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我的趣味而言，刚刚结束的一章，其篇幅的确是太过冗长，而扪心自问一下读者的耐心到底能够坚持多久，这种做法又让我觉得过于明智。在我自己看来，我在这里写下的每一个字都是引人入胜的，当然，我也必须加倍小心，以免只会把这当作确保旁观者参与的制胜法宝！不过，无论如何，我切切不可忘记的却是，我不是为眼前，也不是为读者而写，他们对莱韦屈恩尚一无所知，所以也不可能渴望了解有关他的更多情况；我备办这篇生平报告，是为了等到有朝一日情况发生逆转，等到吸引公众注意力所必需的条件最终得以彻底具备的那一天——可以肯定地说：等到那个时候，这种条件将会变得极其有利起来，而无论我写得好坏与否，人们都将饥不择食地迫切需要了解这个震撼人心的人生故事的所有细节。

这样的时刻也许已经到来，当我们虽然宽敞，但却仍显狭窄的、弥漫着令人窒息的污浊空气的监狱打开大门之时，也就是说：当目前正在肆虐的战争，有了这样或那样的一个结局之时——“这样或那样的”，这几个字令我感到震惊无比，为自己，也为那恐怖的困境，命运把德意志的心灵逼进这恐怖的困境！因为，我的心中只有“这样或那样”之中的一个；面对我作为国家公民的良心，我只指望这一个，并且也对这一个有信心。通过一刻不停的全民教育，土崩瓦解的、难以接受却又无法挽回的德国最终失败的结局，已经深入到我们每一个人的意识之中，所以，我们害怕这个结局胜于害怕世界上的任何事情。尽管如此，还有一件事情，这件事情，甚至连我们自家的一些人都会觉得它是在犯罪，这件事情不仅会令我们自家的一些人感到，同时也会令旁人直接而永久地感到，它比德国的失败更可怕，那就是德国的胜利。我几乎不敢问自己，我到底属于这两个范畴当中的哪一个。我也许属于第三个吧，在这第三个范畴中，你虽然持续而清晰地意识到这种失败，但备受良心折磨的你却渴望这种失败。我被迫盼望和希冀，德国武器的胜利能够得到遏制，因为，倘若这成为现实的话，那么，这部关于我朋友的作品就会被埋葬、被禁止、被遗忘、被放逐，它说不定就会被尘封数百年之久，致使它错过自己的时代，而只在以后的历史长河之中受到尊崇。这就是我之所以胆敢犯上作乱的特别动机，而我要和一小撮屈指可数的人一同分享这个动机。我的精神状态其实仅仅只是那种转变的一个特殊的转变，那种转变，除去荒唐之极和引发普遍兴趣的情况不算，已经成为我们整个民族的命运，而为了这样的命运去动用一个特别的、史无前例的悲剧，这样的倾向我不是没有，尽管我知道，别的民族也曾经肩负过这样的使命：为了他们自己的和普天下人的命运而期盼自己的国家失败。老实、虔诚、忠诚和效忠的需要，鉴于这样的德国性格，我仍想承认，我们所处的困境是独一无二的困境，是雪上加霜的困境，我因此而对那伙人深恶痛绝，就是他们，把这样好的一个民族置于一种，我坚信，令其比任何人都要感到难受的精神状态，从而无可救药地远离自我。我只消想象一下，假若我的儿子由于任何一种不幸的偶然而发现了我的这些生平记录，那么，也就是说，他们就会被迫斯巴达式地除去任何恻隐之心，大义灭亲地向盖世太保揭发我——以便，恰恰是怀着一种所谓爱国主义的豪情，来感受我们所陷入的冲突的深渊。

我十分清楚，上面的话已经再次很成问题地提前增加了我这新的一章的负荷，我原本是打算把它的篇幅控制在较短的范围之内的。在此，我不想压制心理学家的怀疑，即我正在想办法拖延和回避，或者说，我内心深处十分乐意抓住这样的机会，因为我害怕即将来临的事情。他们怀疑我这是在兜圈子，是在找借口推诿，因为我开始偷偷打退堂鼓，不想继续我当初本着义务与爱业已着手进行的那项工作了，对于这样的猜测，我自会给其留下空间，目的就是要以此来向读者证明我的诚实。事实上，没有任何东西，即便是自己的弱点，能够阻挡我去继续完成这项工作——因此，我这就重新接上前面有关我们轮唱的内容，即喂牲口的汉芮指导的卡农轮唱，据我所知，这是阿德里安第一次接触与音乐相关的领域。我当然也知道，这个男孩子，随着他的一天天长大，他也会和他的父母一起去参加在奥伯魏勒尔乡村教堂举行的星期日礼拜。每逢这样的日子，就会有一个年轻的学音乐的学生从魏森菲尔斯赶来，在小小的管风琴上为村社的歌唱弹奏序曲，为之伴奏，最后还会用畏畏缩缩的即兴演奏欢送善男信女们走出教堂。不过，我几乎从未到过这样的场合，因为我们绝大多数时候是在礼拜结束之后才到布赫尔见面，而且，我也只能说，我从未听见阿德里安讲过一句你从中可以推断出以下结论的话：比如说，他年轻的感官无论如何都曾被那位音乐学子打动过，或者说，如果这不是很有可能的话，那么，音乐现象本身，作为这样一种现象，完全引起过他的注意之类的。据我所知，那时，还有好几年呢，他还不曾对它有过一丝关注，他一直在对自己隐瞒他和那个声音的世界的某种渊源。而我则在其中看到了灵魂的克制；这大概也可以用生理学来解释；因为，实际上那是在他十四岁那年，也正好是性发育开始成熟并逐渐挥手告别天真的童年之际，在凯泽斯阿舍恩他伯父家里，他开始用自己的手在钢琴上进行音乐实验。此外，也正是在这段时期，他的天生的偏头痛开始让他的日子变得难过起来。

他的哥哥格奥尔格的前途因其农庄继承人的身份而确定无疑，而且，从一开始，他的生活轨迹就同上天对他的安排完美契合。至于这第二个孩子今后要干什么，这对他的父母来说，则还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他们只有根据他日后显露的兴趣和能力来做决定；这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他们和我们大家的心目中，其实很早就形成了这样一种、而且是根深蒂固的观点：即阿德里安将来肯定会成为一名学者。至于成为一名什么样的学者，这一点虽然还有待时间来做出回答，然而，这个男孩的道德面貌，他的自我表达方式，他的棱角分明的外表，乃至于他的眼神，他的脸部表情，全都令人，比如说，就连像我爸爸这样的人，也都毫不怀疑，莱韦屈恩这一支系的这位后生将来肯定能成“大器”，他日后必将成为他们家族里第一个上大学的人。

对于这个观念的形成和确定，几乎可以说：是阿德里安那高人一筹的轻松自如在此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他用这种轻松自如汲取初小课本上的知识，他在自家的私塾里接受初小教育。约拿坦·莱韦屈恩不把他的孩子送到村里的普通学校念书。我以为，在此起关键作用的既不是社会地位的自信，也不是那种真切的意愿，即希望他们得到比他们在奥伯魏勒尔和住茅屋的佃农的孩子一起上大课所能得到的教育更为悉心的教育。私塾的先生是一个尚年轻且脆弱的毛头小伙，他从未停止过害怕农庄里的狗苏索，他都是下午，都是在他履行了他的官方职责之后，自己来布赫尔给他们上课，到了冬天，他就由托马斯用雪橇去接过来。当接手八岁的阿德里安的初级教学时，他几乎已经把十三岁的格奥尔格继续深造所必需的基础知识全都教给他了。就是他，米歇尔森老师，第一个发出这样的大声疾呼：这小子，“看在上帝的分上”，必须去上高级中学和大学，因为，这样聪慧敏捷的头脑，他米歇尔森还从来没有遇见过第二个，如果不竭尽全力为这个学生铺平通向科学殿堂的道路，那简直就是一种耻辱。他如此这般地表达着自己的思想，多少有点作专题报告的味道，而且，他甚至说出了“天才”二字，部分原因当然是为了炫耀，而运用这个词去形容如此初级的成绩的确也是够滑稽的了；不过，这显然也是他于惊异之余所发出的肺腑之言。

上这些课的时候，我是从未在场的。我所了解的有关情况也只是道听途说，但我的阿德里安当时的行为举止，我却是可以很容易就想象出来的，这种行为举止，对于一个自身还乳臭未干的家庭教师而言，有时肯定还会是难免伤人自尊的，因为，这位家庭教师习惯通过激励赞扬和绝望针砭的方法来把他的教材的内容灌进死用功和不用功的学生的头脑。“要是你什么都知道了，”我现在仿佛还听见这愣头青时而会这样说道，“那我就可以走人了。”当然，实际情况并不是他的弟子“什么都知道了”。但他的架势却很有点这个味道，原因很简单，就因为这里有一个敏捷的、稳操胜券的、富有预见性的、轻而易举就能理解和掌握所学知识的实例。不过，这种理解和掌握很快就让老师说不出什么表扬的话语来了，因为这位老师感到，这样的一个脑袋对于谦逊的心灵意味着一种危险，不仅如此，这样的一个脑袋还会让人变得狂妄自大起来。从字母表到句法和语法，从数列和加减乘除到比例的运算法则和简单的比例计算，从背诵短诗（其实就没有什么背诵；那些诗词马上就能够得到精确的理解和掌握）到写用地理课和乡土课内容命题的作文——无论做什么，那情形全都如出一辙：阿德里安竖起一只耳朵，转过脸去，做出一副模样，仿佛要说：“哦，好的，都明白了，行了，继续！”对于搞教育的人而言，这可是有点反叛的味道呀。那年轻人自然是经不住这接二连三的刺激，于是就大叫起来：“你想到哪里去了！你要努力！”可是，如果明显没有努力的必要，那又该如何去努力呢？

我已经说过了，我从来没有到场听过这些课；但我仍旧禁不住会去想象当时的情景：米歇尔森先生传授的那些科学数据，我的朋友基本上是用那同一种难以再次言状的架势去加以领会，而在那棵菩提树下，他也同样是用这种架势来回应他所听到的下述知识，即水平曲调的九个小节，如果它们三个一组地、一个在一个之上地垂直相叠，就能够构成一个和谐的整体。他的老师会点拉丁语，他教他学习拉丁语，教完之后他宣布，这个男孩——十岁——即使上不了九年制中学的三年级，上九年制中学的二年级则是完全够格了的。他的工作到此结束。

于是，阿德里安在1895年复活节期间离开他的父母，来到城里，进入我们的波尼法修斯高级中学（原来的校名叫做“共同生活兄弟会学校”）学习。他的伯父，他父亲的兄弟尼古劳斯·莱韦屈恩，是凯泽斯阿舍恩当地一个很有名望的市民，他同意让他住在自己家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