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忠实地按照在珍珠蛋糕店所谈之事的精神去做了。我立刻找了一个和我在尼相塔什那帮朋友不相干的、住在法提赫、我服兵役时的朋友为芙颂做了律师。因为他们夫妻决定协议离婚，因此事情本来就很容易。芙颂笑着说，费利敦为找律师甚至还曾经想要向我咨询。尽管晚上不能再去楚库尔主麻见她，但我们隔天会在贝伊奥鲁碰头，然后一起去看电影。

春天，当街上热起来时，我很喜欢贝伊奥鲁的电影院里的阴凉，儿时我就喜欢。我和芙颂先在加拉塔萨拉伊碰头，随后看着海报选择一家影院，买好票后走进黑暗、凉爽和冷清的影院，借着银幕上反射的亮光选一个远离人群的地方坐下，手拉手，带着拥有无限时光的人们的轻松观看银幕上的电影。

夏初，在影院开始一张票同时放映两部，甚至三部电影的那些日子里，有一次当我拉了拉裤子坐下，在黑暗中把手上的报纸和杂志放到旁边的空座位上，我的手没能及时找到并抓住芙颂的手时，芙颂那只漂亮的手随即像一只迫不及待的麻雀那样跳进我怀里，像是问“你在哪里”那样张开着，在同一时刻，我的手带着快于我的意识的渴望一把抓不了它。

在那些夏天一下子放映两部（艾迈克、菲塔什、阿特拉斯影院），甚至三部电影（如雅、阿尔卡扎尔、拉莱影院）的影院里，像在冬天那样，因为电影当中没有休息，因此只有在两部电影中间灯光亮起时，我们才能看见是和怎样的一群人在看电影。那些时候，我们会在昏暗、满是霉味的放映大厅里，看着那些仰面坐在座椅上、手上拿着皱巴巴的报纸、穿着皱巴巴衣服的孤独男人，坐在角落里打盹儿的老人，艰难地从电影的梦幻世界回到影院平庸世界里来的爱幻想的观众，轻声说些离婚事宜上的最新进展，东扯西拉地随便聊一会儿。（那时，我们不会手拉手。）八年来我一直盼望的那个结果，她和费利敦正式离婚的消息，就是芙颂在萨拉伊影院的包厢里，在两场电影当中的休息时间里轻声告诉我的。

她说：“律师已经拿到了裁决书。我是个离婚的女人了。”

镏金的天花板，剥落的墙漆，失去了往日辉煌的萨拉伊影院的昏暗舞台，幕布，零零落落、昏昏欲睡的观众，作为此生我永远不会忘记的一个景象在那一瞬间被镌刻在了我的记忆里。像阿特拉斯和萨拉伊那样的电影院里的包厢，直到十年前，就像星星公园那样，还是那些手拉手、找不到一个接吻角落的情侣们去的地方，但芙颂不会让我在包厢里亲吻她，只是不反对我把手放在她的腿上、膝盖上。

我和费利敦的最后一次见面并不坏，但与我希望和以为的相反，那次见面对我来说成了一次糟糕的回忆。芙颂在珍珠蛋糕店声称八年来从没和他做过爱，并要我相信这点，让我感到震惊。因为就像很多爱上已婚女人的男人那样，八年来我本来就一直在脑子的一角偷偷地相信这点。完全因为这个信念，这同时也是我故事里的一个秘密要点，我对芙颂的爱情才得以维持那么长时间。

如果我能够长时间、明确而强烈地想到芙颂和费利敦是一对拥有幸福性生活的夫妻（我带着痛苦尝试了一两次，随后就不再想尝试了），那么我对芙颂的爱情就不会维持那么长时间。多年来我欺骗自己相信的事情，当芙颂带着一种确信的口吻说出来并命令我一定要相信时，我立刻清楚地意识到这不是真的，甚至我感到自己被欺骗了。但因为在他们婚姻的第六年费利敦本来就已抛弃了她，因此我还能够接受这个事实。但一想到这点，我立刻对费利敦产生了一种无法忍受的嫉妒和愤怒，我想羞辱他。八年来我从没对他产生过这种愤怒，而这让我们几乎没发生任何冲突地度过了这段时间。现在，八年后，我非常清楚地认识到，费利敦特别是在头几年里之所以能够容忍我，原因就是他和妻子之间的这种幸福的性生活。就像每个和妻子过着幸福生活，但又喜欢去茶馆和朋友谈工作、闲聊的男人那样，费利敦晚上想出去。当我看着费利敦的眼睛时，我清晰地意识到，我限制了芙颂在结婚头几年里和丈夫体验的幸福——这是我对自己隐瞒的另一个信息——但我没感到愧疚。

八年来在我内心里无声无息潜伏着的嫉妒心，在我和费利敦的最后这次见面时开始蠢蠢欲动起来。就像我对一些老朋友所做的那样，我明白，费利敦也是我此生不该再见的一个人。知道多年来我对在我之前爱上芙颂并为此忍受了多年痛苦的费利敦一直抱有兄弟和同志情感的人们，可能无法理解此时我对他的愤怒。我要说的是，现在我开始理解费利敦了，他在我眼里一直是一个谜。好了，不说这个话题了。

从费利敦的眼睛里，我则感到了他对我和芙颂未来幸福的一些嫉妒。但在迪万酒店里吃的那顿最后的午饭上，我们俩都因为喝了很多酒而轻松了不少，谈完柠檬电影公司转给费利敦的细节后，我们谈起了一个让我们轻松、高兴的新话题。费利敦终于要在近期开拍他的艺术电影《蓝色的雨》了。

因为那天我和费利敦喝了太多的酒，所以我没回萨特沙特就直接慢慢走回家去睡觉了。我记得，睡着前我对因为担心来到我床前的母亲说“人生太美好了！”。两天后，在一个电闪雷鸣的傍晚，切廷开车把我和母亲送去了楚库尔主麻。母亲做出一副似乎已全然忘记不愿意参加塔勒克先生葬礼的样子。但她的内心并不平静，就像她紧张时所做的那样，一路上她一直都在不停地说话。快到芙颂他们家时，她说：“啊，这里的人行道修得多好啊。我一直想来看看这些街区，这个坡好陡，这里还真不错。”当我们到他们家时，暴雨前的一阵凉风吹起了路面上的灰尘。

母亲此前已经给内希贝姑妈打电话表示了哀悼，她们在电话里谈过几次。然而我们的“提亲”，一开始还是变成了对塔勒克先生的吊唁。但是我们所有人都感到了比吊唁更深的一层东西。在开始的一番寒暄和“这里还真不错，我太想你了，我们大家都很伤心”的一席话之后，内希贝姑妈和我母亲开始抱头痛哭起来。芙颂则跑上了楼。

当一道闪电在近处划过时，抱在一起的两个女人惊讶地直起了身子。随后下起了一阵雷阵雨，当天空依然在轰隆作响时，二十七岁的离婚女人芙颂，像一个十八岁接受提亲的女孩那样，用优雅的动作端着一个托盘为我们送来了咖啡。

“内希贝，芙颂和你长得一模一样！”母亲说，“像你一样……她笑得多可爱，长得多漂亮！”

“不，她可比我聪明多了。”内希贝姑妈说。

母亲说：“过世的穆姆塔兹也总是说，奥斯曼和凯末尔比他更聪明，但我不知道他是否相信自己说的话。年轻的一代好像是比我们更聪明。”

内希贝姑妈说：“女孩们肯定更聪明。你知道吗，维吉黑——不知道为什么，这次她没说大姐——一生中最让我后悔的事是什么……”她说，有段时间她非常想开一家店来卖自己做的衣服，让自己扬名，但却没能找到勇气。随后，她抱怨道：“那些甚至不会用剪刀、做针线的人现在却成了著名时装店的老板。”

有一阵，我们一起走到窗前去看外面下的雨，从坡上倾泻而下的雨水。

坐上餐桌时，内希贝姑妈说：“过世的塔勒克先生很喜欢凯末尔。每天晚上他都会说‘我们再等等，兴许凯末尔先生会过来。’”

我感到母亲对这句话很反感。

母亲说：“凯末尔知道自己要什么。”

内希贝姑妈说：“芙颂也很坚决。”

母亲说：“反正他们已经决定了。”

但“提亲”的话没再说下去。

我、内希贝姑妈和芙颂每人倒了一杯拉克酒，尽管母亲很少喝酒，但她也要了一杯。喝下两口酒后，就像父亲说的那样，母亲立刻因为拉克酒的味道，而不是拉克酒本身高兴了起来。她说起和内希贝一起通宵达旦赶做夜礼服的事情。两位母亲都喜欢这个话题，于是她们提起了那时的婚礼和礼服。

内希贝姑妈说：“维吉黑的那条百褶裙可出名了，后来其他一些尼相塔什的女人也要我为她们做同样的裙子，甚至还有人从巴黎找来同样的布料放到了我的面前，但我没给她们做。”

当芙颂带着一种庄重的神情离开餐桌走去看柠檬时，我也跟着站了起来。

母亲坐在餐桌上对我们说：“看在真主的份上，别在吃饭时去玩鸟。别担心，你们俩有的是时间看对方……等等，等等，不洗手我绝不让你们上饭桌。”

为了洗手，我上了楼。本可以在下面厨房里洗手的芙颂也跟了上来。在楼上的楼梯口，我一把抓住了芙颂的胳膊，看着她的眼睛，带着渴望亲吻了她的嘴唇。这是一次持续了十一到十二秒的深沉、成熟、震撼的接吻。九年前，我们像孩子那样接吻，而这次接吻却带着这九年的所有沉重、力量和精神，它离幼稚很远。芙颂先跑下了楼。

没再多高兴，注意着从嘴里蹦出的每句话，我们匆匆吃完了饭。雨一停，我们就起身告辞了。

回家的路上，坐在车里我说：“亲爱的妈妈，你忘提亲了。”

母亲问道：“这些年你去了他们家多少次？”见我一时间无言以对，母亲接着说道：“算了，不管你去过多少次了……内希贝的那句话让我很不高兴。可能是因为这么多年你很少陪我吃晚饭，我有点伤心的缘故——她摸了摸我的胳膊——但你放心，儿子，我不介意。但我也不能做得像跟一个高中女孩提亲那样。她是一个结过婚、又离婚的女人。她很聪明，非常清楚自己在做什么。既然你们俩已经谈妥、决定了，那还有什么必要去做戏，说些假惺惺的话呢。要我说，订婚也没必要……别拖太久，在别人还没说三道四之前马上结婚……欧洲也别去了。现在尼相塔什的商店里什么都有，你们为什么还要去巴黎呢……”

见我不言语，她也就不再说什么了。

临回房间睡觉前，母亲对我说：“你还真有眼光。她确实是一个聪明、漂亮的女人。她会是你的好老婆。但你要小心，她好像吃了很多苦。当然我是不知道的，但是别让她心里的愤怒、仇恨，不管是什么了，来毒害你们的生活。”

“不会的！”

相反，一种把我们和生活、伊斯坦布尔、街道、人们，和一切相连的情感正在让我们慢慢地靠近彼此。当我在电影院里抓着芙颂的手时，有时我会感到她在轻轻地颤抖。有时她会把她的肩膀，甚至是头轻轻地靠在我的肩膀上。为了让她更好地靠在我的肩头，我会让自己斜靠在座椅上，我会用双手握住她的手，有时还会有意无意地去抚摸她的腿。头几个星期她不太愿意坐在包厢里，但现在也不再反对了。当我握着她的手看电影时，就像把脉的医生在指尖感觉病人最隐秘的伤痛那样，我会感到芙颂对我们看的电影作出的种种情感反应，于是，我还会因为带着她的情感解释来看电影得到很大享受。

中场休息时，我们小心翼翼地说起欧洲旅行的准备和慢慢一起出去见朋友的事情，但我从没提起母亲关于订婚的意见。我知道，订婚仪式不会顺利，会出现很多闲话，甚至在家庭内部都会产生不安，如果人请多了，会因为人多，如果不请又会因为我们没请任何人而让别人说三道四，我感觉芙颂也慢慢意识到了这点。我想，她也是因为同样的担忧在远离订婚问题。于是，几乎什么也没说，我们决定不搞订婚仪式，从欧洲回来后直接结婚。这样一来，在电影中场休息时，在我们坐在贝伊奥鲁的蛋糕店里面对面坐着抽烟时，我俩也就更喜欢幻想欧洲之旅了。芙颂买了一本为土耳其人写的名叫《开车去欧洲》的书，她会拿着这本书去看电影。我记得，她翻书时，我们讨论了欧洲之行的路线。我们决定，在埃迪尔内过完第一夜后，经过南斯拉夫和匈牙利去法国。芙颂还喜欢看旅行指南上的巴黎风景照片，她会说：“维也纳我们也要去。”有时，当她看着书上的那些欧洲风景时，她会沉浸在一种奇怪而忧伤的沉默里。

我会问：“亲爱的，怎么了？你在想什么？”

芙颂会说：“不知道。”

因为内希贝姑妈、芙颂和切廷将第一次走出土耳其，因此他们需要办护照。为了让他们免受国家机关的折磨和排队等待的煎熬，我让在萨特沙特负责这类事情的老警官塞拉米去办了这件事。（细心的读者们应该还记得，八年前我让这个退休的警官去寻找失踪的芙颂和凯斯金一家人。）我也因此发现因为爱情我已经九年没出国了，我没有了这样的一个需求。而事实上，以前如果每隔三四个月我不找个借口出国，我会很不开心的。

于是，为了护照的签字，我们在一个炎热的夏日一起去了位于巴比阿利的警察局护照分局。这栋奥斯曼帝国末期，宰相、大臣帕夏们居住的，见证了突袭、政治谋杀、高中历史书上讲述的许多恐怖事件的老楼，就像奥斯曼帝国留下的许多雄伟建筑那样，失去了往日的辉煌，变成了一个上千人在走廊、楼梯上的文件、盖章、签名队伍里疲惫等待，大家互相谩骂的混乱地方。因为天热和潮湿的空气，我们手里的文件一下子就变得软塌塌的了。

快到傍晚时，为了另外一份文件，我们被转去了位于锡尔凯吉的桑萨尔杨商业中心。当我们从巴比阿利大坡往下走时，在老的梅塞雷特茶馆的上面一点，芙颂没得到我们任何一个人同意就走进一家小茶馆，坐了下来。

内希贝姑妈说：“这又是怎么了……”

当她和切廷在外面等候时，我走进了茶馆。

我问道：“怎么了，亲爱的，你累了吗？”

芙颂说：“我放弃了。我不想去什么欧洲了。”她点燃一根烟，狠狠地抽着。“你们走吧，去拿你们的护照吧，我跑不动了。”

“亲爱的，咬紧牙关，眼看就到终点了。”

她坚持了一会儿，闹了一会儿别扭，但最后我的美人不管怎样还是跟我们一起走了。我们在奥地利总领馆办签证时又经历了类似的一次小危机。为了不让他们在签证的队伍里为难，也为了不让他们在面签时受到侮辱，像切廷那样，我让人准备了显示芙颂、内希贝姑妈是萨特沙特高薪聘用的专家级职员的文件。他们给了三个人的签证，但他们对芙颂的年龄感到了怀疑，因此喊她去面签。我也和她一起去了。

因为六个月前，连续几年被拒签的一个人，对着瑞士总领馆的一个工作人员的头连开四枪将其击毙，因此伊斯坦布尔的那些领事馆的签证处都采取了严格的防范措施。申请签证的人和欧洲的签证官不再面对面，而是像美国电影里的死囚犯那样，只能隔着防弹玻璃和铁栅栏用电话交谈。领事馆前面，聚满了为了能够靠近签证处、能够走进花园和天井而互相推搡的人群。土耳其职员（人们说德国领事馆的那些职员“两天工夫就变得比德国人还要像德国人了！”）会因为没排好队而责骂、推搡申请签证的人群，他们还会看着一些人的穿衣打扮说“你就别白费劲了！”作出最初的筛选。能够得到约见会让申请人非常高兴，在里面的防弹玻璃前，所有人都会像参加一场艰难考试的学生那样瑟瑟发抖，像小绵羊那样安静而顺从。

因为我们找了后门，所以芙颂没有排队，微笑着走了进去，可没过多久她就脸色铁青地走了出来，她看也不看我一眼径直走到了大街上。当她在外面准备点烟而放慢脚步时，我追上了她。我问她怎么了，但她不搭理我。当我们走进瓦唐饮料和三明治宫殿坐下时，她说：“我不想去什么欧洲了，我放弃了。”

“怎么了？他们不给签证吗？”

“他问了我的整个一生。他甚至还问我为什么离婚了。他还问，如果我没有工作又离了婚，那么我靠什么来生存。欧洲我也不去了。谁的签证我都不要了。”

我说：“我会想其他办法来解决的。或者我们乘船，从意大利过去。”

“凯末尔，欧洲旅行我也放弃了。我又不懂外语，我害臊了。”

“亲爱的，我们应该去外面看看……在世界的另外一些地方，还有用另外一种方式生活、更幸福的人们。我们会手拉手，走在他们的街道上。世界，不仅仅只有土耳其。”

“是不是我应该去见识一下欧洲才能配得上你？但我也放弃和你结婚了。”

“芙颂，在巴黎我们会很幸福的。”

“你知道我有多固执。凯末尔，别再坚持了。那样我会更固执的。”

但我还是坚持了，多年后当我痛苦地为我的坚持追悔莫及时，我想起，自己当时常常偷偷幻想在旅途中的一个酒店房间里和芙颂做爱。在从奥地利进口纸张的势利眼·塞利姆的帮助下，我们在一星期后拿到了芙颂的签证。在那些日子里，车子的“临时入境证”也办下来了。芙颂的护照因为我们去巴黎要得到经过的所有国家的签证而变得五颜六色，当我在萨拉伊影院的包厢里把护照给她时，我感到了一种奇怪的骄傲，一种做丈夫的骄傲。几年前，当我在伊斯坦布尔的各个角落看见芙颂幻影的那些日子里，其中的一个幻影就是在萨拉伊影院碰见的。芙颂接过护照，先咧嘴笑了一下，随后皱起眉头把那些签证挨个看了一遍。

通过一家旅行社，我在巴黎的北方酒店预订了三个房间。一个给我，一个给切廷，还有一个给芙颂和内希贝姑妈。茜贝尔在索邦上大学的那几年里，我去看她时会住在别的酒店，但就像那些幻想日后有了钱要去什么地方的学生那样，我会幻想有一天自己将在这个像是从电影和回忆里走出来的老酒店里度过幸福时光。

“根本没必要，你们结了婚再去。”母亲说，“你和自己心爱的姑娘去享受旅行的乐趣，但内希贝和切廷干什么？他们跟着你们去干什么？你们先结婚，然后坐飞机去巴黎度蜜月。我去告诉白色·康乃馨，他会在两个娱乐专栏上像一个浪漫的故事、一则人人都喜欢的传闻那样把这件事写出来的，过不了两天一切都会被忘记。本来那个旧世界也早就变没了。到处都是外来的有钱人。再说，没有了切廷我怎么办？谁开车送我出去？”

“亲爱的妈妈，整个夏天您在苏阿迪耶的别墅只出去了两次。别担心，9月底我们就回来。我答应您，10月初让切廷把您接回尼相塔什来……内希贝姑妈会在巴黎为您挑选婚礼上穿的礼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