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来，我从自己的环球旅行和在伊斯坦布尔获得的经验里看到，有这样两类收藏家：

1.以自己的收藏为荣并希望把它们展出的骄傲者（主要出自西方文明）。

2.把收集、积攒起来的东西藏在一边的害羞者（一种非现代的情况）。

骄傲的人们认为，博物馆是他们收藏的一个自然结果。在他们看来，一个收藏，无论开始的原因是什么，最终都是为了骄傲地在一个博物馆里展出的。我在美国的私人小型博物馆里看到很多这样的介绍：比如，在饮料罐和广告博物馆的介绍上写着，儿时有一天，汤姆放学回家时，从地上捡起了第一个汽水罐。随后他捡了第二个和第三个并把它们积攒起来，一段时间以后，他的目标变成了“收集所有的”汽水罐并将它们展出在一个博物馆里。

害羞的人们则是为收集而收集。像骄傲的收集者那样，一开始对他们来说，积攒物件——就像读者们从我的经历中也能读懂的那样——也是对人生的某种痛苦、烦恼、黑暗动机的一种反应，一种安慰，甚至是一剂良药。然而由于害羞的收藏家们所处的社会不重视收藏和博物馆，因此收集被看成一种需要隐藏的耻辱，而不是一种对知识和学习有帮助、值得尊敬的行为。因为收藏在害羞者的国度里只代表收藏家的伤痛，不代表一种有益的知识。

为了在纯真博物馆里展出，我开始寻找我们1976年夏天看的那些电影的海报、剧照和电影票。1992年初，我和伊斯坦布尔的电影物品收藏家们建立了联系，他们立刻让我懂得了收集者的耻辱，随后我在城里的许多其他地方也发现了这种黑暗的情感。

经过一番激烈的讨价还价，赫夫泽先生把《爱情的磨难到死才会结束》和《两团火之间》等电影的剧照卖给了我。他一再表示，非常高兴我对他的收藏表现出的兴趣，但随后他流露出一种表示歉意的神情。

他说：“凯末尔先生，尽管我把这些自己非常喜欢的东西卖给您，但是离开它们我很伤心。可是我要让那些耻笑我的爱好的人、那些说‘你为什么要用这些垃圾来填满你家’的人看到，像您这样一个出身好、有文化的人对它们的赏识。我既不抽烟，也不喝酒，既不赌也不嫖，我惟一的爱好就是收集演员照片和电影剧照……您想要帕帕特亚小时候在电影《请听我母亲的呐喊》里的剧照吗？那是在卡兰黛尔船上拍的，她穿着吊带裙，露着肩膀……您是否愿意今晚去寒舍，看一看因为男主角塔希尔·汤自杀，所以只拍了一半的电影《黑色皇宫》的剧照？那些剧照除了我没有别人看过。另外，我还有德国模特英格在第一代土——德电影《中心车站》里的剧照，她为土耳其第一个民族品牌汽水作过广告。她在电影里扮演一个好心、热爱土耳其人的德国阿姨，那是一些她和电影里的恋人埃克雷姆·居奇鲁嘴对嘴的照片。”

当我问到还能在其他什么人那里找到我要的剧照时，赫夫泽先生告诉我说，很多收藏家的家里堆满了剧照、胶片和海报。当电影胶片、剧照、纸堆、报纸、杂志堆满所有房间时，这些收集者的家人（据说他们中的大多数都不会结婚）就会弃家离去，那时，他们就会开始收集所有东西，用不了多久他们就会把家变成一个令人无法进入的垃圾屋。他说，在一些著名的收藏家那里肯定有我寻找的东西，只是人根本无法在这种垃圾屋里找到他想要的东西，因为连走进去都很难。

但赫夫泽先生还是没能经得住我一再坚持，他成功地让我走进了20世纪90年代伊斯坦布尔的一些垃圾屋，那些好奇的人们会像传说那样说起的垃圾屋。

我在博物馆里展出的很多电影剧照、伊斯坦布尔的画片、明信片、电影票，以及当时我没想到要收藏的饭店菜单、生锈的旧罐头盒、老报纸、印有公司标志的纸袋、药盒、瓶子、演员和名人的照片、还有比任何东西都能更多反映伊斯坦布尔日常生活的照片，都是我自己从那些垃圾屋里淘出来的。在塔尔拉巴什的一栋两层楼的旧房子里，看上去挺正常的房主人，坐在一把放在杂物和纸堆里的塑料椅子上，骄傲地告诉我说，他拥有42742件藏品。

我在那里感到的羞愧，在后来造访的一个退休煤气收费员家里也感到了。这个收藏家和卧床不起的母亲生活在一个用煤气取暖的房间里。（家里其他几间冰冷的房间，因为堆满了杂物根本无法走进去，我远远地看见了一些旧灯、维姆去污剂的盒子和我儿时的一些玩具。）让我感到羞愧的不是那位躺在床上的母亲对儿子的不停责骂，而是我知道，所有这些承载着人们回忆的东西，他们的主人都曾经在伊斯坦布尔的街道上走过、生活过、多数现在已经辞世了，这些东西将在没到达任何博物馆、没做任何分类、没放进过任何展柜和镜框之前消失。在那些日子里，我还听说了一个希腊族摄影师的十年悲剧故事。这个摄影师在贝伊奥鲁为婚礼、订婚仪式、生日聚会和各种会议拍了四十年照片，因为无处放置，也因为没人要，他在一栋公寓楼的暖气锅炉里烧毁了他所有的底片收藏。即便不要钱也无人问津的这些见证了整座城市的婚礼、娱乐和会议的底片和照片。垃圾屋的主人在公寓楼、街区里会成为讥讽的对象，因为他们的变态和孤独，也因为他们去翻垃圾桶、收废品人的车子，因此他们令人望而生畏。赫夫泽先生没过多忧伤，用一种说出人生真谛的神情告诉我说，这些孤独的人死后，家里的那些东西会被人们带着一种也是宗教气氛的愤怒在街区的一块空地上（过节宰牲的地方）烧毁、或是送给捡垃圾、收破烂的人。

1996年12月，一个名叫内吉代特·无名的孤苦伶仃的收集家（收藏家是一个错误的用词），在托普哈内，离凯斯金家步行七分钟的家里，被倒塌的纸堆和旧物压死了，而他的尸体在四个月后才被发现，因为家里散发出来的恶臭。由于大门也被杂物堵上了，消防员只能从窗户爬进去。当报纸用一种半调侃、半恐吓的语言报道了这个消息后，伊斯坦布尔人就更惧怕这些收集任何东西的收集家了。因为那些日子里，我能够在同一时间想起和芙颂有关的一切，因此我还要告诉读者一个我希望不被认为繁冗的奇怪细节。那个被杂物和纸堆砸死、尸体在家里腐烂的内吉代特·无名，就是我订婚那天晚上说起招魂时，芙颂提到的、还在那时就以为死了的内吉代特。

在这里我要向那些为我的博物馆作出贡献的其他收藏家们表示感谢，我也从他们的眼睛里，看到了那种因为做了一件需要隐藏、令人脸红的事情而感到的羞惭。1995—1999年间，我萌生了一个念头，就是收集我和芙颂去过的每个街区、每个街道的明信片，那时我结识了伊斯坦布尔最有名的明信片收藏家病人·哈利特先生，在前面的章节里我已经提到过他。一个不想在我的书里被提及姓名的收藏家，给我的博物馆提供了他的门把手和钥匙收藏。他说，每个伊斯坦布尔人（他说的是男人），一生会碰过将近两万个不同的门把手，他让我相信，这些门把手中的大多数，“我爱的人的手”也一定碰过。我在这里还要感谢收集家希亚米先生，自从发明了照片，为了得到每艘经过伊斯坦布尔海峡轮船的照片，他耗尽了生命的最后三十年。我之所以感谢他，是因为他和我分享了有双份的照片，他给了我一个展示我想芙颂时、和她一起走路时听到响着汽笛声的轮船照片的机会，他像一个西方人那样，一点也不为向公众展示自己的收藏而害羞。

我还要感谢另外一个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收藏家，他向我提供了1975—1980年间那些在葬礼上被别在胸口、印在纸上的死者照片。他吝啬地为每张照片讨价还价后，带着一种鄙视的神情，问了那个我从这些人嘴里听到过很多次的问题，而我也倒背如流地说出了那个我给所有人的回答：

“因为我要建一座博物馆……”

“我没问那个。我问的是，你为什么要这些照片。”

这个问题意味着，每个收集、积攒物件的人心里都有一件伤心事，一种深切的烦恼，一处难以启齿的心灵伤痛。我的烦恼是什么？是因为我爱的人远去了，我却没能在她的葬礼上把她的照片别在胸口上吗？还是就像问这个问题的人那样，我的烦恼是一件根本无法启齿、令人羞惭的事情吗？

在20世纪90年代的伊斯坦布尔，还没有任何私人博物馆，那些因为痴迷而暗自鄙视自己的收集家，也会公开地、不失时机地相互鄙视。这些鄙视还夹杂着收藏家之间的嫉妒，因此会变得更为恶劣。他们听说，内希贝姑妈搬去了尼相塔什，在建筑师伊赫桑的帮助下，我把凯斯金家变成了一个真正的博物馆楼，也就是我建了“一座像欧洲那里的私人博物馆”，他们还知道我很有钱。完全因为这个原因，我曾期望伊斯坦布尔的收集家们兴许会缓和一下他们的鄙夷态度，因为他们可能会想，我不是因为一个隐秘、深切的心灵伤痛，也就是说，我不是因为像他们那样脑子出了问题，而是就像在西方那样，完全因为我有钱，为了扬名建博物馆而积攒物品的。

在赫夫泽先生的坚持下，也带着兴许会碰上一两件让我想起芙颂，在故事里有一席之地的东西的希望，我出席了一次那些天刚成立的“收集爱好者协会”的会议。在协会租用了一上午的婚礼小礼堂里，我感觉自己好像身处于一群被社会排斥的麻风病人中间。一些从前我听说过名字的协会成员（包括火柴盒收集家寒冷·苏普西在内的大多数读者认识的七个人），用一种比对一个伊斯坦布尔收集家更鄙视的态度对待了我。他们很少和我说话，好像我是一个值得怀疑的人、一个间谍、一个陌生人，他们的行为伤害了我。就像赫夫泽先生后来用一种表示歉意的神情解释的那样，尽管我很有钱，但我依然在物件上为我的烦恼寻找出路，这在他们那里唤醒了一种愤怒、厌恶和对生活的绝望。因为他们是一些无辜的人，他们认为一旦有了钱、他们那收集物品的顽疾就会痊愈。当我对芙颂的爱情因为传闻慢慢被大家知道后，这些伊斯坦布尔的第一批认真的收集家不仅后来帮助了我，还让我分享了他们从地下转向地上的抗争。

还没有把迈哈迈特公寓楼里的物品一件件搬到楚库尔主麻的博物馆之前，我为那些堆集在二十年前我和芙颂做爱的房间里的收藏品拍了一张照。（从后花园不再传来踢足球的孩子们的叫骂声，而是一台通风设备的噪音。）当这些东西在楚库尔主麻的博物馆家里，和其他那些东西，我在旅途上找到的、凯斯金家里的，我从垃圾屋、协会成员和故事有关的人们那里拿来的东西，混在一起时，一个我在国外的旅行途中，特别是在跳蚤市场上产生的想法，像一幅图画那样展现在了我的眼前。

物品，所有那些盐瓶、小狗摆设、顶针、笔、发夹、烟灰缸，就像每年从伊斯坦布尔上空飞过两次的白鹤群那样，无声地迁徙、散落到了世界各地。我在雅典和罗马的跳蚤市场上，看到了和这个我送给芙颂的一模一样的打火机，在巴黎和贝鲁特的商店里则看到了非常相似的。在凯斯金家的餐桌上待了两年的这个盐瓶，产自伊斯坦布尔的工厂，我不仅在伊斯坦布尔边远地区的饭店里，在世界各地的其他地方也看见过，比如，新德里的一家穆斯林饭店、开罗老城区里一处向穷人施舍食物的地方、巴塞罗那星期天卖旧货的人在人行道上铺的帆布上、罗马的一家卖厨房用具的普通商店里。很显然，某个人在某个地方生产出了这种盐瓶，在别的国家里，人们弄出它的模子，用类似的材料又生产出了很多同样的盐瓶。以地中海南部和巴尔干为中心，这种盐瓶的上百万个复制品，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走进了上百万个家庭的日常生活。盐瓶是如何散布到世界每个角落的问题是一个谜，就像迁徙的鸟儿们彼此间如何建立联系，如何每次都沿着同样的路线飞行那样。随后又会出现另一个盐瓶的浪潮，就像东南风在岸边留下很多东西那样，留下新的一拨盐瓶。大多数人甚至没发现和这些物品建立起来的情感关系就把它们给遗忘了，即便盐瓶伴随着这些人度过了人生中的一段重要时光。

我把自己和芙颂做爱的床、有霉味的床垫和蓝色床单，也拿去了被改造成博物馆的阁楼。凯斯金他们在这里生活时，那个阁楼曾经是老鼠、蜘蛛和蟑螂出没的地方，那里还放着水箱，黑暗、满是霉味，现在变成了一个洁净、明亮和仰望星空的房间。把床放过去之后，在我喝下三杯拉克酒的夜里，我想和所有那些让我想起芙颂的物件一起，在它们那浓郁的情感氛围拥抱里入睡。春天的一个晚上，我用钥匙打开了新开在达尔戈奇街上的楼门，走进了内部结构被改造成博物馆的家，我像一个幽灵那样慢慢爬上笔直、幽长的楼梯，一头倒在阁楼的床上，睡着了。

有些人会用物件来充斥他们生活的地方，临死前再把他们的家变成博物馆。而我在试图用我的床、我的房间和我的存在，把一个已经被变成博物馆的家再变回到家的状态。依恋着这些浸透了深切情感和记忆的物件入眠，还有什么比这更美好呢！

特别是在春天和夏天的夜晚，我开始更多地去阁楼过夜了。建筑师伊赫桑在楼的中央设计了一个挑空空间，因此夜晚我可以在内心感到整个空间的深邃，而不仅仅是一个个的物件。真正的博物馆，是时间变成空间的地方。

我开始去博物馆阁楼过夜，让母亲不安了。但她什么话也没说，因为我经常和她一起吃午饭，重新开始和除了茜贝尔和扎伊姆以外的一些老朋友来往，夏天坐游艇去苏阿迪耶和王子群岛游玩，她认为只有这样我才能承受失去芙颂的痛苦。和所有熟人相反，她对我在凯斯金家，用我们生活中的物件来建一个讲述我对芙颂爱情的博物馆，没表示任何异议。

她说：“你拿走我柜子里那些旧物件吧，还有抽屉里……那些帽子我是不会再戴了，那些包，还有你爸爸的遗物……我织毛线的家什、还有那些扣子，你也可以拿走，过了七十岁我不会再做针线活了，那样你就不用花钱了。”

我在伊斯坦布尔的那些日子里，一个月会去看望内希贝姑妈一次，她看上去对新家和新环境还是满意的。我兴奋地告诉她，我新近在柏林参观了贝格鲁恩博物馆，博物馆里展出了他一生积攒的收藏，根据海因茨·贝格鲁恩和柏林市政府签署的协议，在他死之前，他将一直生活在博物馆的阁楼上。

“人们在参观博物馆时，能够在其中的一个展厅或是楼梯上，碰到那个还活着的收藏家。内希贝姑妈，这很奇怪，是吧？”

“愿真主让您长命百岁，凯末尔先生，”内希贝姑妈说着又点燃了一根香烟。随后她又为芙颂哭了一会儿，她叼着香烟，老泪纵横，对我笑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