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规律地见芙颂，让我的工作也走上了正轨。因为晚上睡得好，每天上午我很早就去办公室。（哈尔比耶那栋公寓楼的侧墙上英格还在笑吟吟地喝着梅尔泰姆汽水，但据扎伊姆说，广告对汽水的销售已没太多帮助了。）因为脑子不再过多地想着芙颂，因此我不但能够很好地工作，还可以发现别人设下的圈套，作出应对的决定。

奥斯曼委托凯南管理的泰克亚伊，就像预料的那样，在短时间里成了萨特沙特的竞争对手。但这不是由于凯南和哥哥的成功管理，而是因为每次想到他的野马轿车、工厂和他对芙颂的爱情，都会让我忧伤的纺织品商人吐尔嘎伊先生，——不知为什么我已经一点也不嫉妒他了——把他自己的一部分产品的销售留给了泰克亚伊。吐尔嘎伊先生用他一贯的优雅似乎已经忘记了没被邀请去订婚仪式的事情，现在和奥斯曼还开始了家庭间的交往。冬天他们一起去乌鲁达山滑雪，一起去巴黎、伦敦购物，还订阅了相同的旅游杂志。

我对日益壮大的泰克亚伊的侵略性感到惊讶，但也无计可施。凯南毫无顾忌地用高薪把几个新近被我招进公司的年轻、雄心勃勃的管理者（两个因为他们的勤奋和诚实多年来一直是萨特沙特顶梁柱的中年管理者）挖去了他的公司。

有几次吃晚饭时，我对母亲抱怨了哥哥对我的欺诈和他为了赚钱针对父亲创建的萨特沙特所做的那些事情。但母亲以“别让我介入你们的事情”为由，没有帮我。我认为因为奥斯曼的灌输，母亲从我离开茜贝尔的事情上，私生活中那些神秘的怪异上，以及我以为她对我去凯斯金家的事情略有所闻上得出了一个结论，那就是我无法好好地管理父亲留下的公司。

在这两年半时间里，我对凯斯金家的造访、我和芙颂的对视、我们的晚饭和交谈、冬夜也会开车去的海峡游玩，所有这一切仿佛都达到了一种时间以外的平凡（和美丽），一种总是在重复彼此的连贯。我们始终无法开始费利敦的艺术电影，但我们一直在作准备，就像过几个月就可以开始那样。

芙颂要么是已经明白，艺术电影还需时日，商业片则会把她一人独自留在危险的街道上，要么是做出一副明白的样子。因为她用眼神向外宣泄的愤怒还没有完全消失。有些晚上，当我们的目光在家里的餐桌上交汇时，她不再像一个羞涩的女孩那样逃避我的目光，而会用一种让我想起自己所有缺点的愤怒直视我的双眼。那时，我会因为她释放了内心的愤怒而忧伤，但同时我也会感到幸福，因为我明白她感到跟我更亲近了。

晚饭结束前，我又开始问她：“芙颂，画儿画得怎么样了？”，费利敦在家时我也这么问。（自从安宁饭店那夜后，费利敦晚上也更少出去了，他在家和我们一起吃晚饭。本来电影业也不景气。）我记得，有一次我们仨起身离开餐桌，去后屋看了很长时间芙颂那阵子正在画的鸽子。

我耳语般地说：“芙颂，我很喜欢你这么慢慢地耐心画画。”

费利敦用同样耳语的声音说：“我也是这么说的。让她开个画展！但她不好意思……”

芙颂说：“我画画只是为了打发时间。最难画的是鸽子头上那些羽毛的光泽。你们看见了吗？”

我说：“是的，我们看见了。”

一阵长时间的沉默。我认为费利敦那天晚上是因为要看《体育时间》才留在家里的，因为一听到电视里传来的进球声，他就跑出去了。我和芙颂什么话也没说。我的真主，和她一起静静地看她画的画，给了我莫大的幸福。

“芙颂，我很想有一天我们一起去巴黎，去看那里的画，去参观所有的博物馆。”

这句大胆的话，是一种可以导致板脸、皱眉，甚至是不说话和生气惩罚的罪过，但芙颂很自然地对待了它。

“我也想去，凯末尔。”

像很多孩子那样，我也在上学时对图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初中和高中时，有段时间我在迈哈迈特公寓楼的套房里“自学”画画，梦想日后要成为一名画家。那时，我怀揣类似有一天去巴黎看所有绘画的童真梦想。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初，土耳其既没有一个可以欣赏绘画的博物馆，也没有那些可以带着天真的乐趣翻看的图画和复制品书籍。但我和芙颂对绘画艺术上发生的事情一点不感兴趣。让我们开心的是把黑白照片上的鸟放大着色的乐趣。

我在凯斯金家越来越多地尝到了这种天真幸福的奇怪乐趣，随着这种乐趣的日益增加，他们家之外的世界，伊斯坦布尔的街道对我来说就变得更加无聊了。和芙颂一起去看她画的画，跟踪画上的细微进展，每星期一次，甚至两次在后屋轻声谈论接下来她要画哪只鸟，是斑鸠、老鹰，还是海鸥，会让我感到异常的幸福。

但是，在这里仅用“幸福”这个词是不够的。我要用另外一种形式来讲述我在那间后屋体会到的诗意，那三五分钟给予我的深切满足感：这是一种时间停止、一切将永不改变的情感。伴随着这种情感的是一种被保护、持久和在家的愉悦。另外还有一种关于世界是简单和美好的信念，这种信念让我的心灵得以放松，如果用更夸张的辞藻来说，那就是一种世界观。这种安宁的感觉，当然来自于芙颂优雅的美丽和我对她的爱情。在后屋能够和她交谈三五分钟，这本身就是一种幸福。但这种幸福，也来自于我们身处的场所，那个房间。（如果我可以在福阿耶和她一起吃饭，我也会很幸福，但那会是另外一种幸福。）和地点、场所、精神状态有关的这种深切安宁，会和我在周围看见的那些东西，芙颂慢慢画着的画、地上的乌沙克地毯的砖红色、布块、钮扣、旧报纸、塔勒克先生的老花镜、烟灰缸和内希贝姑妈织毛衣的家什一起，混合在我的脑海里。我会深深地吸一口房间里的空气，出去前拿起一个小物件扔进口袋里，随后在迈哈迈特公寓楼的房间里，那个顶针、扣子或是线团会让我想起所有这一切，会延长我的幸福。

内希贝姑妈，每次吃完晚饭，把锅子、盘子收拾进厨房，把剩菜放进冰箱后（博物馆参观者一定要好好看看凯斯金家的那个冰箱，因为我一直觉得这个冰箱很神奇），会去后屋拿她那个织毛衣用的又大又旧的塑料袋，或者会让芙颂去拿。因为这同时是我们去后屋的时间，所以她会对芙颂说：“女儿，出来时带上我的毛钱袋！”因为她喜欢一边看电视一边织毛线、聊天。尽管内希贝姑妈不反对我们单独待在后屋，但我认为因为她惧怕塔勒克先生，所以为了不让我们待得太久她会进来说：“我来拿毛线袋，《秋风》就要开始了，你们不来看吗？”

我们会去看的。八年时间里，我在芙颂他们家一定看了上百部的电影和连续剧。尽管我能够十分清晰地记住和芙颂、他们家有关的各种小细节，即便是最荒唐的东西，但我会在短时间里完全忘记这些电影、连续剧、节日里的那些争论节目（“伊斯坦布尔的攻克在世界历史上的地位”“突厥主义是什么？应该是什么样的？”“我们如何更好地了解阿塔图尔克？”），我们在电视上看到的其他成百上千的节目。

我们在电视上看到的那些东西，一段时间过后，多数的我只能记得它们中的某些时刻（这是时间理论家亚里士多德喜欢的一样东西）。这个“时刻”会和一个画面结合在一起并永远留在我的记忆里。我脑海里那些难忘画面中的一半是电视上的图像，或者只是那个图像的一个部分。比如，电影里一个跑上楼梯的美国侦探的鞋子和裤管；摄像师不想拍，却不知为什么进入了画面的一根老房子的烟囱；一个接吻画面上的（餐桌上的人会变得很安静）女人的头发和耳朵；在上千个看足球比赛、留着小胡子的男人中间，一个依偎在父亲怀里的小女孩（大概是家里没有别人）；坎迪尔之夜，跪拜在清真寺里的人群中一只穿着袜子的脚；土耳其电影里背景上的一艘通过海峡的轮船；坏人吃的辣椒塞肉的罐头盒子。这些东西在我脑子里会和我斜眼看见的，当时正在看着那个画面的芙颂脸上的一个细节、她的一个动作连在一起，比如她的嘴角、挑起的眉毛、她握着手的样子、她不经意地将手上的叉子放到盘子边上的样子、她皱着眉头不耐烦地掐灭香烟的样子。有时这些画面就像我们后来想起的梦境那样，会时常出现在我的脑海里。为了能在纯真博物馆里展出这些由疑问和图画构成的幻想，我跟画家们说了很多次，但我始终没能为自己的那些疑问找到一个完整的答案。芙颂看到那一幕为什么会那么激动？是什么让她那么投入地进入了剧情？我很想去问她这些问题，但凯斯金家人看完电影后的交谈，更多是和电影的道德结论有关的，而不是电影对他们的影响。

比如，内希贝姑妈会说：“可耻的家伙终于得到了惩罚，但我还是可怜那个孩子。”

塔勒克先生会说：“行了，他们压根就把孩子给忘了。这些家伙一心只想着钱。芙颂去把电视关掉。”

这些家伙——电影里的奇怪欧洲男人，持枪美国歹徒，那个怪异和可耻的家庭，甚至是拍出这部电影的编剧和导演——随着芙颂按下按钮，会瞬间进入一个永久的黑洞——就像从浴缸的下水口流出的脏水那样——消失在屏幕里。

电视一关掉，塔勒克先生马上会说：“啊！这下可好了，我们终于摆脱了它们！”

它们，是指电视里的国产或是外国电影，公开论坛，也可能是知识竞赛节目里自以为是的主持人和愚蠢的选手！这话会增加我内心的安宁，我会感到似乎他们也发现了我在这里和他们待在一起是一件最重要的事情。那时，我会想在那里待更长的时间，我明白，自己那么想不仅仅是因为和芙颂待在同一个房间，坐在同一张餐桌上的乐趣，也是因为和凯斯金一家人同处在这个家，这栋楼里所给予的深切情感。（那里，是一个博物馆参观者像在时光里流连那样漫步的神奇地方。）我希望博物馆参观者们特别记住，我对芙颂的爱情，慢慢地蔓延到了她的整个世界，和她有关的一切，她所有的时刻和物件。

看电视时我感到的那种时间以外的情感，这种把我在八年时间里对凯斯金家的造访和我对芙颂的爱情变为可能的深切安宁，惟一会在看新闻时被破坏。因为国家正在被拖向一场内战。

1978年，夜里在我们的街区也会有炸弹爆炸了。通往托普哈内和卡拉柯伊方向的那些街道处在民族主义者和理想主义者的控制之下，报说很多犯罪计划都是在这里的茶馆被制订出来的。沿着楚库尔主麻大街往上，通向吉汗基尔的那些蜿蜒曲折的小街上则居住着库尔德人、阿拉维派教徒、亲近各种左翼派系的小公务员、工人和学生。他们也喜欢使用武器。有时，这两派的恶棍们为了一条街道、一个茶馆、一个小广场的统治权，会发生武装冲突；有时，随着情报机关和国家遥控的强盗们放置的一枚炸弹的爆炸，双方会发生激战。多数时候切廷会处在双方的战火之中，不知该把雪佛兰停在哪里，在哪家茶馆门口等我，他在这段时间里受了很多罪。然而有几次当我说晚上自己可以独自去凯斯金家时，他却坚决反对我那么做。我离开凯斯金家时，楚库尔主麻、托普哈内和吉汗基尔的街道还都不会空下来。甚至在我们开车回家时，还会看见那些挂海报、贴告示或是往墙上写口号的人，我们会恐惧地互相看上几眼。

因为晚上的新闻里总在说爆炸、杀戮和屠杀的事情，因此凯斯金他们一方面会因为在家而感到安宁，但另一方面却会为未来陷入不安。因为所有新闻都糟糕得让人难以忍受，因此那段时间，相对于新闻来说，我们更喜欢谈论读新闻的漂亮播音员阿伊塔奇·卡尔杜兹的姿势和面部表情。和西方那些看上去自如、轻松的女播音员相反，阿伊塔奇·卡尔杜兹不但很拘谨，还从来不笑，她总是像一根蜡烛那样一动不动地快速念着纸上的新闻。

塔勒克先生会不时地说：“停一停，孩子，喘口气，你会给憋死的。”

尽管这句玩笑话也许已经说过上百次，但我们依然会笑，就像第一次听到那样，因为很守纪律、很喜欢自己的工作、很害怕读错的女播音员，有时不念完一句话就不会停下来喘口气；句子一长，为了不憋死就会越读越快；那时她的脸就会开始红起来。

塔勒克先生说：“唉，她的脸又开始红起来了。”

内希贝姑妈说：“孩子，稍微停一停，至少咽口吐沫……”

阿伊塔奇·卡尔杜兹，好像听到了内希贝姑妈说的话，瞬间会从纸上抬起眼睛，朝坐在餐桌上半慌乱、半高兴的我们看一眼，同时，就像一个刚刚做了扁桃体切除术的孩子那样，费劲地咽一口吐沫。

内希贝姑妈说：“孩子，你真棒！”

像猫王在孟菲斯的家中去世，红色旅劫持并杀害意大利前总理阿尔多·莫罗，记者杰拉尔·萨利克在尼相塔什的阿拉丁小店前面和他妹妹一起被枪杀的消息，我们都是从这个女播音员的嘴里听到的。

看电视时，凯斯金他们就是用这种方式在世界和他们之间设置下一段让我感觉很安宁的距离，他们设置距离的另外一条途经则是，把屏幕上出现的那些人比做我们周围的人，并在吃饭时，长时间地争论这种比喻有多恰当。我和芙颂也会真诚地加入这些争论。

我记得，1979年底，当我们在看苏联占领阿富汗的那些画面时，我们花很长时间争论阿富汗新总统巴布拉克·卡尔迈勒是不是很像一个在我们街区面包房里干活的人。话题是内希贝姑妈打开的，她和塔勒克先生一样喜欢这样的比较。一开始，我们谁也没能明白她说的是面包房里的哪个人。因为有些晚上，我会让切廷在面包房前停车，然后跑去买新鲜的热面包，所以我对在面包房里干活的那些库尔德人的面孔还是有些熟悉的，因此我完全赞同了内希贝姑妈的观点。而芙颂和塔勒克先生却执意坚持说，收钱的那人一点也不像阿富汗新总统。

有时，我觉得芙颂完全是为了和我作对才坚持相反意见的。比如我说——就像我们这里的帕夏一样——在体育场的贵宾席上观看阅兵式时被杀害的埃及总统安瓦尔·萨达特，几乎和那个在楚库尔主麻大街和博阿兹凯散大街角落上卖报的人长得一模一样，可芙颂却说一点也不像。因为萨达特被害的消息在电视上出现了好几天，因此我和芙颂之间的这场争论，变成了一种我一点也不喜欢的神经战。

如果一个比喻在凯斯金家的餐桌上被广泛接受，那么谈起屏幕上的重要人物时，比如安瓦尔·萨达特，就会把他说成是杂货店的巴赫里。在我去凯斯金家吃晚饭的第五个年头里，我们把做被子的纳齐夫比做法国性格演员让·迦本（我们看过很多他的电影）；把楼下和母亲住在一起的阿伊拉比做晚上在电视上说天气预报的胆怯播音员；把去世的拉赫米比做每晚在电视上宣读强硬声明的政党主席；把电工埃菲比做星期天晚上讲一周进球的著名体育记者；把切廷（特别是因为他的眉毛）比做美国的新总统里根。

当这些著名的人物出现在屏幕上时，我们都会在心里产生一种开玩笑的欲望。内希贝姑妈会说：“快来，孩子们，快看巴赫里的美国老婆，多漂亮！”

有时，我们会努力地琢磨屏幕上的一个名人像谁。比如，对于努力为巴勒斯坦的冲突寻求解决方案、我们经常在电视上看到的联合国秘书长库尔特·瓦尔德海姆，内希贝姑妈会问：“你们看，这个人像谁？”在我们为这个问题寻找答案时，餐桌上会出现一阵长时间的沉默。这种沉默在屏幕上的那个名人消失，新的新闻，广告，别的画面出现后也会持续下去。

正在那时，我会听到从托普哈内、卡拉柯伊方向传来的轮船汽笛声，我会想起城市的喧哗和人群，当我试图让正在靠岸的轮船在眼前闪现时，我会不情愿地发现，自己竟然如此深地融入了凯斯金家的生活，我在这张餐桌上竟然度过了那么多时间，在汽笛声中我竟然一点没发现岁月的流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