸色发青，比乌云还要阴沉。
“‘天下有多么歹毒的坏人！’他说，他的嘴唇发抖了。
“我甚至可怜他了。我们走啊走的，忽然间，您猜怎么着，科瓦连科骑着自行车来了，在他身后，瓦连卡也骑着自行车，涨红了脸，筋疲力尽，可是快活，兴高采烈。
“‘我们先走一步！’她嚷道，‘天气多么好啊！多么好，简直好得要命！’
“他们俩走远，不见了。我的别里科夫的脸色从发青变成发白，好像呆住了。他站住，瞧着我……
“‘请问，这是怎么回事？’他问，‘或者，也许我的眼睛骗了我吗？难道中学教师和女人骑自行车还成体统吗？’
“‘这有什么不成体统的？’我说，‘让他们尽管骑自行车，快快活活玩一阵好了。’
“‘可是这怎么行？’他叫起来，看见我平心静气，感到惊讶，‘您在说什么呀？！’
“他大为震动，不愿意再往前走，回家去了。
“第二天他老是心不定地搓手，打哆嗦，从他的脸色看得出他身体不舒服，还没到放学的时候，他就走了，这还是他生平第一回呢。他没吃午饭。虽然门外已经完全是夏天天气，可是将近傍晚，他却穿得暖暖和和的，慢腾腾地走到科瓦连科家里去了。瓦连卡不在家，他只碰到她弟弟在家。
“‘请坐吧，’科瓦连科冷冷地说，皱起眉头：他的脸上带着睡意，饭后他打了个盹儿，刚刚醒来，心绪很坏。
“别里科夫沉默地坐了十分钟光景，然后开口了：
“‘我上您这儿来，是为了减轻我心里的负担。我心里沉重得很，沉重得很。有个不怀好意的家伙画了一张漫画，把我和另一个跟您和我都有密切关系的人画成可笑的样子。我认为我有责任向您保证我跟这事没一点关系……我没有做出什么事来该得到这样的讥诮，刚好相反，我的举动素来在各方面都称得起是正人君子。’
“科瓦连科坐在那儿生闷气，一句话也不说。别里科夫等了一会儿，然后压低喉咙，用悲凉的声调接着说：
“‘另外我还有件事情要跟您谈一谈。我已经教书多年了，您最近才开始工作。我是一个比您年纪大的同事，认为有责任给您进一个忠告。您骑自行车，这种消遣对青年的教育工作者来说是完全不成体统的。’
“‘怎么见得？’科瓦连科用男低音问。
“‘难道这还用解释吗，米哈伊尔·萨维奇，难道这不是理所当然吗？如果教师骑自行车，那还能希望学生做出什么好事来？他们所能做的就只有头朝下，拿大顶走路了！既然政府还没有发出通告，允许做这种事，那就做不得。昨天我吓了一大跳！我一看见您的姐姐，眼前就变得一片漆黑。一个女人或者一个姑娘骑自行车，这太可怕了！’
“‘说实在的，您到底要怎么样？’
“‘我所要做的只有一件事，就是忠告您，米哈伊尔·萨维奇。您是青年人，您前途远大，您的举动得十分十分小心才成，您却这么马马虎虎，唉，多么马马虎虎！您穿着绣花衬衫出门，经常拿着些书在大街上走来走去，现在呢，又骑什么自行车。校长会听说您和您姐姐骑自行车的，然后，这事又会传到督学的耳朵里，……这还会有好下场吗？’
“‘讲到我姐姐和我骑自行车，这不干别人的事！’科瓦连科说，涨红了脸，‘谁要来管我的家事和私事，我就叫谁滚他的蛋！’
“别里科夫脸色苍白，站起来。
“‘要是您用这种口吻跟我讲话，那我就不能再讲下去了，’他说，‘我请求您在我面前谈到上司的时候永远不要这样说话。您对当局应当尊敬才对。’
“‘难道我说了当局什么坏话吗？’科瓦连科问，生气地瞧着他，‘请您躲开我。我是正直的人，不愿意跟您这样的先生讲话。我不喜欢告密的人。’
“别里科夫心慌意乱，匆匆忙忙地穿大衣，脸上带着恐怖的神情。要知道这还是他生平第一回听到这么不客气的话。
“‘随您怎么说，都由您，’他一面走出前堂，到楼梯口去，一面说，‘只是我得跟您预先声明一下：说不定有人偷听了我们的话；为了避免我们的谈话被人家误解，避免闹出什么乱子起见，我得把我们的谈话内容报告校长先生……把大意说明一下。我不能不这样做。’
“‘报告？去，报告去吧！’
“科瓦连科在他后面一把抓住他的衣领，使劲一推，别里科夫就滚下楼去，他的套鞋乒乒乓乓地响。楼梯又高又陡，不过他滚到楼下却安然无恙，站起来，摸了摸鼻子，看他的眼镜碎了没有。可是，他滚下楼的时候，偏巧瓦连卡回来了，还带着两位太太。她们站在楼下，呆呆地瞧着，这在别里科夫却比任什么事情都可怕。看样子，他情愿摔断脖子和两条腿，也不愿意成为取笑的对象：是啊，这样一来，全城的人都会听说这件事，还会传到校长耳朵里，传到督学耳朵里去。哎呀，千万别闹出什么乱子来啊！人家又会画一张漫画，到头来就会弄得他奉命辞职吧……
“等到他站起来，瓦连卡才认出是他。她瞧着他那滑稽的脸相、他那揉皱的大衣、他那套鞋，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以为他是自己不小心摔下来的，就忍不住扬声大笑，响得整个房子都可以听见：
“‘哈哈哈！’
“这一串响亮而清脆的‘哈哈哈’就此结束了一切：结束了婚事，结束了别里科夫的人间生活。他没听见瓦连卡说了些什么话，他什么也没看见。一到家，他第一件事就是从桌子上撤去瓦连卡的照片，然后他躺下，从此再也没有起床。
“大约三天以后，阿法纳西来找我，问我要不要派人去请医生，因为据他说，他的主人不大对头。我走到别里科夫的屋里去。他躺在帐子里，盖着被子，一声不响：不管问他什么话，他总是回答一声‘是’或者‘不’，此外就闷声不响了。他躺在那儿，阿法纳西呢，满脸愁容，皱着眉头，在他旁边走来走去，深深地叹气，可是像酒馆一样冒出白酒的气味。
“过了一个月，别里科夫死了。我们都去送葬，那就是说，两个中学校和宗教学校的人都去了。这时候他躺在棺材里，神情温和、愉快、甚至高兴，仿佛暗自庆幸终于装进一个套子里，从此再也不必出来了似的。是啊，他的理想实现了！老天爷也仿佛在对他表示敬意，他出殡的时候天色阴沉，下着雨。我们大家都穿着套鞋，打着雨伞。瓦连卡也去送葬，等到棺材下了墓穴，她哭了一阵。我发现乌克兰的女人总是不笑就哭，对她们来说不哭不笑的心情是没有的。
“老实说，埋葬别里科夫那样的人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我们从墓园回来的时候，露出忧郁谦虚的脸相，谁也不肯露出快活的感情，像那样的感情，我们很久很久以前做小孩子的时候，遇到大人不在家，我们到花园里去跑一两个钟头，享受充分自由的时候，都经历过。啊，自由啊，自由！只要有一点点自由的影子，只要有可以享受自由的一线希望，人的灵魂就会长出翅膀来。难道不是这样吗？
“我们从墓园回来，心绪极好。可是一个星期还没过完，生活又过得跟先前一样，跟先前一样的严峻、无聊、杂乱了，这样的生活固然没有奉到明令禁止，不过也没有得到充分的许可啊。局面并没有变得好一点。确实，我们埋葬了别里科夫，可是另外还有多少这种套中人活着，将来也还不知道会有多少呢！”
“问题就在这儿。”伊万·伊万内奇说，点上了他的烟斗。
“那样的人，将来不知道还会有多少！”布尔金又说一遍。
这个中学教师从堆房里走出来。他是一个矮胖的男子，头顶全秃了，留着一把黑胡子，差不多齐到腰上。有两条狗跟他一块儿走出来。
“多好的月色，多好的月色！”他抬头看，说道。
这时候已经是午夜了。向右边瞧，可以看见整个村子，一条长街远远地伸出去，大约有五俄里长。一切都浸在深沉而静寂的睡乡里，没有一点动静，没有一点声音，人甚至不能相信大自然能够这么静。人在月夜看着宽阔的村街和村里的茅屋、干草垛、睡熟的杨柳，心里就会变得恬静。这时候村子给夜色包得严严紧紧，躲开了劳动、烦恼、忧愁，安心休息，显得那么温和、哀伤、美丽，看上去仿佛星星在亲切而动情地瞧着它，大地上不再有坏人坏事，一切都挺好似的。左边，村子到了尽头，便是田野。可以看见田野远远地一直伸展到天边。在这一大片浸透月光的旷野上也是没有动静，没有声音。
“问题就在这儿了，”伊万·伊万内奇又说一遍，“我们住在城里，空气污浊，十分拥挤，写些无聊的文章，玩‘文特’，这一切岂不就是套子吗？至于在懒汉、爱打官司的人、无所事事的蠢女人中间消磨我们的一生、自己说而且听人家说各式各样的废话，这岂不也是套子吗？嗯，要是您乐意，那我就给您讲一个很有教益的故事。”
“不，现在也该睡了，”布尔金说，“留到明天再讲吧。”
他俩走进堆房，在干草上睡下来。他俩盖好被子，刚要昏昏睡去，忽然听见轻轻的脚步声：吧嗒，吧嗒……有人在离堆房不远的地方走着，走了一会儿站住了，过一分钟又是吧嗒，吧嗒……狗汪汪地叫起来。
“这是玛芙拉在走来走去。”布尔金说。
脚步声渐渐听不见了。
“你看着人们做假，听着人们说假话，”伊万·伊万内奇翻了个身说，“人们却因为你容忍他们的虚伪而骂你傻瓜。你忍受侮辱和委屈，不敢公开说你跟正直和自由的人站在一边，你自己也做假，还微微地笑，你这样做无非是为了混一口饭吃，得到一个温暖的角落，做个一钱不值的小官儿罢了。不成，不能再照这样生活下去了！”
“算了吧，您扯到别的题目上去了，伊万·伊万内奇，”教师说，“睡吧！”
过了大约十分钟，布尔金睡着了。可是伊万·伊万内奇不住地翻身，叹气，后来他起来，又走出去，坐在门边，点上烟斗。
189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