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生以来我见过很多房子，大的、小的、砖砌的、木头造的、旧的、新的，可是有一所房子特别生动地保留在我的记忆里。不过这不是一幢大房子，而是一所小房子。这是很小的平房，有三个窗子，活像一个老太婆，矮小，伛偻，头上戴着包发帽。小房子以及它的白灰墙、瓦房顶和灰泥脱落的烟囱，全都隐藏在苍翠的树林里，夹在目前房主人的祖父和曾祖父所栽种的桑树、槐树、杨树当中。那所小房子在苍翠的树林外边是看不见的。然而这一大片绿树林却没有妨碍它成为城里的小房子。它那辽阔的院子跟其他同样辽阔苍翠的院子连成一排，形成莫斯科街的一部分。这条街上从来也没有什么人坐着马车路过，行人也稀少。

小房子的百叶窗经常关着：房子里的人不需要亮光。亮光对他们没有用处。窗子从没敞开过，因为住在房子里的人不喜欢新鲜空气。经常居住在桑树、槐树、牛蒡当中的人，对自然界是冷淡的。只有别墅的住客们，上帝才赐给了理解自然界美丽的能力，至于其他的人，对这种美丽却全不理会。无论什么东西，只要有很多，就不为人们所看重。“我们拥有的东西，我们就不珍惜”。其实还不止于此：我们拥有的东西，我们反而不喜欢呢。小房子四周是人间天堂，树木葱茏，栖息着快乐的鸟雀，可是小房子里面，唉！夏天又热又闷，冬天像澡堂里那样热气腾腾，有煤气味，而且乏味，乏味得很……

我头一次访问小房子是很久以前为办一件事而去的：房主人是奇卡玛索夫上校，他托我到那儿去探望他的妻子和女儿。那第一次访问，我记得很清楚。而且，要忘记是不可能的。

请您想象一下当时的情景：您从前堂走进大厅的时候，一个矮小虚胖、四十岁左右的女人带着恐慌和惊愕的神情瞧着您。您是“生人”，客人，“年轻人”，这就足以使得她惊愕和恐慌了。您手里既没有短锤，也没有斧子，更没有手枪，您满面春风地微笑，可是迎接您的却是惊恐。

“请问，您贵姓？”上了年纪的女人用颤抖的声音问您说，而您认出她就是女主人奇卡玛索娃。

您说出您的姓名，讲明您的来意。惊愕和恐惧就换成尖细而快活的“啊”的一声喊，她的眼珠不住往上翻。这“啊”的一声喊，像回声一样，从前堂传到大厅，从大厅传到客厅，从客厅传到厨房……连续不断，一直传到地窖里。不久，整所房子都充满各种声调的、快活的“啊”。过了五分钟光景，您坐在客厅里一张又软又热的大长沙发上，听见“啊”声已经走出大门，顺着莫斯科街响下去了。

房间里弥漫着除虫粉和新羊皮鞋的气味，皮鞋就放在我身旁的椅子上，用手巾包着。窗台上放着天竺葵和薄纱的女人衣服。衣服上停着吃饱的苍蝇。墙上挂着某主教的油画像，镜框玻璃的一角已经破裂。主教像旁边，是一排祖先们的肖像，一律生着茨冈型的柠檬色脸庞。桌上有一个顶针、一团线和一只没有织完的袜子。地板上放着一件黑色女上衣，潦草地缝在一块纸样上。隔壁房间里有两个惊恐慌张的老太婆，正从地板上拾起纸样和一块块裁衣用的画粉……

“我们这儿，请您原谅，凌乱得很！”奇卡玛索娃说。

奇卡玛索娃一边跟我谈话，一边困窘地斜起眼睛看房门，房门里的人们还在忙着收拾纸样。房门也似乎在发窘，时而微微启开，时而又关上了。

“喂，你有什么事？”奇卡玛索娃对着房门说。

“Où est mon cravatte，lequel mon père n'avait envoyè de Koursk？”房门里面有个女人的声音问。

“Ah， est ce que，Marie，que………唉，难道可以……Nous avons donc chez nous un homme très peu connu par nous……你问露凯丽雅吧……”

“瞧，我们的法国话说得多么好！”我在奇卡玛索娃的眼睛里读到这样的话。她高兴得满脸通红。

不久房门开了，我看见一个又高又瘦的姑娘，年纪十九岁左右，身穿薄纱的长连衣裙，腰间系着金黄色皮带，我还记得腰带上挂着一把珍珠母扇子。她走进来，行个屈膝礼，脸红了。先是她那点缀着几颗碎麻子的长鼻子红起来，然后从鼻子红到眼睛那儿，再从眼睛红到鬓角那儿。

“这是我的女儿！”奇卡玛索娃用唱歌般的声音说，“这个年轻人，玛涅奇卡，就是……”

我介绍我自己，然后我对这里纸样之多表示惊讶。母女俩都低下眼睛。

“耶稣升天节，我们此地有一个大市集，”母亲说，“在市集上我们总是买些衣料，然后做整整一年的针线活，直到下个市集为止。我们的衣服从不交给外人去做。我的彼得·谢梅内奇挣的钱不算特别多，我们不能容许自己大手大脚。那就只得自己做了。”

“可是谁要穿这么多的衣服呢？这儿只有你们两个人啊。”

“嗨，……难道这是现在穿的？这不是现在穿的！这是嫁妆！”

“哎呀，妈妈，您在说些什么呀？！”女儿说，脸上泛起红晕，“这位先生真会这样想了……我绝不出嫁！绝不！”

她说着这些话，可是说到“出嫁”两个字，她的眼睛亮了。

她们端来茶、糖、果酱、黄油，然后她们又请我吃加鲜奶油的马林果。傍晚七点钟开晚饭，有六道菜之多。吃晚饭的时候，我听见很响的呵欠声，有人在隔壁房间里大声打呵欠。我惊讶地瞧着房门：只有男人才那样打呵欠呢。

“这是彼得·谢梅内奇的弟弟叶戈尔·谢梅内奇……”奇卡玛索娃发现我吃惊，就解释说，“他从去年起就住在我们这儿。您要原谅他，他不能出来见您。他简直是个野人……见着生人就难为情……他打算进修道院去……他原来做官，后来受人家的气……所以他挺伤心……”

晚饭后，奇卡玛索娃把叶戈尔·谢梅内奇亲手刺绣、准备日后献给教会的一件肩袈裟拿给我看。玛涅奇卡一时也丢开羞怯，把她为爸爸刺绣的一个烟荷包拿给我看。等到我露出赞叹她的活计的样子，她就脸红了，凑着母亲的耳朵小声说了几句话。母亲顿时容光焕发，邀我跟她一块儿到堆房里走一趟。在堆房里，我看见五口大箱子和许多小箱子、小盒子。

“这……就是嫁妆！”母亲对我小声说，“这些衣服都是我们自己做的。”

我看了看那些阴沉的箱子，就开始向两个殷勤好客的女主人告辞。她们要我答应日后有空再到她们家里来。

这个诺言，一直到我初次访问过了七年以后，我才有机会履行。这一回我奉命到这个小城里来，在一个讼案中充当鉴定人。我走进我熟悉的那所小房子，又听见“啊”的一声喊……她们认出我来了……当然了！我的头一次访问，在她们的生活里成了十足的大事，凡是很少出大事的地方，大事就记得牢。我走进客厅里，看见母亲长得越发胖了，头发已经花白，正在地板上爬来爬去，裁一块蓝色衣料。女儿坐在长沙发上刺绣。这里仍旧有纸样，仍旧有除虫粉气味，仍旧有那幅画像和残破一角的镜框。不过变化还是有的。主教像旁边挂着彼得·谢梅内奇的肖像，两个女人都穿着丧服。彼得·谢梅内奇是在提升为将军后过一个星期去世的。

回忆开始……将军夫人哭了。

“我们遭到很大的不幸！”她说，“彼得·谢梅内奇……您知道吗？……已经不在人世了。我和她成了孤儿寡母，只得自己照料自己了。叶戈尔·谢梅内奇还活着，不过关于他，我们没有什么好话可说。修道院不肯收他，因为……因为他好喝酒。现在他由于伤心而喝得越发厉害了。我打算到首席贵族那儿去一趟，想告他的状。说来您也不信，他有好几次打开箱子……拿走玛涅奇卡的嫁妆，送给他那些朝圣的香客。有两口箱子已经全拿空了！要是这种情形继续下去，那我的玛涅奇卡的嫁妆就会一点也不剩了……”

“您在说什么呀，妈妈！”玛涅奇卡说，发窘了，“这位先生真不知道会想到哪儿去呢……我绝不出嫁，绝不出嫁！”

玛涅奇卡抬起眼睛来，兴奋而又带着希望，瞧着天花板，看来她不相信她说的话。

一个矮小的男人身影往前堂那边溜过去，他头顶秃一大块，穿着棕色上衣，脚上穿的是套鞋而不是皮靴。他像耗子那样窸窸窣窣地溜过去，不见了。

“这人大概就是叶戈尔·谢梅内奇吧。”我暗想。

我瞧着她们母女俩：两个人都苍老消瘦得厉害。母亲满头闪着银白的光辉。女儿憔悴，萎靡不振，看样子，母亲似乎比女儿至多大五岁光景。

“我打算到首席贵族那儿去一趟，”老太婆对我说，却忘记这话她已经说过了，“我想告状！叶戈尔·谢梅内奇把我们缝的衣服统统拿走，为拯救他的灵魂而不知送给什么人了。我的玛涅奇卡就要没有嫁妆了！”

玛涅奇卡涨红脸，可是这一回却什么话也没说。

“衣服我们只好重新再做，可是话说回来，上帝知道，我们不是阔人！我和她是孤儿寡母啊！”

“我们是孤儿寡母！”玛涅奇卡也说一遍。

去年，命运又驱使我到我熟悉的那所小房子去。我走进客厅，看见老太婆奇卡玛索娃。她穿一身黑衣服，戴着丧章，坐在长沙发上做针线活。跟她并排坐着的，是个小老头，穿着棕色上衣，脚上登着套鞋而不是皮靴。小老头看见我，就跳起来，从客厅里一溜烟跑出去了……

为了回答我的问候，老太婆微微一笑，说：

“Je suis charmée de vous revoir，monsieur.”

“您在缝什么？”过一会儿，我问。

“这是女衬衫。我做好，就送到神甫那儿去，托他代我保管，要不然，叶戈尔·谢梅内奇就会把它拿走。我现在把所有的东西都交托神甫保管了。”她小声说。

她面前桌子上放着女儿的照片，她看一眼照片，叹口气说：

“要知道我成了孤魂！”

那么她女儿在哪儿呢？玛涅奇卡在哪儿呢？我没问穿着重丧服的老太婆，我不想问。不论是我在这所小房子里坐着，还是后来我站起来告辞的时候，玛涅奇卡都没走出来见我，我既没听见她的说话声，也没听见她那轻微胆怯的脚步声……一切都明明白白，于是我的心头感到沉重极了。

188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