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皮亚金刚刚跨出门槛，帕克林立刻从椅子上跳起来，跑到涅日丹诺夫的面前，向他祝贺。

“好，你钓上了一尾大鱼！”他哧哧地笑道，不住地跺脚，“你知道这是谁？鼎鼎大名的西皮亚金，御前侍从，还可以说是社会的栋梁，一位未来的大臣！”

“我一点儿也不知道他的事情。”涅日丹诺夫不高兴地说。

帕克林失望地挥了挥手。

“这正是我们的不幸。阿列克谢·德米特里奇，我们什么人都不认识！我们想采取行动，我们想把整个世界翻转过来，可是我们却不跟这个世界发生关系，只同两三个朋友往来，就在一个窄小的圈子里转来转去……”

“对不起，”涅日丹诺夫打岔道，“你这个说法不对。我们只是不愿意同敌人往来罢了；至于我们自己一类的人，至于老百姓，我们一直是同他们接近的。”

“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帕克林也照样地打岔说，“第一，说到敌人，我请你记住歌德的诗：

Wer den Dichter will versteh'n，

Muss in Dichter's Lande geh'n……

可是我要说：

wer die Feinde will versteh'n，

Muss in Feindes Lande geh'n……

躲避自己的敌人，不知道他们的习惯和生活方式，这是多么荒谬！多么……荒……谬！对！对！要是我想射杀树林里的一只狼，我就得先知道所有它经常走的路……第二，你刚才说起同老百姓接近……老弟！一八六二年波兰人走进‘树林里去’；现在我们要到同一个树林里去；这就是说，到老百姓中间去，那儿跟任何地方的树林一样，也是黑暗的、浓密的。”

“那么照你的意见，我们怎么办呢？”

“印度人投身在贾格诺特的大车的车轮下面，”帕克林忧郁地答道，“车轮辗碎他们，他们幸福地死去。我们也有我们的贾格诺特……它一定会辗碎我们，可是并不给我们幸福。”

“那么照你的意见，我们怎么办呢？”涅日丹诺夫又说了一遍，这一次他几乎要嚷起来了，“你要我们写宣传小说吗？”

帕克林张开两只胳膊，脑袋靠在左边肩上。

“小说——不管怎样——你倒可以写，因为你有文学的才能……好啦，不要生气，我不说了！我知道你不高兴提到这个；不过我赞成你的意见：胡诌些东西，加‘夹心’，再加上些时髦句子，譬如：——‘“啊！我爱您！”她跳起来……’‘“我毫不在乎！”他急急地说’等等，这样写东西实在毫无趣味。因此我对你再说一遍，去同各个阶层接近，就从最高的开头吧！我们不应当把希望完全放在奥斯特罗杜莫夫一类人的身上！他们固然是正派的好人，可是他们愚蠢！愚蠢！！你就瞧我们这位朋友吧。他那双靴底就不是聪明人穿的靴底！他刚才为什么跑开了？他不高兴同一个贵族坐在一间屋子里呼吸同样的空气！”

“请你不要在我面前批评奥斯特罗杜莫夫，”涅日丹诺夫暴躁地打岔道，“他穿厚皮靴，只是因为价钱便宜。”

“我不是那个意思。”帕克林刚刚开始说……

“他要是不高兴同一个贵族坐在一间屋子里，”涅日丹诺夫提高声音接下去说，“我倒要称赞他；可是更难得的还是，他知道怎样牺牲自己——倘使要他去死，他会去死的，这一点你同我都办不到！”

帕克林做了一个可怜的怪相，指着他那双瘦小的瘸腿。

“阿列克谢·德米特里奇，我的朋友，我怎么能打仗呢？得啦！不要提这种事了……我再说一遍，我非常高兴你同西皮亚金先生接近，我甚至预料到这样的接近对我们的事业有很大的好处。你会走进上流社会中去！你会看见《西班牙书简》中所说的那些母狮，那些有着装上钢丝弹簧的柔软身子的女人；你去研究她们吧，老弟，研究她们吧！你要是一个伊壁鸠鲁的信徒，我就要替你担心了……的确，我要担心！不过你当然不是为着这个目的才要去做家庭教师！”

“我要去做家庭教师，”涅日丹诺夫插嘴说，“是为了免得挨饿……”他在心里又加了一句：“我还想离开你们大家过一阵子！”

“好吧，不用说啦！不用说啦！所以我劝你：去研究吧！不过那位绅士留下多大一股香味！”帕克林故意吸进了一口气，“这正是《钦差大臣》里面那位市长夫人所梦想的那种真正的‘龙涎香’！”

“他向Г公爵问起我的事情，”涅日丹诺夫低声喃喃地说，他又出神地望着窗户，“我的全部历史他说不定都知道了。”

“不是说不定，倒是一定的！不过这有什么关系呢？我可以打赌他正是在知道以后才来请你去做家庭教师的。不管你自己怎样，你知道，论血统，你还是一个贵族。不用说，你还是他们里面的一个人！可是我在你这儿耽搁得太久了；我得回去办公，回到剥削者那儿去！再见，老弟！”

帕克林本来朝着房门走去，可是他又站住，掉转身来。

“听我说，阿廖沙，”他带着讨好的调子说，“你刚才不肯收我的钱；我知道，你就会有钱的，不过我仍然请你允许我为共同事业捐献一点儿吧，不管它多么少！我不能够做别的事情，那么让我至少拿一点儿钱出来！你瞧：我放了一张十卢布的钞票在桌子上！你肯收吗？”

涅日丹诺夫不回答，也不动一下。

“不做声便是默认！谢谢你！”帕克林快乐地大声说，便走出去了。

涅日丹诺夫现在是一个人了……他依旧注视着玻璃窗外阴暗、窄小的院子，这个院子就是在夏天也看不到阳光，他的脸色也是一样的阴暗。

我们已经知道涅日丹诺夫的父亲是Г公爵，一位有钱的副官长。涅日丹诺夫的母亲是这位副官长的女儿的家庭教师，她是一个长得很好看的贵族女子中学毕业生，她生下他以后当天就死了。涅日丹诺夫起初在一个能干而严格的瑞士教育家办的寄宿中学里念书，随后又进了大学。他自己想做法学家，可是他那个素来厌恶“虚无主义”的将军父亲却要他去“念美学”，这是涅日丹诺夫自己带着苦笑说出来的字眼，指的是念历史语文系。涅日丹诺夫的父亲每年只同这个儿子见三、四面，可是他关心涅日丹诺夫的前程，他临死的时候“为了纪念娜斯坚卡”（涅日丹诺夫的母亲），给涅日丹诺夫留下了六千银卢布的遗产，这笔款子由涅日丹诺夫的哥哥们，即Г公爵们保管，每年所得的利息作为一种“津贴”交给涅日丹诺夫。帕克林说涅日丹诺夫是贵族，这是有根据的；他身上的一切都表示他的门第很高：他那小耳朵、小手和小脚，他那纤柔、清秀的面庞，他那柔嫩的皮肤，他那细软的头发，连他那略带大舌头发音却很悦耳的声音。他异常地神经质，异常地爱面子，异常地敏感，而且甚至是喜怒无常的；他自小所处的那种暧昧的境地养成了他的敏感、易怒的脾气；可是他的先天的慷慨大度又使他没有染到猜忌、多疑的习性。涅日丹诺夫的性格中的矛盾也正是从这种暧昧的处境来的。他爱洁成癖，又过分讲究细节，可是他极力使自己的言谈中带有讥讽和粗野的调子；他是个天生的理想主义者，热情而又纯贞，大胆而又胆怯，他把这种胆怯和纯贞当作可耻的毛病，因而感到惭愧，并且以嘲笑理想为自己的职责。他有一颗柔弱的心，不愿意同人们往来；他容易发脾气，却从不记仇。他恼恨他的父亲要他去“念美学”；他毫不隐瞒地公开谈论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抱着最激烈的见解（这并不是空话）；他又暗暗地欣赏艺术、诗歌和一切美的表现……他自己还写过诗。他小心地藏好那一册写诗的笔记本，彼得堡的朋友中间只有帕克林一个人靠自己特有的那种嗅觉猜到这个笔记本的存在。涅日丹诺夫把写诗当作一个不可宽恕的弱点，只要别人提起一句半句，他就非常不高兴，觉得受了侮辱。靠了他那位瑞士教师，他得到不少的学识，并且不怕劳动；他工作甚至十分热心，不过说实在话，常常是冷一阵、热一阵，并不能持久。他的朋友们都爱他……他们喜欢他天生的正直、他的善良和他的心地纯洁；可是涅日丹诺夫的命星不好；他生活并不容易。他自己深知这个事实，不管朋友们待他多么好，他仍然感到孤寂。

他依旧站在窗前，他想着，愁闷地、痛苦地想着他就要开始的旅行，想着他的命运的这个没有料到的新的转变……他离开彼得堡并无留恋，这儿没有对他特别珍贵的东西；而且他知道他秋天就要回来。可是他仍然有点儿迟疑不决，他不由自主地感到沮丧。

“我是个什么样的教师！”他忽然想道，“一个什么样的教育家？！”他快要责备自己居然答应担任教师的职务了。然而这样的责备是不公平的。涅日丹诺夫有着相当丰富的知识，虽然他喜怒无常，儿童们却高兴同他亲近，他也容易对他们发生感情。涅日丹诺夫突然感到的愁闷正是一般有忧郁病的人，一般喜欢沉思的人在变换居住地方的时候常常感觉到的。至于活泼的、多血质的人，他们就不会有这种感觉：要是他们日常生活的秩序给打乱了，他们所习惯的环境改变了，他们反而会觉得高兴。涅日丹诺夫沉在自己的思索中沉得这么深，他渐渐地、几乎是不自觉地将他的思想用文字表达出来；在他心中发生的感情，已经开始采取韵律的形式了……

“呸，见鬼！”他高声嚷了出来，“我好像又要做诗了！”他全身抖了一下，便离开了窗前；他看见帕克林留下的十卢布的钞票在桌子上，便拿起来塞进口袋里去，一面在屋子里来回地走着。

“我只好预支了，”他反复地想道，“幸亏这位先生提出来。一百卢布……并且我的哥哥们那儿——这几位公爵大人那儿还有一百卢布送来……五十卢布还债，五十或者七十做旅费……剩下的全给奥斯特罗杜莫夫。帕克林留下的，——也给他……而且还可以在梅尔库洛夫那儿拿到一点儿……”

他这样地在暗中计算的时候，先前的韵律又在他的脑子里动起来了。他站在那儿，沉思着……两眼出神地望着一边，一动也不动……然后他的两只手好像在摸索似地打开了桌子的抽屉，从抽屉的深处拿出一本写得满满的笔记本……

他坐到一把椅子上，眼睛仍然望着别处，拿起一支笔，低声哼着，时时把头发甩到后面，他开始一行一行地写，一会儿勾掉一些字，一会儿又急匆匆地写下去……

通穿堂的门半开了，马舒林娜的脑袋伸了进来。涅日丹诺夫没有注意到她，继续在写自己的诗。马舒林娜出神地望了他好一阵，把脑袋往两边摇了摇，又缩回去了……可是涅日丹诺夫突然挺起腰来，回头一看，着急地说：“啊，是您！”连忙把笔记本扔进抽屉里去。

马舒林娜于是踏着坚定的脚步走进屋子里来。

“奥斯特罗杜莫夫叫我来找您，”她迟疑地说，“看什么时候可以取到钱。——要是您今天拿到钱，我们今天晚上就动身。”

“今天不行，”涅日丹诺夫皱着眉头答道，“明天来吧。”

“几点钟呢？”

“两点钟。”

“很好。”

马舒林娜沉吟了一会儿，忽然伸出手给涅日丹诺夫……

“我似乎打扰了您；请原谅我。而且……我就要走了。谁知道我们还会不会再见？我想跟您告别。”

涅日丹诺夫紧握住她的又冷又红的手指。

“您在我这儿看见那位绅士吗？”他说，“我同他讲定了。我到他那儿去做家庭教师。他的庄园在C省，就在省城附近。”

马舒林娜的脸上现出了愉快的微笑。

“在C省城附近！那么我们说不定还会再见。也许会把我们派到那儿去。”马舒林娜叹了一口气，“啊，阿列克谢·德米特里奇……”

“什么？”涅日丹诺夫问道。

马舒林娜露出聚精会神的表情。

“没有什么。再见！没有什么。”

她又一次紧紧地握了涅日丹诺夫的手，便走了。

“整个彼得堡没有一个人像这个……古怪女人那样关心我的！”涅日丹诺夫想道。“可是为什么她要来打扰我呢？……不管怎样，结果总是好的。”

第二天早晨涅日丹诺夫到西皮亚金在城里的住宅去，宅子里一间陈设大方而严格、完全跟一位自由主义政治家和英国派绅士的尊严相称的富丽堂皇的书房内，他坐在一张大写字台的前面，写字台上放了些毫无用处的文件，堆得非常整齐，旁边有几把从未使用过的大的象牙裁纸刀，——他在那儿坐了整整一个钟头，听那位具有自由思想的主人滔滔不绝地对他讲许多聪明的、好意的、谦和的话。末了他拿到了一百卢布的预支月薪，十天以后他涅日丹诺夫便同这位聪明的自由主义政治家和英国派绅士并肩靠在头等车包房里面的天鹅绒软席座位上，沿着尼古拉铁路的颠簸不平的路轨向莫斯科驶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