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11月15日凌晨，我和母亲在尼相塔什的家里被一声巨大的爆炸声惊醒，我们恐惧地跳下床在走廊上抱作一团。整栋楼也像在强烈地震中那样左右摇晃了一下。我们以为那些天被扔在茶馆、书店、广场上的炸弹这次被扔在了泰什维奇耶大街的附近，但我们却看见了从海峡另一边、于斯屈达尔方向升起的熊熊火焰。因为早已习惯了政治暴力和炸弹，因此看了一段时间远处的大火和变红的天空后，我们重又回去睡下了。

据说是一艘装满石油的罗马尼亚油轮在海达尔帕夏水域和一艘希腊小船相撞，油轮和泄漏到海峡的石油因为爆炸而燃烧了起来。早上紧急加印的所有报纸和整座城市都在说这件事，所有人都指着像一把黑伞那样笼罩在伊斯坦布尔上空的浓烟说海峡在燃烧。在萨特沙特的一整天里，我和那些年老的女员工和疲惫的管理者们一起，在内心里感到了大火的存在，我试图让自己相信，这是晚上去凯斯金家吃饭的一个好借口。我可以在凯斯金家的餐桌压根不谈那篇文章而不停地说大火的事情。但就像对于所有伊斯坦布尔人那样，海峡上的大火在我的脑海里和政治谋杀、过高的通货膨胀、排队、国家贫困潦倒的状态等让所有人不开心的灾难连在了一起，成为了它们的一个标记和图画。看着报纸上关于大火的新闻时，我感觉其实我想到了自己的灾难，甚至我发自内心地去关心大火的消息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晚上我去了贝伊奥鲁，我对独立大街上的冷清感到惊讶，我在那里走了很长时间。像萨拉伊、菲塔什那样上映廉价色情电影的大电影院门口除了一两个不安的男人之外竟然别无他人。走到加拉塔萨拉伊广场时，我想到自己离芙颂他们家已经很近了。就像夏天的一些晚上他们一家人出来吃冰激凌那样，他们可能会来贝伊奥鲁，我可能会碰到他们的。但我在街上既没看见任何一个女人，也没看见任何一个家庭。走到土内尔时，因为害怕重新靠近芙颂他们家，害怕陷入她对我的引力，我走向了相反的方向。经过加拉塔塔后，我从于克塞克卡尔德勒姆一直走了下去。妓院所在的街道和于克塞克卡尔德勒姆街区交会的地方，依然聚集着很多不幸的男人。他们也像城里的所有人那样，仰头看着天空上的黑云和黑云下面的橙色光亮。

我和从远处看大火的人群一起走过了卡拉柯伊大桥。在桥上用鱼线钓竹荚鱼的人们也在看大火。我不由自主地跟着人群走到了居尔哈内公园。公园里的路灯，就像伊斯坦布尔的多数路灯那样，要么被石块砸碎了，要么因为停电不亮了，但不仅仅是公园、托普卡帕宫、海峡的入口处、于斯屈达尔、萨拉贾克、贞女塔，所有地方都被油轮的火焰照得像白天一样。一大堆躁动的人群在看大火，公园里的光亮既直接来自于油轮上的火焰，同时又折射到了公园上空的黑云上，它像一盏照亮欧式客厅的落地灯那样散发出了一种柔和的光亮，让人群显得更加幸福和安宁。或者是观看的乐趣让所有人开心了。这是从城市的各个角落开车、乘公共汽车、步行而来的，由富人、穷人、好奇和痴迷的人们组成的人群。我看见了包着头巾的奶奶，怀抱孩子搂着丈夫的年轻母亲；着魔似的看着火焰的无业游民；奔跑的孩子；坐在汽车和卡车里边看火焰边听音乐的人；从城市的各个角落跑来叫卖面包圈、芝麻蜂蜜糖、牡蛎塞米饭、炸羊肝、土耳其薄皮比萨饼的小贩和端着托盘来回跑动的卖茶人。阿塔图尔克塑像的周围，卖烤肉丸、香肠的小贩，点起了带玻璃罩手推车上的煤炉，四周弥漫着带烤肉味的浓烟。叫卖阿伊让和汽水（没有梅尔泰姆）的孩子们，把公园变成了一个市场。我买了一杯茶，在长凳空出来的一个地方坐下，和身边一位没牙的贫穷老人一起幸福地看着熊熊燃烧的火焰。

直到大火熄灭，整个星期我每晚都去了公园。有时当火焰变得很微弱时，突然又会因为一团新的火焰而像头一天那样剧烈燃烧起来，那时带着惊讶和恐惧观看大火的人们脸上会闪现出橙色的光影，不仅仅是海峡的入口，就连海达尔帕夏火车站、塞利米耶军营、卡德柯伊海湾，也会被时而是橙色、时而是黄色的一种光亮照亮。那时，我和人群一起着魔般一动不动地看着眼前的景色。过一会儿，传来一声爆炸声，灰烬洒落或是火焰无声地慢慢变小。那时观众们也会放松下来，开始喝茶、聊天。

一天夜里，我在居尔哈内公园的人群中看见了努尔吉汉和麦赫麦特，但我没让他们看见就溜走了。一天傍晚，当我以为影子像他们的一个三口之家是他们时，我明白，自己很想在那里看见芙颂和她的父母，也许我就是为此才每晚去那里的。就像在1975年夏天——已经过去四年了——那样，当我看见一个像芙颂的女人时，我的心跳就还会加快。我觉得凯斯金他们是一个在内心深处感到是灾难把我们彼此连在一起的家庭，因此我应该在“独立号”罗马尼亚油轮的大火熄灭之前去他们家，应该和他们分担这场灾难的痛苦并忘记过去的伤痛。这场大火对我来说可能会是一段新生活的开始吗？

另外一天晚上，当我在公园的人群中寻找一个可以坐下的地方时，我碰到了塔伊丰和斐甘。因为一瞬间我已走到他们面前，所以我没能逃开。他们既没谈起《晚报》上的文章，也没谈到上流社会发生的事情，更重要的是他们对传闻竟然一无所知，这让我极为高兴，我和他们一起离开了公园，——大火正在熄灭——我坐上他们的车，和他们一起去了一家在塔克西姆后面新开的酒吧，一直喝到了天亮。

第二天，星期天晚上我去了凯斯金家。我睡了一上午，在家里和母亲吃了午饭。晚上，我是乐观、高兴、满怀希望、甚至是幸福的。但一到他们家，一看见芙颂的眼睛，我所有的幻想都破灭了，因为她是郁郁寡欢、绝望和懊恼的。

“凯末尔，你还好吗？”她模仿着幻想中的一个成功、幸福的贵妇口气问道。但还在我的美人这么模仿时，我就没能相信她。

我老练地说：“一点也不好。工厂、公司、生意上的事情太多了，我没能过来。”

土耳其电影里，当年轻男主人公和女主人公之间产生一种亲近时，为了让最粗心的观众明白这点并为之感动，总会有一个善解人意的阿姨欣喜地对他们看上一眼……内希贝姑妈就是用这样的一种眼神看了我和芙颂一眼。但随即她把目光转向了别处，因此我明白那篇八卦文章后，家里人经历了很多痛苦，就像我订婚后那样，芙颂又哭了好几天。

塔勒克先生说：“女儿，给客人倒拉克酒。”

因为三年来他一直装作一无所知，只把我当做晚上去做客的亲戚那样用爱意和真诚来招待我，因此我对塔勒克先生一直是充满敬意的。但现在我对他很生气，因为面对女儿也深切感到的痛苦、我的无奈、生活把我们带到的这个境地，他竟然能够如此得无动于衷。现在让我来说一下我甚至对自己都隐藏的无情观察：塔勒克先生很可能知道我为什么去他们家，但因为来自老婆的压力，他认为知而不言“对家庭”会更有益。

我也像她父亲那样，用一种半造作的语气说：“是的，芙颂女士，像往常那样请您给我倒上拉克酒，让我好好享受一下最终回到家的幸福。”

即便在今天，我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说那句话，指的是什么，目的又是什么。只能说我的不幸让我不知所云了。但芙颂明白了隐藏在这句话背后的情感，我以为她的眼泪会瞬间夺眶而出。我发现了笼子里的金丝雀。我想起了过去、自己的人生、时间的流逝和以往的岁月。

我们经历过的最糟糕的时刻就是那几个月，那几年。一方面芙颂不能成为电影明星，另一方面我也不能更接近她。雪上加霜的是我们还丢了脸，遭到了羞辱。就像夜晚“我无法起身告辞”那样，我知道我们也将很难摆脱这种困境。只要我每星期去见芙颂四、五次，无论是她还是我，就都不可能会有一种别样的生活，这点我们俩都感到了。

那天的晚饭结束前，我习惯、但更加真诚地说：“芙颂，过了这么长时间，你的斑鸠画的怎么样了，我很好奇。”

她说：“斑鸠早画完了。费利敦找到了一张很好看的燕子照片，现在我在画燕子。”

内希贝姑妈说：“画得最好的就是这个燕子。”

我们去了后屋。那是一只优雅的燕子，就像那些停在阳台栏杆、窗台和烟囱上的其他伊斯坦布尔鸟儿一样，它被成功地画在了餐厅面向大坡的凸窗前面。因为用了一种奇怪和幼稚的透视画法，所以鸟的身后可以看见鹅卵石路面的楚库尔主麻大坡。

我说：“我为你感到骄傲。”尽管我十分真诚，但我的声音里有一种深切的挫败感。我说：“整个巴黎都应该看见这些画！”其实就像我往常想说的那样，我真正想说的是“亲爱的，我很爱你，很想你，远离你是一种巨大的痛苦，看见你又是一种莫大的幸福！”但是仿佛图画世界里的缺憾变成了我们世界里的缺憾，当我忧愁地看着燕子图画上的轻松、简单和单纯时看见了这点。

我感到了一种来自内心的痛楚，我小心翼翼地说：“芙颂，画得非常好。”

如果我说画上有一种韵味，这种韵味让人想起受英国绘画影响的印度微型画、日本和中国的花鸟画、奥特朋的仔细、甚至是伊斯坦布尔商店里出售的一种巧克力威化饼干里的鸟系列画，请记住我爱她。

我们看了芙颂在鸟儿身后描绘的城市风景。它们在我内心唤醒的不是喜悦，而是忧愁。我们非常爱这个世界，我们属于它，也因此我们仿佛留在了这些图画的单纯里。

“下次你用更鲜艳的颜色画城市和鸟身后的那些房子吧……”

芙颂说：“无所谓，亲爱的，我只是在打发时间。”

她把拿起来给我看的画放到了一边。我看了看那些非常吸引我的颜料、画笔、瓶子和染上了五彩颜料的抹布。就像那些鸟儿的图画一样，所有东西都是整整齐齐的。前面放着内希贝姑妈的布块和几个顶针。我把一个彩色陶瓷的顶针、一根芙颂刚才烦躁地拿在手上的橘黄色蜡笔扔进了口袋。我们在1979年底经历的最黑暗的几个月，也是我从凯斯金家偷东西最多的时期。这些物件，不再仅仅是我经历的一个时刻的标志，一样让我想起那个美好时刻的东西，对我来说也是那个时刻的一个部分。比如我在纯真博物馆里展出的火柴盒……这里的每个火柴盒都被芙颂的手触摸过，都留着她手上的味道和隐约的玫瑰水香味。就像我在博物馆里展出的其他物件一样，当我在迈哈迈特公寓楼的单元房里拿起这些火柴盒，我就能重温和芙颂坐在同一张桌子上，和她四目相视的乐趣。但当我拿起火柴盒不经意似的放进口袋时，我在心里感到的幸福还有另外一层意思，那就是：从我痴迷地爱着、却“无法得到”的人身上，掰下了即便是一个很小部分的幸福。

掰下这个词暗示的东西，当然是我们所爱之人神圣躯体上的一个部分。但对我来说，三年时间里，她的父母、我们吃晚饭的餐桌、取暖炉、煤桶、电视上面的小狗摆设、古龙水瓶、香烟、拉克酒杯、糖罐，楚库尔主麻家里的所有东西，在我脑海里都慢慢变成了芙颂的一部分。就像每星期能够看见芙颂三四次感到的幸福那样，因为能从凯斯金家——也就是从芙颂的生活中——拿（偷是个错误的词）三四件，有时六七件，甚至像在那些最不幸的时候那样十到十五件东西去迈哈迈特公寓楼，我会沉浸在一种胜利的情感里。芙颂的一件物品，比如她若有所思看电视时拿在手上的一个盐瓶，眨眼功夫被我塞进口袋，聊天、慢慢喝着拉克酒时，知道盐瓶在我口袋里，“我已经拥有了她”，会给予我一种如此大的幸福，以至于最后我能不太费劲地从沙发上站起来。被我塞进口袋的那些东西，1979年夏天后，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我那无法起身告辞的危机。

那些年不仅仅对芙颂，对我来说也是最不快乐的岁月。多年后，当生活让我遇见伊斯坦布尔的那些痴迷、怪异、不幸的收藏家时，当我去他们那被纸张、垃圾、盒子、照片塞得满满当当的家里拜访他们时，当我试图去明白我的这些兄弟在积攒汽水瓶盖或是演员照片时的感受，明白每件新物品对他们意味着什么时，我想起了自己从凯斯金家拿东西时的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