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2月底，茜贝尔从乌鲁达山回来我才给她打了电话。因为我非常害怕一个以不愉快、愤怒、眼泪和悔恨告终的结局，所以我根本不想找她谈，我希望她找一个借口把订婚戒指退还给我。在我对这种紧张无法忍受的一天，我打电话在努尔吉汗家找到了她，我们约好在福阿耶吃晚饭。

我想在福阿耶这样一个满是熟人的地方，我俩都不会太感情用事。事实上，刚开始时也是这样的。另外几桌上坐着私生子·希尔米和他的新婚妻子奈斯丽汗，沉船·居万和他的家人，塔伊丰，还有耶希姆一家。希尔米和他妻子还专门跑来说见到我们很高兴。

在我们吃凉菜、喝雅库特葡萄酒时，茜贝尔谈起了在巴黎度过的那些日子、努尔吉汗的法国朋友、圣诞节里城市的美丽。

我问道：“你父母他们还好吗？”

“他们很好。”茜贝尔说，“他们还不知道我们的情况。”

我说：“算了，我们还是别跟别人说吧。”

“我没说……”茜贝尔说着无声地用“那么以后怎么办？”的眼神看了看我。

为了转变话题，我说起父亲对生活的日益倦怠。茜贝尔则说起了她母亲新近开始的收藏旧衣服、旧物件的癖好。我说母亲恰好相反，她把所有旧物件送去了另外一套房子。但这是一个危险的话题，我们都沉默了。茜贝尔的眼神告诉我，我是在没话找话说。另外，看我逃避正题，茜贝尔其实也明白了我没什么话要对她说了。

“我看你习惯了自己的毛病。”说着她打开了话题。

“怎么说？”

“几个月来我们一直在希望你能好起来。忍耐了那么久，看见你非但没好起来反而深陷其中不能自拔，太令人伤心了，凯末尔。在巴黎时我一直在为你能好起来而祈祷。”

我说：“我不是病人。”我用眼睛扫了一下饭店里兴高采烈、叽叽喳喳的人群。“这些人可以认为我的这种状态是病态……但我不希望你这么看我。”

茜贝尔说：“难道我们在别墅时没有一起认为这是一种疾病吗？”

“是的。”

“那么现在怎么了？难道把未婚妻撇下正常吗？”

“什么意思？”

“和一个卖东西的女孩……”

我说：“你干吗要把这些事混在一起……这和售货员，和富有、贫穷没关系。”

“问题完全就在这里。”茜贝尔用一种想了很久最终痛苦得出这个结论的坚决态度说，“就因为她是一个又穷又有野心的人，所以你才能那么容易地和她发生了关系……如果她不是一个售货员，也许你就会不在乎任何人的看法而和她结婚了……让你不舒服的就是这些事情……没法和她结婚，没法有那么大的勇气。”

因为相信她说这些话是为了气我，同时也因为我觉得她说的这些话是对的，我对茜贝尔生气了。

“像你这样的一个人，为一个卖东西的女孩做出这样怪异的举动，住在法提赫的酒店是不正常的，亲爱的……如果你想好起来，首先你要承认这些事情。”

我说：“我当然没有像你认为的那样爱上那个女孩……但为了讨论这个话题我要说，难道一个人就不能爱上比自己穷的人吗？富人和穷人之间就不能有爱情吗？”

“像我们那样的爱情，是一种绝配的艺术。除了在土耳其电影里，你在别处看见过一个富有的年轻女孩因为英俊而爱上、嫁给看门人阿赫迈特，或是建筑工人哈桑的吗？”

福阿耶的领班萨迪，带着一种看见我们十分开心的表情正要向我们走来，但当他发现我们谈得很投入时犹豫了一下。我对萨迪做了一个等一下的手势。

我脱口而出地说道：“我相信土耳其电影。”

“凯末尔，这些年我没见你去看过一次土耳其电影。即使为了好玩你也不会和朋友们去夏天的露天影院。”

“法提赫酒店里的生活就像土耳其电影里表现的那样。”我说，“夜晚临睡前我会去那些无人、僻静的小街散步。那对我很好。”

茜贝尔态度坚决地说：“刚开始，我以为这个卖东西女孩的故事起因完全是扎伊姆。我想，那只是你结婚前羡慕他和舞娘、女服务员、德国模特经历的那种仿效《甜蜜生活》的生活。我和扎伊姆也谈过了。现在我知道你的烦恼是一种和在穷国里当富人有关的复杂心理（这是那时的一个时髦词汇）。而这当然是比对一个卖东西的女孩产生暂时好感更为严重的事情。”

我说：“也许是这样的吧……”

“在欧洲，有钱人礼貌地做出他们并不富有的样子……这就是文明。我认为有文化和文明的表现并不是每个人都是彼此平等和自由的，而是每个人礼貌地做出彼此平等和自由的样子。那样的话谁都没必要有负罪感了。”

“嗯……看来你没白在索邦念书。我们该点鱼了吧？”

等萨迪走过来，我们问了他的情况（感谢真主，一切都很好！），生意（凯末尔先生，我们是一家人，每晚都是同样的客人……），市场（因为左右两派的恐怖分子，老百姓都不敢上街了！），经常有谁来（所有人都从乌鲁达山回来了）。我从小就认识萨迪，那时他在父亲常去的开在贝伊奥鲁的阿卜杜拉赫先生饭店里当招待员。他是在三十年前十九岁到伊斯坦布尔时才第一次看见大海的，在希腊人开的酒馆里，他从著名的希腊招待员那里，学到了在伊斯坦布尔挑选和准备鱼的本事。他用一个托盘端来了早上他亲自从鱼店买来的几条红鲻鱼、一条肥硕的竹荚鱼和一条海鲈鱼。我们闻了闻鱼的味道，看了看鱼儿明亮的眼珠和鲜红的鱼鳃，确认了鱼的新鲜。随后我们开始抱怨被污染的马尔马拉海。萨迪说，他们让一家私人公司每天送一车水来对付断水问题。至于断电，他们还没能买一台发电机，但有些晚上，顾客们也喜欢黑暗中蜡烛和煤油灯制造出来的氛围。萨迪为我们斟满葡萄酒，然后就走开了。

我说：“在别墅住的那些夜里，我们不是听到过一个渔夫和他儿子的声音吗……你去巴黎后不久他们也消失了。那时别墅变得更冷了，变成了一个孤独的地方，让我无法忍受。”

茜贝尔只对我这些话里的道歉成分感兴趣。为了转换话题，我说自己经常想到渔夫和他的儿子。（我想到了父亲给我的那对珍珠耳坠。）我说：“渔夫和他的儿子也许去追赶鲣鱼和竹荚鱼群去了。”我告诉她，今年鲣鱼和竹荚鱼都很多，我甚至在法提赫的后街上看见小贩们在赶着马车卖鲣鱼。我们吃鱼时，萨迪说，盾牌鱼的价格涨了很多，因为俄罗斯人和保加利亚人把为了追赶盾牌鱼群进入他们水域的土耳其渔民抓起来了。越是说这些，我看见茜贝尔越不开心了。茜贝尔也发现，我既没什么正经话要对她说，也不会给她什么希望。她明白，我说这些只是为了不谈正事。其实我也想用一种轻松的态度来谈谈我们的情况，但我想不出任何话来。当我看着她那忧伤的面孔时，我知道自己将无法再对茜贝尔撒谎，为此我不知所措。

我说：“你看，希尔米他们要走了，喊他们过来坐一会儿好吗？刚才他们对我们很热情。”没等茜贝尔开口，我就向希尔米和他的妻子招了招手，但他们没看见。

茜贝尔说：“别喊他们……”

“为什么？希尔米人很好。再说你不是也喜欢他的妻子吗？她叫什么名字来着？”

“我们怎么办？”

“我不知道。”

“在巴黎时我找勒克莱克（茜贝尔崇拜的一个经济学教授）谈了。他支持我写论文。”

“你要去巴黎吗？”

“我在这里不幸福。”

“我也去吗？但我在这里有很多事情要做。”

茜贝尔没有回答。我感到，不单单是我们的这次见面，关于我们的未来她也已经作出了决定，但她脑子里还有最后一个问题。

“你去巴黎吧……”我表现出对这个话题的厌烦。“我让自己调整一下，随后过去。”

“我脑子里还有最后一个问题……我很抱歉谈这个问题……但是，凯末尔，童贞……并不是让你的这些行为变得合情合理的一个重要问题。”

“什么意思？”

“如果我们很现代，如果我们是欧洲人，这不是件重要的事情……但，如果我们很传统，如果一个女孩的童贞也是你所看重，也是所有人希望对此表示尊重的一样珍贵的东西……那么在这个问题上，你应该平等地对待每个人！”

因为刚开始我没能明白茜贝尔想说什么，因此我皱起了眉头。随后我想起，她也是除了我没和别人“走到最后”的。“这个压力对你与对她是不同的，你富有并且现代！”我很想这么说，但我羞愧地低下了头。

“凯末尔，我永远不会原谅你的另外一件事情是……既然你无法离开她，那么我们为什么要订婚，随后为什么不立即解除婚约？”她的声音是那么愤怒，几乎是在颤抖，“如果是这样的结果，我们为什么要搬去别墅，为什么要搞聚会，为什么要当着所有人的面，在这个国家，婚前像一对夫妻那样生活？”

“在别墅里和你分享的秘密、真诚和友情，此生我没和别人经历过。”

我看见茜贝尔对我说的这句话非常生气。因为愤怒和悲伤，她的眼泪快要流出来了。

我说：“对不起，非常抱歉……”

一阵可怕的沉默。为了不让茜贝尔哭出来，为了不让这种情况继续，我坚持向还未入座的塔伊丰和他的妻子招了招手。看见我们后，他们高兴地走了过来，在我的一再坚持下他们坐到了我们的桌上。

塔伊丰说：“你们知道吗，我现在就开始想念别墅了。”

夏天他们经常去别墅。塔伊丰在码头上、别墅里就像在自己家里那样随处溜达，他会打开冰箱为自己、为别人准备饮料和食物，有时他很兴奋，会在厨房里花很多时间做饭，他还会细致地给我们讲解苏联和罗马尼亚油轮的特点。

“有天夜里我不是在花园里睡着，让大家担心了吗……”他开始讲一个夏天留下的故事。茜贝尔不露声色地听塔伊丰讲话，若无其事地开玩笑，让我对她产生了一种近乎于崇拜的敬仰。

塔伊丰的妻子斐甘问道：“你们什么时候结婚？”

难道她没听说那些关于我们的传闻吗？

茜贝尔说：“5月份。还在希尔顿……你们都要答应我像《了不起的盖茨比》电影里那样穿上白色的衣服。你们看过那部电影吗？”她突然看看手表说：“啊，五分钟后我要和母亲在尼相塔什的拐角碰头。”而事实上她母亲和她父亲在安卡拉。

她急急忙忙地先亲吻了塔伊丰和斐甘的脸颊，随后在我的脸颊上亲了一下就走掉了。陪塔伊丰和斐甘坐了一会儿后，我也离开了福阿耶饭店，去了迈哈迈特公寓楼，我努力用芙颂留下的物件寻求安慰。茜贝尔，一个星期后让扎伊姆退还了订婚戒指。尽管我从别人那里得到过一些她的消息，但在此后的三十一年里我再也没有见过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