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我和杰伊达见了面。她为我传信，而我则让她的一个亲戚进了萨特沙特的财会部门。我以为在索要芙颂地址的问题上如果我稍微再强硬一点，她就无法抗拒了。杰伊达在我的一再坚持下，露出了一种非常神秘的神情。她暗示，我不会因为见到芙颂而幸福；生命、爱情、幸福，这些都是来之不易的东西；为了保全自己，为了在这短暂的一生获得幸福，每个人都在竭其所能！说话时她不时幸福地摸一下自己那日益变大的肚子，她有一个对她百依百顺的丈夫。

我没能过多地吓唬、逼迫杰伊达。因为伊斯坦布尔还没有像美国电影里那样的私家侦探所（三十年后才有），因此我也无法派人跟踪她。此前，为了找到芙颂、她父亲和内希贝姑妈，我编造了一个调查一桩偷窃案子的谎言，偷偷派那个帮父亲处理黑暗事务，还为父亲当过一段时间保镖的拉米兹去找过他们，但他也一无所获。当萨特沙特在海关、财务上遇到麻烦，帮助我们、一生都在追捕罪犯的退休警官塞拉米先生，在人口管理处、警察分局、街道办事处作了一些调查后说，我寻找的这个人——芙颂的父亲——因为没有犯罪记录，因此想找到他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我也曾经装做一个有良心、去学校感激老师的学生，到芙颂父亲退休前做过历史老师的两所高中，维法高中和哈伊达尔帕夏高中去过，然而我的拜访也以失败告终。找到她母亲的一个办法，就是打听她到尼相塔什、希什利的哪些女士家做了裁缝活。当然我是不能问母亲的。扎伊姆从他母亲那里得知，现在很少有人做那种裁缝活了。为了找到裁缝内希贝，他找了中间人，但还是没能找到。这些失望的结果增加了我的痛苦。我整天在办公室工作，午休时去迈哈迈特公寓楼，躺在和芙颂一起睡过的床上，搂抱着她的旧物件让自己得到满足。离开那里后，有时我会回办公室，有时会立刻开上车，带着也许能碰上芙颂的希望在伊斯坦布尔的大街小巷里随意转悠。

我根本不会想到，在伊斯坦布尔的一个个街区和一条条街道上的那些游历，多年后会变成一段非常幸福的时光被我想起。因为芙颂的幽灵开始在维法、泽伊雷克、法提赫、考贾穆斯塔法帕夏那样边远和贫穷的街区出现，所以我去哈利奇湾的另一边，去城里的那些老街区。当我一手拿着烟，一手握着方向盘在坑坑洼洼、鹅卵石路面的窄小街道上慢慢摇晃着前行时，当芙颂的幽灵突然从一个角落出现在我面前时，我会立刻停好车，我会对她生活的这个美丽而贫穷的街区产生一种深切的爱意。带着头巾的疲惫阿姨们、仔细打量那些尾随着幽灵来到街区的陌生人的鲁莽小伙子们、在茶馆里边看报边打瞌睡的无业游民和老人们所呼吸的充满着煤烟味的这些街区，会因为我的全部爱恋而变得神圣。当我发现从远处跟随的任何一个影子不像芙颂时，我不会立刻离开街区，鉴于她的幽灵出现在了这里，那么我坚信芙颂本人也应该在这里的某个地方，因此我会继续在这些街道里晃荡。广场上被猫儿们舔过的废弃饮水池那有着两百二十年历史的大理石上，眼睛所能看见的所有平面和墙壁上，密密麻麻地写着那时被称之为“小集团”的各种右翼和左翼党派的口号和死亡威胁，但我对此从未感到过不安。我会全心全意地相信，不久前芙颂就在这里的某个地方，而这会给这些街道赋予一种神话般幸福的光环。我会想到，自己应该更多地走在她的幽灵出没的这些街道上，应该在街区的茶馆里边喝茶边看着窗外，应该等待她从这条街道上经过。我还想到，为了能够接近她和她的家庭，我应该过像她的家庭那样的生活。

在短时间里，我不再去以前每晚我们都去参加的上流社会的娱乐活动，也不再去开在尼相塔什和贝贝克的那些新饭店。麦赫麦特把每晚和我的见面变成了一种同病相怜的习惯，而我早已厌烦了他不厌其烦说的那些“我们的姑娘们”在巴黎购物的事情。就算我摆脱了他，麦赫麦特也会在我去的俱乐部里找到我，他会两眼放光、津津乐道地跟我说他和努尔吉汗通的电话。而我会因为每次给茜贝尔打电话时无话可说而慌乱。有时我也想拥抱茜贝尔来寻求一些安慰，但我对她的内疚以及虚伪带来的坏感觉，已经让我身心疲惫，因此我会因为她的不在而感到安宁。因为我从我们的状况需要的矫揉造作中摆脱了出来，因此我相信，自己已经回到了从前的自然状态。当我在边远的街区寻找芙颂时，这种自然状态会给予我希望，我会为以前没来这些亲爱的街道和老街区而对自己生气。我记得，走在那些街道上时，我时常因为自己没在最后一刻放弃订婚、迟迟没能作出悔婚的决定、总是在迟到而后悔不已。

在茜贝尔从巴黎回来前两星期，也就是1月中旬，我收拾行李从别墅搬出来，开始住在法提赫和卡拉居姆吕克之间的一家酒店里。我在这里展出酒店的一把带有徽章的钥匙、印有抬头的信笺和多年后我得到的一块小招牌。我是在住进酒店的前一天，为了寻找芙颂，在法提赫的下面，哈利奇湾方向的那些街区里，走遍了所有街道和商店，因为傍晚突然下起的一阵雨而走进这家酒店的。在那个1月的下午，我透过窗户挨家挨户地窥视了生活在希腊人留下的旧石头房子、像要垮掉的木制宅邸里的那些人家，因为他们的贫穷、拥挤、嘈杂、幸福和不幸，我觉得疲惫不堪。天很早就黑了，为了能够不过海湾立刻开始喝酒，我走上一个大坡，走进了大街旁边新开的一家啤酒屋。喝了伏特加和啤酒后，我早早地——不到9点钟——就在那群边喝酒边看电视的男人中酩酊大醉了。离开啤酒屋时，我忘了停车的地方。我记得，在雨中，除了车，我更多地想到了芙颂和我自己的人生，我在街上走了很久，在这些黑暗、泥泞的街道里，即便是痛苦地幻想她也让我感到了幸福。快到半夜时，我走进了出现在我面前的法提赫酒店，我一进房间就立刻睡着了。

几个月来，我第一次睡了一个囫囵觉。随后的几天夜里我也在同一家酒店里安宁地睡着了。对此我很惊讶。有时，天快亮时，我会梦见儿时和青少年时留下的一个幸福回忆，就像我听到渔夫和他儿子对话时那样，我会因为一个惊吓醒来，为了重新回到同一个幸福的梦境，我在酒店的床上会想立刻重新入睡。

我回别墅拿了我的用具、我的毛袜子和衣服。为了远离父母那担心的眼神和提问，我没把箱子拿回家，而是拿去了酒店。像往常那样，每天早上我会很早就去萨特沙特，然后早早离开办公室跑向伊斯坦布尔的大街小巷。我带着一种无穷无尽的激情寻找我的情人。晚上在啤酒屋喝酒时，我会努力去忘记双腿的疲劳。就像我一生中的许多阶段那样，当时让我感觉痛苦的法提赫酒店生活，多年后才发现其实是一段非常幸福的时光。每天午休时，我会离开办公室去迈哈迈特公寓楼。因为有不断找到和想起的新物件，所以我的收藏在日益增加，我会把玩那些被我更加精心保存的物件，以此来平息内心的爱情之痛。晚上喝完酒，我会带着昏昏沉沉的脑子，在法提赫、卡拉居姆吕克、巴拉特的后街上走上好几个小时，我会透过窗帘的缝隙，欣赏那些正在吃晚饭的幸福人家，我会时常觉得，“芙颂就在这里的某个地方”，我会因此感觉自己很好。

有时我会感到，在这些街道里自己感觉那么好并不是因为靠近了芙颂，而是另有原因。我会觉得，在这些边缘的街区、铺着鹅卵石坑坑洼洼的街道上，在汽车、垃圾桶和人行道之间，在灰暗的街灯下，在那些用一只半瘪的球踢足球的孩子们身上，我能够看见生活的本质。父亲越做越大的生意，工厂，致富以及为了适应这种富裕必须过的一种“欧化”生活，仿佛让我远离了生活里那些简单而根本的东西，而现在，在这些后街上，我在寻找自己人生中那消失的中心。当我带着被酒精弄得异常昏沉的大脑，在窄小的街道、泥泞的大坡、被楼梯切断的蜿蜒小路上随意行走时，我会突然惊恐地发现，街上除了几只狗不再有别人，我会惊奇地看着窗帘缝隙间的黄色灯光，烟囱里飘出的蓝色、轻薄的烟雾，电视反射在橱窗和窗户上的亮光。第二天晚上，当我和扎伊姆在贝西克塔什的一家啤酒屋里一边吃鱼一边喝拉克酒时，我的眼前会闪现出那些黑暗后街上的一个景象，它仿佛会保护我不受扎伊姆讲述的那个世界的打扰。

因我的询问，扎伊姆会谈起最近在一些宴请、舞会、俱乐部里流传的闲话和梅尔泰姆汽水的成功，他还会简要地提到发生在上流社会的所有重要事件。尽管他知道我离开了别墅，晚上也不住在尼相塔什的父母家，但也许是因为不想让我伤心，他既没有问起芙颂，也没有问到我的爱情之痛。有时我会试探他，试图明白他是否知道一些关于芙颂过去的事情。有时我会摆出一副自信、知道自己在干什么的人的样子，让他觉得每天我都去办公室努力工作了。

1月底下雪的一天，茜贝尔在巴黎往办公室打了电话，她慌乱地说，从邻居和花工那里得知我已经搬出了别墅。我们已经很久没通电话了，这当然是我们之间的冷淡和疏远的一个表现，但那时打国际长途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打电话的人拿起电话在奇怪的嗡嗡声中，必须竭尽全力地喊叫。越是想到需要我叫喊着说出的爱情话语会被萨特沙特员工们听见，我就会越是拖延着不打电话。

她说：“听说你从别墅搬出去了，但晚上并没有住在你父母的家里！”

“是的。”

我说，不回家，不去尼相塔什，不用回忆来“加剧我的疾病”，是我俩共同的决定。我也没能问她是怎么知道我晚上没回家的。我的秘书泽伊内普女士为了让我更方便地和未婚妻说话，立刻走开并关上了我们之间的房门，但为了让茜贝尔明白我说的话，依然需要我大声叫喊。

她问道：“你还好吗？你住在哪里？”

那时我想起来，我住在酒店的事只有扎伊姆一人知道。但当公司里所有人都在听我讲话时，我也不想大声说出酒店的名字。

茜贝尔说：“你又回去找她了，是吗？凯末尔，老实告诉我。”

“没有！”但我没能像需要的那样大声叫喊。

茜贝尔说：“我听不见，凯末尔，再说一遍。”

我再次说道：“没有。”但我依然没能大声叫喊。那些年里，从国际长途电话里，总会传来一种非常强烈的嗡嗡声，就像你把耳朵贴在海螺上听到的那样。

“凯末尔，凯末尔……我听不见，请……”茜贝尔在说。

我竭尽全力嚷道：“我在这里！”

“老实告诉我。”

我稍微提高了一点声音说道：“没什么新鲜事可说的。”

茜贝尔说：“我明白了！”

电话线路淹没在了一片奇怪的大海嘈杂声里，随后传来一阵噼啪声，电话断了。正在这时，我听到了电话公司总机一个女工作人员的声音。

“先生，巴黎长途断了，如果您需要，我可以给您重新接上。”

我说：“不用了，姑娘，谢谢。”不管她们的年龄有多大，对女职员称“姑娘”是我父亲的习惯。我很惊讶自己竟然这么快就承袭了父亲的习惯。我对自己对茜贝尔的坚决态度也感到了惊讶……但我不愿意再说谎了。茜贝尔再也没从巴黎打电话给我。