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过着露天的生活：他们就在门口摆上桌子用餐；妇女们坐在教堂的石阶上一边制造纱布一边唱着《马赛曲》；蒙梭公园和卢森堡公园都做了练兵场；所有的十字路口上都有正在紧张地开工的兵器工场，他们就在路人的注视下制造长枪，路人都鼓掌欢呼；到处只听见人人在说：“忍耐些。我们是在革命时期。”人们英勇地微笑。大家到戏院里看戏，正如伯罗奔尼撒战争时期的雅典人一样；街角上到处看得见张贴着的广告：《蒂安威勒之围》《从火焰中救出的母亲》《无忧无虑者俱乐部》《让娜女教皇的大姐》《丘八哲学家》《乡村恋爱术》。德国人已经到了国门；谣言说普鲁士王已经在歌剧院里定下了包厢。一切都是骇人听闻的，可是没有一个人被吓倒。那个含义不明的嫌疑犯法令（这是杜埃的梅兰的罪过）使得断头台的影子笼罩在每个人的头上。一个名叫舍朗的律师被人告发了，他穿着睡衣和便鞋，在窗口上吹笛子，等待人家来逮捕他。仿佛没有一个人是闲着的。所有的人都非常忙碌。每一顶帽子上都有一只帽徽。女人们说：“我们戴着红帽子很漂亮。”巴黎仿佛到处都在搬家。古董店里堆满了王冠、法冠、镶金的木质王杖、百合花徽，都是些王族府邸里的遗物。这就是被推翻了的专制政体的残余。人们还可以看见旧衣店里挂着一件件的法袍和法衣出售。在博舍龙村子里和在朗波诺的酒店里，有些人装扮得奇形怪状，他们穿着白色的法衣，挂着法带，骑在披着法袍的驴子上，叫人把酒店里的酒倒在大教堂的圣器里喝。在圣雅克街，有些赤着脚没有鞋子穿的修路工人拦住一个卖鞋货郎的小车子，大家凑起钱来买了十五双鞋子，拿到国民公会里去送给我们的兵士。到处都可以看见富兰克林、卢梭、布鲁图，还得加上马拉的半身像；在克罗西-派斯街上马拉的半身像下面，挂着一个镶有玻璃的黑木框子，框子里面是马拉攻击马鲁哀的演说词，里面引证了许多事实，旁边还加上两行说明：“这些详细的事实是西尔文·巴义的情妇供给我的，她是一个待我很好的爱国女志士。——马拉。”（签名）在皇宫广场上，喷水池的碑铭“喷出多少有用的东西！”被两大幅帆布水彩画遮住了，一幅画的是卡义叶·德·热威勒在国民大会上揭发亚勒城的破坏分子的秘密信号，另一幅画的是路易十六坐在御用马车上被国民军从瓦连纳带回来的情形，马车下面用绳子绑着一块木板，木板的两端各坐一名近卫兵，手上的枪都上了刺刀。较大的商店很少开门；卖杂货和卖玩具的车子由妇女们拖着到处兜售，车子上点着蜡烛，烛油滴下来落在货物上；一些露天商店的主持人是几个带着金黄色假发的还俗的修女；这个在摊子上补袜子的是一位伯爵夫人；那个女裁缝是一位侯爵夫人；布佛莱夫人住在一间顶楼里，她从顶楼里可以望见她以前的大厦。小贩满街跑着叫卖《新闻报》。人家把那些用领带遮住下巴的人叫做“害颈疬的人”。街头的歌手愈来愈多。保王党的歌曲作家比图被群众嘲骂，可是他倒是一个勇敢的人，他曾经入狱二十二次，因为他一说到“爱国精神”字样时就拍屁股，他被革命法庭传讯过；他看见自己的头有落地的危险时，他叫道：“可是犯罪的不是我的脑袋而是我的屁股呀！”这句话使法官们笑起来，因而救了他的性命。这个比图嘲笑那种喜欢取用希腊和拉丁名字的时髦风气；他的最得意的一首歌是关于一个鞋匠的，他给这个鞋匠取个拉丁名字叫居尤斯，给鞋匠的老婆取个名字叫居尤斯妲。人们拉着手围成大圈子跳着和唱着《加马诺勒》；跳舞的人不叫做“男伴”和“女士”，而叫做“公民”和“女公民”。人们在修道院的废墟里跳舞，祭台上点着灯，拱屋顶上有扎成十字架形的两根木棒，上面放着四枝蜡烛，他们的脚下是坟墓。人们穿着蓝色的暴君的短衣。他们的衬衫上别着用白色、蓝色和红色宝石镶成的称为“自由帽”的别针。黎塞留街被叫做“法律街”；圣安东尼区被叫做“光荣区”；在巴士底广场上矗立着一座“自然之神”像。人们互相指点一些街上的有名人物，像夏特来，狄地埃，尼古拉和加尼叶-德洛内，他们以监视着木匠杜泼来的大门而出名；还有吴朗，每逢断头台杀人的日子他从来没有缺过一次席，他跟在死囚的车子后面走，他说这是“去参加红色弥撒”；还有蒙弗兰贝，他是侯爵，也是革命法庭的陪审官，他自己取名为“八月十日”。人们望着军校学生游行，这些学生被国民公会的法令称为“战神学校的志士”，人民叫他们做“罗伯斯比尔的侍臣”。人们读着费礼隆的宣言，宣言里面揭发犯有“奸商行为”罪的嫌疑犯。保王党的“花花公子”们麇集在市政府的门口，嘲笑那些非宗教式的世俗婚礼，他们包围着走过的新郎和新娘，嘴里叫喊：“市政府里出来的新夫妇。”在残废军人院里圣者和国王的雕像都被戴上红帽子。人们在十字路口的界石上玩纸牌；纸牌也充满了革命气息，他们用“伟人”代替了“国王”，用“自由”代替了“王后”，用“平等”代替了“侍臣”，用“法律”代替了“爱司”。人们耕种公园的土地；犁耙竟在推勒里公园里耕起地来。在这一切中，还掺杂着一种不屑于再活下去的情绪，尤其是在战败的一方更为显然；有一个人写信给富基叶-丁委勒说：“请大发慈悲使我不再活下去。下面是我的住址。”桑舍尼兹被捕了，因为他居然在皇宫大厦里高喊：“我们什么时候才能有土耳其式的革命？我希望有一个土耳其苏丹领导的共和国。”到处都是报纸。理发匠在公共场所替女人卷头发，理发店的老板却在高声念“政府公报”；别的人在人堆中指手画脚地谈论杜布瓦-克朗西的《团结报》，或者《伯勒罗斯老爷的喇叭报》。有时理发店也兼做猪肉买卖，因此有时也可以看见火腿和猪肠挂在一个戴着金头发的洋娃娃旁边。商人们在大街上出卖“逃亡贵族的酒”，一个商人挂出牌子宣称他有五十二种酒；别的商人出售罕见的竖琴形座钟和公爵夫人式沙发；一间理发店的招牌上写着：“我给教士刮脸，我给贵族梳头，我给第三等级理发。”人们到安如街（就是以前的皇妃街）一百七十三号的马丁那里算命。面包缺少，煤炭缺少，肥皂也缺少；人们可以看见街上走过从外省运来的一群群乳牛。在华利，小羊肉卖到十五法郎一磅。巴黎公社的命令规定每人每十天配给一磅肉。人们在商店的门口排队；其中有一个行列已经带上传奇的色彩，人们从小方街的一间杂货店门口一直排到蒙托居街的中部。人们把排队叫做“抓绳子”，因为排队的人一个个都得用手抓住一条长长的绳子。在这种可怜的状态中，女人们是勇敢和温和的。她们整夜在那里等待轮到自己走进面包店。革命所使用的策略是成功的，它用两种危险的方法来解救这种普遍的危难：这两种方法就是发行纸币和限价政策；纸币是杠杆，限价是支点。这种庸医的草方挽救了法兰西。敌人，不管是科布朗兹方面的敌人或者伦敦方面的敌人，都在拿纸币来投机。来来往往兜售着香水、袜带和军人用的假发的姑娘们，也带做纸币的投机；在费维纳街的交易所里有些投机家穿着粘满污泥的靴子，头发很脏，戴着狐尾的皮帽子，还有瓦略街的投机家穿着光亮的皮靴，嘴里咬着牙签，头上戴着皮帽子，和这些姑娘们说起话来用不客气的称呼。人民追捕这些投机家，也追捕那些被保王党人称为“积极的公民”的小偷。不过当时偷窃也很少发生。人们穷得可怕，可是他们的正直诚实却是不屈不挠的。那些穷鬼和饿鬼很严肃地垂下眼睛从平等宫的那些珠宝商店的橱窗前面走过。安东区公所有一次搜索博马舍的住宅，一个女人在花园里摘了一朵花，群众就打了她一下耳光。木柴卖到每束四百银法郎；在街上可以看见许多人在锯他们的木板床。冬天水管冻结，每两桶水要卖一个法郎；大家都去当担水夫。每个金路易值三千九百五十个法郎。坐一程马车要花六百法郎。坐了一天马车之后，就可以听见这样的对话：“车夫，我该你多少钱？”“六千法郎。”一个卖菜的女人每天可以卖到两万法郎。一个要饭的说：“做做好事，救救我！我还差二百三十个法郎来付我的鞋钱。”在桥头上可以看见大卫雕刻的和绘画的巨大人像，就是被梅西埃辱骂为“庞大的怪木偶”的那些巨像。这些巨像描画出联邦主义和欧洲各国反革命同盟的失败。在这个民族中丝毫没有衰亡的迹象。有的是推翻了王朝的阴沉的愉快。到处涌现愿意献出自己的胸膛的志愿兵。每条街都产生一个联队。各区的旗帜你来我往，每面旗子有它自己的标语。卡必申区的旗子上面写着：“没有人能够打垮我们。”另一面旗子上面写着：“只有心灵的高尚，没有高贵的阶级。”所有的墙上都贴满了标语，大的、小的，白色的、黄色的、绿色的、红色的，铅印的、手写的，上面写着这句口号：“共和国万岁！”小孩子们咬音不准地唱着《沙依拉！》。

这些小孩子们就是无限的前途。

后来，这座悲惨的城市变成了毫无理性的城市。巴黎的街道在热月九日以前和以后有非常鲜明的两种不同的革命景象，圣茹斯特的巴黎让位给泰里昂的巴黎；这是上帝安排的永远不断的对照，在西奈山之后，立刻出现了古蒂叶区。

群众都疯狂了，这是可以看得出来的。这种情形人们在八十年前已经看见过了。人们从路易十四的统治下爬出来，正如从罗伯斯比尔的统治下爬出来一样，都非常需要自由地呼吸；因此，这一世纪才以摄政政府来开头，却以执政政府而结束。两次恐怖统治过后出现了两个解放的时代。法兰西从清教的寺院逃出来，正如从专制君王的宫廷逃出来一样，是充满了一种民族解放的愉快的。

热月九日以后的巴黎是愉快的，不过这是一种疯狂的愉快。一种不健康的快活气氛淹没了一切。在死的狂热之后跟着来了生的狂热，过去的伟大消失了。一个类似特里马西翁的人，名叫葛利摩·德·拉·瑞尼尔，写了一本题名为《美食家年鉴》的书。人们在皇宫大厦的阁楼上进餐，有军乐伴奏，奏乐的女子乐队敲着铜鼓和吹着喇叭；轻快的两拍子舞曲开始流行；人们在美育饭店的香炉香气围绕中享受着东方式的盛宴。画家波兹把他的十六岁的天真而可爱的女儿画成“将上断头台的人”的样子，就是说，露出肩膀，穿着红衬衫。以前在教堂的废墟上跳的激烈的舞蹈，现在被卢吉礼陆凯、旺泽尔、莫迪和蒙当西叶的舞会代替了；以前是制造纱布的庄重的妇女，现在变成苏丹的王妃、野蛮人和美女了；以前兵士的粘着血污、泥泞和尘土的赤足，现在被妇女的戴着钻石的赤裸的脚代替了。同时，不诚实的行为也跟着无耻的行为再度出现了：上层出现了贪污的军需官，下层出现了小偷；大批扒手充斥巴黎市面，每个人都不得不防备着他的皮夹子。当时有一种流行的娱乐，就是到法院广场上去看坐高凳子的女贼，结果当局不得不把她们的裙子扎起来；小瘪三们在戏院的门口说着这样的话来兜揽顾客坐双人马车：“公民和女公民，这里有两个人的座位。”人们不再叫卖《老鞋匠报》和《人民之友》，人们叫卖《小丑来信》和《顽童请愿》；萨德侯爵当上了旺多姆广场的长矛区公所的主席。一切都突然反过来了；九二年的“自由之龙”又改名为“匕首骑士”复活了。同时在街头演唱的短剧里又出现了若克里斯类型的傻仆人。所谓“妙不可言”的时髦女郎出现了，比“妙不可言”更高一级的还有所谓“不可思议”的时髦女郎；人们用古怪的、杜撰的字眼来赌咒；人们从米拉波倒退到博贝士。巴黎就这样子摆来摆去；它是文明的巨钟；它的钟摆轮流碰到德摩比勒和蛾摩拉两个极端。九三年以后，革命进入了一种奇特的日蚀状态，本世纪仿佛忘记了结束它所开始了的事情，一种大吃大喝的狂热插了进来，占据了最重要的位置，把可怕的《启示录》里的景象推到后面去，把过度的幻象遮没，而且在经历过恐怖之后爆发了大笑；悲剧被丑化而消失了，地平线上升起一股狂欢的烟，隐隐约约地把丑恶的美杜萨遮没了。

可是在我们所说的九三年中，巴黎的街道依然保持革命初期那种伟大的和雄壮的景象。巴黎的街头有它的演说家，像瓦尔来就是站在一架木棚车上到处游行向路人演讲的；巴黎的街头也有它的英雄，其中一个叫做“铁棒队长”；巴黎的街头也有它的宠儿，像题名为《卢吉夫》的小册子的作者古弗洛。这些出名的人物中有些是坏蛋；也有些是有健全的品格的。在所有这些人中有一个是诚实而且不幸的，他就是西穆尔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