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天晚上，奥斯曼对着我的耳朵说：“听说你因为萨特沙特的无规划在责怪凯南！”奥斯曼有时和贝玲还有孩子们，但经常是晚上一个人过来看母亲，我们三人一起吃晚饭。

“你从哪儿听到的？”

奥斯曼说：“我会听到的。”母亲在里屋，他朝那个方向看了一眼。他无情地说道：“你自己在上流社会丢了脸，最好不要让公司里的人难堪了。”（而事实上他也是一点不喜欢“上流社会”这个词的。）他接着说道：“丢掉床单生意完全是因为你自己的错。”

母亲说：“怎么了！你们在说什么！你们别再吵架了！”

奥斯曼说：“我们没吵架。我在说凯末尔回家住很好，不是吗，妈妈？”

“啊，我的儿子，真的很好。不管别人怎么说，人生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幸福。你们去世的父亲也总这么说。这个城市里满是漂亮的女孩，我们会找到更漂亮、更善良、更懂事的女孩。一个不喜欢猫的女人本来就不能让男人幸福。谁也别再为这件事伤心了。你要答应我不再去酒店住。”

“有一个条件！”我像孩子那样重复了芙颂九个月前说过的一句话。“要把爸爸的车和切廷留给我……”

奥斯曼说：“可以。如果切廷愿意，我也没意见。但你也不要去管凯南和新的生意，不要去诽谤任何人。”

母亲说：“你们千万别当着别人的面吵架！”

离开茜贝尔让我远离了努尔吉汗，远离努尔吉汗又导致我更难得见到疯狂爱上了她的麦赫麦特。扎伊姆也因为更经常地和他们一起出去，所以我只能单独和他见面，这样一来，我就慢慢地远离了这帮朋友。我的一些像私生子·希尔米和塔伊丰那样的朋友，他们不在乎自己是否已经结婚或是订婚，依然对夜生活那黑暗面有所需求，他们知道伊斯坦布尔最贵的妓院，也清楚那些被戏称为“大学生”、稍微有些文化、有教养的女孩出入的酒店。带着让自己好起来的希望，我和他们出去玩了几个晚上。然而我对芙颂的爱情，已经从灵魂的那个黑暗角落扩散到了我的整个个性。尽管朋友的交谈让我得到了一些愉悦，但我也没能走到让我忘记烦恼的地步。晚上多数时候我都待在家里，坐在母亲的身旁，一边喝拉克酒，一边不管惟一的国家电视台放什么就看什么。

母亲就像父亲健在时那样，无论在电视上看见什么都会无情地批判，就像对父亲那样，每晚她都会对我说一遍别喝的太多，但过不了多久她又会在沙发上睡着。那时，我就会和法特玛女士轻声谈论电视节目。不像我们在西方电影里看见的那些有钱人家的用人，法特玛女士的房间里没有电视。自从四年前开始有电视节目，家里买了一台电视机后，法特玛女士每晚会在离客厅最远的酒吧椅上——那已经成为“她的椅子”——临时坐着，远远地看电视，遇到动情的画面会激动地玩头巾结，有时还会参与聊天。因为父亲去世后，回答母亲那无休止独白的任务落到了她的头上，因此她的话也就更多了。

一天夜里，当母亲在沙发上睡着后，我和法特玛女士就像所有土耳其人那样在不懂任何滑冰比赛规则的情况下，看了电视里实况转播的滑冰比赛，我们一边看着那些双腿修长的挪威和苏联美女，一边聊起了母亲的近况、转暖的天气、大街上的政治谋杀、各种政治的邪恶。我们还谈起了她的儿子，他在我父亲身边工作后移民去了德国的杜伊斯堡，在那里开了一家转烤羊肉店。随后她把话题转向了我。

“镐头脚趾甲，你的袜子不破了，真棒……亲爱的凯末尔，前天我一看，你已经在好好剪脚趾甲了。那么我就送你一个礼物吧。”

“指甲钳吗？”

“不是，你已经有两个指甲钳了。现在你父亲又留下一个，加起来就有三个了。是一样别的东西。”

“什么？”

法特玛女士说：“你进来。”

从她的神情里，我感到问题的特殊性，我跟她走了进去。她从自己的小房间里拿了一样东西，随后走进我的房间，开了灯，像逗孩子那样对我笑着打开了手掌。

“这是什么？”我先问道。随后我的心开始怦怦地跳起来。

“这是一只耳坠，是你的吧？这是一只蝴蝶和一个字母吗？真奇怪。”

“是我的……”

“这是几个月前我在你的口袋里找到的。为了给你，我把它放到了一边。但是你母亲看见后拿走了。很显然，她以为是你去世的父亲要给别人的一样东西，她很不高兴。她有一个秘密的天鹅绒口袋，她把从你父亲那里偷来的东西藏在里面，她把这个耳坠也放进了那个口袋。你父亲去世后，她把袋子里的东西拿出来码在了你父亲的书桌上，这样我就看见了，因为知道是你的东西，所以我立刻把它收了起来。还有这张放在你父亲口袋里的照片，在你母亲没看见之前你也把它拿去吧。我这么做好吗？”

“你做的非常、非常好，法特玛女士。你很聪明、很细心、你简直是太棒了。”

她带着一种幸福的微笑把耳坠和照片交给了我。照片是在阿卜杜拉赫先生饭店吃饭时父亲给我看过的那张。刹那间，我在这个忧伤的姑娘身上，在她身后的那些船上和海面上，看见了让我想起芙颂的一些东西。

第二天，我给杰伊达打了电话。两天后我们依然在马奇卡碰头，然后一起走到了塔什勒克公园。她梳起了发髻，时尚，优雅。我在她身上看到了一种初为人母的女人特有的幸福、一种短时间里成熟给予的自信。我在两天里没费多大劲就给芙颂写了四五封信，我把其中最理智和冷静的一封放进了一个萨特沙特的黄色信封里。就像事先计划好的那样，我皱起眉头告诉杰伊达，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进展，她务必把这封信交到芙颂的手里。我的意图是，不告诉杰伊达任何信里的内容，用一种神秘的气氛让她明白事情的严肃性，以保证她把信交给芙颂。但是，当我看见杰伊达脸上的表情是那么理智时，我没能控制住自己，我带着一种报喜的激动告诉她，导致芙颂对我生气的问题已经解决，当芙颂听到我告诉她的这个消息时她也会像我一样开心，除了为我们失去的时间伤心以外，我们不再有别的任何烦恼。杰伊达急着要赶回去给孩子喂奶，跟她告别时我对她说，一旦和芙颂结婚，我们也会马上要一个孩子，我们的孩子将成为朋友，这些烦恼的日子今后将作为比蜜还甜的爱情回忆被我们谈起。我问了她孩子的名字。

杰伊达说：“奥马尔。”她骄傲地看了一眼孩子。“但是，凯末尔先生，人生一点也不像我们希望的那样。”

当连着几个星期没得到芙颂的回信后，我便经常想起了杰伊达说的这句话。但我确信芙颂这次一定会给我回信。因为杰伊达证实芙颂已经知道了婚约解除的事情。我在给芙颂的信里写道，那个丢失的耳坠找到了，我要带着父亲给我的珍珠耳坠和三轮自行车去送还她的耳坠。就像我们以前计划好的那样，她、她的父母和我一起吃晚饭的时间已经来到了。

5月中旬忙碌的一天，当我在办公室看那些从城外的销售点寄来，多数是手写的关于友谊、感谢、抱怨、抚慰和威胁的信件时——因为字母看不清，所以有些信看起来很费劲——我一下看完了一封很短的信，我的心也随之越跳越快。信上写着：

凯末尔大哥：

我们也很想见你。我们5月19日等你来吃晚饭。

我们的电话还没装。如果你不能来，让切廷先生传个信。

此致敬礼。

芙颂

地址：达尔戈奇·契柯玛泽街24号，楚库尔主麻。

但是信上没有日期，我从邮戳上看出，信是5月10日从加拉塔萨拉伊邮局寄出的。还有两天多的时间，我很想立刻就去楚库尔主麻的那个地方，但我还是控制住了自己。我想到，如果最终我想和芙颂结婚，想让她义无反顾地跟着我，那么我不该表现出过分的激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