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全称是哲学博士塞雷奴斯·蔡特布罗姆。我奇怪地迟迟不把这张牌打出来，对此连我自己都感到不满。但是，很不凑巧，偏偏直到此时此刻之前，我的报道的文学进程仍然不愿意看到我迈出这样的一步来。我现年六十岁，我是公元1883年生人，我兄弟姊妹四个，我是老大，我的出生地为萨勒河畔的凯泽斯阿舍恩，隶属梅泽堡行政专区，也就是在这同一座城市里，莱韦屈恩度过了他全部的中小学时光，因此，对于他的这段生活，我并不急于现在就做出较为详细的刻画，而是要等到后面再来进行描绘。既然我个人的生活道路和这位大师的道路之间原本就存在着交叉重叠，那么，就不妨把两者结合起来报道，这样也可以避免一再重复抢先的错误。而一个人，如果他心里装满了东西，那他不管怎么说，总是很容易去犯这样的错误的。

这里需要说明的只是，我出身于一个半学者化的中等阶层家庭，当我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恰逢家道达到中等兴旺程度，因为我的父亲，沃尔格穆特·蔡特布罗姆，是药剂师，而且还是当地最有名望的一位：他在凯泽斯阿舍恩另外还开有第二家药店，只可惜呀，同我们蔡特布罗姆家的“极乐使者”药店相比，这第二家店不仅从未受到公众的信任，甚至还随时面临倒闭的危险。当然，这座城市的大多数居民信奉路德新教，而我们家则属于城里小小的天主教堂区。尤其是我的母亲，她是教会极为虔诚的信女，她认真履行她的宗教义务，相比之下，我的父亲，很可能也是由于工作忙碌之故，在这方面的表现就要显得懒散和马虎一些，即便如此，但凡有可能，他也还是会尽力去维护他同他的教友们之间的那种组织团结，而且也照旧会对这种肯定具有政治影响的组织团结深信不疑。值得注意的是，除我们的神甫、宗教顾问茨威林之外，还有一个叫做卡尔勒巴赫博士的犹太法师，光顾我们家那几间位于实验室和药房之上的客厅，这在新教家庭里几乎是很难见到的事情。罗马教会的那个人外表长得要好看一些。但我的、大概主要以我父亲的意见为依据的印象却始终是，那个身材矮小、留着长胡子、戴着小帽子的犹太法典专家在学识的渊博和宗教目光的敏锐方面要远远高出他的这位不同信仰的同行。或许也是由于这段青少年时代的经历，同时也由于犹太阶层对莱韦屈恩的创作所持有的那种嗅觉灵敏的开放态度，所以，我恰恰就在犹太人问题及其处理上总是不能和我们的元首及其随从完全保持步调上的一致，这对于我放弃教职并不是没有影响的。当然，在我的人生道路上，我也和出自这个血统的几个样本有过交往——我只消想想慕尼黑的私人学者布赖萨赫尔，我打算在适当的地方对他们那混乱得令人厌恶的特征进行一些说明。

至于我的天主教出身，不言而喻，是它塑造和影响了我的内在人格，不过，这一生活背景却从未和我的人道主义世界观相左，正如人们从前所说的那样，“最好的艺术和科学”的热爱，发生过碰撞。这两种个性因素之间的关系始终十分和谐，这种和谐保持起来恐怕也不会十分困难，如果人们，都像我一样，在一座古城的环境中长大，而对这座古城的记忆和建筑遗迹又可以远远地追溯到教会分立之前的时期，追溯到一个统一的基督教的世界。虽然，凯泽斯阿舍恩处于宗教改革发祥地所在区域的相当居中的位置，处于路德教区的心脏地带，四周为艾斯莱本、维滕堡、奎德林堡，还有格里马、沃尔芬比特尔以及埃森纳赫等城市环绕——这又对了解作为路德信徒的莱韦屈恩的内心生活颇具启发意义，并同他最初选定的专业——神学，有关。然而，我想把宗教改革比作一座桥梁，这座桥梁不仅穿越了经院哲学的时代，进入到我们所在的这个思想自由的世界，而且也同样可以返回到中世纪——甚至有可能回溯到一个比基督教及天主教传统更加久远的从前，那时这个传统还没有受到教会分裂的冲击，还是一种明朗的对教化的热爱。就我个人而言，我觉得自己的老家原本就坐落在那一片黄金地带，那里的人们曾经把圣母马利亚叫做Jovis alma parens。

为了今后能在我的生平履历上记录下必不可少的一段，我的父母大人开恩，把我送进我们的高级中学就读，正好阿德里安也在这同一所学校里接受教育，不过要低我两个年级。这所建于十五世纪下半叶的学校，不久之前还在使用“共同生活兄弟会学校”这一名称。这个陈旧过时的名称对于生活在新时代的人们而言，听起来未免有些滑稽可笑，学校也为此感到有些难堪，于是就决定换掉它，参照隔壁的教堂将自己更名为波尼法修斯高级中学。我于本世纪初离开这所学校，毕业后不久便毫不犹豫地开始转而专心攻读古代语言。早在上中学的时候，我在这方面的才能就已经显露出来。我在吉森、耶拿和莱比锡的大学进行这方面的学习，1904年到1906年则是在哈勒，而正是在这同一个时期，莱韦屈恩也在那里上大学，不过，这种时间上的巧合却并非出于偶然。

对于古代语文学的兴趣，对于美和人类理性尊严所怀有的那种活跃而充满热爱的理解，在此，如惯常的那样，我不得不暂且来欣赏一下那种介于这两者之间的内在而又近乎神秘莫测的联系，——这种联系首先表现在古希腊罗马语言的研究世界被人称作“人文学科”这一点上，其次则表现在下面这一点上：即这种教育理念堪称是从思想上对语言的和人道的激情进行整合的最高境界，青少年工作者的天命近乎理所当然地来源于语言学家的天命。搞自然科学的人也许可以成为一名教师，但他永远不可能是像bonae litterae的弟子这样的意义和程度上的一个教育家。同样，另外那种或许更为深切、但却神奇得不可表达的语言，那种声音的语言（如果可以对音乐进行这样的描述的话），在我看来也并不包括在教育和人文领域，虽然我也知道，它在希腊的教育中，而且根本就是在古希腊的城市国家的公共生活中，发挥过作用。在我看来，尽管它有可能呈现出任何一种逻辑和道德的严厉，但它却更应该属于一个神怪的世界。这个世界在理性和人的尊严方面是否具有绝对的可靠性，对此我可不想打保票。即便如此，我仍是由衷地喜欢它，这就是一种矛盾，你为之遗憾也好，为之喜悦也罢，它都是和人类的天性密不可分的。

这都是些题外话。但又不是，因为，高尚的教书育人的精神世界和那个只能冒险接近的神怪的世界之间是否可以划出一个清晰而肯定的界限，这个问题，很有可能，而且简直是太有可能成为我的话题之一了。试问，人类又有哪一个领域，哪怕这个领域是最纯粹无比的，最庄严无比和友善无比的，是可以完全不受到那些来自下界的威力的影响的，对，这里必须再补充一句，是可以完全不需要那种能够带来丰厚回报的同它们的接触的？这个想法，它甚至对本性完全远离任何魔性的人都并不是不适宜的，它是我的意大利和希腊之行的某些瞬间遗留在我心中的记忆。我的这次旅行是一次为期将近一年半的游学，它是在我通过国家考试之后由我那好心而仁慈的父母大人所促成：想当年，我站在雅典卫城，我放眼向圣路眺望，只见圣路上厄琉息斯秘仪入会者们一个一个匆匆远去，他们身上戴着藏红花色的带子，嘴里喊着伊阿库斯的名字，尔后，我又来到真正行开幕礼的地方，站在欧律布洛伊西乌斯区域，该区域正好紧邻从山岩上突出出来的冥神普路托裂缝之边缘，这个时候，我朦朦胧胧地体验到了生命感的充盈，这种充盈表现在奥林匹克的希腊人所首倡的对于深渊诸神所怀有的虔诚里，后来，我常常站在讲台上对我的高年级学生说，文化究其实质就是虔诚地、有序地，也就是说，予人以安慰地把夜的、阴森的东西纳入到对众神的崇拜之中。

那次旅行归来之后，二十五岁的我在故乡小城的那所高级中学里谋到一份教职。而这所中学正好是我当年所上的那同一所，就是在这所学校求学期间，我的科学热情高涨了起来。我在这里工作了几年，教了些初级程度的拉丁语、希腊语课程，还有历史课。后来，也就是在本世纪的第十二个年头，我转到巴伐利亚的一所学校工作，再后来便是在弗莱辛，这个一直作为我的居住地的地方，当上高级中学教师，不过我也在当地那所神学高等学校任讲师，教授的都是上面所说的那几门课程，时间长达二十余载，那时，我很高兴自己能够从事这样一份令人满意的工作。

在我到凯泽斯阿舍恩任职没有多久，我就早早地结了婚——对秩序的需要和对道德地适应人类生活的渴望指引着我向前迈出了这样的步伐。海伦，娘家姓额尔哈腾，我的这位卓绝不凡的夫人，数十年如一日地照顾着每况愈下的我，不离不弃，她原是萨克森王国茨维考地方一位年长的同事和同行的女儿。考虑到有被读者见笑的危险，我在这里只愿意承认，海伦，这个健康清新的女子之名，这个可贵的音节，在我择偶的过程中并没有扮演最不重要的角色。这样的一个名字意味着一种崇高庄严，其纯洁的魔力一般人是难以抵御的，尽管叫这个名字的女人只能在小家碧玉的程度上去满足其高度的苛求，而且，即便就是这样的一种满足，那也只能是很短暂的，那也只能是吃青春饭的，转瞬即逝，根本长久不了。我们的女儿也叫海伦，她早已和一位老实可靠的男士，巴伐利亚证券银行驻累根斯堡分理处代表，缔结了姻缘。除她之外，我的亲爱的夫人还给我生了两个儿子，无奈之下，我只有去尽一个人应尽的本分，虽说也是在合理的限度之内，但终归是体会到了普天下为人父的快乐与忧愁。只是，我要承认的是，我的孩子当中始终没有一个长得迷人一点的。他们全都无法和小内珀穆克·施耐德魏因那样的翩翩少年相媲美，那是阿德里安的外甥，他后来百看不厌的可人儿——这样的话也只有我本人敢说了。——今天，我的两个儿子都在为他们的元首效力，一个在地方上，一个在武装部队里。我对祖国的暴力所持的令人诧异的态度造就了我四周的某种寂寥空荡，所以，这两个青年人和他们的寂静的父母之家的联系也就只能用松散二字来形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