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为了让芙颂远离她一去佩鲁尔酒吧就聚集过来的雄饿狼们所做的事情，有时不会让我们烦恼，反而会让我们发笑，甚至开心。读者们应该还记得那个出现在我订婚仪式上的传闻作家白色·康乃馨吧，当我得知他准备为芙颂写一篇“一颗新星即将诞生”的文章后，我告诉芙颂，这人不可信。随后，像玩捉迷藏那样我们一起逃避了他。一坐到芙颂的桌上，顷刻间就会把心里的爱情诗句写到餐巾纸上，用感人的语言向她表白的诗人记者的作品，也在我的努力下，在没让任何一个读者看到之前，就被佩鲁尔的老招待员塔亚尔扔进了垃圾桶。我、费利敦、芙颂，当我们三人随后单独在一起时，我们会笑着将其中的一些故事（不是全部）讲给彼此听。

我们在佩鲁尔酒吧以及类似的酒吧和酒馆里碰到的多数电影人、记者和艺术家，喝多了酒就会开始可怜他们自己而哭起来，而芙颂却完全相反，她喝下两杯拉克酒后会高兴地变得天真起来，像个俏皮的女孩那样叽叽喳喳地说个不停。有时，我也会觉得，就像夏天我们去看电影，去海峡吃饭时那样，芙颂是因为她、我和她丈夫，我们三人在一起而开心的。因为厌烦了那些讥讽和传闻，我很少去佩鲁尔，如果在那里就会监视芙颂周围的那些人，多数时候我会说服芙颂和费利敦去海峡吃晚饭。因为我们早早离开了佩鲁尔，芙颂一开始会不高兴，但在路上和切廷一起聊天时她会变得那么开心，以至于我觉得，我和他们——就像我们1976年夏天时做的那样——一起更多地去饭店对于我们大家都会更好。为此，我首先要说服费利敦。因为芙颂和我，我们两个人，当然是不能像两个情人那样一起去任何一家饭店的。因为让费利敦离开他的电影人朋友会很困难，因此有一次我说服了内希贝姑妈，然后我和芙颂还有她丈夫去萨勒耶尔的乌尔江饭店吃了竹荚鱼。

1977年夏天，因为塔勒克先生也没过多反对，甚至很情愿地加入了我们的行列，因此在凯斯金家看电视的我们——一起坐着切廷开的车——开始去海峡的饭店了。因为我想让参观博物馆的每个人用我记住的幸福来记住我们的这些出游，因此我要来细细地说一说。小说和博物馆的目的，不正是真诚地讲述我们的回忆，让我们的幸福变成别人的幸福吗？那年夏天，在很短的时间里，一起去海峡的一家酒馆吃晚饭，成了我们的一个好习惯。在随后的几年里，无论是什么季节，我们会经常——每月一次——坐上车，像去参加婚礼那样说笑着出发，要么去一家海峡的饭店，要么到一家有名的大夜总会去听塔勒克先生喜欢的老歌。别的一些时候，则会因为芙颂和我之间的紧张关系、一些不确定的东西、我们的电影始终无法拍摄等烦恼，让我们忘记这个乐趣。然而不开心的几个月过后，当我们又一起坐上车时，我们会发现，其实我们在一起能够玩得很开心，其实我们已经习惯了彼此，爱上了彼此。

那时，塔拉卜雅，是去海峡游玩的伊斯坦布尔人最钟爱的一个地方，那里鳞次栉比的酒馆外面的人行道上摆满了桌子，桌旁坐满了人，通姆巴拉手、卖牡蛎和杏仁的小贩、拍完照一小时后拿来照片的摄影师、卖冰激凌的小贩、多数饭店都有的土耳其小乐队和民歌手不停地在桌子周围转悠（那时周围还看不到一个游客）。车子穿行在马路两边饭店中间的窄小街道上，托着装满了冷菜碟子托盘的招待们则不停地穿梭在车子和客人们中间。我记得我们每次去那里，内希贝姑妈都会惊讶于那些招待的速度和勇气。

我们去的是一个名叫“安宁”的不太引人注意的饭店。去海峡的第一个晚上，因为有空位我们进了这家饭店，塔勒克先生也很喜欢，因为他可以“远远地免费”欣赏从旁边的宝石夜总会里传来的土耳其音乐和老歌。另外一次，当我说如果去宝石夜总会我们可以更好地听老歌时，塔勒克先生立刻说，“行了，凯末尔先生，别去给那蹩脚乐队和乌鸦嗓子的女人送钱！”但吃饭时，他更仔细，也更津津有味和愤愤不平地听了旁边传来的音乐。他说歌手们的“嗓子不好、耳朵不灵”，他会高声地纠正他们的错误，会在歌手之前把歌唱完以此来显示他知道所有的歌词，喝下三杯拉克酒后，他会带着一种深沉和忧郁，闭上眼睛、摇头晃脑地为音乐打节拍。

当我们离开楚库尔主麻的那个家，坐车去海峡游玩时，仿佛大家都可以稍微放下一些在家里所扮演的角色。我非常喜欢去海峡吃饭的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芙颂可以坐在我的身边。在那些拥挤的桌子中间，谁也看不见她的胳膊贴上了我的胳膊，当她父亲听音乐，她母亲欣赏海峡周围摇曳的灯光、薄雾缭绕中的黑暗时，我俩会在嘈杂声中，像两个刚认识、刚学会欧式男女朋友关系的羞怯的年轻人那样，小心翼翼、轻声地谈论我们的饭菜、夜晚的美丽和她父亲的可爱。在父亲面前抽烟总会感到不自在的芙颂，在海峡的饭店里，会像一个自食其力的欧洲女人那样，大大方方、毫无顾忌地吞云吐雾。我记得，我们从戴着墨镜、粗鲁的通姆巴拉手那里买来纸牌试了运气，什么也没赢到后互相看着对方说“我们在赌场失意了”，随后我们为此害羞，再后来则感到了幸福。

这不仅是从家里出来，古典奥斯曼诗歌里描绘的喝着葡萄酒和情人并肩坐着的幸福，也是和街上的人群在一起的幸福。当饭店之间的窄路被车堵上时，坐在车里的人和饭店里的客人之间会瞬间爆发“你斜眼看了女孩”，“你为什么把烟头扔到我身上”的争吵。酒过三巡后，醉鬼们会开始唱歌，客人们的掌声和喧哗声会让气氛一下活跃起来。那时，如果车灯照到了奔波在各家饭店表演“东方舞”的舞娘那缀满金色亮片的舞服和被阳光晒得黝黑的皮肤，汽车的喇叭就会像11月10日1 ①轮船发出的汽笛那样，开始发自内心地响起来。随后，在炎热夜晚的当中，风会突然转向，扔在码头和鹅卵石路面上的榛子壳、瓜子壳、玉米芯、西瓜皮、纸张、报纸、汽水瓶盖、海鸥和鸽子的粪便以及塑料袋上面的尘土会瞬间被风吹起，刹那间还能听到从街道另一边的树上传来的沙沙声，那时，内希贝姑妈会用手捂着面前的盘子说：“孩子们，起风了，小心你们的饭菜！”过一会儿，风瞬间又会转向，东北风会从黑海带来一阵夹带着海藻味的凉爽。

夜晚结束前，当“这饭钱为什么那么贵”的争吵出现时，饭店里会响起一阵阵歌声，我和芙颂的手、胳膊和腿会贴得更近，甚至彼此缠绕，以至于有时我会以为自己将会幸福地晕倒。有时我开心得会喊来摄影师为我们拍照，让吉卜赛女人给我们大家看手相。有时我会感觉仿佛第一次和她相识。在那里，坐在芙颂的身边，当我的胳膊碰到她的胳膊和手时，我会想自己将和她结婚；看着月光时，我会沉浸在幸福的幻想里。那时，我会再喝一杯加了冰块的拉克酒，随后就像在梦里一样，我会带着一种恐惧的欢愉发现那里硬邦邦地挺了起来，但我不会因此惊慌失措，就像我们在天堂里的祖先那样，我会感到自己、我们进入了一种完全从罪恶和罪孽里净化出来的精神世界，我会任由自己沉浸在幻想、欢愉和坐在芙颂身边的幸福里。

我不知道，在外面，在拥挤的人群里，在她父母的鼻子底下，我们为什么能够如此亲近，而在楚库尔主麻的家里却从来不能这样。但在那些夜晚，我明白，日后我们将能够成为一对和谐、幸福的夫妻，用娱乐新闻的话来说“我们很般配”。甚至我俩都会在心里感到这一点。我十分幸福地记得，当我们愉快地谈天说地时，因为她说“你想尝尝吗？”，我用自己的叉子从她的盘子里拿了一个黝黑的小肉丸，还有一次，依然在她的鼓励下，我用叉子从她的盘子边上叉起几颗橄榄扔进了自己的嘴里，我在这里展出那些橄榄核。另外一个晚上，我们侧着身子和旁边桌上一对像我们的情侣（男人三十多岁、棕色头发，女孩二十岁，白皮肤，黑头发）友好地交谈了很长时间。

那天夜里临走前，我碰上了从宝石夜总会出来的努尔吉汗和麦赫麦特，我们站在路边没提及任何老朋友，认真地讨论了一番“在夜里这个钟点，海峡边开着的冰激凌店哪家最好”。告别时，我远远地指着正在上车的芙颂和她父母说，我带亲戚来玩海峡了。我想告诉日后去我博物馆的参观者，20世纪五六十年代，伊斯坦布尔还只有少量的私人轿车，从美国或是欧洲买来轿车的富人们，常常会开车带熟人、亲戚们出去逛街。（儿时我经常听到母亲问父亲：“萨黛特女士，想和丈夫和孩子们坐车出去玩玩，你去吗？还是我和切廷——母亲有时也会说‘和司机’——带他们出去玩？”父亲则回答道：“行了，你带他们出去吧，我很忙。”）

回家的路上，我们会一起在车里唱歌。每次唱歌都是塔勒克先生开的头。一开始，他会哼着去回想一首老曲子和歌词，随后他会让我们打开收音机去找一首老歌，或者当我们还在寻找时，他就开始唱一首刚才从宝石夜总会听到的老歌。有时我们会从收音机里听到一些外国的奇怪语言，我们会瞬间安静下来。那时，塔勒克先生会用一种神秘的语气说“莫斯科电台”。热身阶段过后，塔勒克先生会先开个头，然后内希贝姑妈和芙颂加入其中。在车里，听着由老歌组成的一个音乐会，在海峡路边高大的枫树和黑暗的树阴下回家时，我会在前座上朝他们转过身，努力跟着他们唱居尔泰金·切奇的《老朋友》，尽管我因为不知道全部的歌词而害羞。

无论是在车里一起唱歌，还是在海峡的饭店里有说有笑地吃饭，其实我们当中最开心的是芙颂。尽管如此，能够出门的那些夜晚，芙颂还是喜欢和佩鲁尔酒吧里的电影人待在一起。因此，为了一起去海峡吃饭，我会先去说服内希贝姑妈，因为内希贝姑妈从不愿意放过让芙颂和我待在一起的机会。另外一条途径就是劝说费利敦。因此，有天晚上，我们把费利敦无法离开的摄像朋友雅尼也带去了海峡。费利敦利用柠檬电影公司的条件在和雅尼一起拍广告片，我也不去干涉他们，我赞成他们去挣钱。有时我会问自己，如果有一天费利敦挣了钱，带着妻子离开丈母娘和老丈人搬出去住，我还怎么能够见到芙颂。我害羞地感到，有时我也是为此想和费利敦友好相处的。

那天晚上塔勒克先生和内希贝姑妈没去，所以在塔拉卜雅既没听从旁边的夜总会里传来的歌声，也没能在回家的路上一起唱歌。芙颂坐到了丈夫身边，一直在说电影界里的传闻。

因为那天夜里我不开心了，所以在另外一个晚上，当我和费利敦还有芙颂从佩鲁尔酒吧出来时，我对费利敦另外一个想和我们一起去的朋友说，车上没位子了，因为待会儿我们要接芙颂的父母去海峡。大概我说话时有点粗暴，因为我看见那个宽脑门的人惊讶甚至是愤怒地瞪大了深绿色的眼睛，但我没在意。随后，我们去楚库尔主麻，在芙颂的协助下，骗内希贝姑妈和塔勒克先生又和我们一起去了塔拉卜雅的安宁饭店。

我记得，坐下开始喝酒后不久，我感到了不安，从芙颂那拘束、紧张的神态里，瞬间我想到自己没能从流淌的夜色里得到乐趣。为了能够找到让我们开心的通姆巴拉手和卖新鲜核桃的小贩，我转身朝后面看了一眼，我在两张桌子的后面，看见了有同样一对深绿色眼睛的男人。他和一个朋友坐在后面的一张桌子上，正在看着我们喝酒。费利敦发现我看见了他们。

我说：“你的朋友坐上车，跟来了。”

费利敦说：“塔希尔·汤不是我的朋友。”

“离开佩鲁尔时，在门口想跟我们一起来的人不是他吗？”

“是的，但他不是我的朋友。他在国产的摄影小说，还有暴力、武打片里扮演角色。我不喜欢他。”

“他们为什么跟着我们？”

一时间，我们都沉默了。坐在费利敦身边的芙颂也听到了我们的对话，她变得紧张起来。塔勒克先生在听音乐，但内希贝姑妈也在听我们讲话。没过多久，我从芙颂和费利敦的眼神里明白，那人在朝我们走来，我转过身去。

“对不起，凯末尔先生，”塔希尔·汤对我说，“我的目的不是来打扰你们。我想和芙颂的父母谈谈。”

他的脸上出现了一个在一场军官的婚礼上邀请一个喜欢的女孩跳舞之前，征得女孩父母同意的文雅、英俊小伙子的表情，就像报纸上那些关于礼仪和礼貌专栏上写的那样。

他靠近塔勒克先生说：“对不起，先生，我想和您说件事。芙颂的电影……”

内希贝姑妈说：“塔勒克，这人在跟你说话呢。”

“我也跟您说。您是芙颂的母亲吧？您是她的父亲。你们听说了吗？土耳其电影界的两位重要制片人穆扎菲尔先生和梦想·哈亚提先生，邀请你们的女儿出演重要角色。但听说因为电影里有接吻的镜头，你们拒绝了邀请。”

费利敦冷静地说：“没这回事。”

像往常一样，塔拉卜雅的噪音很大。塔勒克先生要么是真没听见，要么就是装做没听见，就像在这种情况下很多土耳其父亲所做的那样。

塔希尔·汤用一种流氓的语气说：“什么没这回事？”

我们全都明白，他喝多了，想挑事。

“塔希尔先生，”费利敦小心翼翼地说。“今晚我们一家人来这里坐坐，我们压根不想说电影的事情。”

“但我想说……芙颂女士，您为什么要害怕？您快告诉他们，您想演电影。”

芙颂逃避了他的目光。她在镇定地抽着烟。我站了起来。费利敦也同时站了起来。我们和那人走到了桌子中间。其他桌上的人都把头扭向了我们。我们一定是摆出了土耳其男人打架前摆出的、让人想起公鸡打架的动作以及流氓的架势，因为不想错过打架场面的好奇观众、想找乐的醉鬼们在向我们靠拢。塔希尔的朋友也起身走了过来。

一个熟知酒馆斗殴的老年、有经验的招待立刻走过来说：“好了，先生们，别聚在一起，快散开吧。大家都喝了酒，发生一点摩擦是正常的。凯末尔先生，我们在你们的桌上放了一盘煎牡蛎，还有一盘鲭鱼。”

我要对几百年后来参观我们博物馆的未来的幸福人们说，那时土耳其男人会用一个微不足道的借口，在任何地方，任何情况下大打出手，比如茶馆，在医院排队时，交通堵塞时，足球赛上。惧怕打架而退缩被认为是最大的耻辱。希望他们别误解我们。

塔希尔的朋友从后面走过来，把手放到了他的肩上，摆出一副“你是绅士”的样子把他拽走了。费利敦也抓住我的肩膀，用“一点也不值得！”的表情让我坐了下来。因为他这么做了，我要感激他。

夜色中，当一艘轮船的探照灯在随着东北风起伏的波浪上晃动时，芙颂仍然在抽烟，就像什么也没发生过一样。我盯着她的眼睛看了很久，她也一点也不逃避我的目光。当她用一种几乎是骄傲、挑战的眼神看着我时，瞬间我感到，最近两年他们经历的事情、他们对生活的期待，远比这个喝醉的演员制造的那个小麻烦要大得多，也危险得多。

后来，塔勒克先生，用一种非常凝重的神情，摇晃着手上的拉克酒杯和脑袋，和着从珍宝夜总会传来的歌声，唱起了塞拉哈廷·皮纳尔的《我从哪爱上了那个残忍的女人》，我们知道分享歌曲的忧伤会很好，于是也跟着一起唱了起来。过了很久，半夜，在回家的路上，当我们在车上一起唱歌时，我们仿佛完全忘记了前面发生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