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让费利敦的剧本得到审查委员会的批准，我们费了很多周折。很多年前从报纸新闻和别人讲的故事里我就知道，无论是国外的，还是本国的，在电影院公映的所有电影都必须经过审查委员会的批准。但直到柠檬电影公司成立后，我才发现审查委员会在电影业的重要性。报纸上，只有当一部在西方备受重视、在土耳其也有所耳闻的电影被完全禁放后才会提到审查委员会的那些决定。比如，《阿拉伯的劳伦斯》，因为含有亵渎泛突厥主义的内容被禁演，《巴黎最后的探戈》，因为剪掉了所有的性爱场景，因此变成了一部比原版还要“艺术和无聊”的电影。

在审查委员会任职多年、佩鲁尔酒吧的合伙人和我们桌的常客梦想·哈亚提先生，有天晚上对我们说，其实他比欧洲人更相信思想自由和民主，但他绝不会允许（也不将允许）那些试图利用土耳其艺术电影来欺骗朴实而善良民众的人。同时还是导演与制片人的梦想·哈亚提说，就像许多其他佩鲁尔的常客那样，他同意在审查委员会任职，是为了“让其他人发疯！”，随后，像在开玩笑时那样，他会对芙颂眨眨眼。眨眼的一个目的就是对侄女年龄的小女孩说“亲爱的，我在开玩笑”，另外一个目的就是微微的挑逗。梦想·哈亚提知道我是芙颂的“一个远房亲戚”，他用我这个身份的人能够宽容的尺度来追求芙颂。他的外号是佩鲁尔酒吧的常客给起的，因为他在讲日后准备拍摄的电影时（他不停地转悠在每张桌子上，要么说他的电影，要么收集各种闲话），会不断地使用这个词。每次他都会来和芙颂坐一会儿，他两眼盯着芙颂，不厌其烦地跟她讲他的一个电影梦想，每次他都会让她“绝不考虑商业因素”，“立刻、真心”地说是否喜欢他的电影主题。

每次芙颂都会说：“非常好的一个主题。”

梦想·哈亚提也每次都会说：“拍的时候，您一定要同意出演角色。”他总会摆出一副凭本能和倾听心声来做任何事情的样子，随后他还会补充道：“其实，我是一个非常现实的人”。坐在桌上时，如果他不时也看我一眼，我会觉得他这么做是因为知道总是看着芙颂讲话会显得不礼貌，我则努力做出友好的姿态，朝他笑笑。我们发现和芙颂一起开始我们的第一部电影还有待时日。

在梦想·哈亚提看来，除了一些关于伊斯兰教、阿塔图尔克、土耳其军队、宗教人士、总统、库尔德人、亚美尼亚人、犹太人和希腊人的不受欢迎的评论和不雅的性爱场面，土耳其电影其实还是自由的。但他自己也知道这是不对的，有时他会笑着承认。因为在半个世纪里，审查委员会的委员们，不单单是那些国家要禁止、让掌权者们感到不安的主题，凡是他们觉得出格的电影，都会习惯地用各种理由来禁止，像幻想·哈亚提那样的人，他们非常热衷于用一种发自内心的乐趣和幽默来随意使用这种权力。

哈亚提先生还是一个爱讲笑话的人，他会带着猎手说起捕获的黑熊的乐趣，讲那些年他们是如何禁放电影的故事，这些故事也都会把我们给逗乐。比如，用讽刺手法来反映一个工厂门卫冒险经历的电影，用的是“羞辱土耳其门卫”的借口；讲述一个已婚、有孩子的母亲对另外一个男人爱情的电影，“因为对为母之道不敬”；讲述逃学孩子快乐历险的电影，用“误导孩子不上学”的理由禁止上映。他说，如果我们也热爱电影事业，想让无辜的土耳其观众看到我们的电影，那么我们必须学会和审查委员会的委员们搞好关系，他们中的一些人不时也来光顾佩鲁尔，但他们全都是他的好朋友。说这些话时他一直看着我，从中我明白他想以此来吸引芙颂。

然而，我们也无法知道为了让剧本通过审查，我们对哈亚提先生能抱多大的希望。因为哈亚提先生离开审查委员会后拍的第一部电影，也因为“一个私人恩怨”被禁放了。一谈到这件事，哈亚提先生就火冒三丈。他花了一大笔钱拍摄的那部电影里，一个暴躁的父亲，因为多喝了点酒发现沙拉里没有加醋，就对妻子和孩子们大发雷霆，这个画面导致了电影的禁放，理由是“为了保护社会根基的家庭制度”。

梦想·哈亚提在佩鲁尔用委屈的口吻告诉我们，这个画面以及另外两个让审查委员会生气的家庭争吵画面来源于他的生活，其实，最让他生气的是审查委员会那些老朋友禁放了他的电影。据说，一天夜里，他和他们一直喝到了酩酊大醉，如果传闻正确的话，那就是天快亮时，因为一个女孩的问题，他和审查委员会里一个最好的朋友在一条后街上打了起来。是贝伊奥鲁警察局的警察把他们从泥泞的街道上拽起来的，两个老朋友没有彼此抱怨，在警察的鼓励下两人最终和解了。据说梦想·哈亚提为了让自己的电影能在影院公演，也为了摆脱破产的困境，仔细地从电影里剪掉了所有破坏家庭制度的争吵画面；而一个膀大腰圆的哥哥，在信徒母亲的鼓励下打弟弟耳光的场景，却经审查委员会的批准保留了下来。

梦想·哈亚提这样对我们解释道，国家认为不合适的镜头经审查被剪去，“其实还是好的”。因为被剪过的电影还能在影院放映，如果还能让人明白，那就能挣回本钱。最大的灾难就是拍好的一部电影被完全禁放。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也在聪明的土耳其制片人的建议下，国家带着善意把审查分成了两个步骤。

首先需要把电影剧本送去审查委员会，电影的主题和画面要得到他们的认可。在土耳其，就像准备干任何一件事情的公民在得到国家“批准”时面对的所有情况一样，在这里也滋生出了一种复杂的许可和贿赂的官僚作风，为应对这些困难，又催生出了那些让公民的申请通过官僚机构审查的中间人和公司。我记得，1977年春天，我和费利敦在柠檬电影公司的办公室里，讨论了很多次找谁来让我们的《蓝色的雨》通过审查的事情。

有个外号叫打字机·德米尔，非常受欢迎、勤奋的希腊人。他让审查委员会通过剧本的方法，就是把每个写好的剧本用他那有名的打字机和风格重新打一遍。这个膀大腰圆的老业余拳击手，是一个灵魂优雅、细腻的人。他会把剧本里的那些尖角磨圆，用纯真来缓和富人和穷人、工人和老板、强奸者和受害人、好人和坏人之间的对立，他会巧妙地用一些带着旗子、祖国、阿塔图尔克和真主的动听语言，来平衡主人公在电影最后说的那些会让审查者抓住，然而却是观众喜欢的愤怒、强硬和批判的话语。他真正的能耐，则是把剧本里每个粗暴、过激的点，用幽默、轻松和可爱，变成一种神奇的人生细节。那些经常贿赂审查委员会委员的大电影公司，即便是不会有任何问题的剧本，也为了要沾上他那可爱、神奇、稚气的气息，把剧本交给打字机·德米尔修改。

得知夏夜里让我们深受感动的神奇土耳其电影里那无与伦比的诗意归功于打字机·戴米尔后，在费利敦的建议下我们带上芙颂，去了“剧本医生”在解放街区的家里。在一面巨大的挂钟发出嘀嗒声响的这个地方，我们看见了一台被赋予传奇色彩的旧雷明顿打字机，我们感到了电影里那特别而神奇的氛围。德米尔先生很礼貌地接待了我们，他让我们先把剧本留下，他说，如果他喜欢剧本，就会用打字机把剧本重新打一遍以便通过审查，他指着那堆放在烤肉和水果盘中间的文件说，但这需要一段时间，因为手头还有很多活。他指着身边一对二十几岁，长着猫头鹰眼睛的近视眼双胞胎姐妹说，是女儿们帮他一起修改剧本的，他夸赞“她们比自己做得更好”。女孩中稍胖的一个认出了芙颂，提到她在四年前举办的土耳其选美比赛中闯进了决赛，这让芙颂十分开心。可惜的是，很少有人记得这些了。

然而，重新写好，也是专门为芙颂打造的剧本，三个月后才由同一个女孩说着特别赞美和仰慕的话送了回来（她说：“我爸爸说这完全是一部欧式的艺术电影。”）。我从英颂板着的面孔，不时说出的一些恼怒的话里明白，她对此很不满意，我也试图告诉她，她丈夫也比较拖拉。

晚上在凯斯金家，我和芙颂离开餐桌能够单独说话的机会是很有限的。每晚，晚饭结束前，我们会走到柠檬的笼子前去给它喂食，喂水，看它用嘴啄墨斗鱼的骨头（那是我从埃及市场买来的）。但那里离餐桌很近，我们之间很难有亲昵行为。除非耳语，或是过分大胆。

更合适的一条途径，则是在后来的日子里自然产生的。芙颂平常除了去找那些向我隐瞒的街区朋友玩（多数是未婚的女孩或是刚结婚的女人），和费利敦一起去电影人出入的场合，做家务，给依然还在接缝纫活的母亲帮忙，剩下的时间就是“自学”画鸟。“自学”是她自己的表述。但我会感到这种业余消遣后面的激情，因为这些画我更爱她了。

这个爱好是因为一只乌鸦开始的，那只乌鸦就像在迈哈迈特公寓楼那样，停在了后屋阳台的铁栏杆上，而且它看见芙颂也不飞走。那只乌鸦还来过很多次，它停在栏杆上，用那明亮而令人恐惧的眼睛斜视芙颂，它甚至让芙颂惧怕了。有一天，费利敦为乌鸦拍了一张照片，于是，芙颂就照着这张我在这里展出的黑白小照片，用水彩慢慢地画了一张我很喜欢的画。随后又有一只鸽子和麻雀停在了阳台的栏杆上，她又继续画了它们的画。

费利敦不在的夜晚，饭前或是电视上放长长的广告时，我会问芙颂“你的画怎么样了？”

碰上她高兴的时候，她会说“走，我们一起去看看”，我们会一起去那因内希贝姑妈的缝纫用具、剪刀和布块而显得零乱的后屋，在小吊灯昏暗的光线下看她画的那些画。

我总会发自内心地说：“非常好，真的非常好，芙颂。”同时我会感到一种想去触摸她，触摸她的后背和手的强烈欲望。我从锡尔凯吉的那些卖进口文具的文具店里，给她买了漂亮的、“欧洲进口”的图画纸、本子和水彩用具。

芙颂会说：“我要把伊斯坦布尔的所有鸟都画下来。费利敦拍了一张麻雀的照片。后面接着画麻雀。我就这么自己画着玩。你觉得猫头鹰会飞到阳台上来吗？”

有一次我说：“等到有一天，你一定要办一个画展。”

芙颂说：“其实我想到巴黎去看那些博物馆里的画。”

碰到她不开心的时候，她会说：“凯末尔，最近几天我没法画画。”

我当然知道她不开心的原因，那就是别说电影的开拍，即便是剧本，我们都还没能把它变成一个可以拍摄的剧本。有时尽管她的画没太多进展，但芙颂完全会为了和我说电影的事情而去后屋。

有一次她说：“费利敦，不喜欢打字机·德米尔的修改，他在重写……我已经跟他说了，也请你跟他说说，别再拖了。让我们开始拍我的电影吧。”

“好的。”

三个星期后的一天夜里，我们又去了后屋。芙颂画完了乌鸦，在慢慢地画一只麻雀。

我盯着图画看了很久后说：“真的画得很好。”

芙颂说道：“凯末尔，现在我明白了，要拍费利敦的艺术电影还要等好几个月。那样的东西审查委员会是不会轻易批准的，他们会怀疑的。但前天在佩鲁尔，穆扎菲尔先生来了我们的桌上，他让我去演一个角色。费利敦跟你说过吗？”

“没有。你们去了佩鲁尔？芙颂，你要小心，那些人全都是色狼。”

“别担心，费利敦很小心，我们俩都很小心。你说的没错，但这是一个非常认真的提议。”

“你看过剧本吗？是你喜欢的剧本吗？”

“我当然没看过剧本。据说如果我接受，他们会让人去写一个剧本。他们想找我谈谈。”

“电影的主题是什么？”

“凯末尔，电影的主题重要吗？还不是一部穆扎菲尔先生风格的爱情情节剧。我想接受他们的提议。”

“别着急。他们都是些坏人。让费利敦去和他们谈，他们的用意可能不好。”

芙颂问：“怎么不好？”

但我没再说什么，立刻心烦意乱地回到了餐桌上。

不难想像，像穆扎菲尔先生这样一个能干的导演推出芙颂拍摄的一部商业情节剧，是会让芙颂立刻红遍整个土耳其的。坐在用煤炉取暖、令人窒息的电影院里的人群，逃学的学生，无业游民，爱幻想的家庭主妇和暴躁的单身男人，自然会迷恋上芙颂的美丽和人性。我情不自禁地想到，一旦芙颂成名，她对我，对费利敦都不会有好气，也许甚至还会抛弃我们。当然我无法把芙颂想像成一个为了名利可以不顾一切、和娱乐专栏作家保持讨价还价关系的人；然而，从那些去佩鲁尔酒吧的人的眼神里我明白，很多人为了让她离开我——我用这个词是因为我首先想到了它——会不遗余力地去做任何事情。一旦芙颂成为明星，很遗憾，我会更加爱她，但同时我失去她的恐惧也会变得更大。

我记得，那天晚上，当我看到芙颂那愤怒的眼神时，我再次意识到，其实我那美人的心思既不在我身上，也不在她丈夫身上，她沉浸在成为电影明星的幻想里，我为此感到担忧，甚至是慌乱。很早我就意识到，如果芙颂和出入这些酒吧的一个制片人或是一个名演员私奔，眼睁睁地抛弃我和她丈夫，那么我的痛苦将远远大于1975年夏天我所忍受的。

费利敦对于我们面前的这些危险知道多少？他对那些商业制片人试图将他妻子拖进一个糟糕世界的想法也是略知一二的，但我还是一有机会就提醒他——用一种隐晦的语言——注意这些危险，我还向他暗示，一旦芙颂在那些糟糕的情节剧里扮演角色，他将拍摄的艺术电影，对我来说将会毫无意义。然而半夜当我坐在父亲的沙发上，独自一人喝着拉克酒时，我会担心是否和费利敦说了太多的话。

5月初，电影开拍季节到来之前，梦想·哈亚提去了柠檬电影公司，他说，一个小有名气的年轻女演员被她嫉妒的情人打伤了，如果芙颂出演她的角色会很合适，这对于像芙颂这样一个漂亮、有文化的女孩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十分清楚我的那些担忧的费利敦礼貌地拒绝了他，我认为他甚至压根没跟芙颂提起这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