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前，当塔勒克先生得知女儿在她母亲的支持和同意下参加了选美比赛后曾大发雷霆，但因为爱芙颂，没能经得住她的哭闹和哀求，听到事后的那些反应时，又因为自己宽容了这件丑事而后悔不已。在他看来，在阿塔图尔克时期，也就是共和国成立之初那些年举办的选美比赛是件好事，因为穿着黑色泳衣的女孩们走上T台，既证明了她们对土耳其历史和文化的关注，也向全世界证明了她们有多现代。但是到了20世纪70年代，那些低俗的、没有一点文化和修养的歌手和准模特女孩参加的比赛就完全不同了。因为在以前的那些比赛上，当主持人用一种绅士风度询问参赛姑娘今后梦想嫁给一个什么样的人时，会斯文地表示姑娘还是处女的。而现在，当他们询问“她们在男人那里寻找什么”时，（正确答案是：性格）会像哈康·塞林康那样油腔滑调地傻笑。塔勒克先生对住在家里的电影人女婿也多次明确说过，绝不希望女儿再次进入这样的冒险。

芙颂，因为害怕父亲也反对她成为电影明星，害怕他为此设置各种秘密和公开的障碍，因此总是用一种塔勒克先生听不到的方式谈论丈夫即将拍摄的“艺术电影”话题，至少我们在像这样地耳语。在我看来，塔勒克先生因为喜欢我对他的家人表现出来的关心，喜欢和我一起喝酒、聊天，因此他对这个话题充耳不闻。因为“艺术电影”这个话题，在头几年对于遮掩我每星期四个晚上为什么去他们家，内希贝姑妈也十分清楚的真正原因是一个可信的借口。在头几个月里，每当我看到女婿费利敦那张善意、可爱的脸时，我会以为他对一切一无所知，但后来我开始想到，他也是心知肚明的，但他信任自己的妻子，甚至不把我当回事地在背后嘲笑我，当然为了拍电影他十分需要我的资助。

快到11月底时，在芙颂的引导下，费利敦写完了他的剧本。一天晚饭后，费利敦为了让我告诉他们最后的决定，在楼梯口，在芙颂皱着眉头的目光注视下，很正式地将他的剧本交给了我这个准制片人。

芙颂说：“凯末尔，我希望你认真看一看。我相信这个剧本，也信任你。别让我失望。”

“我绝不会让你失望的，亲爱的。这（我指着手上的稿纸）是因为你将成为演员，还是因为它将是一部‘艺术电影’（20世纪70年代在土耳其出现的一个特殊概念）才这么重要？”

“两者都是。”

“那样的话你就当电影已经拍好了。”

在名为《蓝色的雨》的剧本里，没有会给芙颂、我，或是我们的爱情和故事带来一个新亮点的任何东西。因为我不知道，我欣赏他的睿智和聪明分析的费利敦，今年夏天向我一一历数的那些达到一定文化和教育水平、十分希望向西方人那样拍摄“艺术电影”，却始终未能如愿的土耳其电影人所犯的错误（模仿、造作、道德说教、粗制滥造、情节剧、商业民粹主义，等等），为什么现在他也犯了？读着乏味的剧本时，我想到他的艺术热情，就像爱情一样，是一种让我们的脑子迟钝、让我们忘记原本知道的东西，向我们隐藏真相的疾病。费利敦因为商业担忧，在剧本里为芙颂设计的三场脱戏（一次在做爱时，一次在法国“新波浪”式泡沫浴缸里若有所思地抽烟时，还有一次在她梦里的一个天堂花园里游荡时）也是毫无品位和完全不必要的！

原本我就压根不信任这个电影剧本，现在由于这三场脱戏我就更加反对了。我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比塔勒克先生可能有的还要强硬。当我坚决地作出必须为难这件事一阵的决定后，我立刻告诉芙颂和她的丈夫，剧本写得很好，我决定开始行动，为此“作为一个制片人”（我在这里摆出了一副不拿自己当回事的制片人的样子）——就像费利敦建议的那样——我准备和技术人员以及演员候选人见面。

于是入冬时，我们三人开始去贝伊奥鲁后街上的那些“俱乐部”，制片人办公室，二等演员、准明星、跑龙套的演员、影视城工人们去的茶馆，我们去的最多的则是制片人、导演、有点名气的演员从傍晚到深夜待在那里喝酒、吃饭的酒吧。我们不时去的所有这些地方，离凯斯金他们家只有十分钟的路程，有时这条路会让我想起，内希贝姑妈说的费利敦是为了靠近这些地方才和芙颂结婚的话。有些晚上我会在门口接他们，有些晚上和她的父母吃完饭后，我们三人，我、费利敦和挽着他胳膊的芙颂，会一起走去贝伊奥鲁。

佩鲁尔酒吧是一个我们去的最多的地方，同时也是希望在那里遇见电影明星和想成为电影明星的女孩的新贵，是在伊斯坦布尔立业、喜欢寻欢作乐的农村地主的子弟，小有名气的记者，电影评论家和娱乐作家经常出入的地方。整个冬天，我们结识了许多在夏天看的那些电影里扮演配角的人（其中包括费利敦那个在电影里扮演背信弃义会计的留着细长小胡子的朋友），我们也成为了由这些可爱、愤怒、仍然对未来抱有希望的人组成的社团的一部分，这些人会无情地说彼此的坏话，喜欢对所有人讲述他们的人生故事和电影剧本，每天还都必须见上一面。

费利敦是个很受欢迎的人，他崇拜那里的某些人，给某些人当过助手，他想和所有人友好相处，因为他会去这些电影人的桌上坐上好几个小时，因此我和芙颂常常会单独待在一起，但这并不是让我感觉幸福的特殊时刻。因为当费利敦在我们身边时，芙颂很少会放下那种说着“凯末尔大哥”的半纯真、半虚伪的语言和个性，即便和我真诚交谈，她说的那些话，也会是一个和过来和我们聊天的那些人以及她未来的电影生涯有关、我也应该注意的警告。

我喝多的一天晚上，当我们又单独坐在一起时，我对芙颂的那些电影幻想和小盘算感到了厌烦，一时间我以为自己看见了一个也将影响她的事实，我真心感到她也会赞成我要说的那些话。我对她说：“亲爱的，挽起我的胳膊，让我们现在立刻离开这个糟糕的地方。我们去巴黎，或是地球的另外一个角落，巴塔哥尼亚。让我们忘记所有这些人，让我们俩永远幸福地在一起。”

芙颂却说：“凯末尔大哥，这怎么可能呢？我们的人生已经走上了不同的道路。”

那些每天去酒吧、称自己“我们是这里的在编人员”的醉鬼们，几个月后把芙颂看做了他们年轻而漂亮的儿媳或是弟媳，把我则当成了一个想拍艺术电影的“善意、愚蠢的百万富翁”。但是那些不认识我们的人，尽管认识却依然想在追求芙颂的问题上试试运气的醉鬼，一个个酒吧转悠过来后远远看见她的人，狂热地希望别人知道他们人生故事的人（这样的人非常多），很少会让我们单独待在一起。我喜欢那些拿着拉克酒杯过来和我们说话的陌生人把我当做芙颂的丈夫。而芙颂每次都会用一种让我心碎的一丝不苟笑着说，她丈夫“是坐在那张桌上的胖子”。而这样的结果就是，陌生人也不把我放在眼里开始无望地追求她。

每个人的追求方式是各不相同的。有些人会说，他们正在为摄影小说寻找像她那样的“土耳其式清纯美女”；有些人会立刻请她在即将拍摄的一部新的《先知易卜拉欣》电影里扮演女主角；有些人会什么话也不说，盯着她看上好几个小时；有些人会在一切都变成物质的这个金钱世界里，谈论一些任何人都不会发现的小情调和雅趣；当一些人在背诵锒铛入狱的诗人写的关于爱情、思念的诗句时，远处桌上的一些人要么会为我们付账，要么会给我们送来一盘水果。由于我的为难和不情愿，在那些我们冬末很少去的贝伊奥鲁场所，每次我们都会碰上一个在电影里扮演凶恶看守、坏女人侍女的膀大腰圆的女人。她会邀请芙颂去在她家举办的“许多像芙颂那样上过学、有文化的年轻女孩”参加的舞会；一个穿背带裤、戴领结、挺着啤酒肚的矮个老评论家，则会把他那只蝎子般的手放在芙颂的肩上，说“一个极大的声誉”正在等着她，她可能成为第一个闻名于世的土耳其电影明星，他还会告诫她要注意自己迈出的每一步。

不论是对还是错，也不管是认真还是荒唐，芙颂都会认真地去对待所有那些请她出演电影，拍摄摄影小说和当模特的邀请，她会记住每个人的名字，会用一种我认为是她在当售货员时学来的过分夸张，甚至低俗的赞美之词，赞扬那些她认识的所有有名、没名的电影演员，她会一方面试图让所有人都满意，另一方面则在做一件完全与此相反的事情，试图让所有人觉得她有趣，她会要求我们更多地去这些地方。当我对她说，不该把电话给每个向她发出邀请的人，如果她父亲知道会很不安时，有一次她先说知道自己在干什么，随后生气地说，如果费利敦的电影遇到麻烦拍不成的话，她要去另外一部电影里扮演角色。等我伤心地去了另外一张桌子后不久，她拉着费利敦来到我身边，说“像去年夏天那样，我们仨去吃饭吧。”

我带着一些羞惭在慢慢地习惯成为其中一员的这个电影和酒吧团体里交了两个新朋友，我从他们那里得到各种传闻。其中一个是苏罕丹·耶尔德兹，作为第一批土耳其整容手术的尝试者，她的鼻子被整成了一个怪异而丑陋的形状，但因这个鼻子所赋予的“坏女人”身份，她变成了一个有名的中年女演员。另外一个是萨利赫·萨热勒，“性格演员”。他演了多年有威信的军官和警察后，现在为了养家糊口在国产色情电影里做配音，他用呼哧呼哧的声音笑着、咳着向我讲述了这阵子发生在他身上的趣事。

在几年时间里，就像人们得知自己多数朋友是秘密组织的成员那样，我惊讶地得知不单单是萨利赫·萨热勒，我们在佩鲁尔酒吧结识的大部分演员都在国产的色情电影里工作。看上去像贵妇的中年女明星，像萨利赫先生那样有性格的男演员，为了养家糊口，为那些不太下流的外国电影做配音，在那些做爱的场景里，他们会用夸张的声音来表现电影里没能完全表现出来的细节。多数结了婚、有了孩子、以严肃著称的演员，会跟他们的朋友说，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这么做是为了“不离开电影世界”，但刚开始时，他们会向所有人隐瞒这件事，包括他们的家人。但他们的那些影迷，特别是小城市里的热情影迷还是会从他们的声音里认出他们，写信给他们表示厌恶或是恭维。一些大胆、拼命想挣钱的演员和多数是佩鲁尔酒吧常客的制片人，在那些日子里拍摄了国产的色情电影，这些电影应该作为“第一批穆斯林色情电影”载入史册。大多数这样的电影是把色情和幽默混在一起的，电影里的做爱场景里依然会出现俗套、夸张的叫喊声，从走私来的欧洲书本上学来的所有做爱姿势会被一一模仿，但所有男女演员，就像小心、谨慎的处女们那样，绝不会脱掉他们的内裤。

在我们一起去贝伊奥鲁，电影人经常出入的那些场所时，特别是在佩鲁尔酒吧，当芙颂和费利敦为了认识更多的人，也为了了解市场行情而辗转在一张张桌子上时，我会听两个中年朋友，特别是苏罕丹女士给我讲的那些“让我注意”的事情。比如，那个戴着黄领带、穿着轻薄衬衫、留着一撮小胡子、看上去像个绅士的制片人，即便是和芙颂讲话，我也要禁止，因为这个著名的制片人在阿特拉斯影院顶层的办公室里，只要和三十岁以下的任何一个女人单独待在一起，就会立刻锁上门奸污这个女人，随后他会答应让这个哭泣的女人在他的电影里担任女主角，但等到电影开拍时，他承诺的主角就会变成一个三流的角色，比如说，在一个好心的土耳其富人家里制造是非，让所有人都反目为仇的德国保姆。她还让我要小心她的前任老板，那个允诺要给费利敦的艺术电影提供技术支持，因此费利敦不断去他身边和他开玩笑的制片人穆扎菲尔，她让我至少要警告费利敦。因为这个无耻的家伙，大概在两个星期前，还是在佩鲁尔酒吧，还是在同一张桌子上，和两个一直和他处于商业竞争中的中等电影公司老板，为在未来的几个月里弄到芙颂打了赌，赌注是一瓶走私的法国香槟酒（作为西方人和基督教徒的一个奢侈品，香槟拜物主义经常会出现在那个时期的电影里）。多年来一直在电影里扮演坏女人（不是恶魔似的），被娱乐新闻称为土耳其民族的叛徒苏罕丹，一边跟我讲这些故事，一边用手里的长毛线针为三岁的可爱外孙织一件三色的毛衣，她还给我看了在《布尔达》杂志上的毛衣样子。对于那些嘲笑她抱着红、绿、蓝三色毛线团坐在酒吧的人，她会说“我在这里等新片约时不会像你们这些醉鬼那样无所事事地坐着”，她会瞬间轻松地放下贵妇的架子破口大骂。

像在佩鲁尔那样的一些地方，晚上8点以后当所有知识分子、电影人和明星喝得酩酊大醉时，不可避免地会发生这样粗暴的事情。看到我对这样的事情感到不安的萨利赫·萨热勒，会用一种让人想起他多年扮演的公正和理想的警察角色的浪漫姿态，避开我的目光，直勾勾地看着说笑着坐在远处一张桌子上的芙颂，他说，如果他是一个像我这样很有钱的商人，绝不会为了要让她成为演员而把漂亮的亲戚带到这种地方来。这当然伤了我的心。为此，我把这位演员朋友的名字加到了“对芙颂不怀好意的男人”名单里。苏罕丹有一次则说了一句我一直没能忘记的话。她说，我的漂亮亲戚芙颂，就像生下她外孙的女儿一样，是一个能够成为好母亲的人，同时也是一个非常可爱的好人。你们在这里做什么？

因为我也日渐有了这样的一些忧虑，因此在1977年的年初，我让费利敦感觉到，他应该在技术团队上作出一个决定了。在过去的每个星期里，芙颂都在贝伊奥鲁的酒吧里，在电影人出入的场所里，不断结交新的朋友。这些朋友因为对她的仰慕，向她发出了拍电影、拍摄影小说和广告的邀请。而我几乎每天，带着一种现实的心境在想，芙颂会在短时间里离开费利敦。从芙颂那甜美、友好的微笑，趴在我耳边轻声告诉我一些有趣故事的行为里，我感觉这个日子不会太远。我对自己说，离开费利敦后我要立刻和她结婚的芙颂，不太多走进这个电影世界，对她来说也会是好的。不需要和这些人来往，我们也可以让她成为演员的。在那些日子里，我们认为费利敦和芙颂在一个办公室里处理这些事情会更好。前期的商谈已经足够，为了费利敦要拍的电影，我们要成立一家公司。

在芙颂的提议下，我们笑着给公司起了我们的金丝雀柠檬的名字。我们把柠檬的照片也印上了名片，从这张小名片上可以看出，柠檬电影公司的办公室就在新天使电影院的旁边。

我让有我一个特别账号的农业银行贝伊奥鲁分行，每月初向柠檬电影公司投入1200里拉。这个数字比萨特沙特公司拿最高薪金的两个经理的工资总和还要多一些，费利敦作为公司的经理拿其中的一半，剩下的一半用于支付房租和电影的费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