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早晨我下楼去喝茶的时候，母亲骂了我一顿，但骂得比我预料的要轻，并要我讲昨天晚上是怎么度过的。我用几句话做了回答，扔掉了许多细节，尽量把一切描绘得无可非议。

“反正她们不是comme il faut，”母亲说，“你别老到她们家里去，而不准备考试和用功学习。”

因为我知道母亲对我学习的关心就只这么几句话，所以认为不必进行辩白；但喝完茶以后，父亲挽着我的手走到花园里，让我讲在扎谢金家看到的一切。

父亲对我的影响很古怪——我们的关系也很古怪。他几乎从不关心我的教育，但从不使我受屈辱；他尊重我的自由——他甚至对我，要是可以这样说的话，客客气气……可是他不让我接近他。我爱他，欣赏他，在我的心目中他是男人的典范——天呀，要不是我经常感到他那只推开我的手，我会多么热烈地依恋他啊！

可是，只要他愿意，他善于几乎转眼之间用一句话，一个动作在我心中激起对他的无限信任。我的心打开了——我同他聊天，像对一个明智的朋友，像对一位宽厚的师长……而后，他同样突然地离开我——他的手又推开我，亲切而又温和地，但推开了我。有时他也会突然高兴起来，像个孩子似的愿意跟我嬉戏玩闹（他喜欢各种强烈的体力活动）；有一次——只有一次！——他怀着那样的柔情抚爱我，我差点哭了起来……但是，他的高兴和他的柔情都消失得无影无踪——我们之间发生的一切使我不能对未来抱任何希望——仿佛这一切只是梦中所见。有时，我仔细观察他聪明、漂亮和开朗的脸……于是我的心颤抖了，我整个身心都向着他……他好像感觉到了我心里发生的一切，顺便拍一拍我的腮——或者走开，或者干点什么事情，或者突然整个人变得冷冰冰的，只有他一个人会变出这种冷冰冰的表情，我便立即瑟缩起来，也感到全身发冷。他对我的爱的这种少有的爆发没有一次是我无声的然而明白的祈求所引起的，总是突如其来的。后来我思考我父亲的性格的时候，我得出了一个结论：他顾不上我，顾不上家庭生活；他另有所爱，并从中得到了充分的满足。“自己去拿你能拿到的东西，但不要落在别人手里；要自己做自己的主人——这就是生活的全部‘真谛’。”有一次他对我说。还有一次，我以一个年轻民主派的姿态当着他的面高谈阔论起自由来（他那一天，如我所说，是“和善的”；跟他谈什么都行）。

“自由，”他重复道，“可你知道什么能给人自由吗？”

“什么？”

“意志，自己的意志，它还能给你权力，而权力比自由更好。只要你善于追求——你就会成为自由的人，还会指挥别人。”

我父亲首要的、最大的追求就是生活——而且生活过了……也许，他预感到了自己不能长久地享受生活的“真谛”：他四十二岁就死了。

我把自己拜访扎谢金家的情况详详细细地告诉了他。他坐在长凳上，用马鞭柄在沙地上乱画着，一面半留神半心不在焉地听着。他不时微微地笑，不知为什么开朗地和好玩地看着我，用简短的问题和反驳挑逗我。起初我甚至不敢说出琦娜伊达的名字，但后来忍不住了，就赞美起她来。父亲仍然继续微笑着。而后他陷入了沉思，伸了个懒腰，站起身来。

我记起了，从家里出来的时候，他曾吩咐备好他的马。他是个出色的骑手，善于驯服最烈性的马，而且比列里先生早得多。“爸爸，我跟你骑马去行吗？”我问他。

“不，”他回答说，脸上又露出平常那种又冷漠又亲切的表情，“你要是想骑马，就一个人去吧；告诉马夫，我不去了。”

他转过身去，很快地走了。我用眼睛注视着他——他走出大门不见了。我只看见他的帽子沿着栅栏晃动；他走进了扎谢金家。

他在那里待了不到一个小时，而后便马上到城里去了，直到傍晚才回到家里。

午饭后，我自己也到扎谢金家去了。在客厅里我只碰见了老公爵夫人一个人。她一看见我，把毛衣针尖伸到包发帽底下挠了挠头，突然问我能不能帮她抄写一份呈文。

“很愿意。”我回答，一面在椅子边上坐下。

“只是请注意把字写得大一点，”公爵夫人说，一边递给我一张乱七八糟写满字的纸，“能不能今天抄完，少爷？”

“我今天就抄完，夫人。”

隔壁房间的门打开了条缝，门缝里露出了琦娜伊达的脸——颜色苍白，若有所思，头发胡乱地撩到后面：她用两只冷淡的大眼睛看了看我，轻轻地关上了门。

“琦娜，琦娜！”老太太叫她。

琦娜伊达没有回答。我把老太太的呈文带回家去，整整一个晚上都坐在那里抄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