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后过去的二十多年，我想简短地说一下来结束我的故事。开车时为了能够轻松地和芙颂讲话我摇下了车窗，在车撞向枫树前一刹那，我本能地把胳膊伸出了窗外，这让我逃过了一死。因为猛烈的撞击，我的脑子里有轻微出血，脑组织受损，我昏死了过去。一辆救护车把我送到了伊斯坦布尔的恰帕医学院附属医院，他们为我安上了呼吸机。

在医院的重症监护室里，我什么也不能说地躺了一个月。我想不起任何单词，世界冻结了。我永远不会忘记，嘴里插着管子躺在床上时，贝玲和母亲哭着来看了我。甚至连奥斯曼也满怀怜惜，只是他的脸上依然还不时出现一种“难道我没说过吗”的表情。

我的那些像扎伊姆、塔伊丰、麦赫麦特那样的朋友，也和奥斯曼一样，用一些责怪、一些忧伤的表情审视我，那是因为交警的报告里显示，车祸的原因是司机醉酒驾驶（狗的因素没被发现），外加报纸上那些添油加醋的报道。萨特沙特的员工们对我依然是满怀敬意的，甚至是伤感的。

六个星期后，他们给我做了行走治疗。重新学习走路，是一种像重新开始生活那样的情感。在这新的人生里，我总是在想芙颂。但想芙颂，已不是一件和未来，像从前那样和我心里的欲望有关的事情，芙颂已慢慢变成了一种和过去以及回忆有关的幻想。这是十分令人痛心的，因为为她忍受痛苦，不再意味着想得到她，而是意味着可怜我自己。我也是在思考和回忆，在失去的痛苦和失去的意义之间的这些点上，萌生了建博物馆的想法。

希望得到一些安慰，于是我读了普鲁斯特和蒙田等作家的书籍。当我和母亲看着金色水壶面对面坐着吃晚饭时，我总是若有所思地看电视。在母亲看来，芙颂的死和父亲的死是一样的。因为我们俩都失去了所爱的人，因此我们能够随心所欲地板起脸，惩罚别人。更何况这两起死亡的背后都有酒，都有对内心郁闷的宣泄。母亲不喜欢这第二个解释，而我却想把一切都说出来。

这个想法，是在出院后的头几个月里，当我去迈哈迈特公寓楼，坐在我和芙颂曾经做爱的床上，抽着烟看着面前的物件时，在我心里萌动起来的。我感觉，如果能够把我的故事讲出来，我就能够减轻自己的痛苦。为此我必须推出我的藏品。

我很希望和扎伊姆好好谈谈。但在1985年1月，我从私生子·希尔米那里得知，扎伊姆和茜贝尔过得很幸福，他们即将要有一个孩子。私生子·希尔米还告诉我，努尔吉汗和茜贝尔为了一件微不足道的事闹翻了。因为我看重自己的故事，我在所有人的眼神里看到了这点，我不愿意让别人把我看做一个脆弱的人，因此我不去福阿耶、加拉齐的常客们去的那些新饭店和俱乐部。在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去的新开的夏穆丹饭店里，为了让自己显得高兴，我表现得很夸张，我哈哈大笑，穷开玩笑，还和从佩鲁尔酒吧过去的老招待塔亚尔逗乐，而这些行为导致了类似“终摆脱了那个女孩”的传闻四起。

有一天，我在尼相塔什的拐角碰到了麦赫麦特，我们约好在海峡吃一顿“男人对男人”的晚饭。海峡边上的酒馆不再是什么考究的地方，而已经变成了每晚都能去的地方。麦赫麦特察觉到我的好奇，先跟我说了那些老朋友的事情。他说，他和努尔吉汗还有塔伊丰夫妇冬天一起去乌鲁达山；借了美元债务的法鲁克（我和芙颂在萨勒耶尔沙滩上碰到的法鲁克）通货膨胀后破产了，但他又从银行借来钱推迟了破产；尽管他和扎伊姆之间没有任何矛盾，但因为努尔吉汗和茜贝尔闹翻了，所以也就见不到他们了。他告诉我说，茜贝尔觉得努尔吉汗过分传统，因为努尔吉汗去夜总会听像穆泽燕·塞纳尔那样的土耳其歌唱家唱歌，把斋（我笑着问道“努尔吉汗把斋吗？”）而讥讽她。我立刻觉出，这不是造成两位老朋友关系破裂的真正原因。麦赫麦特认定，我想回归原来的世界，他想把我拉到自己的身边，但这是一个错误的判断。芙颂死后六个月，我确定自己不可能再走回那个世界了。

喝了一点酒后，麦赫麦特坦言，尽管他很爱、很尊重（现在，这第二种情感变得更重要了）努尔吉汗，但生了孩子后，他无法再像以前那样觉得努尔吉汗迷人了。他们因爱而结婚，可有了孩子后不久，一切就都变回了原来的样子。麦赫麦特说，有时他独自去那些新的娱乐场所，有时把孩子放到奶奶那里，然后和努尔吉汗一起出去。为了让我高兴，麦赫麦特决定带我去看看有钱人、广告人去的那些新饭店、俱乐部和酒吧，他把我带去了城里的那些新街区。

另外一天晚上，努尔吉汗也加入了进来。我们去了艾提莱尔后面的一个一年间拔地而起的庞大新街区，在那里吃了一些据说是美国食品的乱七八糟的东西。努尔吉汗既没有提起茜贝尔，也没有问我失去芙颂之后的感受。但她做了一件让我深有感触的事情，饭吃到一半时，她突然说日后我会很幸福，她感觉到了这一点。她的这句话，却更多地让我觉得，人生的幸福大门已对我关闭。麦赫麦特还是原来的麦赫麦特，但努尔吉汗似乎是我刚刚认识的一个人，仿佛我们的那些共同回忆全都消失了。我觉得这和饭店里的氛围，也和城里这些我一点也不喜欢的新街道有关系。

这些新街道、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的奇怪的钢筋水泥新街区，加深了我出院后立刻感到的东西，那就是芙颂死后伊斯坦布尔变成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地方。现在我可以说，就是这个感觉让我开始了那些将持续多年的漫长旅途。

只有在我去看望内希贝姑妈时，我才会觉得伊斯坦布尔还是以前的那个我喜欢的伊斯坦布尔。在头几次我们一起流泪的拜访之后，有一天晚上，内希贝姑妈直截了当地对我说，我可以上楼去看芙颂的房间，可以随心所欲地翻所有东西，可以拿走我想要的所有东西。

上楼前，我做了那件很长一段时间我和芙颂把它变成了一种仪式的事情，我去给柠檬喂了水和食饵。每每想起晚饭时我们所做的事情，看电视时我们的谈话，八年来我们一起在餐桌上分享的东西，内希贝姑妈都会潸然泪下。

眼泪……沉默……因为想起芙颂对我们俩都很沉重，因此我会尽快结束上楼去芙颂房间之前要做的事情。我会每两星期从贝伊奥鲁走着去一次楚库尔主麻；尽量不提起芙颂，和内希贝姑妈沉默着边看电视边吃晚饭；给日渐衰老、安静的柠檬喂水和食饵；一张张地看芙颂画的画；用洗手的借口上楼；随后心跳加速地走进芙颂的房间，打开她的柜子和抽屉。

芙颂把多年来我送给她的所有梳子、小镜子、蝴蝶形状的胸针和耳坠，藏在了小衣柜的抽屉里。在抽屉里找到我甚至忘记了的手帕、通姆巴拉的奖品袜子、我以为是给她母亲买的木扣子、发夹（吐尔嘎伊先生送她的玩具野马小汽车）、我让杰伊达转交给她的情书，会让我感到一种精神上的疲劳，在那些留有芙颂味道的柜子和抽屉前，我最多只能待上半个小时。有时，我会坐在床边，抽烟休息一会儿，有时为了不落泪，我会去看窗外，有时我会拿走一两把梳子或是一两双袜子。

尽管我已经明白，应该把和芙颂有关的所有物件，包括九年来一开始我并不知道自己在积攒、收集的东西以及她房间里的东西，甚至是他们家里的所有东西集中到一个地方去，但我不知道这个地方在哪里。当我开始逐一去参观世界上的小博物馆时，我终于找到了这个问题的答案。

1986年冬天，下雪的一个夜晚，晚饭后，当我再次去看多年来送给芙颂的蝴蝶胸针、耳坠和各种首饰时，我在首饰盒的一角看见了那对出事时芙颂戴着的，多年来她一直说有一只失踪的、蝴蝶形状、刻有F字样的耳坠。我拿起耳坠下了楼。

我说：“内希贝姑妈，这对耳坠是刚放进首饰盒的吧。”

“亲爱的凯末尔，为了不让你伤心，我把那天芙颂身上的所有东西，红裙子、鞋子都藏了起来。我说把它们放回原处吧，你就立刻发现了。”

“两个耳坠都在她耳朵上吗？”

“我的孩子，那天晚上去你房间之前本来也许要在我们房间躺下、睡觉的。但她突然从包里拿出这对耳坠戴上了。我假装睡着了，她离开房间时我没出声。我是希望你们幸福的。”

芙颂告诉我说她母亲把门锁上的话，我甚至没跟内希贝姑妈说。

做爱时我怎么就没发现这对耳坠呢？我问了另外一个问题。

“内希贝姑妈，我曾经问过您，是否看见过一个我第一次来你们家时忘记在楼上厕所里、镜子前面的耳坠。您还记得吗？”“我的儿子，我一点不记得了。别再说这些事来让我哭了。只是，她说过，到巴黎后要戴上一对耳坠让你惊喜的，但我不知道是哪对耳坠。我亲爱的芙颂是很想去巴黎的。”

内希贝姑妈开始哭起来。随后又因为哭道了歉。

第二天，我在北方酒店订好了房间。晚上我告诉母亲，我要去巴黎，旅行对我会有好处。

母亲说：“好啊。你也该去管管生意，管管萨特沙特了。也别让奥斯曼拥有了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