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穆尔登有一颗纯洁的良心，可是他的良心是忧郁的。他有一种易走极端的性格。他曾经做过教士，这是一件严重的事。一个人可以像天空一样有一种带阴暗的晴朗；随便什么事情都足以在他身上造成黑夜。教士生涯就在西穆尔登身上造成黑夜。曾经做过教士的，永远是一个教士。

在我们身上造成黑夜的，也可能留下一些星星给我们。西穆尔登满身都是道德和真诚，可是这些道德和真诚是在黑暗中发着光。

他的历史很简单。他曾经当过乡间的本堂神父，同时在一个贵族的家庭里当过家庭教师；后来他继承了一笔遗产，就脱离了这一切。

他尤其是一个固执的人。他运用默想就像我们运用铁钳一样；他认为他没有权利放弃一个思想，除非他已经想得非常透彻；他顽强地思索。他懂得全欧洲的语言，其他地方的语言也知道一些；他不停地读书，这样可以帮助他去忍受独身生活的苦恼，可是没有什么东西比这种制欲的生活更危险的了。

由于骄傲，由于偶然，或者由于灵魂的高尚，他一直遵守教士的戒律；可是他不能够保持他的信仰。科学毁灭了他的信仰；宗教的教养已经不能在他身上起任何作用。因此，他内省自己，他觉得自己仿佛被肢解了，既然他不能够完全摆脱自己身上教士的影子，他就努力尝试把自己创造成为一个新人，不过他所采用的方式是艰苦的。他没有家庭，他把祖国当作他的家庭；没有人肯嫁给他做妻子，他便和人类结了白首之盟。这种完满的结合是伟大的，可是实际上却是空虚。

他的父母是庄稼人，他们叫他当教士是想把他抬高到人民之上，可是他又回到人民里来了。

他怀着热情回到人民里来。他以一种惊人的慈爱关心受难的人们。他从教士变成了哲学家，又从哲学家变成了一个战士。路易十五还在世的时候西穆尔登已经模糊地觉得自己是拥护共和国的。哪一种共和国呢？也许是柏拉图的共和国，也许是德拉孔的。

他被禁止恋爱，他就开始憎恨。他憎恨撒谎，憎恨专制政体，憎恨神权政体和他的教士的法衣；他憎恨现在，他高声叫唤将来；他对将来有预感，他早已窥见了将来，他猜出将来是惊人的、壮丽的；他懂得必须有一个结束人类的悲惨命运的将来，这个将来是一个像复仇者一样的解放者。他崇拜这个未来的巨变。

一七八九年，这个巨变果然来了，他也准备好了。西穆尔登很逻辑地投进这个大规模的人类命运的变革里，所谓“逻辑地”，就是说，照着他的性格，冷酷无情地。逻辑是不懂得慈悲的。他度过了那些伟大的革命年代，经历过革命的一切风暴，八九年巴士底狱陷落，人民苦难的结束；九〇年六月十九日封建制度的末日；九一年的瓦连纳事件发生后，王政于是宣告终结；九二年共和国的诞生。他眼见革命站了起来，他并不害怕这个巨人；恰恰相反，这种万物的生长也给他增加了生命的活力，虽然他已经接近老年——他五十岁了，而且一个教士是比常人老得更快的——但他好像才开始发育。年复一年，他眼看着事变陆续发生，他也跟着事变成长起来。起先他曾经害怕革命会流产，他密切注意着革命，革命有了理由和权利，他坚决要求革命成功；革命愈来愈叫人畏惧，他才放下了心。他希望这个头戴未来的星星做的冠的弥涅尔瓦同时也是手执蛇发人面盾牌的帕拉斯。他希望她的神眼在必要时向魔鬼们射出地狱的冷光，用恐怖来回答魔鬼们的恐怖。

在这种心情之下他走进了九三年。

九三年是欧洲对法兰西的战争，又是法兰西对巴黎的战争。革命怎样呢？那是法兰西战胜欧洲，巴黎战胜法兰西。这就是九三年这个恐怖的时刻所以伟大的原因，它比本世纪的其余时刻更伟大。

没有更悲惨的了，欧洲进攻法兰西，法兰西进攻巴黎。这是具有史诗规模的悲剧。

九三年是一个紧张的年头。风暴在这时期达到了最猛烈最壮观的程度。西穆尔登在这里面觉得很称心。这个狂热、粗野而又光辉灿烂的环境正适合他的才智。这个人像只海鹰，内心有深沉的宁静，但外表上却喜欢冒险。某些凶猛而宁静的有翅的生物是为了狂风而诞生的。所谓充满风暴的灵魂那种东西是存在的。

他只有一种专门为可怜的人而发的同情心。他肯为那些受着令人惧怕的痛苦的人们牺牲。在这一点上，他无论什么事情都肯做，这就是他的善行。他救人的方式是奇特的，也是无上崇高的。他找寻脓疮来接吻。那些外表上令人作呕的善行其实是最难实行的；他就爱做这一类善行。有一天在市立医院里有一个濒死的病人，喉部被一个毒瘤窒息着，那个毒瘤是一个发恶臭的可怕的毒疮，也许是传染的，必须马上把脓挤干净。当时西穆尔登正在那里；他把嘴唇放在毒疮上，吮吸它，直到嘴里装满了才吐出来，这样他把脓吮空了，救了病人的性命。那时候他还穿着教士的法衣，有人对他说：“假使你给国王做了这样的事，你就能够当主教了。”“我不会给国王做这样的事。”西穆尔登回答。这件事和他的回答使他在巴黎的贫民区里非常受人拥戴。

他的获得人心到了这样的程度，使得他能够随意指挥那些受苦的、哭泣的和威胁着要使用暴力的人们。在群众极端愤恨那些囤积居奇的人们的时期——这种愤恨是极端容易产生错误的——西穆尔登用一句话就阻止了群众抢劫圣尼古拉港口一只满载着肥皂的船，愤怒的群众在圣拉扎尔城门拦住了一些车辆的时候，也是他才使群众散开的。

在八月十日以后过了十天，也是他率领人民推倒历代君王的雕像。在倒下来的时候，那些铜像还压死了人。在旺多姆广场，一个名叫莱纳·魏奥莱的女人，在路易十四的雕像的脖子上套了一根绳子去拉它，结果雕像倒下来时便把她压死了。这尊路易十四的雕像已经立在这里一百年了；那是在一六九二年八月十二日立的，被拉倒的日期是一七九二年八月十二日。在协和广场，一个名叫根盖罗的人因为把那些毁坏雕像的人叫做“流氓”，当场在路易十五的像座上被扑杀了。那个铜像也被捣成碎片。后来人们把碎铜制成铜币。只有一条臂膀保留下来；那是路易十五的铜像的右臂膀，路易十五是模仿罗马皇帝的姿势把这条臂膀伸开来的。由于西穆尔登的请求，人民派了一个代表团把这条臂膀送给一个曾经在巴士底狱被监禁过三十七年的名叫拉脱德的人，当拉脱德颈上戴着枷，腰上系着铁链，由于这个国王的命令而在监狱的底层活生生地等待死亡的时候，这个国王的铜像正在雄视着巴黎；当时谁能向他预言这座监狱会被攻毁，这座铜像会倒下来，他会从监牢里爬出来，君主政体会埋葬进去，而他这个囚徒会成为这只曾经在他的拘捕状上签过字的铜手的主人，这个泥塑的国王只会剩下一只铜臂膀呢？

西穆尔登就是内心有一种声音而自己听从这种声音的指挥的一类人。这类人仿佛时常心不在焉；不，他们是到处留心的。

西穆尔登什么都知道，同时什么都不懂。他有丰富的科学知识，可是人生的一切他却茫然无知。这就是他的耿直的原因。他的眼睛是掩蔽着的，就像荷马述说的忒弥斯一样。他有像箭一样的盲目的准确性，只对准目标一直飞去。在革命中没有什么比直线更可怕的了。西穆尔登一往直前，这就注定了他的不幸。

西穆尔登相信，在社会的结构里，只有用极端的办法才能使社会巩固；这是那些以逻辑代替理性的人们特有的错误。他比国民公会更走极端；他比巴黎公社更走极端；他是属于主教宫社的。

这个社之所以称为主教宫，因为它的会议是在旧时主教宫邸的一所大厅里举行的。这个社与其说是一个社团，不如说是一个分子复杂的人群。在这个社里也像在巴黎公社一样，有一些沉默和意味深长的旁观者，他们正如加拉所说的，每个人有几只口袋就有几支手枪。主教宫社是一个奇怪的乌合之众的团体，是对任何民族的人都一视同仁，同时又是纯粹巴黎人的团体，这两者是并不互相排斥的，因为巴黎就是各个民族心脏跳动的地方。平民的白热情绪就在这里表现。国民公会要和主教宫比起来就显得是冰冷了，巴黎公社要比起来，也不过略觉有点温热罢了。主教宫社是那些像火山一样炽热的革命团体中的一个；主教宫社包容一切，包容无知的人、愚昧的人、正直的人、抱有英雄主义的人、愤怒的人和警察。勃伦斯威克也派了代理人在里面活动。这里有些人称得上是斯巴达人，也有些人是值得送去当苦工的。其中大部分却是激昂而诚实的人。吉隆特党曾经假借国民公会临时主席依斯纳的嘴说出下面一句可怕的话：“当心点，巴黎人。你们的城将被毁灭，有一天人们会找不到巴黎的原址。”这句话就使主教宫社创立了。我们刚才说过的那些人，属于各种国籍的人，都觉得有以巴黎为中心而团结起来的必要。西穆尔登参加了这个团体。

这个团体反对那些反动分子。它是由于公众对暴力的需要而产生的，这种暴力的需要正是革命的可怕和神秘的一面。主教宫社由于拥有这种暴力而坚强，它立刻为自己规定了任务范围。在巴黎的动乱中，开炮的是巴黎公社，敲起警钟的却是主教宫社。

西穆尔登由于一贯的天真，相信凡是为着真理服务的都是公平的，这样就使他适宜于掌握那些激烈的主张。那些无赖觉得他是一个诚实的人，因而他们很满意。犯罪的人能够被一个有道德的人指挥就觉得减轻了自己的罪戾。一个有道德的人虽然妨碍他们，却讨他们欢喜。有许多人尊敬西穆尔登，像曾经在拆毁巴士底狱中渔利的建筑师巴路瓦，他把拆下来的石块卖掉赚了钱，他负责粉刷路易十六的囚室的时候，由于狂热，他在墙上绘满了铁条、铁链和颈枷；像圣安东尼郊区的可疑的演说家龚松，他所开出的受贿收据后来被人发现；像曾经在七月十七日向拉法耶特开过一枪的美国人富尼叶，据说是拉法耶特收买他来开枪的；像出身于卑舍特，做过仆人、街头卖艺者、小偷和间谍，然后又当上将军而且把大炮指向国民公会的亨利奥；还有拉·黎尼，他是以前沙特尔的代理主教，现在已经拿《杜歇尼老爹》代替了他的祈祷书。这些人都尊敬西穆尔登，有时只要那些最坏的人觉得这个可怕的公认为真诚的人停在他们前面，就能够阻止他们犯错误。圣茹斯特就是这样子使施奈德怕他的。同时主教宫社里大部分成员都是些穷苦而激烈的人，他们都是善良的，他们相信西穆尔登而且追随他。西穆尔登有一个助手——或者说是他的副官，随你欢喜——就是另一个拥护共和政府的教士唐如，因为唐如身材高大，人民都爱戴他，把他叫做“六尺院长”。西穆尔登可以随意指挥那个被人称为“长矛将军”的勇敢的领袖，和那个称为“大尼古拉”的豪勇的特鲁松，特鲁松曾经想营救兰巴勒夫人，他曾经挽着兰巴勒夫人的臂膀大踏步越过死尸堆，如果没有理发师夏洛的野蛮的恶作剧，这件事早已成功了。

巴黎公社监视着国民公会，主教宫社监视着巴黎公社。西穆尔登因秉性正直，憎恨阴谋，曾经不止一次破坏过巴祁主持的阴谋，巴祁就是被布农威勒称为“阴郁的人”的。在主教宫社里，西穆尔登和所有的人处在平等的地位。杜勃桑和莫摩罗都征询他的意见。他和居斯芒说西班牙文，和比育说意大利文，和亚瑟说英文，和比利拉说荷兰文，和一个亲王的私生子奥地利人普洛里说德文。他在这些不协调的空气中创造谅解。因此他的地位虽不显赫，却很重要。埃贝尔也怕他。

处在这样的时代和这许多悲惨的人群中，西穆尔登享有冷酷无情的人的威力。他是一个自认为不会犯错误的无可指摘的人。从来没有人看见他流过眼泪。他是道德的化身，是不能近的，冰冷冷的。他是一个可怕的正直的人。

对于教士，在革命中是没有中间路线的。一个教士如果投入这种现行的非常事变里，不是为着最卑鄙的动机，就是为着最崇高的动机；他不能不是恶名昭彰的或者十分崇高的。西穆尔登是崇高的，可是这种崇高是和人隔绝的，是在悬崖峭壁上的崇高，是灰色的、不亲近人的崇高；他的崇高的周围被悬崖深谷包围着。凡是高山就有这种可怕的蛮荒的地带。

西穆尔登的外表像一个平常的人，衣着很随便，外表很穷酸。年轻时他曾经剃过顶，年老了他变成了秃顶。他所剩下的那点点头发已经斑白。他的前额很阔，目光锐利的人可以从这个前额上看出他的特征。西穆尔登说话的态度是粗暴的、严肃的，而且充满热情的，他的嗓音很短促，语调很坚决，他的嘴表现着忧郁和困苦；眼睛明亮而深沉，整个脸上有一种说不出的愤慨的神气。

这就是西穆尔登。

今天已经没有人知道他的名字了。历史上有的是这种可怕的无名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