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一切事情发生以后，过了两天，一辆大车驶进了那个“谦和的”佐西玛教士的院子里，车上坐的一男一女都是我们熟识的人。他们到后第二天就正式结了婚。不多时他们又走了，善良的佐西玛教士对自己做的这件事情一点儿也不后悔。索洛明离开工厂后，留了一封信在厂里，是写给老板的，由帕维尔交去了；在这封信里他又详细、又精确地说明了工厂的情形（它是很兴旺的），并且请了三个月的假。这封信是在涅日丹诺夫死前两天写的，从这封信上我们可以断定索洛明在那个时候就认为他应当同涅日丹诺夫、玛丽安娜一块儿去别处躲避一阵子了。对于自杀案件的侦查并没有发现什么。尸体给埋葬了。西皮亚金也不再找寻他的外甥女了。

九个月以后马尔克洛夫的案子开审了。在审讯时候他的态度同在省长面前的时候一样：安静，还有几分高傲，可是也有一点儿忧郁。他平日的那种粗暴已经缓和多了，不过这并不是由于胆小，这是另一种更高贵的感情的作用。他一点儿也不替自己辩护，一点儿也不表示后悔，他不责备别人，也没有供出谁的名字；他那带着失神眼光的消瘦面孔上保留着一种表情，就是：对他的命运的服从和坚定。他那些简短扼要的、真实的回答就是在法官们的心中也唤起了一种近似怜悯的感情。连那些捉了他、并且到法庭作证揭发他的农民们——连他们也动了这样的感情，还说他是一位“老实的”、好心肠的老爷。可是他的罪行太明显了；他实在逃不掉惩罚，并且好像他自己也认为处罚是应当的。至于其余的不多几个同犯，马舒林娜失踪了；奥斯特罗杜莫夫鼓动一个店老板起来革命，让那个人“粗笨地”一下子就打死了；戈卢什金因为他“诚心悔过”（惊恐和苦恼差一点儿把他弄疯了），只受到很轻的处罚；基斯利亚科夫给监禁了一个月，又放出来，居然还让他在各省自由地跑来跑去；涅日丹诺夫身死免刑；索洛明虽然有嫌疑，可是因为证据不足，便没有受到牵连（不过他并没有逃避审讯，总是随传随到）。玛丽安娜的名字连提也没有人提过……帕克林完全脱身了；其实根本没有人注意他。

一年半又过去了，现在是一八七○年的冬天。在彼得堡，三级文官兼御前侍从西皮亚金开始出任显职了；他的夫人也成了艺术的保护者，她举办音乐晚会，开办简便食堂；卡洛梅伊采夫成了部里一个最有前途的官吏。在瓦西里岛的一条横街上，一个穿猫皮领旧大衣的矮子一瘸一拐地走着。这是帕克林。他近来也大大地改变了：他的毛皮小帽下面露出来的鬓发中已经有了银丝。一位相当结实的高个子太太，身上紧紧裹着一件深色呢大衣，在人行道上迎面走来。帕克林漫不经心地看了她一眼就走过去了……随后他又突然站住，想了一想，张开两只胳膊，兴奋地转过身子，追上了她，仰起脑袋去看她帽子下面的脸。

“马舒林娜？”他低声唤道。

那位太太尊严地看了他一眼——一言不发，又往前走了。

“亲爱的马舒林娜，我认识您，”帕克林接着说，他一瘸一拐地跟在她身边，“只是请您不要害怕。您知道，我不会出卖您——我碰见您，太高兴了！我是帕克林，西拉·帕克林，您知道，涅日丹诺夫的朋友……请到我家去坐坐吧；我住的地方离这儿不过两步路……请吧！”

“Ио соно коnтесса Рокко дu Санто-Фuуmе！”那位太太低声答道，可是她带了纯粹的俄国口音。

“好吧，就算您是一位‘康捷莎’……一位多漂亮的‘康捷莎’。……请到我那儿去，聊聊天……”

“可是您住在哪儿呢？”那位意大利伯爵夫人突然用俄语问道，“我没有工夫。”

“我就住在这儿，在这条横街上——那就是我的房子，那所灰色的三层楼房。您真好，不再对我隐瞒了！请把手伸给我，我们走吧。您在这儿待久了吗？您为什么成了一位伯爵夫人呢？您跟什么意大利‘康捷’结了婚吗？”

马舒林娜并没有同什么意大利“康捷”结婚。她弄到一张死了不多久的Рокко дu Санто-Фuуmе伯爵夫人的护照，虽然她不懂一句意大利话，而且她有着最典型的俄国人的面貌，她拿着这张护照，居然很泰然地回到俄国来了。

帕克林引她到了他的简陋的住所。他的驼背的妹子同他住在一块儿，这个时候便从那个把小小的厨房跟小小的过道隔开的隔断后面转出来招呼客人。

“这儿来，斯纳波奇卡，”他说，“我给你介绍一位我的好朋友；请你赶快给我们弄点儿茶来。”

马舒林娜要不是听见帕克林提起涅日丹诺夫的名字，她是不会到他家里来的，她从头上摘下帽子，用她那像男人一样的手理了理她还是像从前那样剪得短短的头发，鞠了一个躬，便默默地坐了下来。她一点儿也没有改变，连身上的衣服也还是两年前穿的那一件；可是她的眼里却含了一种凝固般的哀愁，这给她平日那样严厉的面容添上一种动人的表情。

斯南杜里娅准备茶炊去了，帕克林在马舒林娜对面坐下来，轻轻地拍一下她的膝头，他的脑袋垂在胸前；他要讲话的时候，却不得不先咳嗽一声清清嗓子；他咽喉哽塞，泪珠在眼里发亮。马舒林娜端正地坐在椅子上，不动一下，也不靠椅背，阴沉地望着一边。

“是的，是的，”帕克林说，“真是不堪回首了！望着您我想起……许多事情同许多人。死的同活的。连我那对小鹦鹉也死了……不过我想，您不认识他们；他们就像我预言的那样死在同一天里面。涅日丹诺夫……可怜的涅日丹诺夫！……不用说，您知道……”

“是的，我知道。”马舒林娜说，她的眼睛仍然望着一边。

“您也知道奥斯特罗杜莫夫的事吗？”

马舒林娜只是点了一下头。她希望他继续谈涅日丹诺夫，可是她又不肯向他问起涅日丹诺夫的事情。然而他明白她的心思。

“我听说他的遗书里面提到了您——这可是真的？”

马舒林娜并没有马上回答。

“是真的。”她末了说。

“他是个了不起的人！只是他没有走对路！他并不是革命者，和我一样！您知道他本来是什么呢？现实主义的浪漫主义者！您明白我的意思吗？”

马舒林娜匆匆地看了帕克林一眼。她不明白他的意思，其实她也不想弄明白。他敢拿自己同涅日丹诺夫相比，她觉得这太奇怪，而且太不配了；不过她心里想道：“就让他去吹牛吧。”（其实帕克林并没有吹牛，他倒还以为把自己贬低了呢。）

“有个名叫西林的人在这儿找到了我，”帕克林接着说，“涅日丹诺夫临死前也给他写了一封信。他，这个西林，来问我有没有办法找到死者留下的什么稿件？可是阿廖沙的东西全给封存了……而且里面也没有稿件；他全烧了，他把他的诗也烧了。您也许不知道他写过诗吧？我真为它们感到惋惜；我相信里面有几首诗的确很不坏。那一切都同他一块儿消灭了——一切都落进了那个总的大漩涡里面——永远地死了！只有他的朋友们的记忆留了下来——到后来他的朋友们也要消灭的！”

帕克林沉默了一会儿。

“还有西皮亚金夫妇，”他又说下去，“您还记得那一对又谦恭、又尊严、又讨厌的名人吗？他们现在到了权力和荣誉的顶点了！”马舒林娜，不用说，完全不“记得”西皮亚金夫妇了；可是帕克林把他们两个人，尤其是西皮亚金，恨透了，所以只要有“痛斥”他们的机会，他决不肯放过。“据说他们家里正在大唱高调！他们老是在谈论品德！！可是据我看来，谈品德谈得太多了，就像病人房间里香气太多，你可以断定一定是在掩盖什么臭气了！这是可疑的征象！他们把可怜的阿列克谢给毁了，这一对西皮亚金夫妇！”

“索洛明怎样呢？”马舒林娜问道。她突然不想再听这个人讲他的任何事情了。

“索洛明！”帕克林提高声音说，“这是个好样的。他搞得很好。他离开了他从前那个工厂，把最好的工人都带走了。那儿还有一个人……据说是一个很厉害的家伙！他的名字叫帕维尔……索洛明把他也带走了。听说现在，他自己有了一个工厂——一个小厂——开设在彼尔姆附近，而且实行了一种共同经营的办法。这个人干一件事从来不肯中途放手！他会干到底的！他又精明，又结实。是个——好样的！主要的，他不是一下子就要把社会的创伤治好。因为，您难道不知道我们俄国人是什么样的一种民族吗？我们老是盼望着：有一天什么人或者什么事突然出现，把我们一下子就治好了，我们所有的伤口都长好了，像拔掉一颗病牙似的把我们的百病全拔除了。这个魔术师是什么人呢？达尔文主义？农村？阿尔希普·彼列片季耶夫？对外战争？或者别的什么都成！只是，先生，拔掉我们的牙齿！！这只是偷懒的、消沉的、浅薄的想法！可是索洛明不是这样：不，他不拔牙齿——他是个好样的！”

马舒林娜把手挥动一下，好像在说：“所以应当把他勾掉了。”

“好啦，那个姑娘呢，”她问道，“我忘了她叫什么，就是同他，同涅日丹诺夫一块儿逃走的那个？”

“玛丽安娜吗？是的，她现在就是这个索洛明的妻子。她同他结婚已经一年多了。起初只是名义上的，可是现在，听说她真的做了他的妻子了。是——啊。”

马舒林娜又把手挥动一下。

她从前妒忌玛丽安娜同涅日丹诺夫相爱，可是现在又恼恨她不忠于他的爱情了。

“看来他们已经有了小孩吧。”她轻蔑地说。

“也许是的，我不知道，可是您要往哪儿，往哪儿去呢？”帕克林看见她拿起帽子，便补充了后一句话，“等一下吧，斯纳波奇卡马上就给我们拿茶来了。”他并不是特别想留住马舒林娜，却只是想趁这个机会把堆积在他胸中并且正在那儿沸腾的一切发泄出来。帕克林自从回到彼得堡以后，就很少同别人来往，尤其少同年轻人接近。涅日丹诺夫的事情吓坏了他；他现在非常小心，并且竭力避免交际——年轻人那方面也很怀疑他。有一个年轻人甚至于当面骂他告密者。他同老年人又合不来；所以他有时候整整几个星期不得不闭着嘴。他在妹子的面前也不便畅快地讲话；并不是因为他认为她不能了解他——哦，不！他素来把她的智力看得很高……不过他对她却不得不正正经经地讲些完全真实的话；只要他开始“吹”起来，或者“炫耀一番”，她马上就会用一种特别的、注意的、怜悯的眼光望着他；他便感到害臊了。可是一个人要是不多少“炫耀一番”（哪怕小小地来一下也行），那么他怎么能够活下去呢？因此彼得堡的生活叫帕克林受不下去了，他已经在想迁到莫斯科去，那又怎样呢？各种的想法、观察、编造、笑话同挖苦话积在他的心里，就像水给关在水闸里面一样……闸门打不开：水不流动，腐败了。偶然碰到了马舒林娜……他便打开了闸门，谈起来，谈起来……

彼得堡，彼得堡的生活，整个俄罗斯都挨了骂！对任何人、任何事他都不留情。马舒林娜对这一切并没有多大的兴趣；可是她不反驳他，也不打他的岔……他对她没有更大的要求了。

“是啊，女士，”他说，“我可以给您保证，现在真是太平盛世呢！社会完全停滞了；所有的人都烦得要死！文学界空空荡荡——你要在那儿滚球也行！就拿批评来说吧……要是一个进步的年轻批评家必须说‘母鸡有下蛋的特性’的时候，你得给他整整二十页的篇幅来说明这个伟大的真理——而且就是这样，他也难搞得好！让我告诉您，这些先生，他们肥肥胖胖，就像鸭绒被一样，黏黏糊糊就像面包渣汤一样——他们口里吐着白沫，讲的却是寻常话！至于科学呢……哈！哈！哈！我们也有博学的康德，不过这只是我们工程师领子上的‘康德’罢了。在艺术界也是一样的情形！您要是高兴今天去听音乐会，您就会听到我们民族的歌唱家阿格列曼茨基……他现在正走运呢……要是一份配上荞麦饭的鳊鱼，我告诉您，一份配上荞麦饭的鳊鱼，要是有嗓子的话，它一定会唱得和这位先生完全一样！连那位斯科罗皮兴（您知道我们那位土生土长的阿里斯达克吧）也恭维他！他说，这完全不像西方的艺术！他也称赞我们那班下流的画家！他说，我自己从前也非常欣赏欧洲，非常欣赏意大利人；可是我听了罗西尼，心里却想道：‘哎！哎！’我看了拉斐尔，——又是‘哎！哎！’这个‘哎！哎！’倒是我们那班年轻人很满意的；他们也跟着斯科罗皮兴不停地嚷：‘哎！哎！’您想想看，他们高兴得不得了！同时我们老百姓穷得真厉害，他们完全给捐税毁了，现在办到的惟一的改革就是农民全戴便帽，他们的老婆倒把帽子取消了。还有饥荒！酗酒！放高利贷的人！”

可是听到这儿，马舒林娜打起呵欠来了——帕克林知道他应当改变话题了。

“您还没有告诉我，”他对她说，“您这两年中间住在哪儿，您到这儿久不久——您在干什么——您怎么会变成了意大利人，而且为什么……”

“您不需要知道这些，”马舒林娜插嘴说，“有什么用处呢？现在它们同您没有一点儿关系了。”

帕克林觉得好像给什么东西扎痛了，他为了掩盖自己的狼狈，勉强地短短笑了一下。

“好吧，我也不勉强您，”他答道，“我知道在现在这一代人的眼里看来，我是落后的了；而且说老实话，我也不能把自己算在……那班人里面……”他没有把这句话讲完，“斯纳波奇卡给我们拿茶来了。您喝一杯吧，一面听我讲话……说不定您会在我的话里面找到一点儿有趣味的东西。”

马舒林娜拿了一杯茶同一块方糖，她一面喝茶，一面轻轻地咬着方糖。

帕克林直率地笑了起来。

“幸好这儿没有警察，不然这位意大利伯爵夫人……您叫它什么呢？”

“Рокко ди Санто-Фuуме.”马舒林娜沉着地、正经地说，她慢慢地喝着热茶。

“Рокко ди Санто-Фuуме！”帕克林跟着说了一遍，“她喝茶的时候还要咬方糖。这太不像了！警察马上会起疑心的。”

“是啊，”马舒林娜说，“在边境上，有个穿制服的家伙跟我找麻烦；他老是拦住我盘问；我后来忍耐不下去了。我就说：‘看在上帝的面上，您不要缠我吧！’”

“您对他讲意大利话吗？”

“不，讲俄国话。”

“他怎么办呢？”

“怎么办？他当然走开了。”

“好极了！”帕克林提高声音说，“‘康捷莎’真不错！请再喝一杯！我还有一件事要跟您谈谈。我觉得您有点儿瞧不起索洛明。可是您知道我要告诉您什么呢？他这样的人——才是真正的人物。他们那种人，我们见一两面，是不会了解他们的，不过我敢担保，他们是真正的人物；未来是属于他们的。他们并不是英雄；连所谓‘劳动的英雄’也不是（“劳动的英雄”这个称呼，还是一个什么美国或者英国的怪人在他那本写来教训我们这班可怜虫的书里面用过的）；他们是结实、平凡、沉闷乏味的普通老百姓。他们正是我们现在需要的人！您只要看看索洛明，他的脑子就像白天那样地清楚，他的身体就像鱼那样地健康……这不是一个奇迹吗？您瞧，在我们俄国一直到现在都是这样：你只要是一个活人，有感情，有思想，那么你一定是一个病人！可是我敢说，使我们痛心的事，索洛明也感到痛心，我们恨的东西，他也恨——不过他的神经很镇静，他的身体可以由他充分控制……所以他是好样的！我要说，他是个有理想的人——却又不说空话；他受过教育——却又是从老百姓中间出来的；纯朴——却又精明……您还需要什么样的呢？”

“您可以不去管，”帕克林接着说下去，他越往下说，越是兴奋，他没有注意到马舒林娜早已不听他讲话了，她的眼睛又掉在一边望着别的地方，“您可以不去管我们俄国现在已经挤满了各种各样的人：斯拉夫派、官吏、有宝星的同没有宝星的将军、享乐至上主义者同摹仿的人，还有各种各样的怪物。（我认识一位叫做哈夫罗尼娅·普雷肖娃的太太，她无缘无故地突然变成了一个法国的正统派，她对任何人都说，她死后他们只要把她的尸首打开，就会看见她的心上刻着亨利五世的名字。……就是刻在这位哈夫罗尼娅·普雷肖娃的心上！）您可以不去管这一切，我最尊敬的女士，可是请听我说，真正的、我们自己的道路还是在索洛明他们那儿，在那些平凡的、纯朴的、精干的索洛明那儿！请记住，我对您讲这句话的时候是在一八七○年冬天，这个时候德国正要消灭法国……这个时候……”

“西卢什卡，”斯南杜里娅在帕克林背后轻轻地唤道，“我觉得在你对未来的判断上，你完全忘记了我们的宗教和它的影响……而且，”她连忙补充说，“马舒林娜小姐也不在听你……你还不如请她再喝杯茶吧。”

帕克林忽然明白过来了。

“哟，不错，尊敬的女士，——说实在话，您不要喝茶吗？”

可是马舒林娜把她的忧郁的眼睛转过来望着他，沉吟地说：

“帕克林，我想问问您，您有没有涅日丹诺夫写的什么——或者他的相片？”

“有一张相片……有的；而且看来照得很不错。在桌子那儿。我马上去给您找出来。”

他在翻他的抽屉；斯南杜里娅走到马舒林娜面前，用同情的眼光牢牢地望了她许久，像一个同志似地握住她的手。

“它在这儿！找着了！”帕克林大声说，他把照片递给她。马舒林娜并没有好好地看看照片，也不说一句感谢的话，满脸通红，匆忙地把它揣在怀里，然后戴上帽子，向门口走去。

“您要走吗？”帕克林说，“至少请告诉我，您住在哪儿？”

“我没有一定的住处。”

“我明白；您不愿意让我知道！也好，可是无论如何请您告诉我一件事：你们是不是仍旧听瓦西里·尼古拉耶维奇的命令行动呢？”

“您为什么要知道这个呢？”

“不然，你们也许是听另一个人——西多尔·西多雷奇的命令吧？”

马舒林娜没有回答。

“再不然便是一个匿名的人在指挥你们吧？”

马舒林娜已经跨出了门槛。

“也许是一个匿名的人！”

她把门碰上了。

帕克林在关上了的门前面呆呆地立了好一会儿。

“匿名的俄罗斯！”他最后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