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正在被拖向一场内战，爆炸的炸弹，街上的冲突，不仅让晚上去看电影的人减少了很多，也让“电影工业”受到了冲击。但佩鲁尔酒吧，其他的电影人酒馆，还是像往常那样人头攒动，但因为晚上没人上街了，所有人都在为能够在广告片或是每天都在拍新片的色情和武打片里找到工作而挣扎。因为大制片人不再给两年前我们在露天影院里观看的那类电影投资，所以我感觉在佩鲁尔的那些电影人中间，作为给电影投资、资助柠檬电影公司的富有电影爱好者，我的重要性凸现了出来。一天傍晚，在费利敦的坚持下我又去了很久未去的佩鲁尔酒吧，在那里我看到了比以往更多的人，随后我从那些喝醉的人那里得知，失业给电影人酒吧带来了好处，因为“整个耶希尔恰姆都在喝酒”。

那天夜里我也和那些不幸的电影人一起喝到了天亮。我记得，那夜我和在安宁饭店对芙颂表示好感的塔希尔·汤也愉快地聊了天。我和年轻、可爱的帕帕特亚也是在那夜，用她的话来说“成为朋友”的。几年前在家庭题材的电影里，扮演卖面包圈照顾失明母亲，或是含泪忍受继母折磨的无辜小女孩的帕帕特亚，现在像所有人那样，因为梦想的无法实现、失业和在国产色情片里当配音而抱怨，为了能让费利敦也感兴趣的一个剧本拍成电影，她需要我的帮助。我模糊地发现费利敦对她很关心，他们之间用电影娱乐记者的话来说有一种“情感的接近”，更有甚者，我惊讶地看见费利敦因为帕帕特亚在跟我吃醋。天快亮时，我们仨一起离开了佩鲁尔，我们在黑暗的街道上，在醉鬼们撒过尿，年轻人写过激进口号的黑暗墙壁之间，朝着帕帕特亚和她在便宜夜总会唱歌的母亲居住的位于吉汗基尔的家走了一段时间。在寒冷的街道上，当那些具有威胁性的野狗尾随着我们时，我把送帕帕特亚回家的任务交给了费利敦，我则回到了和母亲一起生活的尼相塔什的家里。

在那些喝醉了的夜晚，在半睡半醒之间，我会痛苦地想到，青春已逝，就像所有土耳其男人那样，不到三十五岁我的人生就已定型，今后在我的人生里不会也不可能有什么大的幸福了。尽管我的心里还有很多爱情和爱的欲望，但在我看来自己的未来却在日益变得狭窄和黑暗，我感觉这是一种来自于政治谋杀、无休止的冲突、昂贵的物价和破产消息的错觉所导致的，有时我会这么安慰自己。

有时，因为晚上去楚库尔主麻见了芙颂，因为看着她的眼睛和她说了话，因为从凯斯金家的餐桌和家里偷了那些日后可以让我想起她的物件，也因为在迈哈迈特公寓楼里把玩了那些物件，我会觉得自己似乎根本就不可能不幸福。有时我会像欣赏一幅画和纪念品那样，欣赏我从凯斯金家餐桌上拿来的芙颂用过的勺子和叉子。

有时，我又会强烈地感到另外一个地方有一种更好的生活，为了不为此痛苦，我会努力去想一件别的事情，寻找一些别的借口。当我见了扎伊姆，听说了上流社会的各种传闻后，我会觉得远离朋友们那种令人厌烦的生活，对我来说也不是一个太大的损失。

扎伊姆认为，努尔吉汗和麦赫麦特交往了三年还从没做过爱。但他们说决定结婚了。这是最大的新闻。扎伊姆看来，尽管包括麦赫麦特在内的所有人知道努尔吉汗和法国男人在巴黎谈过恋爱做过爱，但努尔吉汗在婚前不和麦赫麦特上床的问题上是坚决的。努尔吉汗开玩笑说，在一个穆斯林国家，一段长久、真正、幸福和安宁的婚姻的首要条件不是富有，而是婚前不做爱。麦赫麦特也喜欢这样的玩笑，他们会在讲那些祖先的睿智、古典音乐的美丽、具有伊斯兰教苦行僧人性情的大师们的禁欲故事时开这些玩笑。扎伊姆认为，努尔吉汗和麦赫麦特对奥斯曼帝国和我们祖先的好奇，根本没达到他们在上流社会面前表现出来的那种虔诚。其中的一个原因，扎伊姆认为，是他们俩在宴请上的酗酒。但同时扎伊姆带着敬意说，尽管他们喝得酩酊大醉，却从未有失他们的礼貌和优雅。麦赫麦特一喝葡萄酒，就会激动地认为奥斯曼古诗里的玫伊和巴代不是隐喻，而是真正的葡萄酒，他会朗诵谁也不知道是对还是错的奈迪姆和富祖里的诗句，看着努尔吉汗的眼睛，为对真主的爱举起手中的酒杯。扎伊姆认为，这些玩笑在上流社会从未被质疑，甚至有时被尊重地接受的一个原因就是，我和茜贝尔解除婚约之后，在上流社会的年轻女孩们中间掀起的一股强烈的慌乱之风。可以看出，我们的案例，在20世纪70年代的伊斯坦布尔上流社会成为了一个年轻女孩在婚前过分信任男人的警示。据说母亲们，那些日子里还会因为我们的事情告诫她们的女儿们要倍加小心。但别让我过分地看重自己。因为伊斯坦布尔的上流社会是一个非常小和脆弱的世界，就像在一个小家庭里那样，人们不会因为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感到太深的羞愧。

再者，1979年后，我完全习惯了在家、办公室、芙颂他们家和迈哈迈特公寓楼之间建立起来的新生活，无论是物质还是精神上的。当我在迈哈迈特公寓楼的房间里想着和芙颂度过的幸福时光，沉浸在幻想中时，我会带着一种介于困惑和惊讶之间的情感注视那些日积月累的“收藏品”。不停积攒起来的这些物件，慢慢变成了展示我那浓烈爱情的标志。有时，它们对我来说，不是一种让我想起和芙颂度过的幸福时光的安慰物，而像是在我灵魂深处掀起的一阵风暴的有形的延伸物。有时，我会为自己积攒的这些物件感到害羞，不愿意别人看见它们，我会恐惧地想到，照这样下去，用不了几年这些不断增加的物件将能够把迈哈迈特公寓楼单元房里的所有房间从头到脚地填满。我从凯斯金家拿来这些物件，并不是因为打算着日后用它们来做什么，而只是因为它们能让我想起过去。我也从没想过它们会不断增加以至于将塞满房间和整套房子。因为这八年时间中的大部分时间，我都是在幻想着几个月之内，最多六个月说服芙颂和我结婚中度过的。

1979年11月8日的《晚报》，在题为《社会》的娱乐专栏上刊登了这样一篇文章，我在这里展出一份剪报。

电影和上流社会：一则谦卑的忠告

如果说继好莱坞和印度之后，土耳其是世界上拍摄电影第三多的国家，我们大家都会很高兴。但很可惜，现在的情况不同了，因为让民众害怕晚上出门的左、右恐怖分子和色情电影，让我们的家庭远离了影院的大厅。尊敬的土耳其电影人们也无法找到拍电影的资金和看电影的观众。因此土耳其电影业目前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愿意去耶希尔恰姆拍“艺术电影”的富有商人。以前，这些喜欢艺术的电影爱好者，会是那些来自于小城市、想结识漂亮女演员的新贵。许多让我们的评论家们赞不绝口的“艺术电影”，事实上既没能在西方的影院里公映，也没能在欧洲贫穷小镇举办的电影节上得到过一个安慰奖，然而它们却为我们很多新贵和年轻女“艺术家”们的结识、谈情说爱提供了帮助。但这是老话了。现在则开始了一种新的时尚……富有的艺术爱好者们去耶希尔恰姆不再是为了和漂亮的女演员们谈情说爱，而是为了让他们早已爱上的女孩们成为演员。他们中最后的一个便是伊斯坦布尔上流社会最受欢迎的单身青年K先生（他的名字在此保留）。他疯狂地爱上了一个据他说是“远房亲戚”的已婚年轻女人，还为她十分嫉妒，以至于现在无法同意开拍他自己让别人写的“艺术电影”。据说，他不仅表示“我无法忍受她和别人接吻！”，还如影随形地跟着那个年轻女人和她的导演丈夫。他自己手拿拉克酒杯在耶希尔恰姆的酒吧、海峡的酒馆里转悠，却连漂亮、年轻、已婚的演员候选人出门都要嫉妒。几年前这位富人和一个退休外交官的女儿订了婚，他在希尔顿举办了一场整个上流社会出席、我们也在本专栏上写过的隆重订婚仪式。可后来为了他现在说“我要让你成为演员”的漂亮亲戚而不负责任地解除了婚约。这个不负责任的富家子弟继那个在索邦读过书的外交官女儿之后，现在又要来毁掉特别是让花花公子们垂涎三尺的漂亮演员候选人F的未来，对此我们是不会答应的。因此我们要向厌倦了说教语录的读者们致歉，给上流社会的K先生一个忠告：先生，在美国人登上了月球的这个现代社会里，没有接吻镜头的一部“艺术电影”是不可能的！您首先要作出一个决定，要么和一个包着头巾的农村姑娘结婚，忘记西方电影和艺术，要么放弃让那些您对别人看她们的目光都会嫉妒的漂亮女孩成为演员的梦想。当然如果您的用意只是“让她们成为演员”……

BK

《晚报》上的这篇文章，我是在和母亲吃早饭时看见的。母亲每天会把送到家里的两份报纸从头看到尾，尤其不会放过上流社会的绯闻。趁她去厨房，我把登载着文章的那页报纸撕下，叠好，塞进了口袋。离开家时，母亲问我：“你又怎么了！没精打采的！”在办公室，我试图做得比任何时候都要开心，我给泽伊内普女士讲了一个有趣的笑话，吹着口哨在走廊里来回溜达，还和萨塔沙特那些日益变得没精打采、因为没事干而解《晚报》上字谜的老员工们开了玩笑。

但是午休后，我从他们的表情里，从秘书泽伊内普女士那过分怜惜——还有一些惧怕——的眼神里明白，所有萨特沙特员工都已看过了那篇文章。随后我又对自己说，也许是我弄错了。午饭后母亲打来电话说，她等我回去吃午饭，因为我没回去而伤心了。她用一贯的声音，却用一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怜惜的语气问道：“亲爱的，你还好吗？”我立刻明白，她听说了文章的事情，找来报纸看了，哭了（她的声音里有一种哭过后的深沉），她还从撕掉的报纸上明白我也看到了那篇文章。母亲说：“我的孩子，世界上充满了魔鬼灵魂的人。你不要去在意任何事情。”

我说：“亲爱的妈妈，您在说什么呀，我一点也不明白。”母亲说：“我什么也没说，孩子。”

如果那时我像心里想的那样去和她推心置腹地交谈，我确信在表达了对我的爱和理解之后，她一定会说我也有错，她还会想知道芙颂故事里的所有细节。也许，她还会哭着说有人对我施了巫术。她可能会说：“有人在家里的一个角落，大米或是面粉罐里，办公室的抽屉下面藏了一个念过咒语、让你爱上别人的符咒，你要立刻把它找出来烧掉！”但我感觉因为没能分担我的忧伤，更重要的是因为没能打开话题，她扫兴了。但她对我的状况还是予以了尊重。这会是我的状况严重性的一个表现吗？

此刻，读了《晚报》的人们会多么鄙视我，多么笑话我那愚蠢而贪婪的恋爱状态，他们对文章的细节又会相信多少？我一边在不断地想这些，一边又在想芙颂看了会多伤心。母亲打完电话后，我想给费利敦打电话，告诫他要让芙颂和她父母远离今天的《晚报》。但我没那么做。第一个原因是我害怕说服不了费利敦。第二个，也是更深刻的原因则是，尽管文章里充满了对我的诋毁，把我当成了一个傻瓜，但事实上我对文章还是满意的。我向自己隐藏了这种满意，但现在，多年之后我清楚地看到了这点：我和芙颂的关系，我对她的亲近——不管是什么——最终上了报纸，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被社会接受了！整个伊斯坦布尔上流社会关注的《社会》专栏上的文章——尤其是像这样一篇嘲讽、刻薄的文章——会被议论好几个月。我试图去相信，这些传闻过不了多久就会成为我和芙颂结婚并重回上流社会的一个开端，至少我可以去幻想这样的一个幸福解决办法。

但这些都是因为绝望产生的安慰自己的幻想。我感觉自己因为上流社会的传闻、伪造的错误消息在慢慢地变成另外一个人。我还记得，我感觉仿佛不是因为自己的激情，自己的决定而变成了一个生活怪异的人，而是因为这篇文章变成了一个被社会排挤的人。

当然文章下面的署名BK，就是白色·康乃馨。我对请他去订婚仪式的母亲生气，也对我认为给作家散布了谣言的（“我无法忍受她和别人接吻！”）塔西尔·汤充满了愤怒。我多么想和芙颂单独坐在一起谈谈这些事情，和她一起诅咒我们的敌人，多么想去安慰她，也多么希望她来安慰我。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立刻和芙颂挑战似的出现在佩鲁尔酒吧。费利敦也必须和我们一起去！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证明这篇文章是一个多么卑劣的谎言，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把醉醺醺的电影人、带着极大乐趣看这篇文章的上流社会的朋友们的嘴巴堵上。

然而文章刊登的那天晚上，尽管我用了全部的意志，但还是没能去凯斯金家。我确信内希贝姑妈会来安慰我，塔勒克先生会做出一无所知的样子，但我无法确认和芙颂的目光交汇时会怎么样。我们的目光一旦交汇，我们自然会互相体会到文章在她和我的灵魂里产生的风暴。而这，不知为什么是可怕的。另外，我还立刻意识到，目光交汇时我们明白的其实不是我们灵魂里的风暴，而是那篇充满谎言的文章其实是“真实”的！

是的，文章中的许多细节，如读者所知是错误的，我不是为了要让芙颂成为一个著名的电影演员才和茜贝尔解除婚约的……我也没让费利敦写剧本。但这些只是细节。报纸的读者和议论这件事的所有人将会明白的事情，就是这个简单的事实，那就是我爱芙颂，因为我为芙颂所做的一切，我蒙羞了！所有人都在嘲笑我，笑话我的处境，最善意的人在可怜我。伊斯坦布尔上流社会的窄小，大家的彼此熟悉，就像这些人没有很大资产和公司那样，他们也根本没有不可放弃的原则和理想，这一切没有减少我的耻辱，恰恰相反，在我的眼里放大了我的无能和愚蠢。因为我的愚蠢，我错过了真主很少施舍给世人的一种真正体面、幸福的生活！我明白，能够摆脱这种状态的惟一途径就是和芙颂结婚，让我的事业走上正轨，挣很多钱带着胜利重回上流社会，然而我既无法在自身找到能够实现这一幸福计划的力量，也憎恨那个我所说的“上流社会”。更有甚者，我还知道，凯斯金家的氛围在这篇文章之后也根本不适合我的那些幻想了。

在爱情和羞辱把我带入的这个地方，除了躲进自己的内心和保持沉默，我别无选择。整个一星期，每晚我都独自去看电影，我在考纳克、希泰和坎特影院看了很多美国电影。电影，尤其对像我们这样不幸的人们，必须制造一个可以让我们散心、让我们开心的新世界，而不是真实地展现现实和我们的不幸。看电影时，如果我能够把自己放到某个主人公的位置上，那么我会觉得我夸大了自己的烦恼。我还会想到，自己夸大了报上那篇文章的作用，只会有少数人明白文章里被嘲笑的那个人是我，这件事很快就会被忘记，因此我会感到轻松。而要从修正谎言的偏执中摆脱出来却是困难的，因为一想到它们我就会变得“软弱”，我耿耿于怀地想像到，整个上流社会正在兴高采烈地议论这件事，一些人会做出伤心的样子，添油加醋地向不知道这件事情的人们讲述报上的文章。我真实地估计到，所有人都会笑着去相信那些谎言，比如我对芙颂说“我要让你成为演员”，随后和茜贝尔解除婚约。那种时刻，我因为自己无能到成了娱乐专栏的嘲弄话题而责怪自己，但文章里的一些谎言连我自己也开始去相信了。

在那些谎言里，我想到最多的是我对芙颂说的那句话，“我不能忍受你在电影里和别人接吻！”情绪不好时，我会想到，这句话最会被人笑话，我最想修正的也正是这句话。声称我是一个不负责任解除婚约的浮夸富家子弟的话也让我生气，但我想认识我的那些人对此是不会相信的。而事实上他们是可以相信“我不能容忍你和别人接吻”这句话的，因为尽管我看上去很欧化，但事实上我身上存在这个问题，甚至有时我在想自己有没有带着醉意或是开玩笑地跟芙颂说过这样的话。因为即便是为了艺术或是工作，我也压根不愿意让芙颂和别人接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