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去凯斯金家吃晚饭的八年时间里，我积攒了芙颂的4213个烟头。这些一头碰到过芙颂那玫瑰般的嘴唇，进入她的嘴巴，有时就像我摸到过滤嘴时明白的那样因为碰到了她的舌头而被浸湿，以及多数时候被涂抹在她嘴唇上的口红染上了一层可爱红色的烟头，全都是带着深切痛苦和幸福回忆的非常特殊和私密的东西。九年时间里，芙颂一直在抽萨姆松牌香烟。开始去凯斯金家吃晚饭后不久，我也在芙颂的影响下，放弃万宝路开始抽萨姆松了。我是从在街上卖走私香烟的小贩和通巴拉手那里买来清淡型万宝路的。我记得，有天夜里，我们谈到清淡型万宝路和萨姆松都是烟味浓烈、味道相近的香烟。芙颂说，萨姆松烟更会让人咳嗽，而我则说，美国人不知道往烟草里添加了哪些毒素和化学物质而把万宝路变成了一个非常有害的东西。因为塔勒克先生还没坐上餐桌，因此当我们的目光相遇时，我们互相让了烟。在这八年时间里，像芙颂那样，我也像烟囱那样吞云吐雾地抽了很多萨姆松，但是为了不给未来的人们树立一个坏榜样，我不会在故事里过多地说那些经常出现在老电影和小说里的抽烟细节。

在保加利亚社会主义共和国生产，通过走私船只和渔船运入土耳其的假冒万宝路，也和美国的真万宝路一样，一旦点着就能烧到最后。而萨姆松却不能自己从头烧到尾，因为烟草既潮湿又粗糙。因为有时里面会出现没有完全磨碎、像木屑一样的烟叶梗、烟叶的粗经脉和潮湿的烟草块，因此芙颂抽烟前会用手指先将香烟搓软。我也从她那里学来了这个动作，点烟之前就像芙颂那样，我会用手指自动地把烟转着捏一捏。如果那时她也在那么做，那么和芙颂对视会是件非常惬意的事情。

我去凯斯金家的头几年里，芙颂抽烟时会做出不能在父亲面前抽烟的样子。她会把烟倒捏在手心里，就像把手上的烟藏起来那样，她也不会把烟灰点到她父亲和我用的屈塔希亚烟缸里，而是“不让任何人看见”地弹到咖啡杯的小碟里。她父亲、我和内希贝姑妈会毫无顾忌、随意地吐出嘴里的烟，而芙颂则会像课堂上跟身边同学急急忙忙说一句悄悄话那样，瞬间把头转向右边，朝着远离餐桌的一个地方，匆忙地把肺里的蓝色烟雾从嘴里吐出来。我非常喜欢这个让我想起我们那些数学课的动作，喜欢她脸上那种假装害羞以及慌乱和犯了错的表情，我会想到，今生自己会永远爱她。

为了在父亲面前遵守类似不抽烟、不喝酒、不翘二郎腿的传统家规所做的所有这些表示“尊敬”的动作，在随后的几年里都慢慢消失了。塔勒克先生当然看见女儿抽烟了，但他没有像一个传统的父亲那样做出应有的反应，他因为芙颂的那些表示尊敬的动作而满足。看这些“假装那么做”的仪式、这些人类学家根本无法理解的复杂细节，会让我感到异常的幸福。我从不认为“假装那么做”是虚伪的；当我看着芙颂那些可爱、迷人的动作时，我会提醒自己，我之所以能够看见凯斯金他们，完全是因为每晚我们都在“假装那么做”。因为我并不是作为一个恋人，像真实的我那样坐在那里。我只有装作一个去他们家做客的远房亲戚那样，才能够看见芙颂。

我不在时，芙颂会把烟一直抽到过滤嘴那里。我会从去他们家之前被掐灭在烟缸里的烟头上明白这点。我能够立刻从烟缸里分辨出芙颂的烟头，这不仅和香烟的牌子，也和芙颂掐灭烟头的动作和她当时的情感有关。而我去他们家的那些夜晚，就像抽纤长、优雅的美国女士烟的茜贝尔和她的朋友那样，芙颂几乎抽到半截就会把烟掐灭。

有时，她会用一个生气的动作把烟掐灭。有时这会是一个不耐烦的姿态，而不是一个生气的动作。我也见过很多次她愤怒地掐灭烟头的动作，我会为此感到不安。某些日子，她会用非常小而执着的动作，把烟头在烟缸底部点几下来熄灭。有时，在谁也不注意时，她会像在慢慢地踩踏一个蛇头那样，用劲、慢慢地把烟头摁灭在烟缸里。那时，我会想到，她是在把心里的所有愤怒发泄到烟头上。看电视、听别人聊天时，她也会若有所思，看也不看地就把烟掐灭在烟缸里。我还经常看见她为了腾出手去拿勺子或是水罐，急急忙忙一下就把烟掐灭的动作。在她开心、幸福的那些时候，就像不给任何痛苦就把一个动物杀掉那样，她会用食指尖轻轻地把烟摁灭在烟缸里。在厨房干活时，就像内希贝姑妈那样，她会让烟头瞬间碰到龙头里流出的水，然后把它扔进垃圾桶里。

所有这些不同的方法，赋予了每个出自芙颂之手的烟头一个特殊的形状和灵魂。我会在迈哈迈特公寓楼里把它们从口袋里拿出来仔细查看，我会把它们每一个比做一样不同的东西，比如，脖子和脑袋被踩扁、驼背、受了委屈的黑脸小人儿，或是令人恐惧的奇怪问号。有时我会把那些烟头比做渡船的烟囱，或是海里的小虫。有时，我会把它们当做警示我的感叹号，来自未来的一种危险的信号，难闻的垃圾，或是一种表达芙颂灵魂的东西，甚至是这个灵魂的一个部分。我会轻轻地舔一下过滤嘴上的口红印，沉浸在关于人生和芙颂的沉思里。

我在博物馆里展出自己在这八年时间里攒下的4213个烟头，我在每个烟头下面注明了我拿到它的日期。看到这些的参观者们，千万别认为我在用没用的东西充斥展柜，因为每个烟头的形状，都是芙颂掐灭它时感到的一种强烈情感的表现。比如，1981年5月17日，也就是《破碎的生活》在佩丽影院开拍的那天，我从芙颂的烟缸里拿来的这三个被用劲折弯的烟头，不仅会让我想起那几个糟糕的月份，还会让我想起芙颂那天的沉默、她离电影的遥远以及她若无其事的样子。

这里还有两个被狠狠掐灭的烟头，它们是在我们看电视里播放的《虚假的幸福》电影时被掐灭的。电影里的男主角，我们在佩鲁尔酒吧结识的艾克雷姆（就是曾经也扮演过先知易卜拉欣的著名演员艾克雷姆·居奇鲁）说道：“努尔坦，人生最大的错误，就是要更多的东西试图得到幸福！”他那一贫如洗的情人努尔坦无声地低下了头。芙颂就是在这个时候掐灭了其中的一个烟头，而另外一个则是在那个镜头过后十二分钟被掐灭的。（芙颂平均九分钟抽完一根萨姆松。）

我记得，一些看上去还齐整的烟头上的污渍，来自于芙颂在一个炎热的夏夜吃的酸樱桃冰激凌。夏天的夜晚，推着三轮小车在托普哈内和楚库尔主麻小巷里，边喊“奶油冰激凌！”边摇铃铛慢慢转悠的卡米尔，冬天则会叫卖海尔瓦甜食。有一次，芙颂告诉我，卡米尔的手推车，也是让从小给她修自行车的贝希尔修的。

看到另外一两个烟头和它们下面的日期，我想起在炎热的夏夜里，我们吃过的油炸茄子、酸奶以及我和芙颂一起看着窗外的情景。在那种时候，芙颂会拿一个小烟缸在手上，然后不时往烟缸里点烟灰。那时，我会把她想像成一个去出席一场豪华舞会的女人。抑或是和我站在窗前聊天时，她会模仿这样的一个女人。如果愿意，她可以像我，或是像所有土耳其男人那样，把烟灰弹到窗外，在窗边把烟掐灭随后把烟头扔下去，或者用手指直接把燃着的烟头弹出去，然后看烟头在黑暗中旋转着落下。但芙颂从来不会那么做，她文明、优雅的举止也为我树立了榜样。远远看着我们的人，可能会以为我们是一对情侣，在一个没有男女授受不亲的西方国家，在一个舞会上，为了互相认识躲到一个安静的角落文雅地交谈。看着窗外时，我们会说笑着谈论刚才在电视上看到的电影结局、夏日夜晚的闷热、在街上玩捉迷藏的孩子们。而那时，海峡方向会吹来一阵轻风，和着海藻味和金银花醉人的清香，轻风会给我带来芙颂头发和肌肤的芳香，以及这香烟的好闻烟味。

有时，当芙颂正要掐灭烟头时，我们的目光会在不经意间相遇。在电视上看一部悲凄的爱情影片时，或是跟随着沉重的音乐，被一部关于“二战”的纪录片中那些令人震惊的事件影响时，芙颂会冷漠地把烟掐灭。就像在这个例子里一样，如果那个时刻我们的目光碰巧相遇，那么瞬间我们之间会产生一股电流，我们俩就会想起我为什么会坐在他们家的餐桌上，那时被掐灭的烟头就会带有一种奇怪的形状，就像当时混乱的脑子一样。随后，我会听到从远处的一艘大船上传来的汽笛声，我会用那艘船上的人们的视角来思考世界和自己的人生。

有些夜晚我只拿一个，有些夜晚则会拿几个烟头去迈哈迈特公寓楼，当我随后把它们一个个拿到手上时，我会想起属于过去的一些“时刻”。那些烟头，让我清楚地明白，其实我积攒的所有物件，正好就一一对应了亚里士多德所说的那些时刻。

不用把我在迈哈迈特公寓楼里积攒的物件拿到手上，即便仅仅看它们一眼，我就已经能够想起和芙颂一起拥有的过去，晚上我们在餐桌上坐着的样子。一个陶瓷的盐瓶、一副小狗形状的裁缝卷尺、一个开罐头器，或是芙颂他们家厨房里永远不会缺少的巴塔纳伊葵花子油瓶，我用物件把它们连在一起的一个个时刻，随着时间的流逝在我的记忆里仿佛正在扩散成一段久远的时间。就像看着烟头那样，看着那些在迈哈迈特公寓楼里日积月累的物件，我就会一幕幕地想起我们坐在芙颂他们家餐桌上时所做的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